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郭立人 - 西安：1966年 至今 （一）
等到我调到西安后，六六年，你奶奶也终于从北京调到了西安。
你奶奶来的时候你妈和小姨也一起带过来了，那一年小姨刚刚出生。大姨留在北京不愿意来，你大姨跟她姥姥，就是你的太姥姥，从小带大的，很有感情了。后来我们有一年还把她接回来过一趟，准备让她慢慢适应在这边上学。哎呀，到了西安以后就闹得不行啦，怎么说都不干哪，一天到晚哭啊，叫着“要姥姥要姥姥”。最后我们也没有办法，而且那个时候三个孩子两个大人，还都要上班。尤其你小姨还只有几个月啊，挺难的，只好把她又送回到北京了。后来你大姨就一直在北京上小学、上中学、考大学。直到大学才考回西安，在交大上的大学。
西安的生活条件就好一点了，整个大环境也开始变好了，国家的经济情况也没有那么糟糕了。而且工作方面也好很多，做机关总归还是轻松。要是在现场工作，那真是焦心呐。天天干活，加班加点，而且一直提心吊胆地。那个时候要求很严，出了事故就要查你祖宗三代。那时候组织的警惕性很高啊，一出了事儿就觉得是人为政治破坏呀。其实哪有那么多人为破坏的问题呢？设备本省质量就有问题，然后管理和技术水平也有问题。机关就好了，有别的现场的人顶着了，虽然事儿也不少，一天到晚也要到下面跑。因为当时西北局管五个省，五个省的事儿都要过问一点。
我年轻的时候，是很冲的一个人。那时候真不知道天高地厚，那些事儿（按：指搞革命）都是要命的事儿。那时候就是一腔热血，好像就是要自己主持正义了。那当然就是很危险了，有人就背后说我，说这个家伙肯定是共产党。那时候我上高中，还没有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人盯上我了，怀疑我是共产党了。我那个时候还小着嘞，高中还没毕业，就被人怀疑是共产党。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那么激进，也也没有发表什么倾向共产党的言论，但是那个时候我比较穷。你激不激进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但是你穷大家可都是看得出来：吃得也不好，穿得也不好，那个时候穷人就是怀疑的对象，因为穷人比较拥护共产党的主张么。后来我们学校迁到蓝田，我找过去的时候，就有同学告诉我了，说学校里面就有国民党的特务，那时候就已经怀疑我了，要不是日本人打过来学校散了，到了蓝田也自顾不暇了，也就不了了之了。到了交大，就更有人怀疑我，说我是共产党，锋芒毕露。那个时候真是无知，即使要搞斗争也不能这么干，你这不是等于自己找死么，后来就一路碰钉子，很多事儿我都记不得了。
直到我工作以后，慢慢地性子才慢下来一点。结果到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到处检举反革命吗，每个单位都要清理阶级队伍，好多冤案啊。电管局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后期也在清理阶级队伍，都要查。那时候大家都贴大字报么，都在攻击人家，互相揭别人的短儿。我基本上没有写一张别人的大字报，别人也基本上没有写我的大字报。但是不写又不行，不写的话就有可能给你个“不积极分子”，所以我也写过一条大字报，做自我检讨，说自己的不是。要说自己的不是，鸡毛蒜皮的事儿那不是可以写很多么（笑），说我这个还是虚心接受教育，自己做检讨。
可能因为我人缘儿还比较好，到哪儿都不得罪人，所以到了各种运动来的时候，收到的冲击比较小。但是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我们的局长们不都是“靠边站”、挨批斗了吗，什么处啊局啊的都没有了，局里面都没有人管事儿了。那时候局里面有两派在争，正好我两派都不靠，哪边也不讨好，哪边也不得罪，既不说假话奉承话，也不得罪人家，结果没有被批斗，反而这两派还共同把我给推出来了，当个什么生产组的组长。
这个组长本来要我当我都不想当，可是不当又成了态度问题。这管事儿的也不得了啊，一天到晚睡觉都睡不成。电力系统上面经常有事故啊，我们这边不是有一个调度所吗，就是调度电厂里面哪儿开机，哪儿停机，哪儿升电什么的。每天晚上调度所都来电话，说找不到别人所以就找到我了，闹得我睡不成觉。我自己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别人给我讲说，那个时候调度所啊是造反派掌权了，所以就老找我麻烦。因为人家都知道，我的观点是倾向保守派的，我自己也公开也承认。所以调度所那边的人就恨我，一到晚上到半夜就给我来电话，非要我答复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笑），但是总归一直到最后都没斗我。除了我以前高中的时候领过的那个奖状差点惹了个事儿，我在运动的时候受的冲击都不大。
其实啊，也幸亏我是从丰满调出来的，在西安待得时间不长，所以也没什么人际方面的问题。我要是还待在丰满的话，可能就要被打死了。丰满那时候搞得很厉害呀，因为它这个电厂一开始是日本人管的，后来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管，后来苏联人又管过一阵。所以就怀疑这些人哪，又是日本特务，又是国民党特务，后来还有苏修特务。那时候全国，不单单是丰满电厂，都在清理反革命。哎呀有些老同志啊，老工程师、老技术员。老工人，打死的，上吊的，逼着跳河的，十几个呐！
我的老上司，也是我在交大的师兄，老共产党，上了个厕所，就变成右派了。当年他是在交大的地下党的负责人，一把手啊。他不是和我一个专业，是学物理还是学数学的记不清了，我认识他他不一定认识我，因为我们都是单线联系。后来不就暴露了么，要抓他，在交大已经呆不住了，所以解放以前他就跑到了解放区。后来就跟着解放军到了北京，帮着接收北京的各大高校，就去了清华工作。后来清华党委成立，他就当了党委办公室的主任，后来就给打成右派了：他们组织开会，说分下来的名额，一定要交上去个人儿。会开到一半，他实在憋不住了就起身去上了个厕所，结果会里面的人看他走了，就说了句“那就他吧”。唉，这都是别人后来告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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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
1976年10月，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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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多在交大地下党的同学，后来运动的时候都可怜得很啊。当时和我单线联系的上级，因为没有被抓住，后来就留在交大当了党支部的书记。后来他也是倒了霉了，一直不得志吧。这些事儿都说起来话都长了，原来我们地下党的这些学生啊，都是想追求自由、民主、正义，真心是这个想法。跟解放以后的共产党的想法差距很大，很多东西都看不惯。当时的情况有很多东西都是极左的，所以有很多搞地下党的同志都被整，整死了的不少。解放以后，共产党对于那些地下党的同志有一个政策，一共十六个字，叫做“不重用，不胜任”，基本上就是说这些人都不可信，所以后来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得志，一搞运动就到处批他。
现在回过头来想啊，就是这么回事儿。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根本不是这个，所以很多东西才会看不惯。后来我一方面是参加技术工作了，也没有走到政治那个路上去，慢慢慢慢地觉悟了一些，有些事情看透了一些，也就那么回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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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十六字方针，是传言中1949年解放前中央回复南京市委的关于地下党的处理方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然而，其真实性一直没有被官方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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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奶奶来的时候你妈和小姨也一起带过来了，那一年小姨刚刚出生。大姨留在北京不愿意来，你大姨跟她姥姥，就是你的太姥姥，从小带大的，很有感情了。后来我们有一年还把她接回来过一趟，准备让她慢慢适应在这边上学。哎呀，到了西安以后就闹得不行啦，怎么说都不干哪，一天到晚哭啊，叫着“要姥姥要姥姥”。最后我们也没有办法，而且那个时候三个孩子两个大人，还都要上班。尤其你小姨还只有几个月啊，挺难的，只好把她又送回到北京了。后来你大姨就一直在北京上小学、上中学、考大学。直到大学才考回西安，在交大上的大学。
西安的生活条件就好一点了，整个大环境也开始变好了，国家的经济情况也没有那么糟糕了。而且工作方面也好很多，做机关总归还是轻松。要是在现场工作，那真是焦心呐。天天干活，加班加点，而且一直提心吊胆地。那个时候要求很严，出了事故就要查你祖宗三代。那时候组织的警惕性很高啊，一出了事儿就觉得是人为政治破坏呀。其实哪有那么多人为破坏的问题呢？设备本省质量就有问题，然后管理和技术水平也有问题。机关就好了，有别的现场的人顶着了，虽然事儿也不少，一天到晚也要到下面跑。因为当时西北局管五个省，五个省的事儿都要过问一点。
我年轻的时候，是很冲的一个人。那时候真不知道天高地厚，那些事儿（按：指搞革命）都是要命的事儿。那时候就是一腔热血，好像就是要自己主持正义了。那当然就是很危险了，有人就背后说我，说这个家伙肯定是共产党。那时候我上高中，还没有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人盯上我了，怀疑我是共产党了。我那个时候还小着嘞，高中还没毕业，就被人怀疑是共产党。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那么激进，也也没有发表什么倾向共产党的言论，但是那个时候我比较穷。你激不激进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但是你穷大家可都是看得出来：吃得也不好，穿得也不好，那个时候穷人就是怀疑的对象，因为穷人比较拥护共产党的主张么。后来我们学校迁到蓝田，我找过去的时候，就有同学告诉我了，说学校里面就有国民党的特务，那时候就已经怀疑我了，要不是日本人打过来学校散了，到了蓝田也自顾不暇了，也就不了了之了。到了交大，就更有人怀疑我，说我是共产党，锋芒毕露。那个时候真是无知，即使要搞斗争也不能这么干，你这不是等于自己找死么，后来就一路碰钉子，很多事儿我都记不得了。
直到我工作以后，慢慢地性子才慢下来一点。结果到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到处检举反革命吗，每个单位都要清理阶级队伍，好多冤案啊。电管局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后期也在清理阶级队伍，都要查。那时候大家都贴大字报么，都在攻击人家，互相揭别人的短儿。我基本上没有写一张别人的大字报，别人也基本上没有写我的大字报。但是不写又不行，不写的话就有可能给你个“不积极分子”，所以我也写过一条大字报，做自我检讨，说自己的不是。要说自己的不是，鸡毛蒜皮的事儿那不是可以写很多么（笑），说我这个还是虚心接受教育，自己做检讨。
可能因为我人缘儿还比较好，到哪儿都不得罪人，所以到了各种运动来的时候，收到的冲击比较小。但是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我们的局长们不都是“靠边站”、挨批斗了吗，什么处啊局啊的都没有了，局里面都没有人管事儿了。那时候局里面有两派在争，正好我两派都不靠，哪边也不讨好，哪边也不得罪，既不说假话奉承话，也不得罪人家，结果没有被批斗，反而这两派还共同把我给推出来了，当个什么生产组的组长。
这个组长本来要我当我都不想当，可是不当又成了态度问题。这管事儿的也不得了啊，一天到晚睡觉都睡不成。电力系统上面经常有事故啊，我们这边不是有一个调度所吗，就是调度电厂里面哪儿开机，哪儿停机，哪儿升电什么的。每天晚上调度所都来电话，说找不到别人所以就找到我了，闹得我睡不成觉。我自己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别人给我讲说，那个时候调度所啊是造反派掌权了，所以就老找我麻烦。因为人家都知道，我的观点是倾向保守派的，我自己也公开也承认。所以调度所那边的人就恨我，一到晚上到半夜就给我来电话，非要我答复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笑），但是总归一直到最后都没斗我。除了我以前高中的时候领过的那个奖状差点惹了个事儿，我在运动的时候受的冲击都不大。
其实啊，也幸亏我是从丰满调出来的，在西安待得时间不长，所以也没什么人际方面的问题。我要是还待在丰满的话，可能就要被打死了。丰满那时候搞得很厉害呀，因为它这个电厂一开始是日本人管的，后来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管，后来苏联人又管过一阵。所以就怀疑这些人哪，又是日本特务，又是国民党特务，后来还有苏修特务。那时候全国，不单单是丰满电厂，都在清理反革命。哎呀有些老同志啊，老工程师、老技术员。老工人，打死的，上吊的，逼着跳河的，十几个呐！
我的老上司，也是我在交大的师兄，老共产党，上了个厕所，就变成右派了。当年他是在交大的地下党的负责人，一把手啊。他不是和我一个专业，是学物理还是学数学的记不清了，我认识他他不一定认识我，因为我们都是单线联系。后来不就暴露了么，要抓他，在交大已经呆不住了，所以解放以前他就跑到了解放区。后来就跟着解放军到了北京，帮着接收北京的各大高校，就去了清华工作。后来清华党委成立，他就当了党委办公室的主任，后来就给打成右派了：他们组织开会，说分下来的名额，一定要交上去个人儿。会开到一半，他实在憋不住了就起身去上了个厕所，结果会里面的人看他走了，就说了句“那就他吧”。唉，这都是别人后来告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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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
1976年10月，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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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多在交大地下党的同学，后来运动的时候都可怜得很啊。当时和我单线联系的上级，因为没有被抓住，后来就留在交大当了党支部的书记。后来他也是倒了霉了，一直不得志吧。这些事儿都说起来话都长了，原来我们地下党的这些学生啊，都是想追求自由、民主、正义，真心是这个想法。跟解放以后的共产党的想法差距很大，很多东西都看不惯。当时的情况有很多东西都是极左的，所以有很多搞地下党的同志都被整，整死了的不少。解放以后，共产党对于那些地下党的同志有一个政策，一共十六个字，叫做“不重用，不胜任”，基本上就是说这些人都不可信，所以后来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得志，一搞运动就到处批他。
现在回过头来想啊，就是这么回事儿。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根本不是这个，所以很多东西才会看不惯。后来我一方面是参加技术工作了，也没有走到政治那个路上去，慢慢慢慢地觉悟了一些，有些事情看透了一些，也就那么回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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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十六字方针，是传言中1949年解放前中央回复南京市委的关于地下党的处理方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然而，其真实性一直没有被官方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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