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S. Lewis：做一个快乐的文人
“在日后的生活中我们忍不住在阅读的过程中就评头论足，这变成了一种习惯。我们因此缺乏内在的平静，缺乏倒空自己的能力，而我们应该为全然接受作品腾出地方。要是阅读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有义务做出判断，错误就极大地恶化了；就像我们为了评论而读一本书，或者为了建议而读朋友的手稿一样。于是铅笔在书本的边页上飞舞，谴责或赞同的用词开始在头脑中酝酿。所有这些活动都阻碍接受。
出于这种原因，我非常怀疑文艺评论对少男少女是否是一种恰当的练习。聪明的学童对阅读的反应用拟古或模仿表达得最贴切自然。所有好的阅读的必要条件是排除我们自己的干扰，我们强迫年轻人不断发表观点时并没有帮助他们这样做。尤为有害的是鼓励他们以怀疑的方式解除文学作品。这源于合情合理的动机。在一个充满了诡辩和宣传的世界里，我们要保护正在成长的一代免于被骗，武装他们，避免他们被铅印的文字频繁地提供给他们的错误的情感和混乱的思想诱惑。不幸的是，使他们免受拙劣文字影响的习惯也同样影响他们对优秀作品的感受。过分精明的乡下人入城时塞满了对骗子的警告总不会适应得很好。事实上，在拒绝了诚恳的友谊、失去了诸多真正的机会和树立了些许敌人之后，他就很容易变成某些阿谀他的聪明骗子的牺牲品。这里也是如此。诗歌不会向那些认定诗人是潜在骗子并决心绝不轻信的读者吐露心扉。如果想了解某个事物，我们必须冒险轻信。防御糟糕文学的最佳策略就是充分体验优秀文学，这就像一个真心诚意的熟人和诚实的人在一起是最好的防御欺诈的办法，远胜于习惯性地不信赖任何人。”（《文艺评论的实验》页108-109）
Lewis这段话让我感慨良多。我就是这样一种教育的继承者或受害者。从小到大周围总有人告诉你这个好那个坏，这个应该做那个不能看。时间长了，没有人来“指导”你反而觉得不舒服，或者会感到无助。原来，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没有判断力。不过，对于Lewis来说，更加糟糕的后果不是这个，而是我们丧失了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力。我们变得过于现实，害怕受伤，因小失大。我们安于生活在自我的小小世界，看似坚固的安全感其实深深陷于不安全的汹涌暗流。为此，文学的首要效应在于快乐。这种快乐跟后来的价值判断无关，它既不是不道德的低俗快感，也不是崇高的升华愉悦。Lewis说，当我们执着于文学作品的价值时（这本书究竟值不值得看？我能从中的得到什么？），我们并没有真的无条件地接受它。真正良好的阅读方式是假设或信任眼前的书是本极好的书，读完之后自然能够体会出它的优劣。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都不容易。娱乐至死易，纯粹游戏难。就像你碰见一个陌生人，你能无条件地预先信任他是个雷锋般的好人吗？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或者出于一种对恐惧的预期），结果几乎是百分百地让人失望。然而，反过来讲，如果要一个陌生人如何通过种种难关最终成为一个熟人才能进入你的世界，他人还是他人吗？他必定是在某个程度上成为被同化的你自身而出现。彼此有了默契，才有了安全感，最后才有了信任。在这个过程中，他人只是一个不断考验的对象，一个尚待熟练的工具。
所以，在Lewis看来，好的阅读应当不存在“信任的问题”。我无条件地信任某作者的书，不代表我要屈从于他的观点。我完全可以享受他的写作，欣赏他的技艺，最终保留自己的意见。可能有人依旧反驳说，人不可能无选择地开始阅读，正如我们不可能随便在市场上找个人来聊天交友。这是一种无效率且成本可能很大的行为，因为这个世界好书和好人都太少。Lewis从根本上颠倒了这种思维模式。在他看来，对象的好坏并不是首要的考虑，最终的责任还是落在作为读者的“我”身上。如果你是一个文学性的读者（这就多少涉及天赋），你自会从糟糕的文学中找到乐子；如果你是一个非文学性的读者，你还是会对文学极品中的美视若无睹。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抱怨这个世界尽是垃圾书籍，而是要反省自己是否缺乏发现美的目光。
同样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自然可以将过错归咎于他人。事实上，你以如何的莫须有罪名指责他，作为他人的他始终是无力进行反驳的。他人总是脆弱的，文学亦然。你不喜欢一个人，绝交即可；你不喜欢一本书，扔掉无妨。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还是你，问题还在那里。当你遭遇另一个人，另一本书，它还是像幽灵那般缠绕着你。
Lewis坦承文学性的读者是个难以达到的境界（套用中国人爱用的词汇）。谈到诗歌时他说：“既然阅读诗歌所需的天分并不比写作诗歌的才能少，读者的数量就不可能超过诗人。”如果没有意识到阅读从来都不是中立的、无辜的，他就不可能关注语词本身。我们总是通过自己的眼光来看世界，而现行的教育则鼓励我们形成并依赖同样的眼光（以讹传讹、人云亦云）来看本来对不同的人则显示有所不同的世界。在这点上，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始终没能说服我。他宣称哲人是最懂得快乐的人，而最高的快乐则是对智慧的爱。最后，这种对智慧的爱与政治上的正义联合起来驱逐诗人和文学的快乐。不错，苏格拉底是个哲学性的人（模仿Lewis的说法），他对哲学的洞见无疑高于绝大多数人。但是，哲学的快乐与文学的快乐难道可以共通并且可以进行比较的吗？懂得欣赏绘画的人不见得懂得欣赏美食，懂得欣赏诗歌的不见得懂得欣赏武功。据说，柏拉图在认识苏格拉底之后焚烧了自己年轻时的诗作。这似乎暗示我们，柏拉图终于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文学性的读者，而应该成为一个哲学性的探究者。如果实情真是如此，柏拉图就无权评论自己是外行的文学。他以美的本体来抽象一切美就成了不公正的攻击。柏拉图代表了人类这样一种古老的传统：把文学当作一种有待利用的工具和达到目的的可能手段。
面对快乐主义的责难，Lewis说：“对文学或艺术快乐主义理论的真正拒绝之词是，快乐是高高在上的，因而非常虚无、抽象。它外延太广，内涵甚少。”换言之，快乐主义的真正敌人不是禁欲主义，而是把快乐拔高到抽象的修正主义。它宣称快乐不可能是当下的，真正的快乐在彼岸，甚至超出人的能力范围。这样的评头论足太过轻率，它完全舍弃了现实中的责任，让我们继续存活在这个虚假的世界。柏拉图主义最终走向神秘化也是因为它的理想太过遥远抽象。
当然，这并不是某个人的过错。人总是很难超越自己的局限，他人总是“我的”他人。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完美地诠释了这种处境：每个人都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单子，它是自足的，真可谓一花一世界。Lewis不打算推翻这种定论，但他主张文学能够让我们超越自己，了解他人，最后回到扩大了的自己。事实上，一切值得追求的东西也不过是对丰富自我的希冀。如果有人问起为什么需要文学，Lewis会坦然地回答道：就像我们为什么需要朋友，需要社交。所谓的快乐，不过是溢出了孤独自我的剩余。从这个角度上看，唯我论并不可怕，就算它是个铁定的事实，我们接受又有何妨？可怕的是我们不再信任，不再尝试，不再好客。我们陷入自我的深渊不能自拔，我们重逢的永远只是单调的自己。
出于这种原因，我非常怀疑文艺评论对少男少女是否是一种恰当的练习。聪明的学童对阅读的反应用拟古或模仿表达得最贴切自然。所有好的阅读的必要条件是排除我们自己的干扰，我们强迫年轻人不断发表观点时并没有帮助他们这样做。尤为有害的是鼓励他们以怀疑的方式解除文学作品。这源于合情合理的动机。在一个充满了诡辩和宣传的世界里，我们要保护正在成长的一代免于被骗，武装他们，避免他们被铅印的文字频繁地提供给他们的错误的情感和混乱的思想诱惑。不幸的是，使他们免受拙劣文字影响的习惯也同样影响他们对优秀作品的感受。过分精明的乡下人入城时塞满了对骗子的警告总不会适应得很好。事实上，在拒绝了诚恳的友谊、失去了诸多真正的机会和树立了些许敌人之后，他就很容易变成某些阿谀他的聪明骗子的牺牲品。这里也是如此。诗歌不会向那些认定诗人是潜在骗子并决心绝不轻信的读者吐露心扉。如果想了解某个事物，我们必须冒险轻信。防御糟糕文学的最佳策略就是充分体验优秀文学，这就像一个真心诚意的熟人和诚实的人在一起是最好的防御欺诈的办法，远胜于习惯性地不信赖任何人。”（《文艺评论的实验》页108-109）
Lewis这段话让我感慨良多。我就是这样一种教育的继承者或受害者。从小到大周围总有人告诉你这个好那个坏，这个应该做那个不能看。时间长了，没有人来“指导”你反而觉得不舒服，或者会感到无助。原来，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没有判断力。不过，对于Lewis来说，更加糟糕的后果不是这个，而是我们丧失了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力。我们变得过于现实，害怕受伤，因小失大。我们安于生活在自我的小小世界，看似坚固的安全感其实深深陷于不安全的汹涌暗流。为此，文学的首要效应在于快乐。这种快乐跟后来的价值判断无关，它既不是不道德的低俗快感，也不是崇高的升华愉悦。Lewis说，当我们执着于文学作品的价值时（这本书究竟值不值得看？我能从中的得到什么？），我们并没有真的无条件地接受它。真正良好的阅读方式是假设或信任眼前的书是本极好的书，读完之后自然能够体会出它的优劣。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都不容易。娱乐至死易，纯粹游戏难。就像你碰见一个陌生人，你能无条件地预先信任他是个雷锋般的好人吗？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或者出于一种对恐惧的预期），结果几乎是百分百地让人失望。然而，反过来讲，如果要一个陌生人如何通过种种难关最终成为一个熟人才能进入你的世界，他人还是他人吗？他必定是在某个程度上成为被同化的你自身而出现。彼此有了默契，才有了安全感，最后才有了信任。在这个过程中，他人只是一个不断考验的对象，一个尚待熟练的工具。
所以，在Lewis看来，好的阅读应当不存在“信任的问题”。我无条件地信任某作者的书，不代表我要屈从于他的观点。我完全可以享受他的写作，欣赏他的技艺，最终保留自己的意见。可能有人依旧反驳说，人不可能无选择地开始阅读，正如我们不可能随便在市场上找个人来聊天交友。这是一种无效率且成本可能很大的行为，因为这个世界好书和好人都太少。Lewis从根本上颠倒了这种思维模式。在他看来，对象的好坏并不是首要的考虑，最终的责任还是落在作为读者的“我”身上。如果你是一个文学性的读者（这就多少涉及天赋），你自会从糟糕的文学中找到乐子；如果你是一个非文学性的读者，你还是会对文学极品中的美视若无睹。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抱怨这个世界尽是垃圾书籍，而是要反省自己是否缺乏发现美的目光。
同样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自然可以将过错归咎于他人。事实上，你以如何的莫须有罪名指责他，作为他人的他始终是无力进行反驳的。他人总是脆弱的，文学亦然。你不喜欢一个人，绝交即可；你不喜欢一本书，扔掉无妨。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还是你，问题还在那里。当你遭遇另一个人，另一本书，它还是像幽灵那般缠绕着你。
Lewis坦承文学性的读者是个难以达到的境界（套用中国人爱用的词汇）。谈到诗歌时他说：“既然阅读诗歌所需的天分并不比写作诗歌的才能少，读者的数量就不可能超过诗人。”如果没有意识到阅读从来都不是中立的、无辜的，他就不可能关注语词本身。我们总是通过自己的眼光来看世界，而现行的教育则鼓励我们形成并依赖同样的眼光（以讹传讹、人云亦云）来看本来对不同的人则显示有所不同的世界。在这点上，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始终没能说服我。他宣称哲人是最懂得快乐的人，而最高的快乐则是对智慧的爱。最后，这种对智慧的爱与政治上的正义联合起来驱逐诗人和文学的快乐。不错，苏格拉底是个哲学性的人（模仿Lewis的说法），他对哲学的洞见无疑高于绝大多数人。但是，哲学的快乐与文学的快乐难道可以共通并且可以进行比较的吗？懂得欣赏绘画的人不见得懂得欣赏美食，懂得欣赏诗歌的不见得懂得欣赏武功。据说，柏拉图在认识苏格拉底之后焚烧了自己年轻时的诗作。这似乎暗示我们，柏拉图终于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文学性的读者，而应该成为一个哲学性的探究者。如果实情真是如此，柏拉图就无权评论自己是外行的文学。他以美的本体来抽象一切美就成了不公正的攻击。柏拉图代表了人类这样一种古老的传统：把文学当作一种有待利用的工具和达到目的的可能手段。
面对快乐主义的责难，Lewis说：“对文学或艺术快乐主义理论的真正拒绝之词是，快乐是高高在上的，因而非常虚无、抽象。它外延太广，内涵甚少。”换言之，快乐主义的真正敌人不是禁欲主义，而是把快乐拔高到抽象的修正主义。它宣称快乐不可能是当下的，真正的快乐在彼岸，甚至超出人的能力范围。这样的评头论足太过轻率，它完全舍弃了现实中的责任，让我们继续存活在这个虚假的世界。柏拉图主义最终走向神秘化也是因为它的理想太过遥远抽象。
当然，这并不是某个人的过错。人总是很难超越自己的局限，他人总是“我的”他人。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完美地诠释了这种处境：每个人都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单子，它是自足的，真可谓一花一世界。Lewis不打算推翻这种定论，但他主张文学能够让我们超越自己，了解他人，最后回到扩大了的自己。事实上，一切值得追求的东西也不过是对丰富自我的希冀。如果有人问起为什么需要文学，Lewis会坦然地回答道：就像我们为什么需要朋友，需要社交。所谓的快乐，不过是溢出了孤独自我的剩余。从这个角度上看，唯我论并不可怕，就算它是个铁定的事实，我们接受又有何妨？可怕的是我们不再信任，不再尝试，不再好客。我们陷入自我的深渊不能自拔，我们重逢的永远只是单调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