2014，阅读出版业的七个角度（转载）
历史热欲去还留
虽然“历史热”风光不再，但历史类图书仍属热门，在严肃出版中占据半壁以上的江山。
历史书的优点在易入门，可以多元解读，既能从中看到教训，也能从中读到故事，这在无形中扩大了潜在读者群。
读者喜欢历史，也有功利性因素：在我们的文化中，普遍坚信历史被简单规律所左右，似乎只要把握了这些规律，就能在现实中获得成功，就能立刻应用到当下。表面上看，大家都是现代人，可骨子里，他们要么是刘备，要么是曹操，要么是关羽，总之，很少人愿做自己。
历史也许存在规律，但它绝不可能像物理规律那么对称：古代的苹果同样会往地上落，但古代的良法显然不适合今天。
历史是具体的、丰富的，一旦抽象化，就会尽失活力，可麻烦的是，将历史“规律”化会给我们带来精神愉悦，这很容易将人带入偏执思维，有了规律优先的意识，我们就会看不到那些不符合规律的史实，这鼓励人们深陷在误会中，无法自拔。
这些年来，各种“粉”们互相对立、恶语相向，恰恰体现出规律读史的弊端——谁都能找到一些材料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结果是读书越多，共识基础越薄弱、社会越分裂，阅读助长了偏执，而非多元视野，实为憾事。
事实说明，我们的文化虽遭遇过激烈变革，却并未触动深层偏见，明天我们注定会为此付出代价。
该聚合还是该分化
今年历史出版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大部头多，二是分化细。
前者以《徐复观全集》《新全球史》《明清以来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地中海史诗三部曲》等为代表，包括吕思勉史学系列著作、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罗马帝国衰亡史》和《战后欧洲史》等虽是再版，亦分量十足。
后者以《脆弱的崛起》《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等为代表，《脆弱的崛起》是从军事领域的大战略理论来解释历史，《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则从经济史的角度钩沉出一段被忽略的故事，将阿拉斯加海豹数量锐减、夏威夷檀香树灭绝与清末广州贸易结合起来，令人耳目一新。这类出版的特色是用新视角分解旧题材，将其他专业知识融会到历史叙述中。
聚合的好处是让读者一次看个够，从而获得系统知识，而分化的好处是独辟蹊径，令人茅塞顿开。从长期看，分化更符合演化论规律，物种进步是靠分化实现的，而非聚合，巨无霸对环境依赖太大，一旦环境改变，便难以为继。
不过，演化是长线过程，从当下需要看，两种出版均不可或缺，尤其是大部头的出版者，他们投入更多，对市场的承诺更多，他们为读者建立了一个尺度，标示了严肃出版应有的高度。没有补贴，没有支持，他们依然在坚持，这值得特别尊重。
题材撞车不可怕
如今出版业都在追“热点”，今年的热点一是甲午战争，一是“一战”。前者风生水起，后者悄无声息，说明中国读者对世界的关注依然有限。
甲午战争虽然题材撞车，但多属再版，所以整体质量颇高，比如《清日战争》《甲午战争史》等，新作如《甲午海战》《甲午战争十二讲》《重读甲午》《甲午两甲子》，亦各有特色，其中最好的一本书是《龙的航程》，是北洋海军的航海日记，其中可以看出战前军官们已料到结果，因双方装备差距明显，这与后人片面强调精神迥异。甲午题材出版虽热，但也有不少书执着于雪耻之类的通俗话题，缺乏对史实的基本尊重，一味煽情，拉低了严肃出版的下限。
其实，题材撞车并不可怕，关键看出版质量，同样的例子是“君士坦丁堡沦陷”，今年至少有3本书涉及此题材，分别是克劳利的《1453》、朗西曼的《1453》和盐野七生的《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各有特色，比如克劳利把“萨拉森人”看成是中性的称呼，而盐野七生则认为是蔑称。彼此矛盾，方为读史中最大的趣味。
大风吹在窗外，天气冷得太快。心中时常想你，怀里一抱花开。
作者：刘树勇 微博：http://weibo.com/u/1454064140
被忽略的“一战”题材
“一战”话题遇冷，殊为可惜，其实相关出版质量极高，如克拉克的《梦游者》、基根的《一战史》、哈曼的《一战画传》等，包括《脆弱的崛起》，都是不可错过的好书。
“一战”是一次意外的战争，此前欧洲几度出现危机，均被条约框架化解，这让人们相信，理性可以战胜疯狂，机制已经足够。但在社会进化论的推波助澜下，各国百姓普遍认为可以通过最后一战消灭所有战争，从而在进化中领先一步，而这样的战争自然是越早打越好，造成的破坏、付出的代价会越少。面对危险的公众情绪，政客们却沉浸在为个人私利你争我夺中，最终酿成了集体悲剧。搞笑的是，虽然大难临头，人们却以为事情皆在掌控中，战争中的德国甚至还开发出“战壕一日游”这样的旅游项目。
在今年出版的“一战”题材中，尤其不能忽略的是唐启华的《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和邓野的《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前者根据档案做出了专业解读，而后者则从当时国内各方政治博弈的角度看外交，见解独到深刻，两本书均堪称是今年最优秀的书籍。
小说需要说真话
近年来小说出版渐次回暖，由此带来炒作之风，给读者以误导，真正的好作品反而遇冷。
《繁花》就不评价了，只能赞叹方言写作对通俗文学的巨大包装作用，至于《庆祝无意义》，米兰·昆德拉确实带有他写作所有的优点与缺点，所以找不出亮点，由此带来的热潮只是文青的一次集体狂欢，展览一下他们有多独特、多任性而已。
有几本好书不能错过，耶茨的《革命之路》、安·比蒂的《纽约客故事集》、契斯的《栗树街的回忆》《死亡百科全书》《达维多维奇之墓》、贡布罗维奇的《宇宙》、帕拉尼克的《地狱派对》《窒息》、米尔豪瑟《危险的大笑》等。
在小说艺术上，我们还需要阅读更多的外国优秀作品，从中获得启迪。毕竟，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刚刚开始，“我”的个性尚不鲜明，今天中国读者对生命的无序、荒谬有了更多体会，当年读加缪、萨特、米兰·昆德拉时，相信多少人曾一头雾水，随着中国城市化突飞猛进，人们才突然发现，原来人家笔下早已写出，那么，城市化后又会如何？我们的认识与情感又会产生哪些改变？这恐怕只能从国外小说中获得认识。
中国小说家处境艰难，坚持下来确实不易，但以自夸来宽慰落后，以炒作来提升自信，甚至拿出义和团情结来，则愚昧可笑。小说需要说真话，而当下小说出版中假话太多。
经济图书重归热闹
今年经济类图书中最热的，莫过于《21世纪资本论》，很怀疑有多少人能将它读完，毕竟它太专业也太广博了。
经济学图书这些年热度下降，因为很难遇到皮凯蒂这样的作者，他既有专业功底，又持左派立场，还知道如何讨好读者。经济学是一套理性分析模式，俨然是现实的照妖镜，以它的视角，生活中种种悖论都被展示无遗，而这种批评式的立场并非人人欢迎。
但，世界并非只是一个市场，它有更多、更丰富的侧面。经济学容易给人以理性幻觉，根据几条基本原理，便可以纵论一切，这很可能步入理性迷狂中。这些年来产生的经济学明星，大多是秀立场不秀成果，从经济学研究意外地成为公共良知的代言人，未始不是一个巨大错位。近代以来，公众沉迷于简单理论的批判，以此发泄挫折感，伪逻辑与伪崇高互相激荡，所以我们会一次次沉入乌托邦的幻想中。
真正的理性应该是随风潜入夜的，至少不应太功利，这才能培育出平稳、中立、审慎、深刻、善于思考的国民性，也许，陈志武、张维迎、任志强等的热并非好事，而皮凯蒂的热亦属同类。相比之下，倒是《盲点》《洞察力的秘密》《理性动物》这类相对浅俗的书更有味道。
翻译之痛谁来解
出版业整体欠景气，出版人才流失，也带来严肃出版不严肃的问题，如《中国的内战》，错别字过多，令人咋舌，再比如《零边际成本社会》，竟然译成《零成本社会》，这个玩笑实在过大。
翻译错误多，因收益太低，或业余担纲，或在校研究生执笔，后者接触社会不充分，见识有局限，前者精力不够，难有背景阅读。孙仲旭的死，道尽了翻译界的哀伤，这是一条看不到希望的路，除了热爱，没有什么能鼓励你坚持下去。
近代以来，翻译对民族进步的作用不可替代，可奇怪的是，我们却总忽视翻译的价值，其实，拿来是提升自我的最佳之路，与其沉浸在别人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讨论过的话题里绕圈子，为什么不直接切入现实呢？这不仅有利于学术进步，更利于社会进步。
我们修了很多水泥工程，而许多知识工程仍嗷嗷待哺，对翻译支持力度偏小，显然缺乏远见，像“短经典”“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这样的精品，政府理应有所投入。
翻译跟上，会减少我们与世界的隔膜，中国终将走向世界，而现在就应做好准备。
陈辉/文
虽然“历史热”风光不再，但历史类图书仍属热门，在严肃出版中占据半壁以上的江山。
历史书的优点在易入门，可以多元解读，既能从中看到教训，也能从中读到故事，这在无形中扩大了潜在读者群。
读者喜欢历史，也有功利性因素：在我们的文化中，普遍坚信历史被简单规律所左右，似乎只要把握了这些规律，就能在现实中获得成功，就能立刻应用到当下。表面上看，大家都是现代人，可骨子里，他们要么是刘备，要么是曹操，要么是关羽，总之，很少人愿做自己。
历史也许存在规律，但它绝不可能像物理规律那么对称：古代的苹果同样会往地上落，但古代的良法显然不适合今天。
历史是具体的、丰富的，一旦抽象化，就会尽失活力，可麻烦的是，将历史“规律”化会给我们带来精神愉悦，这很容易将人带入偏执思维，有了规律优先的意识，我们就会看不到那些不符合规律的史实，这鼓励人们深陷在误会中，无法自拔。
这些年来，各种“粉”们互相对立、恶语相向，恰恰体现出规律读史的弊端——谁都能找到一些材料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结果是读书越多，共识基础越薄弱、社会越分裂，阅读助长了偏执，而非多元视野，实为憾事。
事实说明，我们的文化虽遭遇过激烈变革，却并未触动深层偏见，明天我们注定会为此付出代价。
该聚合还是该分化
今年历史出版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大部头多，二是分化细。
前者以《徐复观全集》《新全球史》《明清以来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地中海史诗三部曲》等为代表，包括吕思勉史学系列著作、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罗马帝国衰亡史》和《战后欧洲史》等虽是再版，亦分量十足。
后者以《脆弱的崛起》《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等为代表，《脆弱的崛起》是从军事领域的大战略理论来解释历史，《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则从经济史的角度钩沉出一段被忽略的故事，将阿拉斯加海豹数量锐减、夏威夷檀香树灭绝与清末广州贸易结合起来，令人耳目一新。这类出版的特色是用新视角分解旧题材，将其他专业知识融会到历史叙述中。
聚合的好处是让读者一次看个够，从而获得系统知识，而分化的好处是独辟蹊径，令人茅塞顿开。从长期看，分化更符合演化论规律，物种进步是靠分化实现的，而非聚合，巨无霸对环境依赖太大，一旦环境改变，便难以为继。
不过，演化是长线过程，从当下需要看，两种出版均不可或缺，尤其是大部头的出版者，他们投入更多，对市场的承诺更多，他们为读者建立了一个尺度，标示了严肃出版应有的高度。没有补贴，没有支持，他们依然在坚持，这值得特别尊重。
题材撞车不可怕
如今出版业都在追“热点”，今年的热点一是甲午战争，一是“一战”。前者风生水起，后者悄无声息，说明中国读者对世界的关注依然有限。
甲午战争虽然题材撞车，但多属再版，所以整体质量颇高，比如《清日战争》《甲午战争史》等，新作如《甲午海战》《甲午战争十二讲》《重读甲午》《甲午两甲子》，亦各有特色，其中最好的一本书是《龙的航程》，是北洋海军的航海日记，其中可以看出战前军官们已料到结果，因双方装备差距明显，这与后人片面强调精神迥异。甲午题材出版虽热，但也有不少书执着于雪耻之类的通俗话题，缺乏对史实的基本尊重，一味煽情，拉低了严肃出版的下限。
其实，题材撞车并不可怕，关键看出版质量，同样的例子是“君士坦丁堡沦陷”，今年至少有3本书涉及此题材，分别是克劳利的《1453》、朗西曼的《1453》和盐野七生的《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各有特色，比如克劳利把“萨拉森人”看成是中性的称呼，而盐野七生则认为是蔑称。彼此矛盾，方为读史中最大的趣味。
大风吹在窗外，天气冷得太快。心中时常想你，怀里一抱花开。
作者：刘树勇 微博：http://weibo.com/u/1454064140
被忽略的“一战”题材
“一战”话题遇冷，殊为可惜，其实相关出版质量极高，如克拉克的《梦游者》、基根的《一战史》、哈曼的《一战画传》等，包括《脆弱的崛起》，都是不可错过的好书。
“一战”是一次意外的战争，此前欧洲几度出现危机，均被条约框架化解，这让人们相信，理性可以战胜疯狂，机制已经足够。但在社会进化论的推波助澜下，各国百姓普遍认为可以通过最后一战消灭所有战争，从而在进化中领先一步，而这样的战争自然是越早打越好，造成的破坏、付出的代价会越少。面对危险的公众情绪，政客们却沉浸在为个人私利你争我夺中，最终酿成了集体悲剧。搞笑的是，虽然大难临头，人们却以为事情皆在掌控中，战争中的德国甚至还开发出“战壕一日游”这样的旅游项目。
在今年出版的“一战”题材中，尤其不能忽略的是唐启华的《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和邓野的《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前者根据档案做出了专业解读，而后者则从当时国内各方政治博弈的角度看外交，见解独到深刻，两本书均堪称是今年最优秀的书籍。
小说需要说真话
近年来小说出版渐次回暖，由此带来炒作之风，给读者以误导，真正的好作品反而遇冷。
《繁花》就不评价了，只能赞叹方言写作对通俗文学的巨大包装作用，至于《庆祝无意义》，米兰·昆德拉确实带有他写作所有的优点与缺点，所以找不出亮点，由此带来的热潮只是文青的一次集体狂欢，展览一下他们有多独特、多任性而已。
有几本好书不能错过，耶茨的《革命之路》、安·比蒂的《纽约客故事集》、契斯的《栗树街的回忆》《死亡百科全书》《达维多维奇之墓》、贡布罗维奇的《宇宙》、帕拉尼克的《地狱派对》《窒息》、米尔豪瑟《危险的大笑》等。
在小说艺术上，我们还需要阅读更多的外国优秀作品，从中获得启迪。毕竟，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刚刚开始，“我”的个性尚不鲜明，今天中国读者对生命的无序、荒谬有了更多体会，当年读加缪、萨特、米兰·昆德拉时，相信多少人曾一头雾水，随着中国城市化突飞猛进，人们才突然发现，原来人家笔下早已写出，那么，城市化后又会如何？我们的认识与情感又会产生哪些改变？这恐怕只能从国外小说中获得认识。
中国小说家处境艰难，坚持下来确实不易，但以自夸来宽慰落后，以炒作来提升自信，甚至拿出义和团情结来，则愚昧可笑。小说需要说真话，而当下小说出版中假话太多。
经济图书重归热闹
今年经济类图书中最热的，莫过于《21世纪资本论》，很怀疑有多少人能将它读完，毕竟它太专业也太广博了。
经济学图书这些年热度下降，因为很难遇到皮凯蒂这样的作者，他既有专业功底，又持左派立场，还知道如何讨好读者。经济学是一套理性分析模式，俨然是现实的照妖镜，以它的视角，生活中种种悖论都被展示无遗，而这种批评式的立场并非人人欢迎。
但，世界并非只是一个市场，它有更多、更丰富的侧面。经济学容易给人以理性幻觉，根据几条基本原理，便可以纵论一切，这很可能步入理性迷狂中。这些年来产生的经济学明星，大多是秀立场不秀成果，从经济学研究意外地成为公共良知的代言人，未始不是一个巨大错位。近代以来，公众沉迷于简单理论的批判，以此发泄挫折感，伪逻辑与伪崇高互相激荡，所以我们会一次次沉入乌托邦的幻想中。
真正的理性应该是随风潜入夜的，至少不应太功利，这才能培育出平稳、中立、审慎、深刻、善于思考的国民性，也许，陈志武、张维迎、任志强等的热并非好事，而皮凯蒂的热亦属同类。相比之下，倒是《盲点》《洞察力的秘密》《理性动物》这类相对浅俗的书更有味道。
翻译之痛谁来解
出版业整体欠景气，出版人才流失，也带来严肃出版不严肃的问题，如《中国的内战》，错别字过多，令人咋舌，再比如《零边际成本社会》，竟然译成《零成本社会》，这个玩笑实在过大。
翻译错误多，因收益太低，或业余担纲，或在校研究生执笔，后者接触社会不充分，见识有局限，前者精力不够，难有背景阅读。孙仲旭的死，道尽了翻译界的哀伤，这是一条看不到希望的路，除了热爱，没有什么能鼓励你坚持下去。
近代以来，翻译对民族进步的作用不可替代，可奇怪的是，我们却总忽视翻译的价值，其实，拿来是提升自我的最佳之路，与其沉浸在别人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讨论过的话题里绕圈子，为什么不直接切入现实呢？这不仅有利于学术进步，更利于社会进步。
我们修了很多水泥工程，而许多知识工程仍嗷嗷待哺，对翻译支持力度偏小，显然缺乏远见，像“短经典”“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这样的精品，政府理应有所投入。
翻译跟上，会减少我们与世界的隔膜，中国终将走向世界，而现在就应做好准备。
陈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