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

我和赵已然有一面之缘，在白庙，在潮白河畔。
算不得认识，只能算在同一张桌子边喝过同一箱的酒，也算是有缘。
在某个层面，他是个名人，看似被音乐圈里的人推崇，可这却换不得一点钱。
也不尽然，就在今年他病倒后，那些平时不肯接济他生活有名气的BANDS，却自发的为他筹款，或许这是一种微妙的世态吧，他是圈子里的符号，所以存在的意义比他本人更重要。
以下是我转贴他的独白：
我本该是一名化学教师，阴差阳错，不幸做了鼓手。十多年来，不求上进，碌碌无为，混迹于狭小的地下音乐王国，沉迷于越来越糊涂越来越荒唐的卡通境地，信以为真地在有限的几位朋友面前义正辞严、斩钉截铁地鼓吹着“垮到极处”的寄生虫哲学。从没有过工作，后以借钱为生。
  后来，我慢慢变成了一个人。只有一双拖鞋、一只牙刷，住在了农村，且越搬越远。
  再后来，我笑得有些难看了，因为我越来越没钱。以至于常常被迫求告家人，艰难度日。
  有一天，我终于发现，磕不动了，再也垮不下去了。我头天让酒喝醉，吐了；第二天一早，酒还没醒，咣叽，又让茶给喝吐了。
  那一天，我发现，我的脸特别难看，太难看了。我终于知道，我太不漂亮了。
  我一生热爱漂亮女人，痴情于不敢面对、不敢亵渎的漂亮女人，然而我自己却从没漂亮过，从没漂亮过一次。
  我也知道了，在我所追求的自由中，我没有自由过一次。
  于是，我终于倒下了。
  于是，在深夜里，在不要钱的灿烂阳光下，在只有神或鬼才能看得见的微笑或悲痛中，我想起了那些曾经会唱的歌。
  于是今天，被逼无奈，我端正了思想，换了身份，不做鼓手，稍不情愿地自觉有些滑稽般地坐在了这里，怀着年轻时代的美好梦想，准备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