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户千门开闭时
V·S·奈保尔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人给的评语是：“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敍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
到了诺奖作家这个层次，洞察力几乎是必备的素质，而奈保尔的不同是他的移民身份和多文化的背景。身为印度裔的特立尼达多巴哥移民，在加勒比这个种族熔炉成长，到英国求学、写作、成名，这样的经历和背景让他天然地关注殖民地文化以及独立之后的那些殖民地发展的问题，由此，他被戴上了一顶“后殖民文学代表人物”的帽子。
奈保尔的矛盾之处在于他的移民后裔身份与其所浸润的西方文明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尤其反映在他去自己的祖国印度的寻根之旅中。我产生阅读奈保尔的冲动，起因也正是他的印度三部曲。另一位诺奖得主，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曾经在印度担任外交官多年，写有一本《印度札记》，其中对印度文化的深刻洞察和细腻的描写让我心动。然而在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中很难看到这样的描写。相较于诗人帕斯，小说家奈保尔是粗犷的。或许，是奈保尔的印裔身份阻碍了他对印度的观察深度，他太关注自己同胞的生存现状，反而不如外人帕斯能够对印度文化有一个整体的观察。在印度之旅中，奈保尔是矛盾的，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这就是自己的同族，另一方面又对印度的落后和人们的愚昧、贪婪、官僚主义深恶痛绝。
非虚构创作对于奈保尔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觉得，他的非虚构作品甚至比小说更为出色。他写的随笔、纪事、旅行札记不仅是其小说的素材来源，更为这些小说做了注解，诠释了他的小说，让我们得以更深刻地理解这些小说作品。
奈保尔的思想脉络和关怀焦点在另一部非虚构作品《我们的普世文明》中得到了比较完整的、清晰的展现。这部文集的英文原名为The Writer and The World, 作家与世界。中译本以《我们的普世文明》为题，那本是奈保尔的一篇演讲题目。此题虽然没有忠实于原著名，但我以为是更好地概括了奈保尔这部作品的主要意旨。记得季风书讯推荐本书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在我们这个敏感的时代，敢于以这个题目为名，本身已经反映了一种勇气。
这本书收录了奈保尔关于印度、加勒比、非洲、南美的若干文章。这些地方的共同点，它们都曾经是殖民地。奈保尔游历之时，正是这些国家先后摆脱殖民统治，走上独立之路的时候。摆脱宗主国统治之后的殖民地，没有如人所愿地走上自强之路、顺利实现现代化，反而不同程度经历了混乱失序、经济崩溃、残杀、内斗、政变、独裁等等惨痛的记忆，许多国家地区时至今日仍然难以自拔。《大河湾》中写到的刚果（金）就是典型例子，独立之后经历了残杀、政变等一系列的混乱之后，军事强人蒙博托建立独裁统治，在《大河湾》出版之后，蒙博托仍统治刚果（金）达20年，直到1997年下台。数十年的独裁统治的结果，刚果（金）至今仍是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刚果（金）的人均GDP为450美元，排名全球倒数前列。
后殖民地国家欠发达的原因，常常被归之于帝国主义、殖民者对殖民地的长期掠夺和压迫，造成殖民地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独立以后西方国家依靠不合理的国际分工继续从经济上压榨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的教科书上的标准解释。
奈保尔的作品揭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在《刚果新王：蒙博托与非洲虚无主义》一文中，奈保尔记录了他在1970年代旅行刚果的观感。当其时，在历经动乱之后，独裁者蒙博托似乎给改名扎伊尔的这个国家带来了希望，他致力于引进西方技术，国家建设似乎方兴未艾。然而奈保尔注意到蒙博托主义的问题。他写道：“ 蒙博托实现了和平，建立了王权，这是他的巨大成就，但他的王权是荒芜的，对国王的个人崇拜窒息了这个民族刚刚获得的一点智识进步，‘本真性’问题引发的智识混乱让人们产生了对强盛的严重幻觉，再度关闭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将人们引向未来更深的绝望。”
当国家屈从于某一个强人的意志，这个国家的未来可想而知。一个人意志的变化可以随意主宰国家的发展道路。1973年，蒙博托开始搞国有化，没收外国人的企业、资产，收归国有，这是以国家的名义赤裸裸地抢劫。那些企业在一年后就被洗劫一空。奈保尔说：“蒙博托主义就这样简化着世界，简化着责任和国家的概念，简化人民。扎伊尔通往强大与荣耀的道路似乎一马平川。洗劫比利时政权的遗产，没收，国有化，大肆安排形同虚设的职位，一切都轻而易举。”
奈保尔将这种现象称为非洲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不仅存在于扎伊尔，而且弥漫于整个独立后的非洲。殖民统治的长期对立，让非洲人民在取得独立后陷入了一种怨恨的情绪中。他们对长期在非洲实行殖民统治的西方文明抱有极度的对立，试图找回自己的非洲，却要么陷入神秘主义的原始信仰，酿就部族之间的冲突与争权夺利，要么发展为反智主义，建立愚民的恐怖统治。无论哪种情况，非洲虚无主义都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和立足所在，想要回归非洲，而非洲文明还是前现代的原始文明，非洲原本就是不存在的虚无。
身为殖民后裔，奈保尔不无悲哀地注视着非洲的种种怪象。作家更多地是记录、描述，而非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但奈保尔的立场是清楚的，那就是拥抱现代文明，用智识来替代愚昧，允许个人的发展，追求个人的幸福，承担个体应当承担的责任，创造能够让个人得到发展、拥有选择的环境。奈保尔将其称之为，我们的普世文明。这种文明，肇始于西方，奈保尔承认，“它并非从来就是普世的，……欧洲的扩张让它至少在三个世纪都染有种族主义色彩，并且知道今天还在制造痛苦”。奈保尔自己原本也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但结果是这种普世文明帮助奈保尔从边缘走向中心。这样的经历让奈保尔对这种文明有更深刻地体会，更相信这种文明的可行性，它的力量：“它隐含了特定的社会形态，特定的觉醒精神。……这是一个广阔的人性概念，无法被缩减成固定的体系，也不会激发狂热。但人们知道它是存在的，而正因为如此，其它那些更为僵化的体系最终将会烟消云散。”
可以说，奈保尔的所有作品，都暗含了这样的理路。
会有很多人质疑他的这种立场，质疑他依然站在西方文化与经济霸权的角度，为殖民者背书，质疑所谓的普世文明是否存在，普世文明是否发展中国家的救命稻草。但在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质疑显然已经越来越微弱。奈保尔的眼光是开阔的，从加勒比的小岛，到英伦，到印度，非洲，南美，他注视着这些后殖民地国家人民的生活，观察他们的行为，了解他们的思想，用冷静的、近乎坚硬的文字，非虚构的文字、虚构的作品，记录下来，寄寓了自己深切的人文关怀。万户千门开闭时，人类能够互相交流，就一定有某种共同的东西作为交流的基础。文明的碰撞、冲突，同时还有文明的交流和融合。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经济社会交往的不断增多，这种共同的东西会越来越扩大，人类的共同价值会越来越多，普世文明也将不再是个梦想。
（《我们的普世文明》，【英】V·S·奈保尔 著，马维达、翟鹏霄 译，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8月。）
到了诺奖作家这个层次，洞察力几乎是必备的素质，而奈保尔的不同是他的移民身份和多文化的背景。身为印度裔的特立尼达多巴哥移民，在加勒比这个种族熔炉成长，到英国求学、写作、成名，这样的经历和背景让他天然地关注殖民地文化以及独立之后的那些殖民地发展的问题，由此，他被戴上了一顶“后殖民文学代表人物”的帽子。
奈保尔的矛盾之处在于他的移民后裔身份与其所浸润的西方文明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尤其反映在他去自己的祖国印度的寻根之旅中。我产生阅读奈保尔的冲动，起因也正是他的印度三部曲。另一位诺奖得主，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曾经在印度担任外交官多年，写有一本《印度札记》，其中对印度文化的深刻洞察和细腻的描写让我心动。然而在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中很难看到这样的描写。相较于诗人帕斯，小说家奈保尔是粗犷的。或许，是奈保尔的印裔身份阻碍了他对印度的观察深度，他太关注自己同胞的生存现状，反而不如外人帕斯能够对印度文化有一个整体的观察。在印度之旅中，奈保尔是矛盾的，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这就是自己的同族，另一方面又对印度的落后和人们的愚昧、贪婪、官僚主义深恶痛绝。
非虚构创作对于奈保尔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觉得，他的非虚构作品甚至比小说更为出色。他写的随笔、纪事、旅行札记不仅是其小说的素材来源，更为这些小说做了注解，诠释了他的小说，让我们得以更深刻地理解这些小说作品。
奈保尔的思想脉络和关怀焦点在另一部非虚构作品《我们的普世文明》中得到了比较完整的、清晰的展现。这部文集的英文原名为The Writer and The World, 作家与世界。中译本以《我们的普世文明》为题，那本是奈保尔的一篇演讲题目。此题虽然没有忠实于原著名，但我以为是更好地概括了奈保尔这部作品的主要意旨。记得季风书讯推荐本书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在我们这个敏感的时代，敢于以这个题目为名，本身已经反映了一种勇气。
这本书收录了奈保尔关于印度、加勒比、非洲、南美的若干文章。这些地方的共同点，它们都曾经是殖民地。奈保尔游历之时，正是这些国家先后摆脱殖民统治，走上独立之路的时候。摆脱宗主国统治之后的殖民地，没有如人所愿地走上自强之路、顺利实现现代化，反而不同程度经历了混乱失序、经济崩溃、残杀、内斗、政变、独裁等等惨痛的记忆，许多国家地区时至今日仍然难以自拔。《大河湾》中写到的刚果（金）就是典型例子，独立之后经历了残杀、政变等一系列的混乱之后，军事强人蒙博托建立独裁统治，在《大河湾》出版之后，蒙博托仍统治刚果（金）达20年，直到1997年下台。数十年的独裁统治的结果，刚果（金）至今仍是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刚果（金）的人均GDP为450美元，排名全球倒数前列。
后殖民地国家欠发达的原因，常常被归之于帝国主义、殖民者对殖民地的长期掠夺和压迫，造成殖民地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独立以后西方国家依靠不合理的国际分工继续从经济上压榨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的教科书上的标准解释。
奈保尔的作品揭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在《刚果新王：蒙博托与非洲虚无主义》一文中，奈保尔记录了他在1970年代旅行刚果的观感。当其时，在历经动乱之后，独裁者蒙博托似乎给改名扎伊尔的这个国家带来了希望，他致力于引进西方技术，国家建设似乎方兴未艾。然而奈保尔注意到蒙博托主义的问题。他写道：“ 蒙博托实现了和平，建立了王权，这是他的巨大成就，但他的王权是荒芜的，对国王的个人崇拜窒息了这个民族刚刚获得的一点智识进步，‘本真性’问题引发的智识混乱让人们产生了对强盛的严重幻觉，再度关闭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将人们引向未来更深的绝望。”
当国家屈从于某一个强人的意志，这个国家的未来可想而知。一个人意志的变化可以随意主宰国家的发展道路。1973年，蒙博托开始搞国有化，没收外国人的企业、资产，收归国有，这是以国家的名义赤裸裸地抢劫。那些企业在一年后就被洗劫一空。奈保尔说：“蒙博托主义就这样简化着世界，简化着责任和国家的概念，简化人民。扎伊尔通往强大与荣耀的道路似乎一马平川。洗劫比利时政权的遗产，没收，国有化，大肆安排形同虚设的职位，一切都轻而易举。”
奈保尔将这种现象称为非洲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不仅存在于扎伊尔，而且弥漫于整个独立后的非洲。殖民统治的长期对立，让非洲人民在取得独立后陷入了一种怨恨的情绪中。他们对长期在非洲实行殖民统治的西方文明抱有极度的对立，试图找回自己的非洲，却要么陷入神秘主义的原始信仰，酿就部族之间的冲突与争权夺利，要么发展为反智主义，建立愚民的恐怖统治。无论哪种情况，非洲虚无主义都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和立足所在，想要回归非洲，而非洲文明还是前现代的原始文明，非洲原本就是不存在的虚无。
身为殖民后裔，奈保尔不无悲哀地注视着非洲的种种怪象。作家更多地是记录、描述，而非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但奈保尔的立场是清楚的，那就是拥抱现代文明，用智识来替代愚昧，允许个人的发展，追求个人的幸福，承担个体应当承担的责任，创造能够让个人得到发展、拥有选择的环境。奈保尔将其称之为，我们的普世文明。这种文明，肇始于西方，奈保尔承认，“它并非从来就是普世的，……欧洲的扩张让它至少在三个世纪都染有种族主义色彩，并且知道今天还在制造痛苦”。奈保尔自己原本也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但结果是这种普世文明帮助奈保尔从边缘走向中心。这样的经历让奈保尔对这种文明有更深刻地体会，更相信这种文明的可行性，它的力量：“它隐含了特定的社会形态，特定的觉醒精神。……这是一个广阔的人性概念，无法被缩减成固定的体系，也不会激发狂热。但人们知道它是存在的，而正因为如此，其它那些更为僵化的体系最终将会烟消云散。”
可以说，奈保尔的所有作品，都暗含了这样的理路。
会有很多人质疑他的这种立场，质疑他依然站在西方文化与经济霸权的角度，为殖民者背书，质疑所谓的普世文明是否存在，普世文明是否发展中国家的救命稻草。但在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质疑显然已经越来越微弱。奈保尔的眼光是开阔的，从加勒比的小岛，到英伦，到印度，非洲，南美，他注视着这些后殖民地国家人民的生活，观察他们的行为，了解他们的思想，用冷静的、近乎坚硬的文字，非虚构的文字、虚构的作品，记录下来，寄寓了自己深切的人文关怀。万户千门开闭时，人类能够互相交流，就一定有某种共同的东西作为交流的基础。文明的碰撞、冲突，同时还有文明的交流和融合。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经济社会交往的不断增多，这种共同的东西会越来越扩大，人类的共同价值会越来越多，普世文明也将不再是个梦想。
（《我们的普世文明》，【英】V·S·奈保尔 著，马维达、翟鹏霄 译，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