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条件
某人旅行时经过一个火车站, 看见候车室的大钟显示的时间是一点过五分, 他要上的车是两点钟开,于是他在候车室坐下候车, 只是他并不知道候车室的大钟是坏的,但此时的时间恰好是一点过五分, 并没有影响他赶火车。这是前几天我在牛津通识读本知识分册中看到的故事,接下来的问题是候车者是否知道当时的时间。 其实这样的现象在真实生活中出现的概率并不大,如果此时的时间是一点过四分,或一点过四分五十秒,人们都不会认为某人知道此时的时间。 但即使是当时的时间恰好是一点过五分, 跨文化的调查表明半数以上的人仍然认为此人并不知道当时的时间。 也就是说即便不是哲学家, 人们也并不认为知识仅仅由一系列的断言构成, 而更重要的是这些断言所处的基础是否牢靠,断言和基础之间是否存在必要的因果关系。 在教育过程中, 建构主义的思路要求学生不仅仅知道结论,也需要知道结论的推导过程,其思想就源于此。然而在具体的教学环境中,不少人只期望结论性质的知识, 而不看重推导过程,这实际上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思想,在这些人眼里知识乃至世界都是工具性的,至于什么是目的,我看他们也未必清楚。
知识需要基础,这基础并不一定是公理性质的,而更可能是方法性质的。 公理性质的基础要求因果链条在此截断,这意味着对世界可能性的穷尽, 多数信仰体系都很难截断因果链条,无法实现公理化。 比如 智能创生论(上帝造人只是其中一个子集),固然提供了生命由来的一个解释,但是在解释过程中又出现了创生者的由来的问题, 如此递推下去,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因果链条的端点。世界知识的无限性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比如非欧几何相对于欧几里德几何;非线性科学相对于线性科学。 当然世界也不一定就是不可穷尽的,只要世界是有限的,那么有关知识就是穷尽的,只不过信息量太大,我们暂时还无法处理罢了。
相对而言实证主义方法论是自洽的,因为实证主义方法的有效性不仅仅运用于科学的各个分支,也适用于实证主义本身,即实证主义的有效性不在于实证主义的神圣性,而在于实践对自身的肯定。后现代思潮即使从解构的角度对实证主义加以反思,但话语仍然是实证主义的,充其量只是对实证主义的一种补充。
作为知识还需要解决的问题 是思考者问题,即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或者科学上所谓的人择原理,这其实是一个相对弱化的约束条件,在智能出现之前,世界已经存在了。 但思考者的出现当然能从各种可能的世界中剔选出某些特定的世界, 在这些世界中,某些公理性的基础是存在的,并导致了思考者的思考成为可能。
知识需要基础,这基础并不一定是公理性质的,而更可能是方法性质的。 公理性质的基础要求因果链条在此截断,这意味着对世界可能性的穷尽, 多数信仰体系都很难截断因果链条,无法实现公理化。 比如 智能创生论(上帝造人只是其中一个子集),固然提供了生命由来的一个解释,但是在解释过程中又出现了创生者的由来的问题, 如此递推下去,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因果链条的端点。世界知识的无限性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比如非欧几何相对于欧几里德几何;非线性科学相对于线性科学。 当然世界也不一定就是不可穷尽的,只要世界是有限的,那么有关知识就是穷尽的,只不过信息量太大,我们暂时还无法处理罢了。
相对而言实证主义方法论是自洽的,因为实证主义方法的有效性不仅仅运用于科学的各个分支,也适用于实证主义本身,即实证主义的有效性不在于实证主义的神圣性,而在于实践对自身的肯定。后现代思潮即使从解构的角度对实证主义加以反思,但话语仍然是实证主义的,充其量只是对实证主义的一种补充。
作为知识还需要解决的问题 是思考者问题,即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或者科学上所谓的人择原理,这其实是一个相对弱化的约束条件,在智能出现之前,世界已经存在了。 但思考者的出现当然能从各种可能的世界中剔选出某些特定的世界, 在这些世界中,某些公理性的基础是存在的,并导致了思考者的思考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