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论顺从 （夏凡译)
顺从
夏凡 译 （不知道是不是最后版）
Adorno. "Resignation". from THE CULTURE INDUSTRY. Routledge, 1991, P.198-203
近来，我们这些创立法兰克福学派的老一代代表人物面临着“顺从”的指控。据说，我们奠定了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但是却不打算从中推导出实践的结论。我们既不设计行动纲领，也不支持那些在批判理论的鼓舞下采取的行动。姑且不论能不能对理论思想家提出这种要求，毕竟他们一直颇为灵活，而非一成不变的工具。对于处在一个以分工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中的个人来说，布置这样的任务是很成问题的；思想家们恐怕会被任务毁得面目全非的。但是他们也正是该任务塑造出来的。他们完全无法否认自己仅仅是由于本人自愿之行动才成长起来的。我不想否认，理论的自我限制里面存在着主体软弱性的动因。反对我们的意见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在现时代，如果谁怀疑彻底改造社会的可能性，并因此不参与也不主张任何景观式的暴力行动，谁就犯了顺从罪。他并不认为他以前憧憬的社会变革能够实现，实际上，他根本不愿意看到它立马儿实现。他维持现状，等于默认了现状。
在每个人的眼里，和实践保持距离都是可耻的行为。谁要是不立刻采取行动，不愿意弄脏自己的手，谁就是嫌疑犯；他对行动的反感是不合法的，他独享的特权模糊了他的视线。谁不相信实践，谁就是不可相信的人；这种不信任不仅弥漫在那些喊着“空谈误国”旧口号的人群中，也弥漫在与他们对立的广告活动之客观精神之中——广告宣传着一些积极参与者的楷模形象，不论他是参与经济活动还是体育活动。反正你应该参与。要是谁只思考不参与，那就弱爆了，说懦夫是轻的，简直就是叛徒，不爱国。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老生常谈的敌意深深地植根于另一种谩骂中：知识分子没有参与意识。思维活动者只回答问题；在要改造的事物里头，首先要改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分离。实践是最重要的，但那必须是在我们从实践的人和实践的观念之统治下解放出来之后。前述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导致了“禁止思考”。不需费多大力，就可以把抵抗转向对那些没有放弃自己的阵地的人（他们一点儿也不以自己的状况为荣）的强制性压迫。经常鼓吹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往往倾向于让实践占统治地位。无数观点将理论视为一种压迫形式，好像实践和强制之间并没有更直接的联系似的。在马克思那里，统一性的教条是被一种当时尚不具备实现可能性的“行动”固有的可能性激发的。今天，情况发生了彻底的扭转。人们之所以坚持要行动，乃是因为行动的不可能性。就此而言，马克思自揭了伤疤。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里的权威口吻说明了他毫无自信。他的青年时代曾要求“无情地批判现实存在的一切”。现在他嘲笑起了批判。他关于青年黑格尔派的著名笑话——即他造出的“批判的批判”一语——不过是哑弹，无用的啰嗦话。实践的首要性使得马克思自己的批判活动也不得不毫无理由地被迫中断。在俄国以及其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国家内，对“批判的批判”的恶意嘲笑成了维持恐怖现状的工具。实践只剩下一种含义：生产资料的扩大再生产。唯一得到容忍的“批判”是“劳动不够刻苦”。这充分证明了，让理论从属于实践，只能产生新一轮的压迫。
对一切“不立刻行动的思想”的零容忍是令人恐惧的。不受操纵的思想以及“不许从这一思想中得出任何结论”的立场都必须战战兢兢，因为无法容忍的东西实在太明显了：这一思想是对的。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熟悉的那套资产阶级老把戏“换汤不换药”地重装上阵：消极状态（这里就是现实的障碍）造成的痛苦竟然转化为对讲述痛苦的人的愤怒！思想——自觉的启蒙——要揭露虚假的现实之幻象，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行动主义就是在这一幻象内部行动的。这一行动主义之所以得到了容忍，不过是因为它是伪行动。伪行动是跟主观设定的伪现实沆瀣一气的；行动自卖自夸，自吹自擂，不承认它不过是替代性的满足，结果把自己抬举成了目的本身。铁栏杆后面的人灰心丧气，放弃了被释放的希望。于是他们不再思考，或者仅仅思考那些虚假的命题。在绝对化的实践中，唯有反应是可能的，也正因为如此，反应是虚假的。只有思想能提供一种逃逸，但必须是那种思想，即思想的结果没有被事先规定——像在很多讨论中，谁正确或什么没有推进事业都是事先定好的——而不是堕落为一种对策。门被堵上了之后，防止思想被打断的重要性就倍增了。思想的任务就是分析这一状况背后的理性，并分析这些理性的后果。思想的责任在于不把现状看成有限的东西。一旦有任何改变现状的机会，那都只能通过未被削弱的洞见来获得。顺从的思想就算飞跃到了实践，也不过是顺从的实践；如果不知道走错了路，越往前走，付出的代价越大。
一般说来，伪行动试图在这个被彻底中介了的、残酷无情的社会中为直接性保留一块飞地。这一过程的合理化方式是把任何微小的改变都视为朝向总体变革的一小步。伪行动的不幸模式是“自己动手”综合征。工业生产本来一直做得好好的东西，现在非得让不自由的个人来笨手笨脚地做，激发起他们做主角的自豪感。“自己做”和“自己修”同样是胡扯。但这还不算完。在所谓减少服务的观点（从技术上讲，相当肤浅）看来，私人采取的手段实现了一种半合理的目的。政治上的“自己动手”态度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如此不可理喻地对待人的这个社会正是人自己。对有限的小群体活动的信任乃是在总体性硬壳的挤压下萎缩了的“自发性”的残余，如果缺少了这些自发性残余，就不可能把总体性转变为某种不同的东西。被管理的世界倾向于扼杀所有的自发性，至少把它纳入伪活动的管道。彻底做到这一点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被管理的世界上的行动者会幻想。尽管如此，不能把自发性绝对化，它不可脱离客观形势，它和被管理的世界本身一道成为这个世界的榜样。否则斧子就要砸坏房子的下一扇门了——木匠还是少不了的，而暴乱小分队就要立马出场了。暴力的政治行动也会降低到伪活动的水准，仅仅成了戏剧。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在原本进步的组织的自愿整合的基础上，直接行动的观念和赞颂这一行动的宣传都表现出他们一度直接反对的特征。这一进程没有削弱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它像幽灵一样回归了。这一回归中体现出来的对理论的不耐烦使得它不是被思想引领的。理论落在了它遗忘了的思想之后。
对个人而言，向他认同的集体一投降，生活就变得更容易了。他不再认识到自己的无能；在他们自己的伙伴圈子里，少数变成了多数。这一行动——而不是毫不含糊的思想——才是顺从。个人利益和指派他的集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自我如果想要在集体的神意中分一杯羹，就必须废除自我。显然，康德的绝对命令的残余显现了：你必须签字。购得新的安全感的代价就是牺牲了自主的思考。说“集体行动的语境促进了思想的改善”，这一安慰纯属欺骗：思想若是仅仅被当做行动的工具，它就和所有的工具理性一样变钝了。现在还看不到任何更高级的社会的具体形式：因此，任何看似通往那样的社会的捷径都是退步。弗洛伊德认为退化的人只是没有实现他的驱力目标。客观上，变形就是弃绝，哪怕他自认为相反，并天真地宣扬快乐原则。
与此相反，毫不妥协的批判思想家既不高悬他的良知，也不允许自己被吓得只能行动，他们实际上成了真正没有放弃的人。再者，思想并非对存在的精神复制。只要思想未被打断，它就是一项用可能性来把握事物的事业。它的毫不满足，它对小小满足的抵抗，拒斥了愚蠢的顺从智慧。思想中的乌托邦冲动越强，它就越不会把自己对象化为乌托邦——进一步的退化形式——以此来代替自己的实现。开放的思想超越了自身。这种思想承担的“构想实践”的角色远比“为实践而服从”的立场更靠近真正改变世界的实践。抛开一切特殊的、个别的内容不谈，思想实际上成为第一抵抗力，远离任何单纯的费力抵抗。思想的这一重要特征并不保险，现存状况不能保证这一点，要达到的目标也不能保证这一点，更不要说任何有组织的力量了。无论思想是什么，它都可能被压制；它会被遗忘，被消灭。但不可否认的是，思想中有些东西存活了下来。因为思想具有普遍的力量。在某地令人信服的思想一定会在另外的地方被另外的人想到。这一信心伴随着最孤独、最无能为力的思想。任何思想者都不会被批判激怒：思想升华了愤怒。因为思想者无需用愤怒来折磨自己，他也不会将愤怒施加于他人。思想者眼中看到的幸福是人类的幸福。压制的普遍趋势反对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就是幸福，哪怕在不幸横行之处；思想在表述不幸中获得了幸福。拒绝被夺走这一思想的人并没有退却和顺从。
夏凡 译 （不知道是不是最后版）
Adorno. "Resignation". from THE CULTURE INDUSTRY. Routledge, 1991, P.198-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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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我们这些创立法兰克福学派的老一代代表人物面临着“顺从”的指控。据说，我们奠定了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但是却不打算从中推导出实践的结论。我们既不设计行动纲领，也不支持那些在批判理论的鼓舞下采取的行动。姑且不论能不能对理论思想家提出这种要求，毕竟他们一直颇为灵活，而非一成不变的工具。对于处在一个以分工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中的个人来说，布置这样的任务是很成问题的；思想家们恐怕会被任务毁得面目全非的。但是他们也正是该任务塑造出来的。他们完全无法否认自己仅仅是由于本人自愿之行动才成长起来的。我不想否认，理论的自我限制里面存在着主体软弱性的动因。反对我们的意见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在现时代，如果谁怀疑彻底改造社会的可能性，并因此不参与也不主张任何景观式的暴力行动，谁就犯了顺从罪。他并不认为他以前憧憬的社会变革能够实现，实际上，他根本不愿意看到它立马儿实现。他维持现状，等于默认了现状。
在每个人的眼里，和实践保持距离都是可耻的行为。谁要是不立刻采取行动，不愿意弄脏自己的手，谁就是嫌疑犯；他对行动的反感是不合法的，他独享的特权模糊了他的视线。谁不相信实践，谁就是不可相信的人；这种不信任不仅弥漫在那些喊着“空谈误国”旧口号的人群中，也弥漫在与他们对立的广告活动之客观精神之中——广告宣传着一些积极参与者的楷模形象，不论他是参与经济活动还是体育活动。反正你应该参与。要是谁只思考不参与，那就弱爆了，说懦夫是轻的，简直就是叛徒，不爱国。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老生常谈的敌意深深地植根于另一种谩骂中：知识分子没有参与意识。思维活动者只回答问题；在要改造的事物里头，首先要改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分离。实践是最重要的，但那必须是在我们从实践的人和实践的观念之统治下解放出来之后。前述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导致了“禁止思考”。不需费多大力，就可以把抵抗转向对那些没有放弃自己的阵地的人（他们一点儿也不以自己的状况为荣）的强制性压迫。经常鼓吹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往往倾向于让实践占统治地位。无数观点将理论视为一种压迫形式，好像实践和强制之间并没有更直接的联系似的。在马克思那里，统一性的教条是被一种当时尚不具备实现可能性的“行动”固有的可能性激发的。今天，情况发生了彻底的扭转。人们之所以坚持要行动，乃是因为行动的不可能性。就此而言，马克思自揭了伤疤。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里的权威口吻说明了他毫无自信。他的青年时代曾要求“无情地批判现实存在的一切”。现在他嘲笑起了批判。他关于青年黑格尔派的著名笑话——即他造出的“批判的批判”一语——不过是哑弹，无用的啰嗦话。实践的首要性使得马克思自己的批判活动也不得不毫无理由地被迫中断。在俄国以及其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国家内，对“批判的批判”的恶意嘲笑成了维持恐怖现状的工具。实践只剩下一种含义：生产资料的扩大再生产。唯一得到容忍的“批判”是“劳动不够刻苦”。这充分证明了，让理论从属于实践，只能产生新一轮的压迫。
对一切“不立刻行动的思想”的零容忍是令人恐惧的。不受操纵的思想以及“不许从这一思想中得出任何结论”的立场都必须战战兢兢，因为无法容忍的东西实在太明显了：这一思想是对的。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熟悉的那套资产阶级老把戏“换汤不换药”地重装上阵：消极状态（这里就是现实的障碍）造成的痛苦竟然转化为对讲述痛苦的人的愤怒！思想——自觉的启蒙——要揭露虚假的现实之幻象，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行动主义就是在这一幻象内部行动的。这一行动主义之所以得到了容忍，不过是因为它是伪行动。伪行动是跟主观设定的伪现实沆瀣一气的；行动自卖自夸，自吹自擂，不承认它不过是替代性的满足，结果把自己抬举成了目的本身。铁栏杆后面的人灰心丧气，放弃了被释放的希望。于是他们不再思考，或者仅仅思考那些虚假的命题。在绝对化的实践中，唯有反应是可能的，也正因为如此，反应是虚假的。只有思想能提供一种逃逸，但必须是那种思想，即思想的结果没有被事先规定——像在很多讨论中，谁正确或什么没有推进事业都是事先定好的——而不是堕落为一种对策。门被堵上了之后，防止思想被打断的重要性就倍增了。思想的任务就是分析这一状况背后的理性，并分析这些理性的后果。思想的责任在于不把现状看成有限的东西。一旦有任何改变现状的机会，那都只能通过未被削弱的洞见来获得。顺从的思想就算飞跃到了实践，也不过是顺从的实践；如果不知道走错了路，越往前走，付出的代价越大。
一般说来，伪行动试图在这个被彻底中介了的、残酷无情的社会中为直接性保留一块飞地。这一过程的合理化方式是把任何微小的改变都视为朝向总体变革的一小步。伪行动的不幸模式是“自己动手”综合征。工业生产本来一直做得好好的东西，现在非得让不自由的个人来笨手笨脚地做，激发起他们做主角的自豪感。“自己做”和“自己修”同样是胡扯。但这还不算完。在所谓减少服务的观点（从技术上讲，相当肤浅）看来，私人采取的手段实现了一种半合理的目的。政治上的“自己动手”态度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如此不可理喻地对待人的这个社会正是人自己。对有限的小群体活动的信任乃是在总体性硬壳的挤压下萎缩了的“自发性”的残余，如果缺少了这些自发性残余，就不可能把总体性转变为某种不同的东西。被管理的世界倾向于扼杀所有的自发性，至少把它纳入伪活动的管道。彻底做到这一点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被管理的世界上的行动者会幻想。尽管如此，不能把自发性绝对化，它不可脱离客观形势，它和被管理的世界本身一道成为这个世界的榜样。否则斧子就要砸坏房子的下一扇门了——木匠还是少不了的，而暴乱小分队就要立马出场了。暴力的政治行动也会降低到伪活动的水准，仅仅成了戏剧。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在原本进步的组织的自愿整合的基础上，直接行动的观念和赞颂这一行动的宣传都表现出他们一度直接反对的特征。这一进程没有削弱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它像幽灵一样回归了。这一回归中体现出来的对理论的不耐烦使得它不是被思想引领的。理论落在了它遗忘了的思想之后。
对个人而言，向他认同的集体一投降，生活就变得更容易了。他不再认识到自己的无能；在他们自己的伙伴圈子里，少数变成了多数。这一行动——而不是毫不含糊的思想——才是顺从。个人利益和指派他的集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自我如果想要在集体的神意中分一杯羹，就必须废除自我。显然，康德的绝对命令的残余显现了：你必须签字。购得新的安全感的代价就是牺牲了自主的思考。说“集体行动的语境促进了思想的改善”，这一安慰纯属欺骗：思想若是仅仅被当做行动的工具，它就和所有的工具理性一样变钝了。现在还看不到任何更高级的社会的具体形式：因此，任何看似通往那样的社会的捷径都是退步。弗洛伊德认为退化的人只是没有实现他的驱力目标。客观上，变形就是弃绝，哪怕他自认为相反，并天真地宣扬快乐原则。
与此相反，毫不妥协的批判思想家既不高悬他的良知，也不允许自己被吓得只能行动，他们实际上成了真正没有放弃的人。再者，思想并非对存在的精神复制。只要思想未被打断，它就是一项用可能性来把握事物的事业。它的毫不满足，它对小小满足的抵抗，拒斥了愚蠢的顺从智慧。思想中的乌托邦冲动越强，它就越不会把自己对象化为乌托邦——进一步的退化形式——以此来代替自己的实现。开放的思想超越了自身。这种思想承担的“构想实践”的角色远比“为实践而服从”的立场更靠近真正改变世界的实践。抛开一切特殊的、个别的内容不谈，思想实际上成为第一抵抗力，远离任何单纯的费力抵抗。思想的这一重要特征并不保险，现存状况不能保证这一点，要达到的目标也不能保证这一点，更不要说任何有组织的力量了。无论思想是什么，它都可能被压制；它会被遗忘，被消灭。但不可否认的是，思想中有些东西存活了下来。因为思想具有普遍的力量。在某地令人信服的思想一定会在另外的地方被另外的人想到。这一信心伴随着最孤独、最无能为力的思想。任何思想者都不会被批判激怒：思想升华了愤怒。因为思想者无需用愤怒来折磨自己，他也不会将愤怒施加于他人。思想者眼中看到的幸福是人类的幸福。压制的普遍趋势反对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就是幸福，哪怕在不幸横行之处；思想在表述不幸中获得了幸福。拒绝被夺走这一思想的人并没有退却和顺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