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凤凰纪录片获奖导演蒋能杰:纪录片是我追求自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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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图在对参与时代的记录中传承文化,用影像熔铸理想,以思考洞见未来。”
这是蒋能杰所创办的棉花沙影像工作室简介上的一句话。
从2009年首次走进村小,6年时间里,蒋能杰导演用镜头记录下了留守儿童们的生活,以及不同的留守儿童家庭的点滴变化。
全国500多场展映、200多次亲临交流,凤凰纪录片大奖的获得。《村小的孩子》让无数人感动。但对于留守儿童的关注,对农村教育的思考,却不应仅止于此。
“纪录片是我追求自由的方式”
吵chaos:从《村小的孩子》开拍到杀青到获奖,你的心态有什么变化?
蒋能杰(以下简称蒋):片子拍摄是从09年拍到14年春节,后期我做了两三个月。我把想做的事情做完了,我也挺认可这个事情。但后来,我心态其实更累。我将社会问题、孩子们所面临的问题呈现给大家,其实我面临更多的问题。
总体来讲,我拍摄到后期制作是比较累,也感到无力。当我把片子去做全国展映,现在已经超过500场,亲自参加200多场放映会的交流,经常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问题要怎么解决,包括这些孩子的问题怎么解决,就经常从道德角度发问我,好像这个社会问题是我造成的。老是以这个角度问我,我其实挺无力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为什么做展映呢,是因为想让更多人去关注、去重视这个社会问题。
我心态的改变就是杀青时是无力,但是到后面做展映感觉到更无力,包括获奖,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我的获奖感言,就是呼吁更多人关注这个社会问题。通过这个纪录片我收获是比较多的。
还有个心态就是留守儿童纪录片我已经做了三部了,我不想再做了,太累了,让我再花几年时间做同样的题材我是不感兴趣了。再有拍独立影像资金是个问题。之前是可以疯狂,因为有资本,我年轻,没成家嘛,后来压力越来越大了,心态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当然以后关于留守儿童的公益活动我能做的还会去做,我也希望通过这个片子让更多人去关注这个群体。
吵chaos:那从片子开始展映到现在,你觉得你拍摄的目的达到了吗?
蒋:其实最开始没有太多的目的。就是觉得这个题材很有价值、意义,我也没有思考它的意义何在。后来我也在思考坚持下来拍摄有什么意义。其实从公益展映到获奖,已经很大超出我的预期。至于放映后有没有更多人关注这些孩子,我是没有把握的。我感觉我拍摄的这些孩子们受到社会上很多的帮助。当然我不希望有太多的帮助。包括很多做公益,也是需要方式方法。
我当然希望更多人去关注他们的教育问题,因为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没办法,他们父母要打工。但不能使他们的学校教育也缺失。据我了解,我拍摄的孩子,接受的乡村教育、基础教育一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希望更多有能力的人关注他们教育的权益、公平。我觉得中国农村和城市孩子从教育程度、环境来看,跟中国的贫富差距一样很大,我觉得这样的教育对孩子们特别不公平。
其实我觉得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能获奖,凤凰视频能推广,很多地方在放映。我其实更想扮演一个发声者的角色,让这些社会问题通过我的镜头真实地呈现给大家,引发人们的思考。我不希望自己的片子像电视台一样,更多的是煽情。
吵chaos:你一开始为什么会选择拍摄纪录片呢?
蒋:我是喜欢真实性的东西。纪录片能自由表达我自己的思想、思考。这是独立纪录片。以前我也在体制内、在传媒公司内待过,就很不自由。我想能自由、真实地表达自己所看到的。每个人都有表达欲望,有的人喜欢用照片、文字,我比较喜欢用纪录片。
记录片是我追求自由的方式。为什么后来我能坚持下来,包括留守儿童和抗战老兵,可能是被拍摄对象的故事、命运更能吸引我,总有一种力量让我能继续坚持下去。
吵chaos:拍摄纪录片过程中有没特别让你有感触的瞬间?
蒋:对这个社会问题我的思考、理解是我比较有感触的。还有包括孩子们跟父母的关系特别疏远,跟爷爷奶奶的感情特别深。还有孩子们都很善良。当然最有感触的、最想让大家了解到的留守儿童的生活,我基本上都剪到片子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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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是国家的相册,这就是纪录片的价值”
吵chaos:你对中国纪录片的现状满意吗?
蒋:我很悲观。因为中国纪录片,除了《舌尖上的中国》这类型的,独立纪录片还是很难做的。包括推广、放映、资金,还有拍摄的内容,都挺麻烦的。因为太真实、太有批判性的东西,很容易惹麻烦。
正因为这个环境比较恶劣,资金、播出都是问题,投资很难找回成本,所以整体环境不太好,制作水平都不高,都比较粗糙。包括我的纪录片也做得比较草根。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投钱、找钱,或者其他商业的事情赚到钱再来投入。
中国也有很多故事好、特别有社会责任感的纪录片。很多有人文情怀、有思想的人在做纪录片,像胡杰、范立欣,他们的纪录片我都很喜欢。
纪录片一直是很小众的,(中国)一直没有培养固定的纪录片爱好群。纪录片上院线都很困难,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平台。CCTV有纪录片频道,但上面的片子太官方了,太多吃喝玩乐的,一些比较有社会责任感的,关注社会问题的片子,想在上面播出太困难了。
吵chaos:纪录片是要记录现实的。但现实中有一些问题比较敏感,一旦涉及就可能会被禁。遇到这种情况,你会如何处理?
蒋:对。这社会说真话要付出代价,这是比较可悲的地方。有很多东西不能说的,可能就是肮脏的、见不得光的。包括我拍的片子,当地就很不喜欢。我也面临很多问题,但是我也会权衡,首先也得保护自己。所以我片子的公开,也会慎重考虑,我公开以后会不会给我自己、给被拍摄的对象很大的麻烦,会慎重地考虑。当然这个东西你不能完全妥协,因为你不能只拍一些宣扬主旋律的、正能量的,这社会正能量太多了,我不喜欢正能量这个词。我会权衡,我拍的东西怎么样能更好地去传播,也保护好自己。
吵chaos:既然拍摄纪录片困难这么多,那怎样才能让更多年轻导演参与拍摄纪录片呢?
蒋:做纪录片是需要喜爱纪录片,真的是喜欢、对纪录片有情怀的人才会坚持下去。所以很多年轻导演问我,说想做纪录片,我都会让人家慎重考虑。我希望更多人能去看纪录片,因为纪录片确实是很精彩的,也希望更多人去投资纪录片,因为纪录片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它的票房有多高,投资回报率有多高。有人说纪录片是国家的相册,这就是纪录片的价值。
“要死磕,花时间和精力”
吵chaos:现在很多大学生也会拍摄一些纪录片。对大学生拍摄纪录片你有什么建议吗?
蒋:挺好的,可以尝试去拍。大学生可以以纪录片的方式去走进社会、关注社会,能带来更多的思考和借鉴。大学生可能要找到自己钟情的题材,再一个就需要坚持下去。纪录片是很需要时间的。包括和被拍摄者的相处。你对所表达的东西、拍摄的问题的思考、感悟,是很影响这个片子的。最主要是要动手去拍、去剪。
吵chaos:对于大学生导演的提升,你有什么建议?
蒋:我的建议是拍纪录片,要处理好和被拍摄对象的关系。要死磕,花时间和精力,去跟他们去相处,去深入了解被拍摄的对象和社会问题。
再一个就是坚持。还有要重视后期制作。多看别人怎么拍片子,那些优秀的纪录片,多看、多学习、多模仿。
吵chaos:可以给大学生推荐几部纪录片吗?
蒋:范立欣导演的《归途列车》,金马奖获奖的《音乐人生》,周浩导演的《棉花》、《高三》,陈为军导演的《请投我一票》,胡杰导演的《寻找林昭的灵魂》,艾未未的《老妈蹄花》,都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