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隨筆

                
                
袁鳳瑛的孤獨與落寞 葉夢寒
我是在聽羅大佑《皇后大道東》專輯時注意到她的。在音樂工廠時期，羅大佑出過兩張群星合輯，一張是《皇后大道東》，一張是封面為毛澤東、戈爾巴喬夫、鄧小平三人頭像拼貼的《首都》，都收有袁鳳瑛的佳作。《皇后大道東》中是〈情深義更深〉和她的成名曲〈天若有情〉，〈天若有情〉也就是鳳飛飛膾炙人口的〈追夢人〉的粵語版，袁鳳瑛的演繹，相比大她八歲的鳳飛飛，袁鳳瑛少一些滄桑故事，多一份淡然和冷漠。
但是，淡，淡不過許美靜；冷，冷不過王菲。
她就是一個佇立在音樂兩極之間的溫婉女子。你聽她唱到副歌高潮，用情之時，也是適可而止，沒有痛徹心扉故作悲愁，也不會作壁上觀冷眼旁睨。我不知道是不是骨子裏的傳統古典，讓她和羅大佑的合作如此熨貼自然，也讓她在破釜沉舟急速前行的香港黃金時代，在前衛做派勁歌熱舞大行其道的香港樂壇，總有一種時不我與的落寞之感。
於她的人生，則是鬱鬱不得志。羅大佑為其出版了三張專輯──有文章對此的描述是「力捧」──之後，她竟徹底從樂壇銷聲匿跡了。1998年，她在尖沙咀自資開辦一間唱歌學校，只開了一年，之後又於香港市政局一間文娛中心教授唱歌，據說很受小朋友的歡迎。
2004年，她出現在羅大佑「香港搞搞新意思」演唱會上。筆挺西裝的羅大佑在舞台中央為她伴奏鋼琴，當〈天若有情〉的前奏響起，我看到她笑容燦爛地向觀眾揮手。我不知道在那一刻，她心裏真正想的是什麼？從1999年到2004年這五年，乃至2004年至今的這十年，她有沒有留戀過這個舞台？有沒有死心？有沒有感嘆歲月無情人生無常？是不是已滿足於教教小朋友？
袁鳳瑛的代表作大多都是粵語翻唱，〈吉普賽情人〉翻唱陳淑樺的〈無言的表示〉，〈戲迷情人〉翻唱黃鶯鶯的〈葬心〉，〈寂寞是〉翻唱齊豫的〈走在雨中〉，我不知道這是否限制了她自己的發揮？同樣是淡出歌壇，被更多歌迷念念不忘的始終還是患抑鬱症的陳淑樺，甚至，在那場羅大佑演唱會上，她和羅大佑合唱的，也是〈滾滾紅塵〉的國語版，而不是她自己的粵語版。她是作為陳淑樺在香港的一個影子而存在的嗎？和台灣不同，在90年代香港，都會女子的代表是林憶蓮，是那種幹練、灑脫、硬朗的職場女性形象，只有唱到國語時，她才以怨婦形象示人，就算是〈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收到精選集裏，還是要變成節奏鏗鏘霸道的remix版。
而袁鳳瑛自始至終都是把心事藏在心底的內斂女子，林夕、羅大佑為她寫〈心經〉有這樣一句：「只因為他離別時候撩動愛意難平，沉默宇宙那天地聲似共我呼應。」恰如其分，歌如其人，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她的孤獨。
苦哈哈的日子 - 劉紹銘
多年前我把在美國求學的經歷斷斷續續的寫下來結集而成《吃馬鈴薯的日子》。題目有點怪異，朋友問及總得解釋一番。廣東人日常吃飯吃粉麵。我在美國有一年住學生宿舍，一天三頓離不開馬鈴薯。薯仔本有多種吃法，烘、煮、烤、炸，但宿舍膳食不是米芝蓮，只供你吃飽就是。記憶中最常上桌的薯食是mashed potato，亦即漿糊狀的「薯泥」。
薯泥多吃了張嘴就要吐出「土豆」。其實，認真說來，口裏淡出鳥的日子應在一九五六年入住台大宿舍開始。在我模糊的記憶中，伙食費不是一百五十就是二百元（當然是新台幣）。由台大到西門町的巴士車資是二元。宿舍三頓都吃清粥米飯，充飢不成問題，只是下飯的小菜寒酸得可以。在餐桌上吃的菜，是吃了面有菜色的青菜。偶然在菜葉上看到一塊浮動的肥豬肉，就渴望能吃到一碗豬油撈飯。
上世紀五十年代是國民黨在台灣「克難」的時期，一般尋常百姓生活都是苦哈哈的。冬天乘公車出城，看到穿着軍裝的阿兵哥腳下穿的是草鞋。「經濟起飛」是七十年代的事。百姓的消費能力可從煙酒公賣局的品牌升等看出來。克難時期最有市場的香煙是售價三元五角的新樂園。記得還有一種價錢更平民化的，名字叫芭蕉或什麼的，價錢是兩塊錢左右吧，據說阿兵哥和鄉下人都靠它過日子。
我在台大當「新鮮人」那年，傅斯年校長已作古。跟一些從大陸過來的老學長聊天時，總感覺到大家都對這位北大精神領袖懷念不已。據說傅校長抽煙斗，在西門町的“consignment store”（寄賣商店）寄賣的洋煙絲買不起，迫得把新樂園一根一根的解體作代用品。克難時期的台灣，大家都窮。大學教授溫飽之餘想多得一丁點兒的物質享受，不是找兼差就是教補習班。我的老師夏濟安還另有選擇，除跟趙麗蓮教授主辦的《學生英語文摘》寫專欄外，還替美國新聞處中譯了不少美國文學作品。
夏志清先生的《紅樓生活志》可說是另類「思苦憶甜」的文章。一九四六年十月，他隨老哥濟安到北京大學報到。入住紅樓，一天兩頓差不多都在對面的小小食堂打發。平常叫一碗炸醬麵，有時來一小盆醬肉。夏公的追述說到學校對面的洗衣店沒有熱水。冬天時洗襯衣根本就不用水，領口和袖口都用酒精擦，擦破後再用縫衣機密針補牢。「我去北平時，帶了好多件司麥脫牌子的新襯衣，一到冬天都遭了殃，當時又買不起新襯衣，穿那幾件領子密針縫滿的襯衫，實在很痛心。」
兩岸三地中國人在戰時戰後都吃苦。看來那時在中國生活的「外國專家」也強不了多少。夏志清在北大當助教，有時不得不以相當於半個月的薪水購買一本非買不可的歐美新書。系內同事有位William Empson教授，劍橋出身，是《Seven Types of Ambiguity》的作者。卻說夏公花了半個月的工資買了Cleanth Brooks的《The Well Wrought Urn》。他們兄弟看完後，想到在北大教書的外國專家也相當清苦，因此看完後就把這本書借給外國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