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从《洛丽塔》到现实

1951年夏季的纳博科夫是焦虑的，由于一整年没有给《纽约客》写稿，而他的儿子迪米特里也没能获得哈佛秋季的奖学金。他不得不跟朋友格瑞恩伯格借钱，他向朋友解释道：“我不能为钱写小说，我的关节又染上了风寒——还有别的东西缠着我，一部小说……如果你能借我一千块钱，幽灵就会滚走，我心灵的多产部分就会痊愈。” 纳博科夫所说的“一部小说”就是《洛丽塔》。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即《洛丽塔》的诞生给作者带来的痛苦和声望成正比。在创作期间，纳博科夫数次想要放弃，是他近乎完美的妻子薇拉最终挽救了这部小说。 薇拉从火炉边抢下《洛丽塔》的手稿。 就我所知，许多身边的朋友并不是《洛丽塔》的粉丝（但他们爱纳博科夫），这本书在内容上无论如何都显得有些怪异，不单是道德上的折磨感（使正人君子望而生畏）；还有并不温驯的语言，远远望去，《洛丽塔》更像浑身肌肉的拳击手，给人带来阅读的愉悦和相应的阅读难度。它始终释放着光亮，而这种光亮又让人不得不与之保持一段距离。 任何一个读过两部或更多纳博科夫作品的读者就会发现，他们总能在这个作家身上发现不同的东西，《洛丽塔》并不是这位因《洛丽塔》而为众人所熟识的作家的全部。有一次纳博科夫打趣地抱怨：“真正出名的是《洛丽塔》，不是我这个连名字都会被人念错的老头。” 这种偏移也产生了一系列有趣的现象，让我们看到纳博科夫的创作并不仅仅处于某个单一封闭的盒子里，他是流动、混杂的，且同时在多个维度扩展着自身。 出身于1899年的纳博科夫有着童话般的童年，无论是在自传《说吧，记忆》或是博伊德的《传记》中，童年的多彩始终伴随着耀眼而迷人的火花，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可以把纳博科夫的创作视为对童年的一种追忆（区别于普鲁斯特式的童话的蔓延）。文学教授纳博科夫说过，最好的文学就是童话。 作为流亡在外的白俄，纳博科夫清楚自己的身份，而他小时候受到的英式教育有意无意地帮助了他在西欧流亡期间的生活。离开剑桥后，纳博科夫去了柏林，那里有他的亲人。 纳博科夫开始创作，初期的他曾经翻译过一些作品，包括把一部法国英雄史诗和《爱丽丝梦游仙境》翻译成了俄文。 婚后不久，笔名为西林的纳博科夫开始创作中长篇小说《玛申卡》，书中关于美好童年的分子借由主人公加宁的回忆铺展呈现出来。多年以后，这部英文名为《玛丽》的小说被纳博科夫称道的恰恰也是这段关于青春的描写。 值得一提的是稍后不久创作的《防守》，在这部小说中，纳博科夫将自己对国际象棋的喜爱倾注其中，他似乎明白这种“经历”所带来的乐趣，但又不满足于此，于是他设计了一个命中注定的悲伤的结局。这种欲望和毁灭的故事，是永远贯穿纳博科夫作品的精髓。这一时期，纳博科夫在柏林的创作布满了阴暗晦涩的笔调。需要注意的是，欣赏纳博科夫小说的色调是进入他世界的钥匙之一，有时，他是个画家。 同时期的作品《绝望》则更像是一种反讽。和《防守》一样，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成为电影（很普通，琐碎），在电影中，主人公赫尔曼的内心世界被外在的一系列动作所取代，电影显得真实而无趣。但你不能责怪导演，因为这部小说的重点在个人内心世界的描写，这意味着一种更加深刻的怀疑和再认识，导演只能呈现出一个框架式的故事。而创作《绝望》对于纳博科夫而言则是一次内在的提升。 稍后的《黑暗中的笑声》（最早命名为《暗箱》）则夹杂着轻松与愉悦，纳博科夫并不喜欢单纯的愉悦，他认为在文学中，单纯意味着肤浅。即使一个简单的题材也能够被他赋予足够丰富的色彩，甚至残酷、扭曲、变形。《黑暗中的笑声》把残酷与幽默调节地恰到好处。 如果说，在欧陆时期的创作使得叫西林的小伙子在白俄文学圈中有所声望。那么，40年代来初到美国的纳博科夫还得忍受这种“有所声望”的状态。那时，海明威开始过时，凯鲁亚克尚未兴起，同时期一连串的文学事件并未影响到纳博科夫会在美国文坛的转型（一种新的语言和环境），他的《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得到像威尔逊这样的分量足够的评论家击节赞赏。与此同时，他也渐渐适应了文学教授这一头衔，他教授俄语，我们能够在《普宁》中发现这一时期纳博科夫的影子：一个逐渐发福、温厚而可爱的教授。 教授俄语带给他的好处在于，纳博科夫能够抽出时间处理一些不那么现实的事情，他和妻子的生活有了一些保障。比如，他开始从事蝶类研究；再比如，他创作让人头痛的《洛丽塔》。 于是有了文章开始的那一幕。 《洛丽塔》并不难读，它甚至可能是纳博科夫最通俗易懂的小说，但《洛丽塔》也不像读者预想的那么简单，其中包含了诸多可供思考的内容，包括细碎谜语的设置和答案。 我认为，将《洛丽塔》和纳博科夫对蝴蝶的寻找结合起来是恰当的。首先，《洛丽塔》并不单纯是一部文学作品，它更像是一种无法触及的想象，这和创作时的纳博科夫寻找蝴蝶的状态相似。但这并不是一种比附，或者说把二者拽在一起，因为在《洛丽塔》当中也出现了长时间的西部旅行，而且不止一次。这种旅行看起来像是一种逃离，因为作为主人公的亨伯特由开始时的无家可归，到最后演变成了一种负疚和恐惧的状态，他开始害怕追踪他们的名字“奎因”。 这象征着（或多或少）对欲望的持有与罪恶的增加成正比，但我们不要匆忙地下定论。也有可能，《洛丽塔》完成了多次杂糅，里面有太多纳博科夫其它作品中的影子，也有许多他在西部捕蝶的见闻，它的色彩、结构、叙事节奏都显得多元。《洛丽塔》更像是一种提供想象而不是答案的作品。 在《巴黎评论》中，纳博科夫谈到了自己创作《洛丽塔》的最初动机：报纸上一只被囚禁的猴子引发了他的联想。我们已经很难将这种模糊的想法与作者创作联系在一起了。相比较而而言，纳博科夫喜爱看报，时常戏谑，关注身边发生的趣事倒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洛丽塔》中，亨伯特只是在为自己辩护，所以一切又可以是不真实的，小说本身允许的虚构加上主人公亨伯特叙述的虚构产生了双重的不真实。用纳博科夫的话说，小说只是一个被编织的“魔法”，这样做比那些尽量让小说看起来更“真实”的小伎俩更显高明。 纳博科夫从不介意在小说开始处泄露最后的结局，他用宽广的视野和态度对待创作，他在乎的远不止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