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竺·震旦·日本（转自扶桑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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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祖师到过日本吗？
在奈良著名的世界遗产法隆寺以南五公里，有一处毫不起眼的禅宗寺院，叫做片冈山达摩寺。达摩何许人也？不就是武侠小说里传来《易筋经》的“达摩祖师”么？不过他还有个更响亮的名号：“禅宗祖师”。而在奈良的达摩寺中，有一座达摩坟。数百年前的日本人相信，达摩祖师曾经到过日本，并且最后就葬在了这里。
达摩是天竺和尚，他的死可谓扑朔迷离。《景德传灯录》里说，达摩于北魏时圆寂，葬于熊耳山。三年后，北魏的使节宋云从西域回国，在葱岭碰见了达摩，见他手提一只鞋子，宋云便问他上哪儿去，达摩答道，西天去。后来宋云回国报告了皇帝，让人掘开了达摩的墓塔，只找到了空棺材一具，布鞋一只而已。
中国禅宗的达摩故事，到这里算是剧终了。但是对于日本人而言，才刚刚开始。《元亨释书》里边儿说，多年后，日本圣德太子路过奈良片冈山，见到一个衣衫褴褛的饥人卧在路旁，太子问他名字，他不答，太子便吟唱和歌一首，饥人也以一首和歌相和。这位饥人正是达摩。太子赐他饮食，与其衣服，数日后，得知饥人去世，太子为他修筑坟墓，后来太子领悟到饥人绝非常人，便挖开坟墓，只见当时赐下的衣服尚在，其余唯有空棺而已。那么问题来了，达摩祖师真的到过日本吗？
这事儿原本在《日本书纪》里面就有。只不过里边提到了“饥人”，并没说就是达摩。最早说“饥人”是达摩的，是八世纪的《慧思七代记》。《七代记》的主人公是圣德太子与中国南北朝的僧人南岳慧思（天台宗祖师之一）。《七代记》说，达摩当年曾劝慧思到“海东”去，于是慧思听了达摩的话，死后历经七代，转世为圣德太子。鉴真的传记《唐大和上东征传》也说，慧思死后转世为日本王子，兴隆佛法。于是，或许是为践行与慧思的约定，达摩化作饥人，与慧思的后身圣德太子在片冈山相遇。（《七代记》也可能确为中国创作的作品，其中达摩化饥人的部分则当然为日本附加）
不过，《七代记》里面只是猜测饥人是达摩，此外揣测说饥人是文殊菩萨的也大有人在。到了镰仓时代，以达摩为祖师的禅宗传入日本，这个原本主角是南岳慧思的故事被禅宗加以利用。那时，禅宗受到日本固有显密八宗的排挤，于是禅僧们就用这个传说来反击，证明禅宗祖师早就来过日本，连圣德太子都尊敬，你们还有什么资格排斥呢？无独有偶，唐代的天竺密宗祖师善无畏，传说也来过日本。《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当中说，善无畏在唐翻译完《大日经》后东渡，还从南天竺移来半座宝塔，在奈良建成多宝塔一座，并将舍利与《大日经》纳入塔内，这才回到唐朝。《元亨释书》则说善无畏把《大日经》藏在了奈良久米寺，使得空海能够看到这部经，走入密教的世界。达摩也好，善无畏也好，都是从天竺来到中国的一宗祖师，原本不曾到过日本，却被日本人“搬”了过来，使得日本跳过作为传法中介的震旦（中国），得以和中国一样，成为直接从天竺接受佛法的国家。
日本的禅宗搬出了达摩，真言宗搬出善无畏，这些原本是中国传来的宗派和天竺直接攀上了关系。那些并非中国传来的宗派又如何呢？从来没去过中国的亲鵉，仍然要把中国的善导、昙鸾、道绰，乃至印度的的龙树与天亲搬出来做他的祖师，于是“三国七高僧”谱系被创造出来，成为了后世净土真宗的正统性依据。
五台山驾着五色云彩飞来
人可以乘船漂洋过海而来，山也能横空飞来。奈良南部的吉野，如今是世界文化遗产。《古今著闻集》里说，吉野山（金峰山）原在中国，经历沧海桑田之变化来了日本。更早的平安时代的歌书《奥义抄》与《和歌童蒙抄》则引《吏部王记》的记载说，吉野山乃是五台山的一角驾着五色的云彩飞到日本来的。与五台山的飞来故事类似，咱们中国也有一座赫赫有名的“飞来峰”，就在西湖西岸，宋施谔《淳佑临安志》引晏殊《舆地志》说，东晋时，天竺僧慧理来到这座山，惊叹道，“此是中天竺国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年飞来？”天竺的圣地灵山飞来杭州，中国的圣地五台山则飞去了日本。天竺、震旦（中国）、日本之间飞来飞去的山峰似乎荒诞不经，当时的人却深信不疑。
京都市有座清凉寺，寺中有一尊释迦牟尼木像，号称“三国传来”，佛像产地中国，由日本平安时代入宋僧奝然带回日本。说到这佛像的来历，据《优填王所造旃檀释迦瑞像历记》里边说，古天竺优填王时，释迦牟尼升上忉利天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地上的优填王不得见佛陀，甚为悲伤，便造一尊佛像，以求天天得见佛面。后来这尊像传入龟兹，由鸠摩罗什带入中国，后安置于扬州开元寺，宋时迎入开封。入宋僧奝然见此佛像大为感动，便让工匠模造，运回日本。从天竺传来，在中国模造，最后在日本安家，天竺、震旦、日本这三个“大国”被联系到一起，因而被称为“三国传来”。
比起佛像，有的“三国传来”并不那么引人注意。平安时代末期，时值“末法”，奈良东大寺大佛殿毁于战火。僧侣重源重建东大寺大佛殿之时，在大佛殿旁种下了一棵菩提树。这棵树来历不凡，原是荣西从浙江天台山的菩提树摘了一枝，先种在日本九州博多的香椎宫，后因重源的请求移种在了东大寺。而天台山的菩提树，传说是唐代僧人道邃从广州移来。广州的菩提树，则是由南朝时的天竺僧求那跋陀罗从天竺移来。几经辗转，天竺来的菩提树终于种在了日本的东大寺。
致力于东大寺的复兴的重源，在重建工程里大量采用了中国的技术，佛像的铸造也引入了宋朝的新样式。您要是觉得这只是单纯地的技术交流或文化交流，那可就错了。生活在“末法时代”又地处“边土”的日本僧重源，看到被战火焚毁的东大寺，所想到的不止是建筑的毁坏，还是日本佛法和王法的双重危机。如何能够使得再建的东大寺的永不凋零？重源从佛教的发源地天竺，与高僧辈出的中国寻找正统性的来源。而天竺路途遥远，中国就成为了日本僧的第一选择。舍利、菩提树，乃至最新的宋版一切经，也成为日本举国上下争相追逐的对象。佛法遭遇危机，日本僧想要寻找救世良方，“去中国”就成为了佛教复兴策略中的一环。
渡来僧的时代
被日本人从中国请来的，可不只有佛像和菩提树。日本宽元四年（1246年），西蜀僧人兰溪道隆东渡日本，开启了“渡来僧的时代”。今天或许中国人熟知的东渡者只有唐时的鉴真，然而鉴真之后东渡者，其实数不胜数。兰溪道隆后，又有兀庵普宁、无学祖元、镜堂觉圆、西涧子昙、一山一宁、清拙正澄、明极楚俊……可谓星光璀璨。与之相对的是，日本僧入宋入元留学也热情也十分高涨。杭州的灵隐、天竺、径山，宁波的育王、天童，就是当时东亚最国际化的“学术前沿”。留学归国的禅僧、律僧与中国来的渡来僧则将宋朝的建筑与美术技法运用到寺院中，京都建仁寺、东福寺、泉涌寺，镰仓建长寺、圆觉寺，无不像模像样地复制着南宋寺院的风景。他们从宋元带来清规，也带来了宋元的寺院管理制度。他们无论佛事仪礼、袈裟都与日本固有的显密诸宗迥异，甚至不少人能说流利的汉语。一时，“大陆风”抑或“宋风”不止席卷佛教界，也席卷幕府、朝廷乃至庶民。仿效南宋五山，日本建立起了自己的禅宗五山十刹制度。至室町时代，以京都、镰仓五山为中心，遍布日本各地的十刹、诸山总数超过二百。宋元舶来的“禅宗”得以立足日本。今天，五山仍然是游人如织的观光胜地，五山版本的书籍、五山文学也一同留名于世。
随宋风佛教渡来的，还有宋元的舶来品、茶叶、饮食。举例来说，日本禅僧义堂周信曾在关东公方足利基氏处见到了一方名为“铜雀砚”的砚台，砚台上有苏轼与黄庭坚的铭文，义堂周信见之大为震撼。宋代禅僧与士大夫交往密切，这一特点也被日本继承下来。如义堂周信这样的禅僧，也在汉文学和儒学上有着很高的造诣。禅僧虎关师练，其文集《济北集》中大量的文章讨论的并非佛教，而是儒学、诗词。这样的文人爱好也被禅僧带入武士社会。宋元的文人画、诗文、书籍、茶具，得以从禅寺中向外扩散，在日本朝野流行开来。入宋僧与渡来僧往来于东亚海域之间，从佛教开始，向日本社会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
到了末尾，我们再谈谈天竺。在江户时代儒学盛行以前，日本还被称作“南阎浮提州日本国”或“南瞻部洲日本国”。在以天竺为中土的世界之中，日本不过处于“边土”。在禅僧们热衷于宋元风物之时，原有的显密诸宗也用另一种方式摆脱“边土”。身处边土的他们一直在寻找想象中的天竺，到了《溪岚拾叶集》里面，日本伊势神宫的心柱被认为是须弥山，日本也成了“三千大千世界之中心”。此外，天竺的神佛也纷纷垂迹日本，天照大神成为大日如来的垂迹，日本国成为“大日之本国”，熊野成了西方净土，出了那智就是补陁落迦，甚至和歌也成了陀罗尼，日本终于得以越过中国，与“世界中心”的天竺合体。
遗憾的是，西方那个“世界的中心”天竺只是一个想象的空间，此时尚未有日本人踏上天竺的土地。在大阪藤田美术馆收藏的镰仓时代的《玄奘三藏绘》中，天竺人以近乎唐风的服装示人，而中国则是日本人直接可以接触的国家，服装类似当时宋朝的样式。对天竺的想象仅仅来自于中国。日本僧侣孜孜不倦地寻找天竺的佛法，使得震旦文物全面进入日本。无论如何，中国与日本这两个隔海相望的国家都通过天竺的佛教联系到了一起。
参考文献：
平雅行《神仏と中世文化》，《日本史講座4中世社会の構造》，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编，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
横内裕人《日本中世の仏教と東アジア》，塙书房，2008
追塩千寻《中世説話の宗教世界》，和泉书院，2013
岛尾新（编）《東アジアのなかの五山文化》，东京大学出版会，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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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祖师到过日本吗？
在奈良著名的世界遗产法隆寺以南五公里，有一处毫不起眼的禅宗寺院，叫做片冈山达摩寺。达摩何许人也？不就是武侠小说里传来《易筋经》的“达摩祖师”么？不过他还有个更响亮的名号：“禅宗祖师”。而在奈良的达摩寺中，有一座达摩坟。数百年前的日本人相信，达摩祖师曾经到过日本，并且最后就葬在了这里。
达摩是天竺和尚，他的死可谓扑朔迷离。《景德传灯录》里说，达摩于北魏时圆寂，葬于熊耳山。三年后，北魏的使节宋云从西域回国，在葱岭碰见了达摩，见他手提一只鞋子，宋云便问他上哪儿去，达摩答道，西天去。后来宋云回国报告了皇帝，让人掘开了达摩的墓塔，只找到了空棺材一具，布鞋一只而已。
中国禅宗的达摩故事，到这里算是剧终了。但是对于日本人而言，才刚刚开始。《元亨释书》里边儿说，多年后，日本圣德太子路过奈良片冈山，见到一个衣衫褴褛的饥人卧在路旁，太子问他名字，他不答，太子便吟唱和歌一首，饥人也以一首和歌相和。这位饥人正是达摩。太子赐他饮食，与其衣服，数日后，得知饥人去世，太子为他修筑坟墓，后来太子领悟到饥人绝非常人，便挖开坟墓，只见当时赐下的衣服尚在，其余唯有空棺而已。那么问题来了，达摩祖师真的到过日本吗？
这事儿原本在《日本书纪》里面就有。只不过里边提到了“饥人”，并没说就是达摩。最早说“饥人”是达摩的，是八世纪的《慧思七代记》。《七代记》的主人公是圣德太子与中国南北朝的僧人南岳慧思（天台宗祖师之一）。《七代记》说，达摩当年曾劝慧思到“海东”去，于是慧思听了达摩的话，死后历经七代，转世为圣德太子。鉴真的传记《唐大和上东征传》也说，慧思死后转世为日本王子，兴隆佛法。于是，或许是为践行与慧思的约定，达摩化作饥人，与慧思的后身圣德太子在片冈山相遇。（《七代记》也可能确为中国创作的作品，其中达摩化饥人的部分则当然为日本附加）
不过，《七代记》里面只是猜测饥人是达摩，此外揣测说饥人是文殊菩萨的也大有人在。到了镰仓时代，以达摩为祖师的禅宗传入日本，这个原本主角是南岳慧思的故事被禅宗加以利用。那时，禅宗受到日本固有显密八宗的排挤，于是禅僧们就用这个传说来反击，证明禅宗祖师早就来过日本，连圣德太子都尊敬，你们还有什么资格排斥呢？无独有偶，唐代的天竺密宗祖师善无畏，传说也来过日本。《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当中说，善无畏在唐翻译完《大日经》后东渡，还从南天竺移来半座宝塔，在奈良建成多宝塔一座，并将舍利与《大日经》纳入塔内，这才回到唐朝。《元亨释书》则说善无畏把《大日经》藏在了奈良久米寺，使得空海能够看到这部经，走入密教的世界。达摩也好，善无畏也好，都是从天竺来到中国的一宗祖师，原本不曾到过日本，却被日本人“搬”了过来，使得日本跳过作为传法中介的震旦（中国），得以和中国一样，成为直接从天竺接受佛法的国家。
日本的禅宗搬出了达摩，真言宗搬出善无畏，这些原本是中国传来的宗派和天竺直接攀上了关系。那些并非中国传来的宗派又如何呢？从来没去过中国的亲鵉，仍然要把中国的善导、昙鸾、道绰，乃至印度的的龙树与天亲搬出来做他的祖师，于是“三国七高僧”谱系被创造出来，成为了后世净土真宗的正统性依据。
五台山驾着五色云彩飞来
人可以乘船漂洋过海而来，山也能横空飞来。奈良南部的吉野，如今是世界文化遗产。《古今著闻集》里说，吉野山（金峰山）原在中国，经历沧海桑田之变化来了日本。更早的平安时代的歌书《奥义抄》与《和歌童蒙抄》则引《吏部王记》的记载说，吉野山乃是五台山的一角驾着五色的云彩飞到日本来的。与五台山的飞来故事类似，咱们中国也有一座赫赫有名的“飞来峰”，就在西湖西岸，宋施谔《淳佑临安志》引晏殊《舆地志》说，东晋时，天竺僧慧理来到这座山，惊叹道，“此是中天竺国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年飞来？”天竺的圣地灵山飞来杭州，中国的圣地五台山则飞去了日本。天竺、震旦（中国）、日本之间飞来飞去的山峰似乎荒诞不经，当时的人却深信不疑。
京都市有座清凉寺，寺中有一尊释迦牟尼木像，号称“三国传来”，佛像产地中国，由日本平安时代入宋僧奝然带回日本。说到这佛像的来历，据《优填王所造旃檀释迦瑞像历记》里边说，古天竺优填王时，释迦牟尼升上忉利天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地上的优填王不得见佛陀，甚为悲伤，便造一尊佛像，以求天天得见佛面。后来这尊像传入龟兹，由鸠摩罗什带入中国，后安置于扬州开元寺，宋时迎入开封。入宋僧奝然见此佛像大为感动，便让工匠模造，运回日本。从天竺传来，在中国模造，最后在日本安家，天竺、震旦、日本这三个“大国”被联系到一起，因而被称为“三国传来”。
比起佛像，有的“三国传来”并不那么引人注意。平安时代末期，时值“末法”，奈良东大寺大佛殿毁于战火。僧侣重源重建东大寺大佛殿之时，在大佛殿旁种下了一棵菩提树。这棵树来历不凡，原是荣西从浙江天台山的菩提树摘了一枝，先种在日本九州博多的香椎宫，后因重源的请求移种在了东大寺。而天台山的菩提树，传说是唐代僧人道邃从广州移来。广州的菩提树，则是由南朝时的天竺僧求那跋陀罗从天竺移来。几经辗转，天竺来的菩提树终于种在了日本的东大寺。
致力于东大寺的复兴的重源，在重建工程里大量采用了中国的技术，佛像的铸造也引入了宋朝的新样式。您要是觉得这只是单纯地的技术交流或文化交流，那可就错了。生活在“末法时代”又地处“边土”的日本僧重源，看到被战火焚毁的东大寺，所想到的不止是建筑的毁坏，还是日本佛法和王法的双重危机。如何能够使得再建的东大寺的永不凋零？重源从佛教的发源地天竺，与高僧辈出的中国寻找正统性的来源。而天竺路途遥远，中国就成为了日本僧的第一选择。舍利、菩提树，乃至最新的宋版一切经，也成为日本举国上下争相追逐的对象。佛法遭遇危机，日本僧想要寻找救世良方，“去中国”就成为了佛教复兴策略中的一环。
渡来僧的时代
被日本人从中国请来的，可不只有佛像和菩提树。日本宽元四年（1246年），西蜀僧人兰溪道隆东渡日本，开启了“渡来僧的时代”。今天或许中国人熟知的东渡者只有唐时的鉴真，然而鉴真之后东渡者，其实数不胜数。兰溪道隆后，又有兀庵普宁、无学祖元、镜堂觉圆、西涧子昙、一山一宁、清拙正澄、明极楚俊……可谓星光璀璨。与之相对的是，日本僧入宋入元留学也热情也十分高涨。杭州的灵隐、天竺、径山，宁波的育王、天童，就是当时东亚最国际化的“学术前沿”。留学归国的禅僧、律僧与中国来的渡来僧则将宋朝的建筑与美术技法运用到寺院中，京都建仁寺、东福寺、泉涌寺，镰仓建长寺、圆觉寺，无不像模像样地复制着南宋寺院的风景。他们从宋元带来清规，也带来了宋元的寺院管理制度。他们无论佛事仪礼、袈裟都与日本固有的显密诸宗迥异，甚至不少人能说流利的汉语。一时，“大陆风”抑或“宋风”不止席卷佛教界，也席卷幕府、朝廷乃至庶民。仿效南宋五山，日本建立起了自己的禅宗五山十刹制度。至室町时代，以京都、镰仓五山为中心，遍布日本各地的十刹、诸山总数超过二百。宋元舶来的“禅宗”得以立足日本。今天，五山仍然是游人如织的观光胜地，五山版本的书籍、五山文学也一同留名于世。
随宋风佛教渡来的，还有宋元的舶来品、茶叶、饮食。举例来说，日本禅僧义堂周信曾在关东公方足利基氏处见到了一方名为“铜雀砚”的砚台，砚台上有苏轼与黄庭坚的铭文，义堂周信见之大为震撼。宋代禅僧与士大夫交往密切，这一特点也被日本继承下来。如义堂周信这样的禅僧，也在汉文学和儒学上有着很高的造诣。禅僧虎关师练，其文集《济北集》中大量的文章讨论的并非佛教，而是儒学、诗词。这样的文人爱好也被禅僧带入武士社会。宋元的文人画、诗文、书籍、茶具，得以从禅寺中向外扩散，在日本朝野流行开来。入宋僧与渡来僧往来于东亚海域之间，从佛教开始，向日本社会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
到了末尾，我们再谈谈天竺。在江户时代儒学盛行以前，日本还被称作“南阎浮提州日本国”或“南瞻部洲日本国”。在以天竺为中土的世界之中，日本不过处于“边土”。在禅僧们热衷于宋元风物之时，原有的显密诸宗也用另一种方式摆脱“边土”。身处边土的他们一直在寻找想象中的天竺，到了《溪岚拾叶集》里面，日本伊势神宫的心柱被认为是须弥山，日本也成了“三千大千世界之中心”。此外，天竺的神佛也纷纷垂迹日本，天照大神成为大日如来的垂迹，日本国成为“大日之本国”，熊野成了西方净土，出了那智就是补陁落迦，甚至和歌也成了陀罗尼，日本终于得以越过中国，与“世界中心”的天竺合体。
遗憾的是，西方那个“世界的中心”天竺只是一个想象的空间，此时尚未有日本人踏上天竺的土地。在大阪藤田美术馆收藏的镰仓时代的《玄奘三藏绘》中，天竺人以近乎唐风的服装示人，而中国则是日本人直接可以接触的国家，服装类似当时宋朝的样式。对天竺的想象仅仅来自于中国。日本僧侣孜孜不倦地寻找天竺的佛法，使得震旦文物全面进入日本。无论如何，中国与日本这两个隔海相望的国家都通过天竺的佛教联系到了一起。
参考文献：
平雅行《神仏と中世文化》，《日本史講座4中世社会の構造》，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编，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
横内裕人《日本中世の仏教と東アジア》，塙书房，2008
追塩千寻《中世説話の宗教世界》，和泉书院，2013
岛尾新（编）《東アジアのなかの五山文化》，东京大学出版会，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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