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undsen/阿蒙森 （译者：周善若）
译自Alice Munro（爱丽丝·门罗）2012年小说集“Dear Life”（《亲爱的生活》）
正文：
我坐等在车站外的长椅上。火车抵达的时候车站还开着，不过现在已经关了。长椅的尽头坐着一个女人，她拿着一个提兜，垂在两膝之间。提兜里装满了油油的纸包。肉——生肉。你都能闻到。
铁轨的另一边是一辆电车，空无一人，等在那里。
再没有别的乘客出现了。过了一会儿，站长将头伸出来喊到，“San 【英文中“疗养院”的前三个字母——译者注】。”一开始我以为他在喊一个叫山姆的人。也的确有一个穿着制服的人从建筑那头走了过来。那个人穿过铁轨，登上了电车。拿提兜的女人站了起来，跟着他，于是我也跟了上去了。街对面突然爆发出一阵叫嚣，一个黑色平房的门嘭地打开，从里面晃出了几个男人，他们一边把头塞进帽子里，一边让腰间的午餐盒不停的撞在大腿上。那些声音让你觉得电车一定会随时开走，逃离这些人。可是他们上了车，而且什么也没发生。他们一边坐下来，一边点着人数说谁不见了，还告诉司机不能走。然后有个人想起来原来那个不见的人今天并不上班。车子开动了，也不确定司机到底有没有听，或是根本在不在乎他们刚才说的话。
这些人全都在灌木林那里的锯木厂下了车——走路的话也就十几分钟——过了不久，湖就出现在了视野内，全部被白雪覆盖着。湖的前面绵延着一座白色的木头建筑。这时那个女人拿好了她的肉提兜，站了起来，我也跟着站了起来。那司机又喊了一次，“San。”车门打开了，外面有几个女人正等着上车。她们和那个拿生肉的女人问好，她回答说，今天真是生冷啊。
我跟着下车的时候，她们全都躲着没有看我。
这边的终点站显然没有要等什么乘客。车门嘭地一下关上，然后电车就往回走了。
之后就是寂静，空气像冰一样。周围是看起来很脆的桦树林，白色的树干上有斑斑点点的黑色，还有一些很小很乱的常青树，像瞌睡的熊一样蜷缩着。冰冻的湖面凹凸不平地嵌在沿岸，好像是浪花在落水之前就被冻成了冰。还有刚才的那座建筑，有很少几排窗子，两端各有一个用玻璃密封起来的门廊。一切都很朴素，十分具有北方的特色，高高的乌云像圆顶一样，下面笼罩的尽是黑色和白色。
不过一旦你走近就会发现，那些桦树的树干也并不是白的。灰黄色，灰蓝色，灰的。
不过依然，有令人着迷的巨大魅力。
“你要去哪儿？”那个拿肉的女人冲我喊道。“拜访时间三点就结束了。”
“我不是访客，”我说。“我是老师。”
“就算这样，他们也不会让你从前门进的，”那女人带着些许满足的意味说道。“你最好和我一起走。你没带行李吗？”
“站长说他一会儿会送来的。”
“你站在这儿就好像你迷路了一样。”
我说我停下来是因为这里真是太美了。
“人们可能也是这么想的。除非他们病入膏肓或是太忙。”
我们从建筑的一端走进厨房之前都没再说什么。我已经急切地需要这里的温暖了。我还没来得及好好看一下周围的环境，注意力就被集中在了我的靴子上。
“你最好在弄脏地板之前把它们脱下。”
我费力地脱下靴子——没有椅子给我坐——然后把它们放在了那女人放靴子的地毯上。
“把它们拿好，我可不知道他们要让你住在哪儿。你也最好别脱外套，衣帽间里没有暖气。”
这里没暖气，也没有灯，除了一个我够不到的小窗户。这就像在学校被惩罚一样。被罚去衣帽间。是的。那雷同的，潮湿的冬衣味道，那被雪水泡过，渗透到脏袜子和臭脚的靴子味道。
我爬上一个长椅，可还是看不到外面。在那个扔满帽子和围巾的架子上，我找到了一袋无花果和枣。一定是谁偷走了藏在这里想拿回家。突然之间我感到了饥饿。从早上我就没吃任何东西，除了在安北列车上吃了一个干酪三明治【安北列车——往返于安大略省北部的火车车次——译者注】。我考虑了一下从贼那里偷东西的道德问题。不过，无花果会卡在我的牙里，让我露出马脚的。
我从椅子上爬下来的正是时候。有人正往衣帽间里进。那人不是什么帮厨，而是一个穿着臃肿冬衣的女学生，头上还包着围巾。她是冲进来的——书本被扔到长椅上，散落一地，围巾是被她一把扯掉的，所以她的头发像是杂草一样蓬起来，看样子她同时把靴子也挨个儿踢了下来，它们被甩开，弹飞到了衣帽间的另一边。很显然，没有人管她，强迫她在厨房就把靴子脱掉。
“嗨，我没有要故意伤你，”那女孩说，“从外面进来以后这里实在太黑了，你都不知道你在干啥。你不冷吗？你在等谁下班儿吗？”
“我在等着见胡克斯医生。”
“那你不用等太久，我刚坐他的车从镇上回来。你没生病，对吧？你如果生病了可不能来这儿，你必须得去镇上见他。”
“我是老师。”
“是吗？你是多伦多来的？”
“对。”
明显的停顿，或许是对我肃然起敬。
但不是。只是在审视我的外套。
“那可真不错。那领子上是什么毛？”
“波斯羊毛。其实是仿制品。”
“差点儿骗到我。我不知道他们让你来这儿干嘛，会把你屁股冻掉的。对不起。你想见医生，我可以带你去。我知道所有东西在什么地方，我敢肯定地说，打出生起我就住在这儿了。我妈在这儿管厨房。我叫玛丽。你叫啥？”
“薇薇。薇薇恩。”
“如果你是老师的话不应该是什么小姐吗？什么小姐？”
“海德小姐。”
“揍死你【俚语，直译为“把你的皮（hide，音同海德）做成革”——译者注】，”她说。“对不起，我突然想到的。我想让你来当我的老师，不过我必须去镇里的学校念书。这是个愚蠢的规定。因为我没得肺结核。”
她一边说，一边领着我穿过衣帽间尽头的另一扇门，然后走过一条像是普通医院的走廊。铺着打过蜡的油毡，刷着单调的绿色墙漆，还有一股防腐剂的味道。
“现在你既然来了，或许我可以让兰迪把我调回来。”
“兰迪是谁？”
“兰迪狐克斯。是一本书【《红狐狸历险记》——译者注】上的名字。我和安娜贝尔刚开始这么叫他。”
“安娜贝尔是谁？”
“现在谁也不是了。她死了。”
“噢，我很抱歉。”
“这不是你的错。这种事在这里经常发生的。我今年上高中了。安娜贝尔从没有真正上过学。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兰迪让镇上的老师准许我多在家呆着，这样我可以和她做伴儿。”
她在一扇半掩的门前停了下来，吹了声口哨。
“嗨。我把老师带来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到，“好的，玛丽。你可以去休息了。”
“好的。我知道了。”
她信步离开，把我留下来，面对着一个瘦削的，普通身高的男人，他红色的头发修剪地非常短，在走廊人工光线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你见过玛丽了，”他说。“她有说不完的话。她不会在你的班级，所以你不必每天都忍受。人们要么很喜欢她，要不一点儿也不。”
他看起来比我大十到十五岁，最开始他也是用长者的口吻和我交谈的，把我当做是一个专注的未来员工。他问了我的旅途和我行李的安排。他想知道我怎么会乐意上这么北的地方来工作居住，尤其是我之前住在多伦多，会不会感到无聊。
一点也不，我说，并补充道这里很美。
“就好像——就好像置身于俄国小说的世界里。”
他第一次仔细地打量我。
“是真的吗？哪一部俄国小说？”
他的眼睛是浅浅的，明亮的蓝灰色。一只眉毛挑了起来，像一顶小尖帽。
不是说我没读过俄国小说。我有通读过一些，还有一些读了一部分。但因为他的眉毛，还有他嘲弄挑衅的表情，我除了《战争与和平》以外竟想不起任何其他的书名了。我不想说出来，因为这是本所有人都能想起来的书。
“《战争与和平》。”
“呵，我们这里只有和平，我说。不过如果真的有你渴望的战争，我想你一定会穿上那些女人的制服到海外去的吧。“
我又气又羞，因为我并没有卖弄的意思。其实也不是卖弄。我刚才想表达的是这里的景象给我带来的感受。
他显然是那种在问题里挖陷阱给你跳的人。
“我想我实际上以为你是个老太太，”他说，带着些许的歉意。“所有适龄的有教师证的人都会重回教育系统。你的专业不是教师，对吗？你拿到学士学位以后原本打算干嘛呢？”
“拿硕士学位。”我简短地说。
“那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
“我觉得我应该挣点钱。”
“明智的想法。尽管我恐怕你在这里挣不了多少。抱歉我刨根究底，我只想确认一下你不会半途而废。不打算结婚，对吧？”
“不打算。”
“好吧。好吧。你可以放松了。我没有让你泄气吧，有吗？”
我把头转了开来。
“没有。”
“去楼下大厅里女总管的办公室，她会告诉你所有你需要知道的。你将会和护士们一起吃饭。她会告诉你你睡哪儿。就是注意别感冒。我不认为你有任何对付肺结核的经验？”
“我读过——”
“我知道。我知道。你读过《魔山》。”这又是一个陷阱，而他看起来恢复了精力。“事情从那本书之后已经改变很多了，至少我是这么希望的。给，我写了一些关于这里的孩子的东西，还有一些我认为你可以和他们做的事情。有时候我更乐意用写的。女总管会告诉你的。”
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我迎来了第一个工作日，一切都让我感到奇特和不同。那厨房，和工人们存放衣物的厨房衣帽间，我没有再见到过，可能以后也不会见到了。医生的办公室也一样在很远的地方，总管的房间是接受所有询问，投诉，和整顿的地方。女总管本人又矮又壮，面颊粉红，戴一副无框眼镜，呼吸粗重。你不管问她要什么都会让她吃惊，然后引起麻烦，不过最终你要的都会得到处理。有的时候她在护士的食堂吃饭，那里会招待她一份特制的干酪，让大家不爽。大多数时候她都在自己的房里吃。
除了总管还有三个注册护士，没有一个是比我大三十岁以内的。她们都是退休了以后又出来工作，履行着她们战时的责任。紧接着还有护工们，都是和我一样大甚至比我还年轻的，她们当中的大多数都已婚或是已订婚或是正要订婚，对象基本都是参军的人。女总管和护士们不在的时候她们就一直聊天。这些女孩儿对我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她们不想知道多伦多是什么样，尽管她们中的几个认识曾经去那儿度蜜月的朋友。她们也不关心我的教学，或是我在来这疗养院之前是做什么的。这不是因为她们不懂礼貌——她们会递给我黄油（这里管那东西叫，其实是带桔黄色条纹的人工奶油，在食物里添加色素可能只有在那个年代是合法的），她们会警告我别吃肉馅土豆饼，因为据说能吃出土拨鼠。一切发生在她们所不了解的地方，个体，或时间的事情都会被忽视。这成为了她们根深蒂固的习惯。只要一有机会，她们就会关掉收音机的新闻，然后试图调出有音乐的频道。
“‘和洋娃娃跳舞～她袜子洞没补～’。。。”
不管是护士还是护工都不喜欢加拿大广播电台【简称CBC——译者注】，而我正是听着这电台长大的。我一直都认为是CBC给穷乡僻壤带去了文化。同时她们也惧怕胡克斯医生，因为他读过很多书。
她们还说，如果他乐意，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把别人训得痛哭流涕。
我不太能明白她们是不是觉得读很多书和训哭别人之间有某种联系。
一般的教育学理论在这里不适用。这里的某些孩子会回到社会，有些则不会。最好别给孩子太大压力。也就是说，别弄考试，记忆，分类，那些没用的东西。
要完完全全地忽视掉年级的概念。那些需要的可以以后赶上学业，或是压根没必要。事实上，非常简单的技能，比如一些常识，等等，是进入这个社会所必备的。那么那些所谓的天才生呢？真是个令人作呕的术语。如果他们在充满问题的学业中表现聪明，他们会轻松赶上的。
忘掉南美洲的河流吧，大宪章也同样。
最好画画，音乐，讲故事。
做游戏可以，不过要注意过度兴奋和过度竞争。
让孩子感到压力和无聊的界限很难掌握。无聊是疗养的死敌。
如果总管那儿没有你需要的东西，有的时候可能是清洁工放起来了。
一路顺风。
孩子们出勤的数量一直在变。十五个，或是减少到六个。只有上午有课，从九点到中午，包括休息时间。体温升高的孩子，或是在体检的孩子都会被带走。他们来上课的的时候都很安静很乖，但是兴致并不高。他们一开始就明白这是一个假装的学校，他们不用满足什么课标的硬性规定，就像他们也没有课程表和记忆功课一样。这种自由并没有让他们变得难以管教，也没有让他们觉得厌烦无聊，只有温顺和恍惚。他们围成一圈轻轻唱歌，他们也玩井字游戏。临时准备的教室里，挫败感的阴霾如影随形。
我决定遵照医生的建议。或者他建议的一部分，比如说关于“无聊是敌人”那部分。
我在保洁员的小房间里发现了一个地球仪。我要求把它拿了出来。一开始我讲些简单的地理。大洋，大洲，气候。为什么不讲风和气流呢？国家和城市呢？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呢？说到底，为什么不讲南美洲的河流呢？
有些孩子之前学过这些，不过他们几乎忘得差不多了。湖和森林另一边的世界已然和他们渐行渐远。我想他们会振作一点，因为他们和过去学过的知识又做了朋友。当然，我也没有一次性地把所有东西都教给他们。而且我还要照顾到那些没学过这些的孩子们，他们病得太早，从没来得及上过学。
不过这些都还好。我通过游戏的方式，把孩子们分成不同的组，我指着地球仪的不同地方时，让他们大声喊出答案。我小心翼翼的，以免这种兴奋持续太久。可是有一天医生来了，他刚做完早晨的手术，我被抓了现行。我不能够立刻暂停，不过我尽力让竞争感淡薄了一点。他坐了下来，看起来沉默且疲惫。他没有提出异议。过了一会儿他加入了游戏，大声喊出故意搞笑的答案，不是错的，而是完全捏造的答案。然后一点一点让自己的声音低了下去。一点一点，一开始变成了喃喃自语，然后成了耳语，最后啥也听不到了。啥也没有。这样一来，他完全掌控了课堂。所有人都模仿着他的样子，慢慢地静下来。他们紧紧盯着他的嘴。
突然他发出一种很低的鼾声，大家全都笑了。
“大家到底为啥都在看我？你们老师这么教你们的吗？盯着看那些没惹麻烦的人？”
大部分人笑了，可有些还是盯着他。他们在等更多的滑稽。
“继续吧。继续在别的地方胡作非为吧。”
他为打断课堂向我道了歉。我开始和他解释我为什么要把这里变得更像个真正的学校。
“尽管我的确同意你关于压力的看法——”我急切地说。“我同意你给我的指示。我只是觉得——”
“什么指示？噢，那只是我随便想到的信笔乱写。我从没想过要你严格执行。”
“我是说，只要他们不是病得太严重——”
“我相信你是对的，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关系。”
“不然他们就太无精打采了。“
“那也没必要唱歌跳舞吧，”他边说边走。
然后转过身来，道了一个连虚情假意都算不上的歉。
“我们下次有时间可以聊聊。”
那个“时间”，我想，永远都不会有。他显然认为我是个麻烦，是个傻子。
吃午饭的时候我从护工那里听说，那天早上进行手术的病人没能活过来。所以，我之前的怒气被证明并不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正因如此，我觉得自己更像个傻子。
每天下午都是自由活动时间。我的学生们都午休，有时候我也觉得想睡觉。我的房间很冷——这建筑的每一部分都很冷，比林荫大道的公寓冷多了，尽管祖父母总是把暖气开得很小，因为爱国。而且这里病人们的铺盖也很薄——得肺结核的人肯定需要更保暖的铺盖吧。
我当然没得肺结核。可能肺结核遇到我这种人也节省开支了。
我昏昏沉沉的，可是睡不着。头顶上方传来推病床的喀拉喀拉声，它们要被推到阳台上，在下午的冷空气中晾一晾。
这座建筑，这些树木，这片湖，再也不能带给我像我刚来那天的感觉了，那时，我曾被它们的神秘和威严吸引。那天我还以为我是透明的。而现在看来，其实从不是那回事。
那个老师在那儿。她在干吗？
她在盯着湖看呢。
为什么？
没什么别的事可做呗。
有些人的运气真是好啊。
每隔一段时间我都翘掉一顿午饭，尽管这也算我工资的一部分。我会去阿蒙森，去那儿的一个咖啡店吃饭。咖啡是假的，而最好的三明治，如果有的话，里面夹的也无非是鲑鱼罐头。所谓的鸡肉沙拉必须经过仔细翻检才能找到里面的鸡皮和软骨。尽管如此，我也觉得这里更让我放松，因为没人认识我。
关于这个，我可能错了。
这间咖啡店没有女厕，所以我必须走到隔壁的旅馆，然后经过啤酒吧那敞开的门，那里总是又黑又吵，释放出啤酒和威士忌的味道，香烟和雪茄的烟雾攻势简直能让人昏倒。尽管如此，我也觉得这里更让我放松。从锯木场来的伐木工从不会像多伦多的那些士兵和飞行员那样朝你大吼。他们深深的存在于一个只有男人的世界里，痛心疾首地说着他们的故事，而不是来这里找女人。他们或许无论早晚，只是更迫切地想离开那个锯木场
医生在主街上有一个办公室。那是一间只有一层的小屋子，所以他必须住在别处。我之前从护工那里听说他没有太太。在唯一的小巷里，我发现了一所疑似是他的房子——一座灰泥房，前门上方有个老虎窗，窗台上堆着书。这地方有种单调但是老派的感觉，暗示着一个单身汉——一个有教养的单身汉，能做出的最少可也是最精确的舒适度。
小巷尽头的学校有两层楼那么高。楼下供一到八年级的学生使用，楼上供九到十二年级。有天下午我在那儿看到了玛丽，她在打雪仗。看起来像是女孩和男孩对打。当看到我时，她大叫起来，“嗨，老师儿，”然后把双手捧着的雪球胡乱一丢，接着大步穿过马路。“明天见，”她扭头对大家说，多少更像是告诉大家别跟过来。
“你这是要回家吗？”她问，“我也是。我之前总搭兰迪的车，可他走得太晚了。你怎么回去？坐电车？”
我说是，玛丽接着说，“噢我可以告诉你另一条路，你能省下车钱。灌木丛之路。”
她带我走了一条狭窄但是能走过去的小路，小路俯瞰整个小镇。这条路接着穿过树林，经过锯木场。
“这是兰迪总走的路，”她说，“这里高一点，不过到疗养院的路程更短。”
我们路过锯木场，在我们下方，有一些歪歪扭扭的锯木和几个小棚屋。堆砌的木头，晾衣绳，还有缓缓升起的炊烟表明这儿一定是有人住的。一只狼狗从其中一个棚屋里跑了出来，一边跑，一边发出大声的狗吠和咆哮。
“你给我住嘴！”玛丽喊着。她麻利地团起一个雪球扔了过去，正砸在那畜生的脑门儿上。它晕晕乎乎地打起了转，玛丽又拿起一个雪球砸中了它的屁股。一个穿围裙的女人跑出来，叫到，“你差点杀了他！”
“那样的话可真是谢天谢地！”
“我会让我老头儿去找你麻烦的！”
“那我等着。你老头儿连个屁都找不到。”
那狗隔着一段距离跟着我们，作势威胁着。
“我能打跑任何狗，别担心，”玛丽说，“我敢说，如果我们撞到熊，我也能打跑的。”
“难道熊这时候不都冬眠了吗？”
我之前被狗吓得够呛，不过这时可没粗心。
“是，不过你也不能确定。以前有只熊醒得早，钻进了疗养院的垃圾箱里。我妈一转身，它就在那儿。兰迪当时是拿枪把它射死的。”
“兰迪曾经带着我和安娜贝尔去外面乘雪橇，有的时候也带其他孩子们去。他有个特殊的口哨用来把熊吓走。那哨音对人耳朵来说过高，我们听不到。”
“真的吗？你见过那哨子啊？”
“不是那种哨子。我是说那种他用自己嘴吹的口哨。”
我想到了那天在教室里的情形。
“我也不知道。可能那只是他为了让安娜贝尔不害怕编出来的吧。她不能做正常的雪橇，他只能用一个平底的雪橇拉着她。我就跟在她后面，有时我也会跳到她的平底雪橇上，兰迪就会说，这东西到底出什么问题了，怎么这么沉。然后他就会突然转身想逮住我，不过他从没逮到过。他会问安娜贝尔说怎么这么沉，你早上吃的啥啊，不过她从不说。如果有其他小孩的话我就不这么玩了。只有我和安娜贝尔的时候最好了。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那学校里的女孩子呢？她们不是朋友吗？”
“我只是没人玩儿了才会和她们一起。她们什么也不是。”
“安娜贝尔和我的生日在同一个月份。六月。我们十一岁生日的时候兰迪带我们去湖里坐船。他教我们游泳。唔，只有我。他必须一直抱着安娜贝尔，因为她不太能学游泳。有次他自己游出去好远，我们就把他的鞋都装满了沙子。之后我们十二岁的生日就不能像这样了，不过我们去了他家吃蛋糕。安娜贝尔一点儿也吃不下，他就带我们坐着他的车，我们把蛋糕一块一块地扔出去喂鸟。鸟们像疯了一样争抢。我们狂笑，后来他不得不停下来抱着安娜贝尔，这样她才不会大出血。”
“然后在那之后，”她说，“那之后我就不再被允许见她了。我妈也从来不想让我和肺结核的孩子们一起玩儿。不过兰迪和她聊了，说他会及时制止的。后来他的确制止了，我特别生气。可是她也不会再那么爱玩儿了，她太虚弱了。我可以带你去她的墓地，但那儿还没有任何标记呢。兰迪和我打算等他有空就做一个。我们刚才如果一直沿着路走上去而不是走下来的话，就会走到她的墓地了。那里是给那些没有家人认领的人们准备的。”
这时我们已经回到了平地上，接近疗养院了。
她说，“哦我差点忘了，”然后掏出来一堆票。
“情人节那天，我们会在学校演一出戏，叫做《宾那福》。这些是我要卖掉的票，你可以是我的第一个顾客。我有演哦。”
我之前关于医生在阿蒙森住处的猜测是对的。他要带我去吃晚餐。这更像是他在走廊里突然看到我之后，临时起意的邀约。可能他不快地记起了说过要和我一起讨论教学方针的事情。
他定的那晚正好是我已经买了票，打算去看《宾那福》的当晚。我如实地告诉了他，结果他说，“嗯我也买了票。但那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现身吧。”
“我倒觉得我好像承诺了玛丽。”
“那，现在你可以撤销承诺。会很无聊的，相信我。”
我按他说的做了，尽管我没见到玛丽，没当面告诉她。我在他告诉我的地方等着，也就是大门外面的走廊上。我穿着我最好看的那条深绿色绉纱裙，装饰着珍珠纽扣和蕾丝领子。双脚被我塞进了高跟山羊皮鞋里面，外面还套着雪地靴。过了约定的时间我还在等——我很焦虑，一是担心女总管会从她办公室出来看到我，二是怕他早就忘了我们的约定。
不过这时他走了过来，一边系上大衣的纽扣，一边冲我道歉。
“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事儿要处理，”他说，然后领着我走进漫天的繁星下，绕过大楼走向他的车。“你还走得稳吗？”他问，当我说是的时候——尽管我很担心脚上的高跟鞋——他就没伸手扶我。
他的车又旧又破，就像那时候大部分的车一样。车里没暖气。当他说我们要去他家的时候我就放松了。我无法想象我们要怎么应对旅馆那里的人群，而且我也不希望吃到那家咖啡店的三明治。
到了他家以后，他让我先别脱外套，等暖和一点再脱。他立刻忙着在木质炉那里生火。
“我现在是你的清洁工，你的厨子，和你的服务员，”他说。“这里马上就会变得舒服起来，晚餐也不用等太久。别帮忙，我更喜欢自己一个人。你想在哪儿等呢？如果你乐意，你可以去前厅里看看书。你穿着大衣的话，那里应该不至于冷得呆不下去。这房子的每个房间都是用木质炉供暖的，没在用的房间我就不会生火。灯的开关就在门口。你不介意我听会儿新闻吧？这是我养成的一个习惯。”
我去了前厅，多少感到我是被命令去的。我没有关厨房门，他走过来关上，说，“等会儿厨房暖和起来再开，”然后就又回去听那阴沉沉，抑扬顿挫，几乎虔诚的CBC的播报了。正在播的是过去一年的战势。我自从离开祖父母的住处后就没再听到过这声音了，而且我其实更想呆在厨房里。不过，这里有好多书。不只是书架上的书，桌上，椅子上，窗台，还有地板上都堆满了书。我翻看了几本之后得出结论：他喜欢成批地买书，而且很可能加入了好几个读书俱乐部。有哈佛经典丛书，威尔和爱丽儿•杜兰的历史丛书——就和我祖父书架上的一模一样。小说和诗歌类的看起来不多，尽管我吃惊地看到几本童书经典。
美国南北战争的书，南非战争的书，拿破仑战争的书，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书，尤里乌斯•凯撒的战役的书。《亚马逊丛林和极地探险》。《沙克尔顿的冰》。《富兰克林的厄运》，《 唐纳大队和迷失的部落》，《中美埋葬之城》，《牛顿和炼金术》，《兴都库什山的秘密》。这些书表明了收藏它们的人是一个急于求知，急于大范围涉猎的人。大概收藏者的趣味并不单一，也不会对某一方面有深入了解。
所以当他问我“哪一部俄国小说”的时候，很有可能他根本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学识渊博。
在他说“饭好了”，我打开门的时候，我已经被这个新的怀疑全副武装了起来。
我问，“你会和谁起争执呢？纳夫塔，还是登布里尼？【两者皆是《魔山》里的人物——译者注】”
“你说什么？”
“在《魔山》里面，你更喜欢纳夫塔还是登布里尼？”
“老实说，我一直以为他们俩都是夸夸其谈的人。你呢？”
“登布里尼更加人道，而纳夫塔更有趣。”
“他们在学校里教你这个？”
“我从没在学校里读过这本书，”我冷冷地说。
他飞快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挑起了眉毛。
“原谅我。如果那屋里面有任何你觉得有意思的，不要客气。你可以随意在你空闲的时候来这儿看书。我有个电炉，可以帮你装好，我估计你不会用木质炉。我们能考虑一下这个提议吗？我可以很快配一把钥匙给你。”
“谢谢你。”
晚餐是猪排，土豆泥，豆子罐头。甜品是在面包店买的苹果派，如果他想起来热一下的话会更好吃。
他问了我在多伦多的生活，我大学的课程，还有我的祖父母。他说他觉得我家教很严。
“我祖父是一个自由主义神职人员，有点像保罗•蒂立希。”
“那你呢？自由主义的小基督徒孙女？”
“不是。”
“说得好。你觉得我很没礼貌吗？”
“看情况。如果你是作为雇主在面试我，不。”
“那么我继续了。你有男朋友吗？”
“有。”
“在军队里，我猜？”
我说，在海军。惊讶地发现这对我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作为永远不知道他身在何方，或是没有任何信件的借口。我可以继续编造说他没得到上岸许可。
医生站起来拿了茶叶。
“他在什么样的船上呢？”
“轻巡洋舰。”另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过一段日子我就可以编说他遭遇了风暴，轻巡洋舰总会遭遇风暴。
“真勇敢啊。你的茶加糖还是奶？”
“都不加谢谢。”
“那敢情好，因为我一个也没有。你知道，撒谎的时候能看出来，你的脸会发烫。”
如果我之前没发烫的话，现在的确发烫了。红晕从我的脚蔓延上来，汗从我的腋下滴出。我希望裙子不会因此脏掉。
“我喝茶的时候总会发烫的。”
“哦原来如此。”
事情不能变得更糟了，所以我决定正面面对他。我改变了话题，开始问他是怎么给别人做手术的。他有没有像我听说过的那样，给别人做肺切除？
他本可以用更戏谑，更高高在上的方式回答我——可能这是他的调情手段——而且我相信如果他那么做了，我一定会立马穿上大衣走掉。他估计也知道，于是开始和我谈起胸廓成形术，还解释道，在病人体内把肺放气压扁是没那么容易的。这种成形术非常有意思，甚至连希波克拉底【医学之父——译者注】都有所耳闻。当然了，肺叶切除最近也变得流行起来。
“但你不会失去一些吗？”我问。
他一定考虑了一下这里很适合开玩笑。
“当然了。他们跑掉，去林子里躲着，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上哪儿了——跳进湖里面——难道你说的是他们会死吗？有些时候手术不成功。是的。”
不过好的事情正在发生，他说。他的手术会和以前的放血疗法一样被淘汰。一种新药正被发明出来。硫酸链霉素。已经在试验阶段了。有一些问题，当然了，一般都会有问题。这种药对神经系统有毒性。不过总能找到解决方法的。
“那时候就会把我这种手术医生搞失业了。”
他洗了盘子，我擦干。他把一条擦碗布系在我的腰间，以防我打湿裙子。当在后面系好结之后，他用他的手在了我的背上压了一下。那是个深沉的力道，五指分开——他或许差一点用专业手法处理我的身体。那晚我上床睡觉的时候，仍然能够感到那个力道。我感到它从小指到大指增强的力量。我很享受。那甚至比后来印在我额头的那个吻还要重要。他在我下车前吻了我。他的嘴唇很干燥，简短，正式地吻了我，带着些许的威严。
他家的钥匙出现在了我房间的地板上，是趁我不在的时候从门缝里丢进来的。不过我根本不会去用的。如果换做其他任何一个人，我都会立刻毫不犹豫地冲过去。特别是有暖气的话。可这次，他以前和以后可能的样子，都会使本该坦荡的舒适感，变得紧张又神经质。就算不冷，我也无法停止打哆嗦，而且我怀疑，我是否能读得进一个词。
我以为玛丽会出现，来叱责我缺席了《宾那福》。我还想了借口说我身体不舒服。我可以说我感冒了。可是我马上就想起来感冒在这里可是要紧事儿，会被戴上口罩，喷上消毒液，还有隔离。而且不久我就发现想隐瞒我去过医生家这件事是没有指望的。这件事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了，甚至连那些什么都不说的护士也知道了。她们什么也没和我说，可能一是因为她们太高高在上，又小心谨慎，也有可能是因为她们已经对这种事不感兴趣了。不过那些护工调侃了我。
“那晚的用餐还愉快吗？”
她们的口气是友善的，听起来她们是赞成的。就好像是，我特殊的不合群，和大家熟悉并尊重的医生的不合群，结合在了一起。这一切都是好的。我的身价涨了。现下，不管我是别的什么身份，起码我可以是个有男人的女人。
玛丽一整周都没有出现。
“下周六，”是他说的，就在他进行那个吻之前。于是我又一次在走廊上等着，而这次他没有迟到。我们开车去了他家，他生火的时候我去了前厅。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落满灰尘的电暖器。
“没有接受我的好意啊，”他说，“你以为我说着玩儿的吗？我一向说到做到。”
我说，我之所以不想来镇上，是因为怕见到玛丽。
“因为错过了她的音乐会。”
“那是建立在，你要跟着玛丽规划人生的基础上。”他说。
菜单和上次大同小异。猪排，土豆泥，玉米粒代替了豆子。这一次他让我在厨房帮忙，甚至要我摆餐桌。
“你或许可以顺便了解一下东西都放在哪儿。都挺有逻辑性的，我相信。”
这意味着我可以看着他在灶台忙活。他迅速集中的注意力，统筹规划的动作，在我体内激起了一阵阵火花和颤栗。
敲门声响起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吃饭。他起身拧开门把手，玛丽一下子跃了进来。
她拿着一个纸箱，放在了桌上。然后她一把扔掉外套，露出了身上红黄相间的道具服。
她出色的平衡让她可以一只脚站立，一只脚先甩掉一只 靴子，然后是另外一只。她把靴子踢开，然后开始围着桌子活蹦乱跳，一边跳，一边用有些哀伤却有力地年轻声音唱起来：
我就是小小的奶油花儿，
可怜的小小奶油花儿，
虽然我永不知为什么啊。
可我还是小小的奶油花儿
可怜的小小奶油花儿
亲爱的小小奶油花我——
医生在她开始唱之前已经站了起来。他站在炉子那儿，忙着把猪排从锅底铲起来。
我鼓了掌。说，“这道具服多好看啊。”
道具服的确很好看。红色短裙，鹅黄色的衬裙，飘飘的白围裙，还有绣花上衣。
“我妈做的。”
“绣花也是吗？”
“当然。她头天晚上一直熬夜到四点。”
她又连蹦带转地显摆了裙子，连架子上的盘子都叮当作响。我又鼓了好几次掌。我们二人都只想着同一件事，我们想要医生转过来，别再无视我们。想要他说一点好词，甚至勉为其难地说也好。
“瞧着！还有别的呢，”玛丽说。“给情人准备的。”她把纸箱撕开，里面装的是情人节饼干，全部都是心形的，上面盖着厚厚的红色糖霜。
“哇！太美妙了！”我说，然后玛丽又跳了起来。
我就是宾那福的总指挥。
又伟大，又正确，嗨！
你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人呀，让我们这么说吧，
我领导着正确的好团队。
医生终于转了过来，她朝他行了个礼。
“好了，”他说。“够了。”
她没理他。
下面来欢呼三次吧，接着再来一次
致勇敢的宾那福总指挥——
“我说，够了。”
“‘致英勇的宾那福总指挥——’”
“玛丽，我们正在用餐。而且没人邀请你。你懂吗？没。人。邀。请。你。”
她终于安静了下来。但只有那么一刻。
“那么，我呸你。你真不友好。”
“那你也可以不用这些饼干。你可以干脆戒掉饼干。你已经快胖得像一只乳猪了。”
玛丽的脸涨红了，一副快要哭的样子。可是，她只是说，“瞧这话是谁说的。你的一只眼还歪向另一边呢。”
“够了。”
“你的确是那样的。”
医生拿起了她的靴子放在了她面前。
“把它们穿上。”
她照做了，双眼满含泪水，一边吸着鼻子。她轻轻地啜泣着。他拿来了她的大衣，但在她胡乱披上找纽扣扣眼的过程中，他也没有帮她。
“这就对了。现在——你怎么来的？”
她拒绝回答。
“走来的，对嘛？你妈呢？”
“在打牌。”
“好吧，我可以开车送你回家。这样你就不会有任何机会把自己扔进雪堆里，自怨自艾地冻死。”
我什么也没说。玛丽一次也没看我。当下的震惊让我们连再见都说不出。
当听到车子发动声音的时候我开始收拾桌子。我们还没吃到甜品，又是苹果派。或许他不知道别的甜品吧，又或许面包店只做苹果派。
我拿起了一个心型的饼干吃起来。糖霜甜得可怕。没有浆果或是樱桃味，只有糖，和红色素。我吃了一个又一个。
我知道我至少应该说再见。我应该说谢谢。不过那都没所谓了。我告诉自己这都是没所谓的。这场表演不是给我的。又或许只有一小部分是给我的。
他是那么不讲理，这让我惊呆了。他刚才那么野蛮，让我惊呆了。而且是对一个那么渴求的人。不过他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这样他和我共度的时间才不会被夺走。我为这个想法高兴，却因为我高兴而感到羞愧。我不知道他回来以后我要和他说什么。
他也不想让我说什么。他直接将我带上了床。这是预料之中的吗？还是说，这对我和他来说都同样的猝不及防？我的处子之身至少并没有让他猝不及防——他提供了一条毛巾，还有一只避孕套——而且他不断地索取，酣畅淋漓。我的热情可能是令我俩都猝不及防的。结论是，用想象力做的准备，和用经验做的准备或许是一样好的。
“我是有和你结婚的打算的。”他说。
送我回家之前，他扔掉了所有的饼干，所有的心形饼干，都被扔在外面的雪堆里，成为了冬鸟们的食物。
于是尘埃落定。我们突如其来的订婚——他措辞略谨慎——是一个秘密的决定。我不能和祖父母透露只言片语。他什么时候能搞到几天连续的假期，婚礼就在什么时候举行。将会是个极简单的婚礼，他说。我必须要明白，举行仪式的话，就会牵扯到别人在场，而他不关心那些人的意见。相反，那些人的窃窃私语和傻笑会折磨我们，超出了他预期的承受范围。
他也不喜欢钻戒。我告诉他我从来也没想要，这是事实，因为我从没想过这件事。他说那很好，他就知道我不是那种俗了吧唧的傻女孩儿。
最好不要再一起吃晚饭，不单是因为聊天内容，而且是因为用一个人的配额买两个人的肉太难了。我的配额不能用，之前已经交给厨房的主管了——也就是玛丽她妈——就在我开始在疗养院那里吃饭之后。
最好不要引起注意。
大家理所当然地开始怀疑起了什么。那几个年长的护士变得亢奋，甚至女总管也对我露出了苦笑。我也的确用谦逊把自己包装起来，可这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我低调，和周遭融为一体，眼睛几乎只往下看。在我看来，这些中年妇女并没有在关心这段感情会如何发展，若某天医生决定抛弃我的时候，她们当中亦不会有人站出来为我伸张正义。
只有护工在全心全意地为我开心，还打趣我说在我的茶叶里看到了婚礼的铃铛。
这个三月，医院里忙糟糟的。护工说，三月份总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不知什么原因人们总在这个月去世，尽管已经挺过了寒冬的摧残。如果有孩子没来上课，我不会知道是因为病情急转直下，还是只因为感冒而卧床。我之前曾找了一块移动黑板，把孩子们的名字写满了边边角角。而现在我甚至不用把那些会长期旷课的名字擦去，别的孩子已经一声不吭地替我做了。他们明白那些我还没有学会的规矩。
我们在去亨茨维尔的路上。
去亨茨维尔——这是我们“结婚”的暗语。
我永生难忘的那一天就那样开始了。我将绿色绉纱裙干洗过，小心翼翼地卷起来放进了我的大包里。我祖母曾经教过我用卷的方法来收纳衣物的技巧，比折叠的方法更能杜绝皱褶。我猜我可能要在某个女厕里把衣服换了。我一直张望着路边有没有早熟的野花，可以摘来做一个花束。他会同意我拿个花束吗？可现在就算是驴蹄草也太早了。弯弯曲曲的无人道路两旁，只有黑色的云杉树，一片一片的杜松和沼泽。路当中是一堆我来这里之后熟悉的破烂——锈掉的铁块还有歪七扭八的花岗岩支架。
车里的广播在播放着胜利的音乐，因为同盟国正在逼近柏林。医生——阿莱斯特——说同盟国在推迟，好让苏联先挺进柏林。他说，他们一定会后悔的。
现在我们离开了阿蒙森，我发现我可以称呼他为阿莱斯特了。这是我们一起开车去的最远的地方，而我被他的大男子主义搞得亢奋——我知道这会很快起到相反的作用——还有他的车技也令我亢奋。我发现他是个外科医生的事实令我兴奋，尽管我绝不会承认。当下我相信，如果他向我求欢，我会毫不犹豫地在任何一块沼泽地或是粪坑里为他躺下，或是感受我的臀部不停地撞击在路边任何一块硬石上。我也知道，我必须要忍住这些想法。
我将思绪转向之后的事情。我们到了亨茨维尔以后，我估计我们会找一个牧师，然后肩并肩站在一个会客室里，那里的装潢会有点我祖父母会客室的优雅，那是我从小到大唯一知道的会客室装潢。我想起我祖父有时会被找去主持婚礼，甚至他退休了之后也一样。祖母会在两颊抹上轻轻的腮红，然后拿出她那件蓝色蕾丝上衣，那是她专为了做证婚人的场合用的。
可我发现了原来还有其他结婚的方式，还有我之前没发现的新郎官的缺点。他不愿意和牧师扯上任何关系。在亨茨维尔的市政厅我们填了表，宣誓了我们目前单身的状态，然后预约了当天晚些时候由当地法官为我们证婚。
到了午饭时间，阿莱斯特在一个饭店外面停好了车。那饭店简直可以说是阿蒙森那家咖啡馆的堂兄。
“就这儿吧？”
不过当看到我脸上的表情时他改变了主意。
“不好吗？”他说。“好吧。”
最终，我们在一间寒冷刺骨的前厅里吃了午饭。那是一家比较高档的，主推鸡肉餐的饭店。盘子冰冰凉，除了鸡肉餐没有别的，没有音乐广播，不过倒是有我们切坚韧的鸡肉时刀叉发出的叮当声做伴奏。我确信他在想，若是在一开始的他提议的那家店，我们会吃得更好。
不管怎样我鼓起勇气询问了卫生间，之后在那儿，那儿的冷空气甚至比外面前厅的还要令人沮丧，我抖出了我那件绿裙子穿上，重新涂了口红，整理了头发。
当我出来的时候阿莱斯特起身迎接了我，微笑着捏住了我的手，说我看起来很美。
我们僵直地拉着手走去车那里。他帮我开了车门，然后绕回驾驶室坐了上来。坐好以后，他转了一下钥匙将车发动，然后又转了一下钥匙，将车熄灭。
车停在一个工具店门口。雪铲子正在半价出售。窗户里面还有个牌子，上面写着店内可以磨冰刀鞋。
路对面是一座油黄色的木头房子。门前的台阶已经不能安全使用，两个木板交叉成X钉在上面。
阿莱斯特的车前面停了一辆小卡车，是战前的车型，带有一个脚踏板，和一个边缘锈掉的挡泥板。一个穿工装的人从工具店里走出来坐了进去。发动机一阵抱怨，在一通卡嗒卡嗒和原地颠簸之后，车被开走了。有一辆印有工具店名的运输卡车想停在那个腾出来的位置上。可是地方不够大。那司机从车里下来，走过来敲着阿莱斯特的车窗。阿莱斯特很吃惊——如果他没有那么认真地在讲话他本该注意到的。他摇下车窗，那人问我们停在这里是不是要买东西。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能不能离开。
“正要走。”阿莱斯特说。坐在我身边的这个男人，原本要和我结婚，现在又不要和我结婚的男人。“我们正要走。”
我们。他说了“我们”。有一瞬间我像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抓住了这个词。然后我想，这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我会被包括在“我们”这个词里。
“我们”并不是最重要的，它并没有将事实血淋淋地呈现给我。让我明白事实的，是他和那司机之间男人对男人的语气，是他的平静，是他适度的歉意。我可以祈求回到之前，回到他还没注意到那个卡车司机的时候。那时他说的话固然可怕，可他的双手紧握着方向盘，他的紧握，他的心无旁骛，还有他的声音，全都透露出痛苦。不论他说了什么，想说什么，都来自于一个很深很深的角落，那和他在床弟之间对我呢喃的出处相同。而现在，在他和另一个人说过话之后，一切都不同了。他将窗户摇上去，把注意力投向车子，专注地从窄小的停车位里倒车，以免碰擦到那辆大车。
然而一刻之后，我甚至连能够回到此刻都是开心的，回到当他伸长脖子往后看的时候。总好过开车——他现在在开了——沿着亨茨维尔的大街开车，就好像没有别的要说，也没有别的要做一样。
我做不到。他说。
他说他无法这样继续下去。
他解释不了。
只能说，这是个错误。
我想，我再也无法在看到那些磨冰刀鞋标志上的S字母时侯，或是看到像商店对面的黄色房子那样，门前的台阶上钉着糟木板拼成的X时侯，阻止他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我现在开车载你去火车站。我会帮你买去多伦多的车票。我很确定傍晚的时候有趟车去多伦多。我会编一个足够可信的故事，然后让别人帮你收拾好行李。你把多伦多的住址给我，我应该没有留。哦，我会给你写封介绍信的。你工作做得不错。你反正也教不了一学期——我还没告诉你，不过孩子们要转移了。有好多大事要发生。”
他的声音又有了新的语气，可以说是活泼的。是一种放松的，无所谓的语气。他在试图憋住，在我离开之前，不让那种轻松泄露出来。
我看着马路。那感觉就像是被载往刑场一样。还没到。还要一会儿。还没到我最后一次听他声音的那一刻。还没到。
他连路都不需要问。我出声地问道，是不是以前就把女孩子送上过这趟火车。
“别这样。”他说。
每一个转弯，都好像在夺走一点我生命中所剩无几的东西。
五点钟有一班去多伦多的列车。他去查的时候让我在车里等着。他走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票，伴随着更轻盈的步伐。他自己一定也意识到了，因为他走近车子的时候脚步更沉了些。
“车站里很暖和。有个特别为女士准备的候车室。”
他为我打开了车门。
“还是你更乐意我等着看你走？可能会有个地方让我们能吃上个好派。那午餐糟透了。”
这句话让我刺激了自己一下。我下了车，在他前面走进了车站。他指给了我女士候车室。他对我扬了扬眉毛，想要说个笑话。
“或许以后你会把今天看作你一生中最幸运的几个日子之一。”
我在女士候车室里选了一个能看到车站大门的长椅。这是为了，如果他回来的话我能看到他。他会告诉我这一切都是个玩笑。或是个测试，就像某些中世纪的戏剧那样。
又或许他改变了主意。沿着高速公路开车时看到了苍白的初春阳光洒在石头上，那是我们最近一起看过的风景。他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有多荒唐。他会在高速路中间掉头，飞速回来找我。
多伦多的列车用了至少一小时才进站，可我觉得几乎没有时间。甚至到现在我还存有幻想。我登上列车，却像是戴着脚镣一样。我把脸贴在车窗上，沿着月台张望着，发车的哨音响起。现在跳车的话，是不是也不算晚？跳下去，穿过车站，奔向那条路，他或许刚好将车停在那条路上，一边冲上台阶，一边想着，不算太晚，祈祷着，还不算太晚。
我自己跑去见他，还不算太晚吧。
那边的骚乱是怎么回事？大声嚷嚷着，不是一个，而是一群迟到的人在座位之前撞来撞去。那是穿着制服的女高中生们，一边为她们惹的麻烦喝着倒彩。在她们抢座位的时候列车员不快地催促着她们。
其中一个，也或许是声音最大的那个，是玛丽。
我转过头去，没有再看她们。
可她走了过来，一边大喊着我的名字，一边问我刚才去哪儿了。
我去拜访了一个朋友，我告诉她。
她在我身边噗通坐下，跟我说她们在和亨茨维尔打篮球比赛。那是场惨烈的比赛。她们输了。
“我们输了，对吗？”她显然很开心地喊道，其他人叹着气笑了起来。她还说了比分，的确是挺丢人的。
“你精心打扮了哎，”她说。不过她也不是很关心，看起来她兴味索然，相信了我的解释。
她也几乎没注意到我说我要去多伦多看我的祖父母。除了说了一句“那他们一定很老了”。我们只字未提起阿莱斯特。连坏话也没有。她不会忘记那件事的。她只不过清理了狼藉，和之前的不愉快一起束之高阁。也或许她就是这么一个可以没心没肺对待羞辱的人。
我现在很感谢她，尽管在当下我并不能体会到那种感觉。我现在只在想，我们到了阿蒙森以后我要怎么办？跳下车跑去他家，追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会永远感到怎样的耻辱。可事实是，车到阿蒙森的时候，几乎都没时间给她们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敲车窗告诉站台上接她们的人，一边还要被列车员警告，如果她们再不动的话，下一站就是多伦多。
有好多年我都以为我会遇到他。我生活，并仍然生活在多伦多。我感觉，好像每个人最终都会来多伦多，至少呆上一阵子。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会遇见那个人，尽管你无论如何都非常想见到他。
偶遇最终还是来了。那是在过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的时候，你甚至都不能走得慢一点。迎面走在相反的方向。四目相对，电光火石之间，我们备受岁月摧残的脸上都显出了惊讶。
他喊，“你好吗？”我说，“很好。”然后又充分地补充到，“很幸福。”
在那个时候，这只是大体真实。当时我正和我丈夫冷战，因为我们在为他的一个孩子的欠款还债。那天下午我是要去一个艺术展，想给自己换个心情。
他又冲我喊道：
“那就好。”
看起来我们仍旧能够冲出人群的重围，那么那样的一刻我们便是在一起的。但就像我们还是会继续各自之前前行的方向那样。于是我们也那样做了。没有窒息的恸哭，也没有穿过人行道后，搭在我肩上的手。只有那个瞬间，那一瞬我看到了他，他的一只眼睛睁得很大。那是他的左眼，一直都是左眼，和我的记忆如出一辙。而那总是让他显得很奇怪，又警觉，又惊奇，就好像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让他惊讶地几乎要笑起来。
与我而言，我依然保有当初离开阿蒙森时的感觉。火车拖拽着我离开，我依然头晕目眩，难以置信。
关于爱情，其实它从未改变最初的模样。
善若
2014年11月25日凌晨多伦多初稿
2014年11月26日凌晨多伦多复稿
正文：
我坐等在车站外的长椅上。火车抵达的时候车站还开着，不过现在已经关了。长椅的尽头坐着一个女人，她拿着一个提兜，垂在两膝之间。提兜里装满了油油的纸包。肉——生肉。你都能闻到。
铁轨的另一边是一辆电车，空无一人，等在那里。
再没有别的乘客出现了。过了一会儿，站长将头伸出来喊到，“San 【英文中“疗养院”的前三个字母——译者注】。”一开始我以为他在喊一个叫山姆的人。也的确有一个穿着制服的人从建筑那头走了过来。那个人穿过铁轨，登上了电车。拿提兜的女人站了起来，跟着他，于是我也跟了上去了。街对面突然爆发出一阵叫嚣，一个黑色平房的门嘭地打开，从里面晃出了几个男人，他们一边把头塞进帽子里，一边让腰间的午餐盒不停的撞在大腿上。那些声音让你觉得电车一定会随时开走，逃离这些人。可是他们上了车，而且什么也没发生。他们一边坐下来，一边点着人数说谁不见了，还告诉司机不能走。然后有个人想起来原来那个不见的人今天并不上班。车子开动了，也不确定司机到底有没有听，或是根本在不在乎他们刚才说的话。
这些人全都在灌木林那里的锯木厂下了车——走路的话也就十几分钟——过了不久，湖就出现在了视野内，全部被白雪覆盖着。湖的前面绵延着一座白色的木头建筑。这时那个女人拿好了她的肉提兜，站了起来，我也跟着站了起来。那司机又喊了一次，“San。”车门打开了，外面有几个女人正等着上车。她们和那个拿生肉的女人问好，她回答说，今天真是生冷啊。
我跟着下车的时候，她们全都躲着没有看我。
这边的终点站显然没有要等什么乘客。车门嘭地一下关上，然后电车就往回走了。
之后就是寂静，空气像冰一样。周围是看起来很脆的桦树林，白色的树干上有斑斑点点的黑色，还有一些很小很乱的常青树，像瞌睡的熊一样蜷缩着。冰冻的湖面凹凸不平地嵌在沿岸，好像是浪花在落水之前就被冻成了冰。还有刚才的那座建筑，有很少几排窗子，两端各有一个用玻璃密封起来的门廊。一切都很朴素，十分具有北方的特色，高高的乌云像圆顶一样，下面笼罩的尽是黑色和白色。
不过一旦你走近就会发现，那些桦树的树干也并不是白的。灰黄色，灰蓝色，灰的。
不过依然，有令人着迷的巨大魅力。
“你要去哪儿？”那个拿肉的女人冲我喊道。“拜访时间三点就结束了。”
“我不是访客，”我说。“我是老师。”
“就算这样，他们也不会让你从前门进的，”那女人带着些许满足的意味说道。“你最好和我一起走。你没带行李吗？”
“站长说他一会儿会送来的。”
“你站在这儿就好像你迷路了一样。”
我说我停下来是因为这里真是太美了。
“人们可能也是这么想的。除非他们病入膏肓或是太忙。”
我们从建筑的一端走进厨房之前都没再说什么。我已经急切地需要这里的温暖了。我还没来得及好好看一下周围的环境，注意力就被集中在了我的靴子上。
“你最好在弄脏地板之前把它们脱下。”
我费力地脱下靴子——没有椅子给我坐——然后把它们放在了那女人放靴子的地毯上。
“把它们拿好，我可不知道他们要让你住在哪儿。你也最好别脱外套，衣帽间里没有暖气。”
这里没暖气，也没有灯，除了一个我够不到的小窗户。这就像在学校被惩罚一样。被罚去衣帽间。是的。那雷同的，潮湿的冬衣味道，那被雪水泡过，渗透到脏袜子和臭脚的靴子味道。
我爬上一个长椅，可还是看不到外面。在那个扔满帽子和围巾的架子上，我找到了一袋无花果和枣。一定是谁偷走了藏在这里想拿回家。突然之间我感到了饥饿。从早上我就没吃任何东西，除了在安北列车上吃了一个干酪三明治【安北列车——往返于安大略省北部的火车车次——译者注】。我考虑了一下从贼那里偷东西的道德问题。不过，无花果会卡在我的牙里，让我露出马脚的。
我从椅子上爬下来的正是时候。有人正往衣帽间里进。那人不是什么帮厨，而是一个穿着臃肿冬衣的女学生，头上还包着围巾。她是冲进来的——书本被扔到长椅上，散落一地，围巾是被她一把扯掉的，所以她的头发像是杂草一样蓬起来，看样子她同时把靴子也挨个儿踢了下来，它们被甩开，弹飞到了衣帽间的另一边。很显然，没有人管她，强迫她在厨房就把靴子脱掉。
“嗨，我没有要故意伤你，”那女孩说，“从外面进来以后这里实在太黑了，你都不知道你在干啥。你不冷吗？你在等谁下班儿吗？”
“我在等着见胡克斯医生。”
“那你不用等太久，我刚坐他的车从镇上回来。你没生病，对吧？你如果生病了可不能来这儿，你必须得去镇上见他。”
“我是老师。”
“是吗？你是多伦多来的？”
“对。”
明显的停顿，或许是对我肃然起敬。
但不是。只是在审视我的外套。
“那可真不错。那领子上是什么毛？”
“波斯羊毛。其实是仿制品。”
“差点儿骗到我。我不知道他们让你来这儿干嘛，会把你屁股冻掉的。对不起。你想见医生，我可以带你去。我知道所有东西在什么地方，我敢肯定地说，打出生起我就住在这儿了。我妈在这儿管厨房。我叫玛丽。你叫啥？”
“薇薇。薇薇恩。”
“如果你是老师的话不应该是什么小姐吗？什么小姐？”
“海德小姐。”
“揍死你【俚语，直译为“把你的皮（hide，音同海德）做成革”——译者注】，”她说。“对不起，我突然想到的。我想让你来当我的老师，不过我必须去镇里的学校念书。这是个愚蠢的规定。因为我没得肺结核。”
她一边说，一边领着我穿过衣帽间尽头的另一扇门，然后走过一条像是普通医院的走廊。铺着打过蜡的油毡，刷着单调的绿色墙漆，还有一股防腐剂的味道。
“现在你既然来了，或许我可以让兰迪把我调回来。”
“兰迪是谁？”
“兰迪狐克斯。是一本书【《红狐狸历险记》——译者注】上的名字。我和安娜贝尔刚开始这么叫他。”
“安娜贝尔是谁？”
“现在谁也不是了。她死了。”
“噢，我很抱歉。”
“这不是你的错。这种事在这里经常发生的。我今年上高中了。安娜贝尔从没有真正上过学。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兰迪让镇上的老师准许我多在家呆着，这样我可以和她做伴儿。”
她在一扇半掩的门前停了下来，吹了声口哨。
“嗨。我把老师带来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到，“好的，玛丽。你可以去休息了。”
“好的。我知道了。”
她信步离开，把我留下来，面对着一个瘦削的，普通身高的男人，他红色的头发修剪地非常短，在走廊人工光线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你见过玛丽了，”他说。“她有说不完的话。她不会在你的班级，所以你不必每天都忍受。人们要么很喜欢她，要不一点儿也不。”
他看起来比我大十到十五岁，最开始他也是用长者的口吻和我交谈的，把我当做是一个专注的未来员工。他问了我的旅途和我行李的安排。他想知道我怎么会乐意上这么北的地方来工作居住，尤其是我之前住在多伦多，会不会感到无聊。
一点也不，我说，并补充道这里很美。
“就好像——就好像置身于俄国小说的世界里。”
他第一次仔细地打量我。
“是真的吗？哪一部俄国小说？”
他的眼睛是浅浅的，明亮的蓝灰色。一只眉毛挑了起来，像一顶小尖帽。
不是说我没读过俄国小说。我有通读过一些，还有一些读了一部分。但因为他的眉毛，还有他嘲弄挑衅的表情，我除了《战争与和平》以外竟想不起任何其他的书名了。我不想说出来，因为这是本所有人都能想起来的书。
“《战争与和平》。”
“呵，我们这里只有和平，我说。不过如果真的有你渴望的战争，我想你一定会穿上那些女人的制服到海外去的吧。“
我又气又羞，因为我并没有卖弄的意思。其实也不是卖弄。我刚才想表达的是这里的景象给我带来的感受。
他显然是那种在问题里挖陷阱给你跳的人。
“我想我实际上以为你是个老太太，”他说，带着些许的歉意。“所有适龄的有教师证的人都会重回教育系统。你的专业不是教师，对吗？你拿到学士学位以后原本打算干嘛呢？”
“拿硕士学位。”我简短地说。
“那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
“我觉得我应该挣点钱。”
“明智的想法。尽管我恐怕你在这里挣不了多少。抱歉我刨根究底，我只想确认一下你不会半途而废。不打算结婚，对吧？”
“不打算。”
“好吧。好吧。你可以放松了。我没有让你泄气吧，有吗？”
我把头转了开来。
“没有。”
“去楼下大厅里女总管的办公室，她会告诉你所有你需要知道的。你将会和护士们一起吃饭。她会告诉你你睡哪儿。就是注意别感冒。我不认为你有任何对付肺结核的经验？”
“我读过——”
“我知道。我知道。你读过《魔山》。”这又是一个陷阱，而他看起来恢复了精力。“事情从那本书之后已经改变很多了，至少我是这么希望的。给，我写了一些关于这里的孩子的东西，还有一些我认为你可以和他们做的事情。有时候我更乐意用写的。女总管会告诉你的。”
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我迎来了第一个工作日，一切都让我感到奇特和不同。那厨房，和工人们存放衣物的厨房衣帽间，我没有再见到过，可能以后也不会见到了。医生的办公室也一样在很远的地方，总管的房间是接受所有询问，投诉，和整顿的地方。女总管本人又矮又壮，面颊粉红，戴一副无框眼镜，呼吸粗重。你不管问她要什么都会让她吃惊，然后引起麻烦，不过最终你要的都会得到处理。有的时候她在护士的食堂吃饭，那里会招待她一份特制的干酪，让大家不爽。大多数时候她都在自己的房里吃。
除了总管还有三个注册护士，没有一个是比我大三十岁以内的。她们都是退休了以后又出来工作，履行着她们战时的责任。紧接着还有护工们，都是和我一样大甚至比我还年轻的，她们当中的大多数都已婚或是已订婚或是正要订婚，对象基本都是参军的人。女总管和护士们不在的时候她们就一直聊天。这些女孩儿对我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她们不想知道多伦多是什么样，尽管她们中的几个认识曾经去那儿度蜜月的朋友。她们也不关心我的教学，或是我在来这疗养院之前是做什么的。这不是因为她们不懂礼貌——她们会递给我黄油（这里管那东西叫，其实是带桔黄色条纹的人工奶油，在食物里添加色素可能只有在那个年代是合法的），她们会警告我别吃肉馅土豆饼，因为据说能吃出土拨鼠。一切发生在她们所不了解的地方，个体，或时间的事情都会被忽视。这成为了她们根深蒂固的习惯。只要一有机会，她们就会关掉收音机的新闻，然后试图调出有音乐的频道。
“‘和洋娃娃跳舞～她袜子洞没补～’。。。”
不管是护士还是护工都不喜欢加拿大广播电台【简称CBC——译者注】，而我正是听着这电台长大的。我一直都认为是CBC给穷乡僻壤带去了文化。同时她们也惧怕胡克斯医生，因为他读过很多书。
她们还说，如果他乐意，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把别人训得痛哭流涕。
我不太能明白她们是不是觉得读很多书和训哭别人之间有某种联系。
一般的教育学理论在这里不适用。这里的某些孩子会回到社会，有些则不会。最好别给孩子太大压力。也就是说，别弄考试，记忆，分类，那些没用的东西。
要完完全全地忽视掉年级的概念。那些需要的可以以后赶上学业，或是压根没必要。事实上，非常简单的技能，比如一些常识，等等，是进入这个社会所必备的。那么那些所谓的天才生呢？真是个令人作呕的术语。如果他们在充满问题的学业中表现聪明，他们会轻松赶上的。
忘掉南美洲的河流吧，大宪章也同样。
最好画画，音乐，讲故事。
做游戏可以，不过要注意过度兴奋和过度竞争。
让孩子感到压力和无聊的界限很难掌握。无聊是疗养的死敌。
如果总管那儿没有你需要的东西，有的时候可能是清洁工放起来了。
一路顺风。
孩子们出勤的数量一直在变。十五个，或是减少到六个。只有上午有课，从九点到中午，包括休息时间。体温升高的孩子，或是在体检的孩子都会被带走。他们来上课的的时候都很安静很乖，但是兴致并不高。他们一开始就明白这是一个假装的学校，他们不用满足什么课标的硬性规定，就像他们也没有课程表和记忆功课一样。这种自由并没有让他们变得难以管教，也没有让他们觉得厌烦无聊，只有温顺和恍惚。他们围成一圈轻轻唱歌，他们也玩井字游戏。临时准备的教室里，挫败感的阴霾如影随形。
我决定遵照医生的建议。或者他建议的一部分，比如说关于“无聊是敌人”那部分。
我在保洁员的小房间里发现了一个地球仪。我要求把它拿了出来。一开始我讲些简单的地理。大洋，大洲，气候。为什么不讲风和气流呢？国家和城市呢？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呢？说到底，为什么不讲南美洲的河流呢？
有些孩子之前学过这些，不过他们几乎忘得差不多了。湖和森林另一边的世界已然和他们渐行渐远。我想他们会振作一点，因为他们和过去学过的知识又做了朋友。当然，我也没有一次性地把所有东西都教给他们。而且我还要照顾到那些没学过这些的孩子们，他们病得太早，从没来得及上过学。
不过这些都还好。我通过游戏的方式，把孩子们分成不同的组，我指着地球仪的不同地方时，让他们大声喊出答案。我小心翼翼的，以免这种兴奋持续太久。可是有一天医生来了，他刚做完早晨的手术，我被抓了现行。我不能够立刻暂停，不过我尽力让竞争感淡薄了一点。他坐了下来，看起来沉默且疲惫。他没有提出异议。过了一会儿他加入了游戏，大声喊出故意搞笑的答案，不是错的，而是完全捏造的答案。然后一点一点让自己的声音低了下去。一点一点，一开始变成了喃喃自语，然后成了耳语，最后啥也听不到了。啥也没有。这样一来，他完全掌控了课堂。所有人都模仿着他的样子，慢慢地静下来。他们紧紧盯着他的嘴。
突然他发出一种很低的鼾声，大家全都笑了。
“大家到底为啥都在看我？你们老师这么教你们的吗？盯着看那些没惹麻烦的人？”
大部分人笑了，可有些还是盯着他。他们在等更多的滑稽。
“继续吧。继续在别的地方胡作非为吧。”
他为打断课堂向我道了歉。我开始和他解释我为什么要把这里变得更像个真正的学校。
“尽管我的确同意你关于压力的看法——”我急切地说。“我同意你给我的指示。我只是觉得——”
“什么指示？噢，那只是我随便想到的信笔乱写。我从没想过要你严格执行。”
“我是说，只要他们不是病得太严重——”
“我相信你是对的，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关系。”
“不然他们就太无精打采了。“
“那也没必要唱歌跳舞吧，”他边说边走。
然后转过身来，道了一个连虚情假意都算不上的歉。
“我们下次有时间可以聊聊。”
那个“时间”，我想，永远都不会有。他显然认为我是个麻烦，是个傻子。
吃午饭的时候我从护工那里听说，那天早上进行手术的病人没能活过来。所以，我之前的怒气被证明并不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正因如此，我觉得自己更像个傻子。
每天下午都是自由活动时间。我的学生们都午休，有时候我也觉得想睡觉。我的房间很冷——这建筑的每一部分都很冷，比林荫大道的公寓冷多了，尽管祖父母总是把暖气开得很小，因为爱国。而且这里病人们的铺盖也很薄——得肺结核的人肯定需要更保暖的铺盖吧。
我当然没得肺结核。可能肺结核遇到我这种人也节省开支了。
我昏昏沉沉的，可是睡不着。头顶上方传来推病床的喀拉喀拉声，它们要被推到阳台上，在下午的冷空气中晾一晾。
这座建筑，这些树木，这片湖，再也不能带给我像我刚来那天的感觉了，那时，我曾被它们的神秘和威严吸引。那天我还以为我是透明的。而现在看来，其实从不是那回事。
那个老师在那儿。她在干吗？
她在盯着湖看呢。
为什么？
没什么别的事可做呗。
有些人的运气真是好啊。
每隔一段时间我都翘掉一顿午饭，尽管这也算我工资的一部分。我会去阿蒙森，去那儿的一个咖啡店吃饭。咖啡是假的，而最好的三明治，如果有的话，里面夹的也无非是鲑鱼罐头。所谓的鸡肉沙拉必须经过仔细翻检才能找到里面的鸡皮和软骨。尽管如此，我也觉得这里更让我放松，因为没人认识我。
关于这个，我可能错了。
这间咖啡店没有女厕，所以我必须走到隔壁的旅馆，然后经过啤酒吧那敞开的门，那里总是又黑又吵，释放出啤酒和威士忌的味道，香烟和雪茄的烟雾攻势简直能让人昏倒。尽管如此，我也觉得这里更让我放松。从锯木场来的伐木工从不会像多伦多的那些士兵和飞行员那样朝你大吼。他们深深的存在于一个只有男人的世界里，痛心疾首地说着他们的故事，而不是来这里找女人。他们或许无论早晚，只是更迫切地想离开那个锯木场
医生在主街上有一个办公室。那是一间只有一层的小屋子，所以他必须住在别处。我之前从护工那里听说他没有太太。在唯一的小巷里，我发现了一所疑似是他的房子——一座灰泥房，前门上方有个老虎窗，窗台上堆着书。这地方有种单调但是老派的感觉，暗示着一个单身汉——一个有教养的单身汉，能做出的最少可也是最精确的舒适度。
小巷尽头的学校有两层楼那么高。楼下供一到八年级的学生使用，楼上供九到十二年级。有天下午我在那儿看到了玛丽，她在打雪仗。看起来像是女孩和男孩对打。当看到我时，她大叫起来，“嗨，老师儿，”然后把双手捧着的雪球胡乱一丢，接着大步穿过马路。“明天见，”她扭头对大家说，多少更像是告诉大家别跟过来。
“你这是要回家吗？”她问，“我也是。我之前总搭兰迪的车，可他走得太晚了。你怎么回去？坐电车？”
我说是，玛丽接着说，“噢我可以告诉你另一条路，你能省下车钱。灌木丛之路。”
她带我走了一条狭窄但是能走过去的小路，小路俯瞰整个小镇。这条路接着穿过树林，经过锯木场。
“这是兰迪总走的路，”她说，“这里高一点，不过到疗养院的路程更短。”
我们路过锯木场，在我们下方，有一些歪歪扭扭的锯木和几个小棚屋。堆砌的木头，晾衣绳，还有缓缓升起的炊烟表明这儿一定是有人住的。一只狼狗从其中一个棚屋里跑了出来，一边跑，一边发出大声的狗吠和咆哮。
“你给我住嘴！”玛丽喊着。她麻利地团起一个雪球扔了过去，正砸在那畜生的脑门儿上。它晕晕乎乎地打起了转，玛丽又拿起一个雪球砸中了它的屁股。一个穿围裙的女人跑出来，叫到，“你差点杀了他！”
“那样的话可真是谢天谢地！”
“我会让我老头儿去找你麻烦的！”
“那我等着。你老头儿连个屁都找不到。”
那狗隔着一段距离跟着我们，作势威胁着。
“我能打跑任何狗，别担心，”玛丽说，“我敢说，如果我们撞到熊，我也能打跑的。”
“难道熊这时候不都冬眠了吗？”
我之前被狗吓得够呛，不过这时可没粗心。
“是，不过你也不能确定。以前有只熊醒得早，钻进了疗养院的垃圾箱里。我妈一转身，它就在那儿。兰迪当时是拿枪把它射死的。”
“兰迪曾经带着我和安娜贝尔去外面乘雪橇，有的时候也带其他孩子们去。他有个特殊的口哨用来把熊吓走。那哨音对人耳朵来说过高，我们听不到。”
“真的吗？你见过那哨子啊？”
“不是那种哨子。我是说那种他用自己嘴吹的口哨。”
我想到了那天在教室里的情形。
“我也不知道。可能那只是他为了让安娜贝尔不害怕编出来的吧。她不能做正常的雪橇，他只能用一个平底的雪橇拉着她。我就跟在她后面，有时我也会跳到她的平底雪橇上，兰迪就会说，这东西到底出什么问题了，怎么这么沉。然后他就会突然转身想逮住我，不过他从没逮到过。他会问安娜贝尔说怎么这么沉，你早上吃的啥啊，不过她从不说。如果有其他小孩的话我就不这么玩了。只有我和安娜贝尔的时候最好了。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那学校里的女孩子呢？她们不是朋友吗？”
“我只是没人玩儿了才会和她们一起。她们什么也不是。”
“安娜贝尔和我的生日在同一个月份。六月。我们十一岁生日的时候兰迪带我们去湖里坐船。他教我们游泳。唔，只有我。他必须一直抱着安娜贝尔，因为她不太能学游泳。有次他自己游出去好远，我们就把他的鞋都装满了沙子。之后我们十二岁的生日就不能像这样了，不过我们去了他家吃蛋糕。安娜贝尔一点儿也吃不下，他就带我们坐着他的车，我们把蛋糕一块一块地扔出去喂鸟。鸟们像疯了一样争抢。我们狂笑，后来他不得不停下来抱着安娜贝尔，这样她才不会大出血。”
“然后在那之后，”她说，“那之后我就不再被允许见她了。我妈也从来不想让我和肺结核的孩子们一起玩儿。不过兰迪和她聊了，说他会及时制止的。后来他的确制止了，我特别生气。可是她也不会再那么爱玩儿了，她太虚弱了。我可以带你去她的墓地，但那儿还没有任何标记呢。兰迪和我打算等他有空就做一个。我们刚才如果一直沿着路走上去而不是走下来的话，就会走到她的墓地了。那里是给那些没有家人认领的人们准备的。”
这时我们已经回到了平地上，接近疗养院了。
她说，“哦我差点忘了，”然后掏出来一堆票。
“情人节那天，我们会在学校演一出戏，叫做《宾那福》。这些是我要卖掉的票，你可以是我的第一个顾客。我有演哦。”
我之前关于医生在阿蒙森住处的猜测是对的。他要带我去吃晚餐。这更像是他在走廊里突然看到我之后，临时起意的邀约。可能他不快地记起了说过要和我一起讨论教学方针的事情。
他定的那晚正好是我已经买了票，打算去看《宾那福》的当晚。我如实地告诉了他，结果他说，“嗯我也买了票。但那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现身吧。”
“我倒觉得我好像承诺了玛丽。”
“那，现在你可以撤销承诺。会很无聊的，相信我。”
我按他说的做了，尽管我没见到玛丽，没当面告诉她。我在他告诉我的地方等着，也就是大门外面的走廊上。我穿着我最好看的那条深绿色绉纱裙，装饰着珍珠纽扣和蕾丝领子。双脚被我塞进了高跟山羊皮鞋里面，外面还套着雪地靴。过了约定的时间我还在等——我很焦虑，一是担心女总管会从她办公室出来看到我，二是怕他早就忘了我们的约定。
不过这时他走了过来，一边系上大衣的纽扣，一边冲我道歉。
“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事儿要处理，”他说，然后领着我走进漫天的繁星下，绕过大楼走向他的车。“你还走得稳吗？”他问，当我说是的时候——尽管我很担心脚上的高跟鞋——他就没伸手扶我。
他的车又旧又破，就像那时候大部分的车一样。车里没暖气。当他说我们要去他家的时候我就放松了。我无法想象我们要怎么应对旅馆那里的人群，而且我也不希望吃到那家咖啡店的三明治。
到了他家以后，他让我先别脱外套，等暖和一点再脱。他立刻忙着在木质炉那里生火。
“我现在是你的清洁工，你的厨子，和你的服务员，”他说。“这里马上就会变得舒服起来，晚餐也不用等太久。别帮忙，我更喜欢自己一个人。你想在哪儿等呢？如果你乐意，你可以去前厅里看看书。你穿着大衣的话，那里应该不至于冷得呆不下去。这房子的每个房间都是用木质炉供暖的，没在用的房间我就不会生火。灯的开关就在门口。你不介意我听会儿新闻吧？这是我养成的一个习惯。”
我去了前厅，多少感到我是被命令去的。我没有关厨房门，他走过来关上，说，“等会儿厨房暖和起来再开，”然后就又回去听那阴沉沉，抑扬顿挫，几乎虔诚的CBC的播报了。正在播的是过去一年的战势。我自从离开祖父母的住处后就没再听到过这声音了，而且我其实更想呆在厨房里。不过，这里有好多书。不只是书架上的书，桌上，椅子上，窗台，还有地板上都堆满了书。我翻看了几本之后得出结论：他喜欢成批地买书，而且很可能加入了好几个读书俱乐部。有哈佛经典丛书，威尔和爱丽儿•杜兰的历史丛书——就和我祖父书架上的一模一样。小说和诗歌类的看起来不多，尽管我吃惊地看到几本童书经典。
美国南北战争的书，南非战争的书，拿破仑战争的书，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书，尤里乌斯•凯撒的战役的书。《亚马逊丛林和极地探险》。《沙克尔顿的冰》。《富兰克林的厄运》，《 唐纳大队和迷失的部落》，《中美埋葬之城》，《牛顿和炼金术》，《兴都库什山的秘密》。这些书表明了收藏它们的人是一个急于求知，急于大范围涉猎的人。大概收藏者的趣味并不单一，也不会对某一方面有深入了解。
所以当他问我“哪一部俄国小说”的时候，很有可能他根本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学识渊博。
在他说“饭好了”，我打开门的时候，我已经被这个新的怀疑全副武装了起来。
我问，“你会和谁起争执呢？纳夫塔，还是登布里尼？【两者皆是《魔山》里的人物——译者注】”
“你说什么？”
“在《魔山》里面，你更喜欢纳夫塔还是登布里尼？”
“老实说，我一直以为他们俩都是夸夸其谈的人。你呢？”
“登布里尼更加人道，而纳夫塔更有趣。”
“他们在学校里教你这个？”
“我从没在学校里读过这本书，”我冷冷地说。
他飞快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挑起了眉毛。
“原谅我。如果那屋里面有任何你觉得有意思的，不要客气。你可以随意在你空闲的时候来这儿看书。我有个电炉，可以帮你装好，我估计你不会用木质炉。我们能考虑一下这个提议吗？我可以很快配一把钥匙给你。”
“谢谢你。”
晚餐是猪排，土豆泥，豆子罐头。甜品是在面包店买的苹果派，如果他想起来热一下的话会更好吃。
他问了我在多伦多的生活，我大学的课程，还有我的祖父母。他说他觉得我家教很严。
“我祖父是一个自由主义神职人员，有点像保罗•蒂立希。”
“那你呢？自由主义的小基督徒孙女？”
“不是。”
“说得好。你觉得我很没礼貌吗？”
“看情况。如果你是作为雇主在面试我，不。”
“那么我继续了。你有男朋友吗？”
“有。”
“在军队里，我猜？”
我说，在海军。惊讶地发现这对我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作为永远不知道他身在何方，或是没有任何信件的借口。我可以继续编造说他没得到上岸许可。
医生站起来拿了茶叶。
“他在什么样的船上呢？”
“轻巡洋舰。”另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过一段日子我就可以编说他遭遇了风暴，轻巡洋舰总会遭遇风暴。
“真勇敢啊。你的茶加糖还是奶？”
“都不加谢谢。”
“那敢情好，因为我一个也没有。你知道，撒谎的时候能看出来，你的脸会发烫。”
如果我之前没发烫的话，现在的确发烫了。红晕从我的脚蔓延上来，汗从我的腋下滴出。我希望裙子不会因此脏掉。
“我喝茶的时候总会发烫的。”
“哦原来如此。”
事情不能变得更糟了，所以我决定正面面对他。我改变了话题，开始问他是怎么给别人做手术的。他有没有像我听说过的那样，给别人做肺切除？
他本可以用更戏谑，更高高在上的方式回答我——可能这是他的调情手段——而且我相信如果他那么做了，我一定会立马穿上大衣走掉。他估计也知道，于是开始和我谈起胸廓成形术，还解释道，在病人体内把肺放气压扁是没那么容易的。这种成形术非常有意思，甚至连希波克拉底【医学之父——译者注】都有所耳闻。当然了，肺叶切除最近也变得流行起来。
“但你不会失去一些吗？”我问。
他一定考虑了一下这里很适合开玩笑。
“当然了。他们跑掉，去林子里躲着，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上哪儿了——跳进湖里面——难道你说的是他们会死吗？有些时候手术不成功。是的。”
不过好的事情正在发生，他说。他的手术会和以前的放血疗法一样被淘汰。一种新药正被发明出来。硫酸链霉素。已经在试验阶段了。有一些问题，当然了，一般都会有问题。这种药对神经系统有毒性。不过总能找到解决方法的。
“那时候就会把我这种手术医生搞失业了。”
他洗了盘子，我擦干。他把一条擦碗布系在我的腰间，以防我打湿裙子。当在后面系好结之后，他用他的手在了我的背上压了一下。那是个深沉的力道，五指分开——他或许差一点用专业手法处理我的身体。那晚我上床睡觉的时候，仍然能够感到那个力道。我感到它从小指到大指增强的力量。我很享受。那甚至比后来印在我额头的那个吻还要重要。他在我下车前吻了我。他的嘴唇很干燥，简短，正式地吻了我，带着些许的威严。
他家的钥匙出现在了我房间的地板上，是趁我不在的时候从门缝里丢进来的。不过我根本不会去用的。如果换做其他任何一个人，我都会立刻毫不犹豫地冲过去。特别是有暖气的话。可这次，他以前和以后可能的样子，都会使本该坦荡的舒适感，变得紧张又神经质。就算不冷，我也无法停止打哆嗦，而且我怀疑，我是否能读得进一个词。
我以为玛丽会出现，来叱责我缺席了《宾那福》。我还想了借口说我身体不舒服。我可以说我感冒了。可是我马上就想起来感冒在这里可是要紧事儿，会被戴上口罩，喷上消毒液，还有隔离。而且不久我就发现想隐瞒我去过医生家这件事是没有指望的。这件事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了，甚至连那些什么都不说的护士也知道了。她们什么也没和我说，可能一是因为她们太高高在上，又小心谨慎，也有可能是因为她们已经对这种事不感兴趣了。不过那些护工调侃了我。
“那晚的用餐还愉快吗？”
她们的口气是友善的，听起来她们是赞成的。就好像是，我特殊的不合群，和大家熟悉并尊重的医生的不合群，结合在了一起。这一切都是好的。我的身价涨了。现下，不管我是别的什么身份，起码我可以是个有男人的女人。
玛丽一整周都没有出现。
“下周六，”是他说的，就在他进行那个吻之前。于是我又一次在走廊上等着，而这次他没有迟到。我们开车去了他家，他生火的时候我去了前厅。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落满灰尘的电暖器。
“没有接受我的好意啊，”他说，“你以为我说着玩儿的吗？我一向说到做到。”
我说，我之所以不想来镇上，是因为怕见到玛丽。
“因为错过了她的音乐会。”
“那是建立在，你要跟着玛丽规划人生的基础上。”他说。
菜单和上次大同小异。猪排，土豆泥，玉米粒代替了豆子。这一次他让我在厨房帮忙，甚至要我摆餐桌。
“你或许可以顺便了解一下东西都放在哪儿。都挺有逻辑性的，我相信。”
这意味着我可以看着他在灶台忙活。他迅速集中的注意力，统筹规划的动作，在我体内激起了一阵阵火花和颤栗。
敲门声响起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吃饭。他起身拧开门把手，玛丽一下子跃了进来。
她拿着一个纸箱，放在了桌上。然后她一把扔掉外套，露出了身上红黄相间的道具服。
她出色的平衡让她可以一只脚站立，一只脚先甩掉一只 靴子，然后是另外一只。她把靴子踢开，然后开始围着桌子活蹦乱跳，一边跳，一边用有些哀伤却有力地年轻声音唱起来：
我就是小小的奶油花儿，
可怜的小小奶油花儿，
虽然我永不知为什么啊。
可我还是小小的奶油花儿
可怜的小小奶油花儿
亲爱的小小奶油花我——
医生在她开始唱之前已经站了起来。他站在炉子那儿，忙着把猪排从锅底铲起来。
我鼓了掌。说，“这道具服多好看啊。”
道具服的确很好看。红色短裙，鹅黄色的衬裙，飘飘的白围裙，还有绣花上衣。
“我妈做的。”
“绣花也是吗？”
“当然。她头天晚上一直熬夜到四点。”
她又连蹦带转地显摆了裙子，连架子上的盘子都叮当作响。我又鼓了好几次掌。我们二人都只想着同一件事，我们想要医生转过来，别再无视我们。想要他说一点好词，甚至勉为其难地说也好。
“瞧着！还有别的呢，”玛丽说。“给情人准备的。”她把纸箱撕开，里面装的是情人节饼干，全部都是心形的，上面盖着厚厚的红色糖霜。
“哇！太美妙了！”我说，然后玛丽又跳了起来。
我就是宾那福的总指挥。
又伟大，又正确，嗨！
你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人呀，让我们这么说吧，
我领导着正确的好团队。
医生终于转了过来，她朝他行了个礼。
“好了，”他说。“够了。”
她没理他。
下面来欢呼三次吧，接着再来一次
致勇敢的宾那福总指挥——
“我说，够了。”
“‘致英勇的宾那福总指挥——’”
“玛丽，我们正在用餐。而且没人邀请你。你懂吗？没。人。邀。请。你。”
她终于安静了下来。但只有那么一刻。
“那么，我呸你。你真不友好。”
“那你也可以不用这些饼干。你可以干脆戒掉饼干。你已经快胖得像一只乳猪了。”
玛丽的脸涨红了，一副快要哭的样子。可是，她只是说，“瞧这话是谁说的。你的一只眼还歪向另一边呢。”
“够了。”
“你的确是那样的。”
医生拿起了她的靴子放在了她面前。
“把它们穿上。”
她照做了，双眼满含泪水，一边吸着鼻子。她轻轻地啜泣着。他拿来了她的大衣，但在她胡乱披上找纽扣扣眼的过程中，他也没有帮她。
“这就对了。现在——你怎么来的？”
她拒绝回答。
“走来的，对嘛？你妈呢？”
“在打牌。”
“好吧，我可以开车送你回家。这样你就不会有任何机会把自己扔进雪堆里，自怨自艾地冻死。”
我什么也没说。玛丽一次也没看我。当下的震惊让我们连再见都说不出。
当听到车子发动声音的时候我开始收拾桌子。我们还没吃到甜品，又是苹果派。或许他不知道别的甜品吧，又或许面包店只做苹果派。
我拿起了一个心型的饼干吃起来。糖霜甜得可怕。没有浆果或是樱桃味，只有糖，和红色素。我吃了一个又一个。
我知道我至少应该说再见。我应该说谢谢。不过那都没所谓了。我告诉自己这都是没所谓的。这场表演不是给我的。又或许只有一小部分是给我的。
他是那么不讲理，这让我惊呆了。他刚才那么野蛮，让我惊呆了。而且是对一个那么渴求的人。不过他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这样他和我共度的时间才不会被夺走。我为这个想法高兴，却因为我高兴而感到羞愧。我不知道他回来以后我要和他说什么。
他也不想让我说什么。他直接将我带上了床。这是预料之中的吗？还是说，这对我和他来说都同样的猝不及防？我的处子之身至少并没有让他猝不及防——他提供了一条毛巾，还有一只避孕套——而且他不断地索取，酣畅淋漓。我的热情可能是令我俩都猝不及防的。结论是，用想象力做的准备，和用经验做的准备或许是一样好的。
“我是有和你结婚的打算的。”他说。
送我回家之前，他扔掉了所有的饼干，所有的心形饼干，都被扔在外面的雪堆里，成为了冬鸟们的食物。
于是尘埃落定。我们突如其来的订婚——他措辞略谨慎——是一个秘密的决定。我不能和祖父母透露只言片语。他什么时候能搞到几天连续的假期，婚礼就在什么时候举行。将会是个极简单的婚礼，他说。我必须要明白，举行仪式的话，就会牵扯到别人在场，而他不关心那些人的意见。相反，那些人的窃窃私语和傻笑会折磨我们，超出了他预期的承受范围。
他也不喜欢钻戒。我告诉他我从来也没想要，这是事实，因为我从没想过这件事。他说那很好，他就知道我不是那种俗了吧唧的傻女孩儿。
最好不要再一起吃晚饭，不单是因为聊天内容，而且是因为用一个人的配额买两个人的肉太难了。我的配额不能用，之前已经交给厨房的主管了——也就是玛丽她妈——就在我开始在疗养院那里吃饭之后。
最好不要引起注意。
大家理所当然地开始怀疑起了什么。那几个年长的护士变得亢奋，甚至女总管也对我露出了苦笑。我也的确用谦逊把自己包装起来，可这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我低调，和周遭融为一体，眼睛几乎只往下看。在我看来，这些中年妇女并没有在关心这段感情会如何发展，若某天医生决定抛弃我的时候，她们当中亦不会有人站出来为我伸张正义。
只有护工在全心全意地为我开心，还打趣我说在我的茶叶里看到了婚礼的铃铛。
这个三月，医院里忙糟糟的。护工说，三月份总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不知什么原因人们总在这个月去世，尽管已经挺过了寒冬的摧残。如果有孩子没来上课，我不会知道是因为病情急转直下，还是只因为感冒而卧床。我之前曾找了一块移动黑板，把孩子们的名字写满了边边角角。而现在我甚至不用把那些会长期旷课的名字擦去，别的孩子已经一声不吭地替我做了。他们明白那些我还没有学会的规矩。
我们在去亨茨维尔的路上。
去亨茨维尔——这是我们“结婚”的暗语。
我永生难忘的那一天就那样开始了。我将绿色绉纱裙干洗过，小心翼翼地卷起来放进了我的大包里。我祖母曾经教过我用卷的方法来收纳衣物的技巧，比折叠的方法更能杜绝皱褶。我猜我可能要在某个女厕里把衣服换了。我一直张望着路边有没有早熟的野花，可以摘来做一个花束。他会同意我拿个花束吗？可现在就算是驴蹄草也太早了。弯弯曲曲的无人道路两旁，只有黑色的云杉树，一片一片的杜松和沼泽。路当中是一堆我来这里之后熟悉的破烂——锈掉的铁块还有歪七扭八的花岗岩支架。
车里的广播在播放着胜利的音乐，因为同盟国正在逼近柏林。医生——阿莱斯特——说同盟国在推迟，好让苏联先挺进柏林。他说，他们一定会后悔的。
现在我们离开了阿蒙森，我发现我可以称呼他为阿莱斯特了。这是我们一起开车去的最远的地方，而我被他的大男子主义搞得亢奋——我知道这会很快起到相反的作用——还有他的车技也令我亢奋。我发现他是个外科医生的事实令我兴奋，尽管我绝不会承认。当下我相信，如果他向我求欢，我会毫不犹豫地在任何一块沼泽地或是粪坑里为他躺下，或是感受我的臀部不停地撞击在路边任何一块硬石上。我也知道，我必须要忍住这些想法。
我将思绪转向之后的事情。我们到了亨茨维尔以后，我估计我们会找一个牧师，然后肩并肩站在一个会客室里，那里的装潢会有点我祖父母会客室的优雅，那是我从小到大唯一知道的会客室装潢。我想起我祖父有时会被找去主持婚礼，甚至他退休了之后也一样。祖母会在两颊抹上轻轻的腮红，然后拿出她那件蓝色蕾丝上衣，那是她专为了做证婚人的场合用的。
可我发现了原来还有其他结婚的方式，还有我之前没发现的新郎官的缺点。他不愿意和牧师扯上任何关系。在亨茨维尔的市政厅我们填了表，宣誓了我们目前单身的状态，然后预约了当天晚些时候由当地法官为我们证婚。
到了午饭时间，阿莱斯特在一个饭店外面停好了车。那饭店简直可以说是阿蒙森那家咖啡馆的堂兄。
“就这儿吧？”
不过当看到我脸上的表情时他改变了主意。
“不好吗？”他说。“好吧。”
最终，我们在一间寒冷刺骨的前厅里吃了午饭。那是一家比较高档的，主推鸡肉餐的饭店。盘子冰冰凉，除了鸡肉餐没有别的，没有音乐广播，不过倒是有我们切坚韧的鸡肉时刀叉发出的叮当声做伴奏。我确信他在想，若是在一开始的他提议的那家店，我们会吃得更好。
不管怎样我鼓起勇气询问了卫生间，之后在那儿，那儿的冷空气甚至比外面前厅的还要令人沮丧，我抖出了我那件绿裙子穿上，重新涂了口红，整理了头发。
当我出来的时候阿莱斯特起身迎接了我，微笑着捏住了我的手，说我看起来很美。
我们僵直地拉着手走去车那里。他帮我开了车门，然后绕回驾驶室坐了上来。坐好以后，他转了一下钥匙将车发动，然后又转了一下钥匙，将车熄灭。
车停在一个工具店门口。雪铲子正在半价出售。窗户里面还有个牌子，上面写着店内可以磨冰刀鞋。
路对面是一座油黄色的木头房子。门前的台阶已经不能安全使用，两个木板交叉成X钉在上面。
阿莱斯特的车前面停了一辆小卡车，是战前的车型，带有一个脚踏板，和一个边缘锈掉的挡泥板。一个穿工装的人从工具店里走出来坐了进去。发动机一阵抱怨，在一通卡嗒卡嗒和原地颠簸之后，车被开走了。有一辆印有工具店名的运输卡车想停在那个腾出来的位置上。可是地方不够大。那司机从车里下来，走过来敲着阿莱斯特的车窗。阿莱斯特很吃惊——如果他没有那么认真地在讲话他本该注意到的。他摇下车窗，那人问我们停在这里是不是要买东西。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能不能离开。
“正要走。”阿莱斯特说。坐在我身边的这个男人，原本要和我结婚，现在又不要和我结婚的男人。“我们正要走。”
我们。他说了“我们”。有一瞬间我像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抓住了这个词。然后我想，这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我会被包括在“我们”这个词里。
“我们”并不是最重要的，它并没有将事实血淋淋地呈现给我。让我明白事实的，是他和那司机之间男人对男人的语气，是他的平静，是他适度的歉意。我可以祈求回到之前，回到他还没注意到那个卡车司机的时候。那时他说的话固然可怕，可他的双手紧握着方向盘，他的紧握，他的心无旁骛，还有他的声音，全都透露出痛苦。不论他说了什么，想说什么，都来自于一个很深很深的角落，那和他在床弟之间对我呢喃的出处相同。而现在，在他和另一个人说过话之后，一切都不同了。他将窗户摇上去，把注意力投向车子，专注地从窄小的停车位里倒车，以免碰擦到那辆大车。
然而一刻之后，我甚至连能够回到此刻都是开心的，回到当他伸长脖子往后看的时候。总好过开车——他现在在开了——沿着亨茨维尔的大街开车，就好像没有别的要说，也没有别的要做一样。
我做不到。他说。
他说他无法这样继续下去。
他解释不了。
只能说，这是个错误。
我想，我再也无法在看到那些磨冰刀鞋标志上的S字母时侯，或是看到像商店对面的黄色房子那样，门前的台阶上钉着糟木板拼成的X时侯，阻止他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我现在开车载你去火车站。我会帮你买去多伦多的车票。我很确定傍晚的时候有趟车去多伦多。我会编一个足够可信的故事，然后让别人帮你收拾好行李。你把多伦多的住址给我，我应该没有留。哦，我会给你写封介绍信的。你工作做得不错。你反正也教不了一学期——我还没告诉你，不过孩子们要转移了。有好多大事要发生。”
他的声音又有了新的语气，可以说是活泼的。是一种放松的，无所谓的语气。他在试图憋住，在我离开之前，不让那种轻松泄露出来。
我看着马路。那感觉就像是被载往刑场一样。还没到。还要一会儿。还没到我最后一次听他声音的那一刻。还没到。
他连路都不需要问。我出声地问道，是不是以前就把女孩子送上过这趟火车。
“别这样。”他说。
每一个转弯，都好像在夺走一点我生命中所剩无几的东西。
五点钟有一班去多伦多的列车。他去查的时候让我在车里等着。他走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票，伴随着更轻盈的步伐。他自己一定也意识到了，因为他走近车子的时候脚步更沉了些。
“车站里很暖和。有个特别为女士准备的候车室。”
他为我打开了车门。
“还是你更乐意我等着看你走？可能会有个地方让我们能吃上个好派。那午餐糟透了。”
这句话让我刺激了自己一下。我下了车，在他前面走进了车站。他指给了我女士候车室。他对我扬了扬眉毛，想要说个笑话。
“或许以后你会把今天看作你一生中最幸运的几个日子之一。”
我在女士候车室里选了一个能看到车站大门的长椅。这是为了，如果他回来的话我能看到他。他会告诉我这一切都是个玩笑。或是个测试，就像某些中世纪的戏剧那样。
又或许他改变了主意。沿着高速公路开车时看到了苍白的初春阳光洒在石头上，那是我们最近一起看过的风景。他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有多荒唐。他会在高速路中间掉头，飞速回来找我。
多伦多的列车用了至少一小时才进站，可我觉得几乎没有时间。甚至到现在我还存有幻想。我登上列车，却像是戴着脚镣一样。我把脸贴在车窗上，沿着月台张望着，发车的哨音响起。现在跳车的话，是不是也不算晚？跳下去，穿过车站，奔向那条路，他或许刚好将车停在那条路上，一边冲上台阶，一边想着，不算太晚，祈祷着，还不算太晚。
我自己跑去见他，还不算太晚吧。
那边的骚乱是怎么回事？大声嚷嚷着，不是一个，而是一群迟到的人在座位之前撞来撞去。那是穿着制服的女高中生们，一边为她们惹的麻烦喝着倒彩。在她们抢座位的时候列车员不快地催促着她们。
其中一个，也或许是声音最大的那个，是玛丽。
我转过头去，没有再看她们。
可她走了过来，一边大喊着我的名字，一边问我刚才去哪儿了。
我去拜访了一个朋友，我告诉她。
她在我身边噗通坐下，跟我说她们在和亨茨维尔打篮球比赛。那是场惨烈的比赛。她们输了。
“我们输了，对吗？”她显然很开心地喊道，其他人叹着气笑了起来。她还说了比分，的确是挺丢人的。
“你精心打扮了哎，”她说。不过她也不是很关心，看起来她兴味索然，相信了我的解释。
她也几乎没注意到我说我要去多伦多看我的祖父母。除了说了一句“那他们一定很老了”。我们只字未提起阿莱斯特。连坏话也没有。她不会忘记那件事的。她只不过清理了狼藉，和之前的不愉快一起束之高阁。也或许她就是这么一个可以没心没肺对待羞辱的人。
我现在很感谢她，尽管在当下我并不能体会到那种感觉。我现在只在想，我们到了阿蒙森以后我要怎么办？跳下车跑去他家，追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会永远感到怎样的耻辱。可事实是，车到阿蒙森的时候，几乎都没时间给她们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敲车窗告诉站台上接她们的人，一边还要被列车员警告，如果她们再不动的话，下一站就是多伦多。
有好多年我都以为我会遇到他。我生活，并仍然生活在多伦多。我感觉，好像每个人最终都会来多伦多，至少呆上一阵子。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会遇见那个人，尽管你无论如何都非常想见到他。
偶遇最终还是来了。那是在过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的时候，你甚至都不能走得慢一点。迎面走在相反的方向。四目相对，电光火石之间，我们备受岁月摧残的脸上都显出了惊讶。
他喊，“你好吗？”我说，“很好。”然后又充分地补充到，“很幸福。”
在那个时候，这只是大体真实。当时我正和我丈夫冷战，因为我们在为他的一个孩子的欠款还债。那天下午我是要去一个艺术展，想给自己换个心情。
他又冲我喊道：
“那就好。”
看起来我们仍旧能够冲出人群的重围，那么那样的一刻我们便是在一起的。但就像我们还是会继续各自之前前行的方向那样。于是我们也那样做了。没有窒息的恸哭，也没有穿过人行道后，搭在我肩上的手。只有那个瞬间，那一瞬我看到了他，他的一只眼睛睁得很大。那是他的左眼，一直都是左眼，和我的记忆如出一辙。而那总是让他显得很奇怪，又警觉，又惊奇，就好像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让他惊讶地几乎要笑起来。
与我而言，我依然保有当初离开阿蒙森时的感觉。火车拖拽着我离开，我依然头晕目眩，难以置信。
关于爱情，其实它从未改变最初的模样。
善若
2014年11月25日凌晨多伦多初稿
2014年11月26日凌晨多伦多复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