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施莱默的书信与日记》片断集2： 包豪斯星丛和八卦
周诗岩 译｜BAU学社
[译者按]
《书信与日记》一书摘录自上个世纪前半叶德国一位对现代艺术“具有源起性作用”的艺术家，奥斯卡.施莱默（Oscar Schlemmer, 1888.9.4－1943.4.13）大半生的书信与日记，其中包含被惠特福德称为“最令人始终陶醉”的有关包豪斯的文献。此书的问世，无论是它的初版还是译介，就最普遍的意义而言是要质疑一体化的世界在艺术与文化领域植入的同一性的幻象。在书中，一方面，施莱默作为被极权的和资本的同一性压抑的艺术家个体，以他持续的否定辩证从他曾经“被”从属的各种集体中爆破出来；另一方面，包豪斯以自身从不停歇的内在矛盾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中爆破出来；此外，书信与日记的这种片断式的“对必要之物的记录在案”又把“包豪斯”从连贯均质的历史叙事中爆破出来。
施莱默不仅仅如许多援引者默认的扮演包豪斯内部矛盾和差异的见证者，事实上他也是包豪斯内部冲突和异见的重要制造者和批注者。包豪斯的矛盾张力内在于他，他又在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通过思考和写作重构它们。在这个意义上，施莱默无意之中让自己笔端的历史碎片具有了当代性。
此书的中译本27万字和新增插图百余张将于2016年出版。我们在这里依主题抽取片断结成6册小集，作为全书之貌的6张草图。
节译自：Oskar Schlemmer：The Letters and Diaries of Oskar Schlemmer.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72
---- 把不能用石头和钢材建造的东西，用木材和硬纸板创造出来.----
致奥托∙梅耶
斯图加特
1919年5月7日
今天，我收到一些文件，还有魏玛以前的“学院”重组后的办学计划，这个计划恰好可以成为全德国学院的榜样。格罗皮乌斯写来一封非常友好的信，表示他希望给我更进一步的讯息。
致奥托∙梅耶
1919年6月3日
今天我收到一份由魏玛包豪斯学生们出版的《交流》（Der Austausch）复本。它充满可喜的尖锐的自我批评，毫无疑问，魏玛正在开创某些东西。……我还有一个担忧是：那种老德国人的自命不凡曾经在政治领域遭遇失败，如今又可以在艺术领域显示自己了。
致图特
途中
1920年7月13
在魏玛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包豪斯校长格罗皮乌斯想聘我，给我一个工作室。于是我在各处受到了欢迎，“所以，您要来魏玛了。”这是个迷人的、宁静的地方，有历史基础，年轻、生机勃勃的包豪斯团队在这里玩着他们的恶作剧。他们中的大多数穿着俄罗斯样式的罩衫。我们在食堂就餐，又好又便宜，校长也在这里吃。保守势力正在恶毒地攻击他们。他们有宏大的计划，但是没有资金就什么也干不成，只能把精力消耗在各种游戏上。
致奥托∙梅耶
康斯塔特
1920年11月4日
魏玛-包豪斯。格罗皮乌斯催得很急，催我赶紧过去。他写信说，保守派顽固的抵抗在逐渐被粉碎，他会获得完全的自由；老美院的教授们发现气氛活跃起来，正在退缩，把岗位让出来由他决定，如果他愿意可以继续聘用他们。迟早他可以给我年薪16000马克。……看上去，格罗皮乌斯更感兴趣的是物色艺术家，而不是有献身精神的教师。伊顿除外，在教工群体那些更沉默的人当中，他其实非常出挑。
致奥托·梅耶
康斯塔特
1920年10月21日
包豪斯面临的危机是，它正在变成仅仅是一所现代艺术学院，因为它最重要的独特之处，手工艺和作坊，没受到重视。比如，工作坊缺少最基本的设备。学生们明显缺乏对制作手艺的热情；他们的主要抱负在于变成现代画家。好的方面是，格罗皮乌斯打算给他自己和包豪斯时间，最初的五年我们不会公开展示任何东西。
致奥托.梅耶
康斯塔特
1921年2月3日
其实包豪斯并没有回避时代精神，甚至在被卷入一场明显的危机时它也没有回避（包豪斯之夜展示了这一点）。包豪斯计划吸引了一群无所畏惧的年轻人（我们于是有了对疯狂的现代青年的一次采样）：这些都意味着包豪斯在“建造”一些与原计划截然不同的东西——人。
……
我看到两种试图掌控局面的努力：伊顿试图通过专断达到这目的，他表现得很无情，带着学院领导的那种迂腐，结果学生最后大喊受到压迫。克利要做的恰好相反，他保持中立态度（或者装作如此）；如果学生来找他——想不到吧，学生更乐意去找他——他们会惊讶居然受到这么热情的接待。顺便说一句，对克利的任用似乎激起了最强烈的反对，因为他被看成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人们想象不出他能做出什么实际的贡献。我个人认为这种判断鼠目寸光。我们走着瞧。
一封写给不具名收件人的信
1921年3月2日
……
我认识的学生中有对格罗皮乌斯不好的评价，这让我很惊讶。他们称他已不再是当初那样，同他们在一个真正的团体中共同生活，同甘共苦，他不再是他们的“格罗皮乌斯父亲”。……我还不能确定是否乐观的开始之后，必然要经历这样的过程，是否这些特别的学生更青睐燎原烈火，而不是平静的光芒，是否目前的境况就真的代表了这种光芒。
我们也有这样一些学生，他们深刻而真切地信仰平和与专注，觉得那些离开的学生不是损失，有价值的是那些刚刚到来的人与迷途知返的人。这足以说明格罗皮乌斯是怎样一个人：他如此热切地希望包豪斯能够在平静中工作。
致奥托.梅耶
康斯塔特
1921年5月16日 圣灵降临节
在魏玛，伊顿教“分析课”。在课上他展示照片给学生看，要求他们画出照片里的各种重要元素，通常是动作，主要轮廓线，或一条弧线。然后他再给学生看一幅哥特式画像。再后来，他展示格吕内瓦尔德祭坛的名画《哭泣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学生们则努力从这幅难懂的画作中抽取某些基本特点。
伊顿扫一眼他们的分析成果，就怒了，开始咆哮：但凡你们有任何一点艺术感受，也不会试图画成这样！这高贵的哭泣，象征着世界的眼泪！你们应该静默地坐着，溶入这泪水中！话音未落，他已摔门而去。
致奥托.梅耶
魏玛
1921年6月14日
我注意到一件事，尤其在展望包豪斯前景的时候这件事更加清晰了：当下许多现代艺术都趋向于实用，趋向于建筑。经济危机可能造成接下来的几年都不会有建造的可能。对于现代人的乌托邦幻想而言，可能目前没有任何高贵的建造任务有待实践。而剧场的幻像世界为这些幻想提供了释放的渠道。我们必须以替代品来满足需要，把不能用石头和钢材建造的东西，用木材和硬纸板创造出来。
也许格罗皮乌斯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已经为包豪斯聘请了罗塔.施赖尔，一位戏剧家兼诗人，曾在汉堡创立了“挣扎的剧场”。所以现在，包豪斯也要对剧场尽职尽责了，这让我很开心。剧场的问题在今后我们的讨论中会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
致奥托.梅耶
魏玛
1921年6月23日
一场“暴动”正在包豪斯酝酿。这里最优秀的人都在批评格罗皮乌斯，我本人也是潜在的“暴动者”（目前是），或者我想象自己是，这很大程度上出于一种责任感。……我看到一项有可能成为真正伟大的事业的不伟大之处，或者不够伟大之处，我看到了它的缺陷。可显然，我无力改变任何事情，至少现在还不行。
告诉你一件事：包豪斯没有任何课程是与建筑学有关的，结果是，没有学生想要成为建筑师，或者说想成也成不了。但包豪斯仍然坚持建筑的至上地位。这要归咎于格罗皮乌斯，他是包豪斯唯一的建筑师，却没有时间授课。（理论上）拟定一个计划很容易，实施起来却很难。原初的计划停滞了很长时间，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与其他手工艺学校几乎没什么不同的规章条例。我并非充满怨忿，也对暴动没什么热情。我只是，对我感到负有部分责任的那项事业的命运担忧。我希望看到包豪斯有更多建筑学的成份，有更多其它领域的课程，包豪斯应当探寻、收集和保护艺术产品所有的可能法则——不论新旧。
……
致奥托.梅耶
魏玛
1921年7月14日
我告诉过你吧，包豪斯的厨房在引入拜火教食谱，或者尝试推广。这段时间伊顿和一些忠实的包豪斯门徒都在遵从拜火教戒律，伊顿从莱比锡的拜火教大会回来后变得非常狂热。他扬言，这种方法会造就“新人”。……我可不确定一个纯洁的胃能够保证纯洁性。
日记
1921年7月28日
我不喜欢自己这样激烈对抗原则的方式。为什么不简单接受不能改变的饮食安排中好的方面，而要极端地抗议呢？以致于变成了一个暴食的倡导者？
致奥托.梅耶
魏玛
1921年12月7日
现今情况是：格罗皮乌斯是位杰出的外交家、生意人、实干的天才。他在包豪斯有一间很大的私人办公室，在柏林接一些修建别墅的委托项目。……伊顿希望培养的天才是在孤寂中形成，而格罗皮乌斯希望培养的性格却是来自生活之流（以及必要的天分）。
……
这两种选择让我想到目前德国的流行趋势。一边是东方文化的影响，印度式的宗教狂热，还有漂鸟运动中向自然的回归，诸如此类；还包括公社，素食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反战运动。另一边是美国精神，发展，技术奇迹，发明创造，大都会等等。格罗皮乌斯和伊顿都很典型，我必须承认，我再一次被夹在中间，半是高兴，半是不高兴。我肯定这两种可能性，或者说，至少我希望看到这两者结合。难道发展进步（向外扩张）和自我实现（内省）是相互排斥的吗？
致奥托.梅耶
魏玛
1922年3月底
包豪斯让我彻夜难眠。想想看，几乎没有一个牢靠的支点，责难来自四面八方。事实上，“包豪斯”这个名字让人们产生某些期待，合理的期待，外界人士也证实了这一点。可能期待建筑学和建造会是最主要的，但却发现这是一所现代艺术学校。……应当作为包豪斯核心的建造，还有建筑课程或者工作坊，却没有正式确立，仅仅存在于格罗皮乌斯的私人办公室里。他承接的厂房和住宅委托项目完成得多多少少带点机巧，要求其他的一切事物都围绕着这个核心来运转。这成了一个建筑官僚机构，它的目标直接与作坊的教学功能相背离。通过这个建筑事务所，作坊中较好的作品被转为实用产品，并获得极大成功。发生在包豪斯的这种背离折磨着我，让我很久以来寝食难安，成了我最大的焦虑。
但愿包豪斯能承认它只是一所现代艺术学校就好了！照目前情况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差错，只是连续的动荡，容易受到攻击，诸如此类。
致奥托.梅耶
魏玛
1922年6月
……
照伊顿跟我说的，他希望在苏黎世的大学和工艺美术学校做一名教师。我猜他正在试探着留在瑞士，想要放弃包豪斯。……果真如此，无疑意味着包豪斯的损失。在教学方法上，他比其他人更熟练，并且在领导方面有着天才的决断力。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在这些方面的不足。此外：当格罗皮乌斯不再需要担心伊顿的强烈对抗时，他本人也将成为更大的威胁。不过格罗皮乌斯已经物色到了一个新人选：瓦西里.康定斯基!
日记
1922年11月
包豪斯和我：
……
我不相信手工艺。我们不能复活中世纪的手工艺，正如我们不能复活中世纪的艺术，甚至恢复一种较为现代的对等物也不行。它已经被现代发展淘汰了。在机器和技术的时代，手工艺术品（objets d’art）将会是富人的奢侈品，缺乏广泛的基础，也无法植根于人民。机器工业提供了手工业曾经提供的东西，或者终将提供这些东西，只要它充分发展：标准化，由地道的材料制作的可靠的功能性物品。
……
我不相信正在包豪斯推行的这类手工艺能够超越审美，从而实现更严肃的社会功能。“与工业接触”不会做这种小把戏，我们将不得不把自己托付出去，完全与工业结合。可是我们又不能以此作为我们的目标，那将意味着与包豪斯背道而驰。
致奥托∙梅耶
魏玛
1923年3月30日
目前还由罗塔∙施赖尔主持的包豪斯剧团做了一出试验性的表演，结果惨败，遭到大师们和学生们双方的责难。施赖尔因此要离开包豪斯了，于是他们现在找我来接替，他们觉得我已经不止一次证明了自己能够胜任这个工作
日记
1923年3月底
在包豪斯，一切仍有可能。一个独掌大权的领导者将不同个性的人装扮成一个样，让他们在审查面前保持一致，或许已经对外形成统一的形象了。包豪斯就像一面普桑遮挡在前的画布，这画布如同普桑的箴言所说“我什么都不忽视”。只有在最终版本中，整个支撑结构和虚假的调调才会被矫正过来：因为它们不再能向外部的观者传达此画的统一性。
日记
1923年6月
包豪斯代表了将手工艺和美术学院的工作相融合的第一次严肃尝试，在那一领域，它做了先驱性的工作。相应地，包豪斯也有意识地通过复合多样的思想和兴趣来塑造自己，而不是被一个带着许多无关紧要的“分支”的专制管理体系塑造。包豪斯的四年，不仅仅建构了艺术史的一个篇章，也书写了这个时代之历史的一个篇章，因为它反映了德国民众以及这个时期的分裂状态。就这样，在最困难的环境下，先驱性的工作在所有不同的领域展开，而且富有成果——这些事实将扫清所有对这一事业是否价值的怀疑。
……
我们可以从包豪斯那位领导者身上理解到包豪斯所独有的结构：它的特点是灵活性，不死守任何教条，对任何新事物保持感受力，并有着把它同化的决心。它也同样试图使整个的复杂综合体稳定化，试图为它寻求一个公分母，一系列准则。这就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思想斗争，这些斗争不论是公然的还是含蓄的，都是一种不断动荡的局面，几乎每日都迫使个体在非常深刻而且基本的议题上表明立场。
致奥托∙梅耶
1923年10月初
包豪斯一团糟。这些天，格罗皮乌斯正希望他的画家们全滚开。范∙杜斯堡几乎肯定收到过秘密的担保，说他即将得到一个大师席位。现在，这位绅士就在这里，从巴黎回来了，已经放弃试图用他的理念影响那些法国人。他发现包豪斯仍然是最富饶的沃土。
致奥托∙梅耶
1923年10月21日
……
康定斯基的课：对色彩和形式进行科学化的严格研究。比如对三原色的研究，让它们对应三种基本形式（三角形、方形、圆形）。结论是黄色对应三角形，蓝色对应圆形，而红色对应方形——可以说，一劳永逸。
日记
1923年10月
著了名的同时代人的声明：
波尔齐希：“人民需要面包和电影。”
格罗皮乌斯：“咱们必须把这周围清理一下。”
康定斯基：“圆是蓝的。”
施莱默：“圆是红的。”
格罗皮乌斯：“艺术和技术——一个新的二元性（duality）。”
布劳耶：“椅子就得坐，直到坐破为止。”
莫霍利：“女-少-木-及-了”（v-o-n-d-e-r-f-u-l）
致奥托.梅耶
魏玛
1924年5月20日
和平与安宁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遥不可及。接下来的几天——或几周内？——就会有分晓，看包豪斯能不能继续生存下去，还要不要格罗皮乌斯，还要不要现在这些教师。右翼的图林根政府，中产阶级圈子，技艺精湛的工匠，号称背水一战的本地艺术家，纷纷叫嚣不已，漫天标语。到处都是敌对双方散布的传单。格罗皮乌斯把对我们有利的媒体观点收集起来，刊印成册，广为散播，先印了一份抵抗-手册，然后是一份宣传册，接着来一场报纸论战，学生们制作了保卫包豪斯的海报。
致奥托.梅耶
魏玛
1924年11月22日
如果包豪斯遭到攻击，会有严苛的审议来讨论接下来的措施。不光只有国家社会主义者赞成这样，德国国家党也赞成为包豪斯产品成立一个公司，好把预算拨款从146,000马克缩减到50,000马克。不过格罗皮乌斯仍然大有胜算，他在创建“包豪斯朋友”，组织一个包含杰出知识分子在内的托管人委员会，这样一来，我们现在就有特定的期待必须去满足了。不过也不能高兴得太早，州议会仍然必须授予权限，这会是一个深有含意的收场。
致奥托.梅耶
魏玛
1925年2月17日
德国城市围绕着包豪斯这块金子跳的舞蹈正在落幕。光鲜，却不暖心；热烈，却不炙手。只剩下德绍了（现在还保密着），一个在莱比锡和马格德堡（Magdeburg）之间的小城——带着经济资源，野心勃勃，横空出世——愿意接纳包豪斯。“说真的”，我一度不想再卷入其中。但是有几个原因让这个城市和环境值得考虑：彻底重组的许诺，格罗皮乌斯专制管理的废除，将优秀的学生和大师联合在一起的诱人前景，（直接）建造的机会，对我而言，还有舞台实验的机会，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与柏林的临近（两小时车程）。此外，这里有易北河。
致亚历山大.沙文斯基
康斯坦茨湖的艾格哈尔登
1925年8月12日
处在另一种生活中的我衷心感谢你对我的包豪斯之死的慰问。我还不知道总部那边已经宣布了我的死亡和不中用[1]。我最想知道的是，这是来自上头还是下面的意思，以什么形式，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是在公告栏上攻击我的吗？葬礼何时举行？你在计划后面的哀悼活动吗？用讽刺剧还是赞美诗？既然我（呃）作为剧场导师的这个合同，正式的有效期到4月1日，也就是我儿子的生日那天，既然他已经又长一岁，这倒是个机会由我自己执导这出戏，导演至死，然后（我自己）复生。
……
工作！而不绝望——那是唯一的解决之道，解决与完全隔绝，这是我所能托付于你的。但是请随时告诉我那边的氛围和局势；撇开派系内讧，我仍然愿意，是的，出于道义，在话语方面帮助和支持你，既然我无法行动。我应该写一出首屈一指的节庆戏，让它像所有真正的好剧本一样，表演不出来。我站在这里——愿上帝帮助我！此时——即黑森林钟的发条声和布谷鸟的叫声准确报出的此时——我再无话可说。
[1] 这里是指由巴特宁接管的魏玛包豪斯对施莱默等等格罗皮乌斯聘用的大师的排挤。（中译注）
致奥托.梅耶
德绍
1925年12月中旬
停下喘口气——是的，奔波在柏林、德绍、魏玛之间，我给你邮寄了包豪斯丛书。莫霍利的摄影，或许还有克利的书，应该会让你高兴。你可能会喜欢舞台的那本书，蒙德里安那本我自己还没读。不过你会同意摄影集的作者把所有可能被称为绘画的东西一笔勾销么？在包豪斯，甚至在一部分艺术界，这都是一个关键问题；可在有些地方这个议题已经被取消。莫霍利在这一点上攻击性很强，像一个战士，在他眼里，只有敌军（绘画）和他的胜利（摄影）。他此时也算是格罗皮乌斯的总揽大臣，所以对艺术界大有影响。他自己也一直在画画，临摹之类的，时刻观察艺术圈的需求。他把他的摄影作品放大，我必须承认那些作品很美。但我也同样能把我的戏服或者我的某个画作拍摄下来，放得很大，我也会觉得它们美。在摄影如此辉煌的时刻，绘画还有它存在的理由么？
我认为有，就算是为了矛盾而存在。
至奥托.梅耶
魏玛
1926年1月3日
我怕忘记件重要的事，先从它说起。前些日子，康定斯基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在一张纸上，有一个圆、一个正方形、一个三角形，然后要求受试者用红、蓝、黄分别给它们上色。那次的实验我没参加。不知道有多少人表决，反正最后一致得出结论：圆是蓝色、正方形是红色、三角形是黄色。……直觉上讲，我会给圆涂红色，给正方形涂蓝色。……
康定斯基在这一原则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每个曲线都是圆圈的一部分，因此是蓝色；每条直线都是红色的，每个点都是黄色的，诸如此类，无限扩展——在他上课的时候，只有少数声音敢弱弱地提出疑问。不过，如果所谓的“中立者们” 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同我一样也决定红色等于圆，蓝色等于正方形，我又必须得问：为什么我非要把我的那些圆统统涂成红色呢？难道为了理性的解释就该牺牲自己的直觉吗？
致图特
德绍
1926年4月27日
呃，月光。这儿可没什么光，只有马戏团的臭味（炼油厂）。不，需要漫长而艰难的找寻才可能找到这里的一丝浪漫之处。今天早上根塔说：“生活真糟，不是么？”晚上，莫霍利说：“生活真漂亮，不是么？施莱麻，你肿么看？”[1]
[1] 施莱默原文此处故意拼错多个单词，又在调侃莫霍利的浓重口音。（中译注）
至维利.鲍迈斯特
德绍
1926年12月21日
我们和物质世界斗争、和人的惰性和其他缺点斗争，还和经费限制斗争，这时候，另一个我或者说更好的我总是迎向前去，这让我想起自己曾经是一个画家。
啊呀，快乐的同事们都聚在隔壁（克利、康定斯基、费宁格）：他们能让一些相对专注的画家生存下去，并且一周只用几个小时给学生讲解他们所做工作的基础理论！可如果剧场想要发挥作用，我就必须付出一切。而且，这个领域实在太多面了，我又这么缺人手，以致于我还必须是个教育者。这样的任务实在超出单个人的能力限度（特别是当他心里还有其他志向的时候）。我确实时常考虑改变包豪斯-德绍这个星丛，不让它太舒服。
日记
1927年4月9日
“社会主义大教堂”。原话是这么说的：“国立包豪斯，创办于一场战争灾难之后，诞生于革命的一片混乱之中，正值一种充满情感和爆发性的艺术的巅峰之时。因而在这里，最初才会汇聚所有那些对未来充满信念，并且对陈规提出挑战的人们，他们怀揣梦想，渴望共同建造社会主义的大教堂。”
这句话摘自我为1923年举办的包豪斯大展所写的宣言，它提供了对包豪斯经历的发展阶段的一次纵观。这段话讲的是较早的一段时期，“最初”一词把这层意思表达得够清楚了。所以将这句话断章取义，脱离上下文把它说成包豪斯的宣言，这就是无稽之谈了，甚至颇为险恶。这句话之后的句子很清楚地表明，这一发展阶段很快就过去了，被其他目标所取代，就好像包豪斯的政治姿态——如果它确曾存在过，也很快就改变了：学生当中，右翼和左翼基本持平，或者可以说，政治热潮让位给了宗教热潮。
无可否认，理论化的过程一直在包豪斯发生，并且仍将发生，因此包豪斯部分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及其历史。难道说，1918年的大部分德国人就不想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大教堂吗？难道说，革命和宪政民主不是以“民主国家”之名建立的吗？民主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又是什么？还有：社会主义一定要指向社会民主党或者共产党么？难道社会主义不是超乎任何特定党派之上的一个概念、一种伦理吗？
致图特
德绍
1927年5月
包豪斯的五月革命，由沃格带领，反对自负的大师和懒惰的学生。已经明确表达了要求，必须接受，否则学生代表们就会辞职不干。梅耶、根塔、舍珀和我被他们视为值得信任的人。康定斯基在生气，格罗皮乌斯在调解。就像一次布劳耶危机，我在想会发生什么。
致图特
德绍
1927年12月1日
在为12月4日做准备，那天是包豪斯校舍的首个周年庆，也是康定斯基的生日。我为那天晚上选的标题是“标语节日”，像是我突发奇想的一个点子。每个人都在四处忙活着做准备。入门课上的学生在为食堂做巨幅海报。我们在排演一出忧喜交加的戏……所有事情都要与一句标语有关。比如，导演（“导体”）成为情感的阶梯（“感觉导体”—莫霍利语），每一级由不同的材料做成——香肠、电线、扫帚和羊毛。莫霍利把这种“情感阶梯”使用在初步课程当中：用一块木块和不一样的材料联系在一起，让人闭上眼睛，去抚摸这些东西，然后去“感觉”。当然，还要说出相应的词，这是梅耶最喜欢的环节，这时候肯定会让大家哄堂大笑。其实所有建筑系的人都会笑！
这很可能会非常好玩，嘲讽当下的所有事情。然而，今早看到格罗皮乌斯正在发愁。他说，选举的情况很糟糕，因为我们的民主党失去了一半的席位，然后会削减经费，很多事情再也不能这样进行下去了，他真不想干了，诸如此类的话。
致图特
德绍
1927年12月8日
要和皮斯卡托谈谈。沙文斯基、勒克司.费宁格和秘书一起去，他们打算买个萨克斯风。格罗皮乌斯告诉我他一直在和皮斯卡托争执原则性问题，“直到他再也听不进去”。他们也有讨论过我。他说皮斯卡托打算解聘现在的舞台设计师特拉戈特.穆勒，让我担当。但是目前我们必须再观望观望。我有听说那个剧场可能建不了。因为皮斯卡托没经过格罗皮乌斯同意就发布了这件事，格罗皮乌斯有点生气。
12月17日包豪斯要庆祝自己的圣诞节，我们会玩“沉默之夜”的游戏——所有人都不能说话。但是可以用小卡片，写上一个词（一个芬尼）、十个词、一百个词。只能用动作交流，由言警（言辞警察）监督。你不在真是太可惜了。
致图特
德绍
1928年1月27日
包豪斯开了很长的会——学生称其为六天拉锯战，但已经超过六天了！仍然还没有任何确切结果！翻来覆去，没个收场。拜耶、布劳耶和莫霍利辞职了，教师人手不够了。……
汉斯.梅耶和市长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人们已经在说他为包豪斯做的比任何其他人都多。不排除汉斯.梅耶某天会暗里中伤格罗皮乌斯的可能性，或者也有可能，他会亲自出马担任后者的职位。周一或周二之前不会再有新的会议了。
莫霍利不会留在这了，他和汉斯.梅耶的冲突留下太多不愉快，两个人再也没法同处一个屋檐下。
致图特
德绍
1928年2月4日
近来最劲爆的新闻：格罗皮乌斯要走了！周一会刊登在报纸上。你惊讶么？昨天他跟我说的，然后在紧急召开的会议上向所有人宣布：考虑到集结在他这里的许多问题都在事实上对学院造成损害，同时长期的冲突使他没办法完成自己的工作，他决定辞职。而且他希望他以局外人的身份反而会给包豪斯带来更多益处。你到时会看到完整的声明。当然，他提名汉斯.梅耶作为继任者。他，格罗皮乌斯，想不出有谁能更胜任这个位置，他考虑了所有的可能性，包豪斯内部以及外部的独立建筑师他都考虑过，觉得没有其他人更合适。他会在4月1日正式离任。
致图特
德绍
1928年2月5日
……到了三点，安迪坐在钢琴上唱他的匈牙利老歌，悲伤的情绪突然袭来。然后库尔开始讲话，他对格罗皮乌斯说:“你没有权利离开我们！我们因为我们的事业在这里挨饿，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继续挨饿。包豪斯不是可以随意扔掉或是捡起的摆件，大师委员会是反动的，所有的学生都支持你。我们有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是施莱默在1923年包豪斯展上提出的宣言。这是我们的使命，包豪斯的使命，所有人的使命。任命汉斯.梅耶作包豪斯校长将会是场灾难，将会是我们的末日！”格罗皮乌斯回应道，虽然库尔“酒后吐真言”，但是他说错了，现在不再有什么事情是完全决定于一个人的；我们应该抱着积极而不是消极的态度，学生们应该展示出他们还能在包豪斯做些什么，等等。库尔回应了他。然后格罗皮乌斯做了一个长篇发言，谈教学，谈共同体的意义，指出只有在共同体达成默契——而不是冠冕堂皇的宣告——的时候才是最好的。
致图特
德绍
圣灰星期三
1928年2月22日
“胡子和鼻子”派对开始又结束了，非常棒的狂欢节，有很多精彩的面具。甚至连康定斯基也留了条苏德曼式胡子，克利安了个络腮胡，汉斯.梅耶装了个大鼻子。我们开了个理发店，克莱比在那里为人美发和喷香水。
日记
1929年2月
终于，在这麻烦重重的包豪斯还是又办了一次派对，它毫无疑问是独一无二的。这栋建筑的宽敞房间，自身就充满节庆的气息——实际上对日常使用而言几乎是太过喜庆了——它强加了一种特定的风格，无论选择什么主题，这种特定的风格都占据着主导。但这可不是什么“包豪斯风格”。“包豪斯风格”是一种几乎难以避免的陈词滥调，我们那些模仿者总想达到它，因而遭受巨大的失败。“包豪斯风格”甚至潜入女性内衣的设计中，作为一种“现代装饰”，作为一种对旧时尚的拒绝，决心要不惜任何代价与时俱进——这种风格随处可见，唯独在包豪斯我没见过。包豪斯这里的发展，是也必须是远远领先于那些在我们觉醒时还在打盹儿的人。
……
告诉我你们怎么开派对，我会告诉你你是谁。
……
从外面看，冬夜里，晶莹闪烁的包豪斯很美。窗户里层裱着金属色的纸；根据空间的不同，闪耀着白色和彩色的灯光，大面积的玻璃更让路人可以驻足观望。于是，当晚这个工作车间变成了“充满创意的学园”。
第二天早上，到处都是冻僵的耳朵。陪同女士朝向西边的人，冻僵了左耳，朝向东边的，冻僵了右耳。
不过大伙儿都同意保罗•希尔巴特的说法：“我们怎么能没有金属？”
至奥托.梅耶
格罗-迪什凯姆
1929年9月8日
包豪斯的画家们并没有展开针对敌方的公然斗争，包括建筑、广告和与现实“相关的”教学领域。梅耶的斗争口号是“社会学！”。学生们被认为理应靠自己做事，以“最大化的自由和最小的方向性”完成任务，即使这么做的结果并不让人满意。在其中，社会因素被看作是一个优点，某种“新”。（我总是不自觉的想起一个笑话：“主人，裤子已经做好了，现在我该改进它么？”）这些尝试的目标是为了达到（没有大师的）学生共和。这一点及其所有相关的事情曾经是，也仍将是一个引发长期争议的话题。我还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因为这个问题就彻底逃到布雷思劳，也不知道它们是不是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存在着，不知道主事之人低程度的干涉和广泛的自由主义能否造就一种学院自由下的谦逊氛围。
致根塔.斯托尔策
布雷斯劳
1930年9月2日
天啊，换了一个新领导，你们要忍受多大的整顿啊（我猜你已经回去了）。就像他们说的，调整，讨论现状，分析未来将会怎样又该怎样去做。我还是会像上次那样，弃权，不想说什么。
格罗皮乌斯使我困扰，汉斯也使我困扰，但我和他们两人都是好朋友，属于中间派。我希望看到中间派扩大。嗯，你知道为什么。关于发生了什么，什么又正在发生，我们得到的只是些传闻。报纸上说到一个调解委员会，但还没看出他们最终做了什么决定。鲍迈斯特将被委派去“支持”孤立无援的康定斯基。和平与安宁将会到来，这就是召唤密斯.凡.德.罗去德绍上任的原因。
那之后，你会睡在玫瑰花丛中，再也没有最后期限了，也不会有某个政治生物蠢蠢欲动，因为他们要离开这艘正在下沉的船。这就是我对这样一种政权变化的描绘，先左，再右。
[译者按]
《书信与日记》一书摘录自上个世纪前半叶德国一位对现代艺术“具有源起性作用”的艺术家，奥斯卡.施莱默（Oscar Schlemmer, 1888.9.4－1943.4.13）大半生的书信与日记，其中包含被惠特福德称为“最令人始终陶醉”的有关包豪斯的文献。此书的问世，无论是它的初版还是译介，就最普遍的意义而言是要质疑一体化的世界在艺术与文化领域植入的同一性的幻象。在书中，一方面，施莱默作为被极权的和资本的同一性压抑的艺术家个体，以他持续的否定辩证从他曾经“被”从属的各种集体中爆破出来；另一方面，包豪斯以自身从不停歇的内在矛盾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中爆破出来；此外，书信与日记的这种片断式的“对必要之物的记录在案”又把“包豪斯”从连贯均质的历史叙事中爆破出来。
施莱默不仅仅如许多援引者默认的扮演包豪斯内部矛盾和差异的见证者，事实上他也是包豪斯内部冲突和异见的重要制造者和批注者。包豪斯的矛盾张力内在于他，他又在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通过思考和写作重构它们。在这个意义上，施莱默无意之中让自己笔端的历史碎片具有了当代性。
此书的中译本27万字和新增插图百余张将于2016年出版。我们在这里依主题抽取片断结成6册小集，作为全书之貌的6张草图。
节译自：Oskar Schlemmer：The Letters and Diaries of Oskar Schlemmer.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72
 |
---- 把不能用石头和钢材建造的东西，用木材和硬纸板创造出来.----
致奥托∙梅耶
斯图加特
1919年5月7日
今天，我收到一些文件，还有魏玛以前的“学院”重组后的办学计划，这个计划恰好可以成为全德国学院的榜样。格罗皮乌斯写来一封非常友好的信，表示他希望给我更进一步的讯息。
致奥托∙梅耶
1919年6月3日
今天我收到一份由魏玛包豪斯学生们出版的《交流》（Der Austausch）复本。它充满可喜的尖锐的自我批评，毫无疑问，魏玛正在开创某些东西。……我还有一个担忧是：那种老德国人的自命不凡曾经在政治领域遭遇失败，如今又可以在艺术领域显示自己了。
致图特
途中
1920年7月13
在魏玛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包豪斯校长格罗皮乌斯想聘我，给我一个工作室。于是我在各处受到了欢迎，“所以，您要来魏玛了。”这是个迷人的、宁静的地方，有历史基础，年轻、生机勃勃的包豪斯团队在这里玩着他们的恶作剧。他们中的大多数穿着俄罗斯样式的罩衫。我们在食堂就餐，又好又便宜，校长也在这里吃。保守势力正在恶毒地攻击他们。他们有宏大的计划，但是没有资金就什么也干不成，只能把精力消耗在各种游戏上。
致奥托∙梅耶
康斯塔特
1920年11月4日
魏玛-包豪斯。格罗皮乌斯催得很急，催我赶紧过去。他写信说，保守派顽固的抵抗在逐渐被粉碎，他会获得完全的自由；老美院的教授们发现气氛活跃起来，正在退缩，把岗位让出来由他决定，如果他愿意可以继续聘用他们。迟早他可以给我年薪16000马克。……看上去，格罗皮乌斯更感兴趣的是物色艺术家，而不是有献身精神的教师。伊顿除外，在教工群体那些更沉默的人当中，他其实非常出挑。
致奥托·梅耶
康斯塔特
1920年10月21日
包豪斯面临的危机是，它正在变成仅仅是一所现代艺术学院，因为它最重要的独特之处，手工艺和作坊，没受到重视。比如，工作坊缺少最基本的设备。学生们明显缺乏对制作手艺的热情；他们的主要抱负在于变成现代画家。好的方面是，格罗皮乌斯打算给他自己和包豪斯时间，最初的五年我们不会公开展示任何东西。
致奥托.梅耶
康斯塔特
1921年2月3日
其实包豪斯并没有回避时代精神，甚至在被卷入一场明显的危机时它也没有回避（包豪斯之夜展示了这一点）。包豪斯计划吸引了一群无所畏惧的年轻人（我们于是有了对疯狂的现代青年的一次采样）：这些都意味着包豪斯在“建造”一些与原计划截然不同的东西——人。
……
我看到两种试图掌控局面的努力：伊顿试图通过专断达到这目的，他表现得很无情，带着学院领导的那种迂腐，结果学生最后大喊受到压迫。克利要做的恰好相反，他保持中立态度（或者装作如此）；如果学生来找他——想不到吧，学生更乐意去找他——他们会惊讶居然受到这么热情的接待。顺便说一句，对克利的任用似乎激起了最强烈的反对，因为他被看成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人们想象不出他能做出什么实际的贡献。我个人认为这种判断鼠目寸光。我们走着瞧。
一封写给不具名收件人的信
1921年3月2日
……
我认识的学生中有对格罗皮乌斯不好的评价，这让我很惊讶。他们称他已不再是当初那样，同他们在一个真正的团体中共同生活，同甘共苦，他不再是他们的“格罗皮乌斯父亲”。……我还不能确定是否乐观的开始之后，必然要经历这样的过程，是否这些特别的学生更青睐燎原烈火，而不是平静的光芒，是否目前的境况就真的代表了这种光芒。
我们也有这样一些学生，他们深刻而真切地信仰平和与专注，觉得那些离开的学生不是损失，有价值的是那些刚刚到来的人与迷途知返的人。这足以说明格罗皮乌斯是怎样一个人：他如此热切地希望包豪斯能够在平静中工作。
致奥托.梅耶
康斯塔特
1921年5月16日 圣灵降临节
在魏玛，伊顿教“分析课”。在课上他展示照片给学生看，要求他们画出照片里的各种重要元素，通常是动作，主要轮廓线，或一条弧线。然后他再给学生看一幅哥特式画像。再后来，他展示格吕内瓦尔德祭坛的名画《哭泣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学生们则努力从这幅难懂的画作中抽取某些基本特点。
伊顿扫一眼他们的分析成果，就怒了，开始咆哮：但凡你们有任何一点艺术感受，也不会试图画成这样！这高贵的哭泣，象征着世界的眼泪！你们应该静默地坐着，溶入这泪水中！话音未落，他已摔门而去。
致奥托.梅耶
魏玛
1921年6月14日
我注意到一件事，尤其在展望包豪斯前景的时候这件事更加清晰了：当下许多现代艺术都趋向于实用，趋向于建筑。经济危机可能造成接下来的几年都不会有建造的可能。对于现代人的乌托邦幻想而言，可能目前没有任何高贵的建造任务有待实践。而剧场的幻像世界为这些幻想提供了释放的渠道。我们必须以替代品来满足需要，把不能用石头和钢材建造的东西，用木材和硬纸板创造出来。
也许格罗皮乌斯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已经为包豪斯聘请了罗塔.施赖尔，一位戏剧家兼诗人，曾在汉堡创立了“挣扎的剧场”。所以现在，包豪斯也要对剧场尽职尽责了，这让我很开心。剧场的问题在今后我们的讨论中会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
致奥托.梅耶
魏玛
1921年6月23日
一场“暴动”正在包豪斯酝酿。这里最优秀的人都在批评格罗皮乌斯，我本人也是潜在的“暴动者”（目前是），或者我想象自己是，这很大程度上出于一种责任感。……我看到一项有可能成为真正伟大的事业的不伟大之处，或者不够伟大之处，我看到了它的缺陷。可显然，我无力改变任何事情，至少现在还不行。
告诉你一件事：包豪斯没有任何课程是与建筑学有关的，结果是，没有学生想要成为建筑师，或者说想成也成不了。但包豪斯仍然坚持建筑的至上地位。这要归咎于格罗皮乌斯，他是包豪斯唯一的建筑师，却没有时间授课。（理论上）拟定一个计划很容易，实施起来却很难。原初的计划停滞了很长时间，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与其他手工艺学校几乎没什么不同的规章条例。我并非充满怨忿，也对暴动没什么热情。我只是，对我感到负有部分责任的那项事业的命运担忧。我希望看到包豪斯有更多建筑学的成份，有更多其它领域的课程，包豪斯应当探寻、收集和保护艺术产品所有的可能法则——不论新旧。
……
致奥托.梅耶
魏玛
1921年7月14日
我告诉过你吧，包豪斯的厨房在引入拜火教食谱，或者尝试推广。这段时间伊顿和一些忠实的包豪斯门徒都在遵从拜火教戒律，伊顿从莱比锡的拜火教大会回来后变得非常狂热。他扬言，这种方法会造就“新人”。……我可不确定一个纯洁的胃能够保证纯洁性。
日记
1921年7月28日
我不喜欢自己这样激烈对抗原则的方式。为什么不简单接受不能改变的饮食安排中好的方面，而要极端地抗议呢？以致于变成了一个暴食的倡导者？
致奥托.梅耶
魏玛
1921年12月7日
现今情况是：格罗皮乌斯是位杰出的外交家、生意人、实干的天才。他在包豪斯有一间很大的私人办公室，在柏林接一些修建别墅的委托项目。……伊顿希望培养的天才是在孤寂中形成，而格罗皮乌斯希望培养的性格却是来自生活之流（以及必要的天分）。
……
这两种选择让我想到目前德国的流行趋势。一边是东方文化的影响，印度式的宗教狂热，还有漂鸟运动中向自然的回归，诸如此类；还包括公社，素食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反战运动。另一边是美国精神，发展，技术奇迹，发明创造，大都会等等。格罗皮乌斯和伊顿都很典型，我必须承认，我再一次被夹在中间，半是高兴，半是不高兴。我肯定这两种可能性，或者说，至少我希望看到这两者结合。难道发展进步（向外扩张）和自我实现（内省）是相互排斥的吗？
致奥托.梅耶
魏玛
1922年3月底
包豪斯让我彻夜难眠。想想看，几乎没有一个牢靠的支点，责难来自四面八方。事实上，“包豪斯”这个名字让人们产生某些期待，合理的期待，外界人士也证实了这一点。可能期待建筑学和建造会是最主要的，但却发现这是一所现代艺术学校。……应当作为包豪斯核心的建造，还有建筑课程或者工作坊，却没有正式确立，仅仅存在于格罗皮乌斯的私人办公室里。他承接的厂房和住宅委托项目完成得多多少少带点机巧，要求其他的一切事物都围绕着这个核心来运转。这成了一个建筑官僚机构，它的目标直接与作坊的教学功能相背离。通过这个建筑事务所，作坊中较好的作品被转为实用产品，并获得极大成功。发生在包豪斯的这种背离折磨着我，让我很久以来寝食难安，成了我最大的焦虑。
但愿包豪斯能承认它只是一所现代艺术学校就好了！照目前情况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差错，只是连续的动荡，容易受到攻击，诸如此类。
致奥托.梅耶
魏玛
1922年6月
……
照伊顿跟我说的，他希望在苏黎世的大学和工艺美术学校做一名教师。我猜他正在试探着留在瑞士，想要放弃包豪斯。……果真如此，无疑意味着包豪斯的损失。在教学方法上，他比其他人更熟练，并且在领导方面有着天才的决断力。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在这些方面的不足。此外：当格罗皮乌斯不再需要担心伊顿的强烈对抗时，他本人也将成为更大的威胁。不过格罗皮乌斯已经物色到了一个新人选：瓦西里.康定斯基!
日记
1922年11月
包豪斯和我：
……
我不相信手工艺。我们不能复活中世纪的手工艺，正如我们不能复活中世纪的艺术，甚至恢复一种较为现代的对等物也不行。它已经被现代发展淘汰了。在机器和技术的时代，手工艺术品（objets d’art）将会是富人的奢侈品，缺乏广泛的基础，也无法植根于人民。机器工业提供了手工业曾经提供的东西，或者终将提供这些东西，只要它充分发展：标准化，由地道的材料制作的可靠的功能性物品。
……
我不相信正在包豪斯推行的这类手工艺能够超越审美，从而实现更严肃的社会功能。“与工业接触”不会做这种小把戏，我们将不得不把自己托付出去，完全与工业结合。可是我们又不能以此作为我们的目标，那将意味着与包豪斯背道而驰。
致奥托∙梅耶
魏玛
1923年3月30日
目前还由罗塔∙施赖尔主持的包豪斯剧团做了一出试验性的表演，结果惨败，遭到大师们和学生们双方的责难。施赖尔因此要离开包豪斯了，于是他们现在找我来接替，他们觉得我已经不止一次证明了自己能够胜任这个工作
日记
1923年3月底
在包豪斯，一切仍有可能。一个独掌大权的领导者将不同个性的人装扮成一个样，让他们在审查面前保持一致，或许已经对外形成统一的形象了。包豪斯就像一面普桑遮挡在前的画布，这画布如同普桑的箴言所说“我什么都不忽视”。只有在最终版本中，整个支撑结构和虚假的调调才会被矫正过来：因为它们不再能向外部的观者传达此画的统一性。
日记
1923年6月
包豪斯代表了将手工艺和美术学院的工作相融合的第一次严肃尝试，在那一领域，它做了先驱性的工作。相应地，包豪斯也有意识地通过复合多样的思想和兴趣来塑造自己，而不是被一个带着许多无关紧要的“分支”的专制管理体系塑造。包豪斯的四年，不仅仅建构了艺术史的一个篇章，也书写了这个时代之历史的一个篇章，因为它反映了德国民众以及这个时期的分裂状态。就这样，在最困难的环境下，先驱性的工作在所有不同的领域展开，而且富有成果——这些事实将扫清所有对这一事业是否价值的怀疑。
……
我们可以从包豪斯那位领导者身上理解到包豪斯所独有的结构：它的特点是灵活性，不死守任何教条，对任何新事物保持感受力，并有着把它同化的决心。它也同样试图使整个的复杂综合体稳定化，试图为它寻求一个公分母，一系列准则。这就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思想斗争，这些斗争不论是公然的还是含蓄的，都是一种不断动荡的局面，几乎每日都迫使个体在非常深刻而且基本的议题上表明立场。
致奥托∙梅耶
1923年10月初
包豪斯一团糟。这些天，格罗皮乌斯正希望他的画家们全滚开。范∙杜斯堡几乎肯定收到过秘密的担保，说他即将得到一个大师席位。现在，这位绅士就在这里，从巴黎回来了，已经放弃试图用他的理念影响那些法国人。他发现包豪斯仍然是最富饶的沃土。
致奥托∙梅耶
1923年10月21日
……
康定斯基的课：对色彩和形式进行科学化的严格研究。比如对三原色的研究，让它们对应三种基本形式（三角形、方形、圆形）。结论是黄色对应三角形，蓝色对应圆形，而红色对应方形——可以说，一劳永逸。
日记
1923年10月
著了名的同时代人的声明：
波尔齐希：“人民需要面包和电影。”
格罗皮乌斯：“咱们必须把这周围清理一下。”
康定斯基：“圆是蓝的。”
施莱默：“圆是红的。”
格罗皮乌斯：“艺术和技术——一个新的二元性（duality）。”
布劳耶：“椅子就得坐，直到坐破为止。”
莫霍利：“女-少-木-及-了”（v-o-n-d-e-r-f-u-l）
 |
致奥托.梅耶
魏玛
1924年5月20日
和平与安宁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遥不可及。接下来的几天——或几周内？——就会有分晓，看包豪斯能不能继续生存下去，还要不要格罗皮乌斯，还要不要现在这些教师。右翼的图林根政府，中产阶级圈子，技艺精湛的工匠，号称背水一战的本地艺术家，纷纷叫嚣不已，漫天标语。到处都是敌对双方散布的传单。格罗皮乌斯把对我们有利的媒体观点收集起来，刊印成册，广为散播，先印了一份抵抗-手册，然后是一份宣传册，接着来一场报纸论战，学生们制作了保卫包豪斯的海报。
致奥托.梅耶
魏玛
1924年11月22日
如果包豪斯遭到攻击，会有严苛的审议来讨论接下来的措施。不光只有国家社会主义者赞成这样，德国国家党也赞成为包豪斯产品成立一个公司，好把预算拨款从146,000马克缩减到50,000马克。不过格罗皮乌斯仍然大有胜算，他在创建“包豪斯朋友”，组织一个包含杰出知识分子在内的托管人委员会，这样一来，我们现在就有特定的期待必须去满足了。不过也不能高兴得太早，州议会仍然必须授予权限，这会是一个深有含意的收场。
致奥托.梅耶
魏玛
1925年2月17日
德国城市围绕着包豪斯这块金子跳的舞蹈正在落幕。光鲜，却不暖心；热烈，却不炙手。只剩下德绍了（现在还保密着），一个在莱比锡和马格德堡（Magdeburg）之间的小城——带着经济资源，野心勃勃，横空出世——愿意接纳包豪斯。“说真的”，我一度不想再卷入其中。但是有几个原因让这个城市和环境值得考虑：彻底重组的许诺，格罗皮乌斯专制管理的废除，将优秀的学生和大师联合在一起的诱人前景，（直接）建造的机会，对我而言，还有舞台实验的机会，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与柏林的临近（两小时车程）。此外，这里有易北河。
致亚历山大.沙文斯基
康斯坦茨湖的艾格哈尔登
1925年8月12日
处在另一种生活中的我衷心感谢你对我的包豪斯之死的慰问。我还不知道总部那边已经宣布了我的死亡和不中用[1]。我最想知道的是，这是来自上头还是下面的意思，以什么形式，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是在公告栏上攻击我的吗？葬礼何时举行？你在计划后面的哀悼活动吗？用讽刺剧还是赞美诗？既然我（呃）作为剧场导师的这个合同，正式的有效期到4月1日，也就是我儿子的生日那天，既然他已经又长一岁，这倒是个机会由我自己执导这出戏，导演至死，然后（我自己）复生。
……
工作！而不绝望——那是唯一的解决之道，解决与完全隔绝，这是我所能托付于你的。但是请随时告诉我那边的氛围和局势；撇开派系内讧，我仍然愿意，是的，出于道义，在话语方面帮助和支持你，既然我无法行动。我应该写一出首屈一指的节庆戏，让它像所有真正的好剧本一样，表演不出来。我站在这里——愿上帝帮助我！此时——即黑森林钟的发条声和布谷鸟的叫声准确报出的此时——我再无话可说。
[1] 这里是指由巴特宁接管的魏玛包豪斯对施莱默等等格罗皮乌斯聘用的大师的排挤。（中译注）
致奥托.梅耶
德绍
1925年12月中旬
停下喘口气——是的，奔波在柏林、德绍、魏玛之间，我给你邮寄了包豪斯丛书。莫霍利的摄影，或许还有克利的书，应该会让你高兴。你可能会喜欢舞台的那本书，蒙德里安那本我自己还没读。不过你会同意摄影集的作者把所有可能被称为绘画的东西一笔勾销么？在包豪斯，甚至在一部分艺术界，这都是一个关键问题；可在有些地方这个议题已经被取消。莫霍利在这一点上攻击性很强，像一个战士，在他眼里，只有敌军（绘画）和他的胜利（摄影）。他此时也算是格罗皮乌斯的总揽大臣，所以对艺术界大有影响。他自己也一直在画画，临摹之类的，时刻观察艺术圈的需求。他把他的摄影作品放大，我必须承认那些作品很美。但我也同样能把我的戏服或者我的某个画作拍摄下来，放得很大，我也会觉得它们美。在摄影如此辉煌的时刻，绘画还有它存在的理由么？
我认为有，就算是为了矛盾而存在。
至奥托.梅耶
魏玛
1926年1月3日
我怕忘记件重要的事，先从它说起。前些日子，康定斯基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在一张纸上，有一个圆、一个正方形、一个三角形，然后要求受试者用红、蓝、黄分别给它们上色。那次的实验我没参加。不知道有多少人表决，反正最后一致得出结论：圆是蓝色、正方形是红色、三角形是黄色。……直觉上讲，我会给圆涂红色，给正方形涂蓝色。……
康定斯基在这一原则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每个曲线都是圆圈的一部分，因此是蓝色；每条直线都是红色的，每个点都是黄色的，诸如此类，无限扩展——在他上课的时候，只有少数声音敢弱弱地提出疑问。不过，如果所谓的“中立者们” 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同我一样也决定红色等于圆，蓝色等于正方形，我又必须得问：为什么我非要把我的那些圆统统涂成红色呢？难道为了理性的解释就该牺牲自己的直觉吗？
致图特
德绍
1926年4月27日
呃，月光。这儿可没什么光，只有马戏团的臭味（炼油厂）。不，需要漫长而艰难的找寻才可能找到这里的一丝浪漫之处。今天早上根塔说：“生活真糟，不是么？”晚上，莫霍利说：“生活真漂亮，不是么？施莱麻，你肿么看？”[1]
[1] 施莱默原文此处故意拼错多个单词，又在调侃莫霍利的浓重口音。（中译注）
至维利.鲍迈斯特
德绍
1926年12月21日
我们和物质世界斗争、和人的惰性和其他缺点斗争，还和经费限制斗争，这时候，另一个我或者说更好的我总是迎向前去，这让我想起自己曾经是一个画家。
啊呀，快乐的同事们都聚在隔壁（克利、康定斯基、费宁格）：他们能让一些相对专注的画家生存下去，并且一周只用几个小时给学生讲解他们所做工作的基础理论！可如果剧场想要发挥作用，我就必须付出一切。而且，这个领域实在太多面了，我又这么缺人手，以致于我还必须是个教育者。这样的任务实在超出单个人的能力限度（特别是当他心里还有其他志向的时候）。我确实时常考虑改变包豪斯-德绍这个星丛，不让它太舒服。
日记
1927年4月9日
“社会主义大教堂”。原话是这么说的：“国立包豪斯，创办于一场战争灾难之后，诞生于革命的一片混乱之中，正值一种充满情感和爆发性的艺术的巅峰之时。因而在这里，最初才会汇聚所有那些对未来充满信念，并且对陈规提出挑战的人们，他们怀揣梦想，渴望共同建造社会主义的大教堂。”
这句话摘自我为1923年举办的包豪斯大展所写的宣言，它提供了对包豪斯经历的发展阶段的一次纵观。这段话讲的是较早的一段时期，“最初”一词把这层意思表达得够清楚了。所以将这句话断章取义，脱离上下文把它说成包豪斯的宣言，这就是无稽之谈了，甚至颇为险恶。这句话之后的句子很清楚地表明，这一发展阶段很快就过去了，被其他目标所取代，就好像包豪斯的政治姿态——如果它确曾存在过，也很快就改变了：学生当中，右翼和左翼基本持平，或者可以说，政治热潮让位给了宗教热潮。
无可否认，理论化的过程一直在包豪斯发生，并且仍将发生，因此包豪斯部分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及其历史。难道说，1918年的大部分德国人就不想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大教堂吗？难道说，革命和宪政民主不是以“民主国家”之名建立的吗？民主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又是什么？还有：社会主义一定要指向社会民主党或者共产党么？难道社会主义不是超乎任何特定党派之上的一个概念、一种伦理吗？
致图特
德绍
1927年5月
包豪斯的五月革命，由沃格带领，反对自负的大师和懒惰的学生。已经明确表达了要求，必须接受，否则学生代表们就会辞职不干。梅耶、根塔、舍珀和我被他们视为值得信任的人。康定斯基在生气，格罗皮乌斯在调解。就像一次布劳耶危机，我在想会发生什么。
致图特
德绍
1927年12月1日
在为12月4日做准备，那天是包豪斯校舍的首个周年庆，也是康定斯基的生日。我为那天晚上选的标题是“标语节日”，像是我突发奇想的一个点子。每个人都在四处忙活着做准备。入门课上的学生在为食堂做巨幅海报。我们在排演一出忧喜交加的戏……所有事情都要与一句标语有关。比如，导演（“导体”）成为情感的阶梯（“感觉导体”—莫霍利语），每一级由不同的材料做成——香肠、电线、扫帚和羊毛。莫霍利把这种“情感阶梯”使用在初步课程当中：用一块木块和不一样的材料联系在一起，让人闭上眼睛，去抚摸这些东西，然后去“感觉”。当然，还要说出相应的词，这是梅耶最喜欢的环节，这时候肯定会让大家哄堂大笑。其实所有建筑系的人都会笑！
这很可能会非常好玩，嘲讽当下的所有事情。然而，今早看到格罗皮乌斯正在发愁。他说，选举的情况很糟糕，因为我们的民主党失去了一半的席位，然后会削减经费，很多事情再也不能这样进行下去了，他真不想干了，诸如此类的话。
致图特
德绍
1927年12月8日
要和皮斯卡托谈谈。沙文斯基、勒克司.费宁格和秘书一起去，他们打算买个萨克斯风。格罗皮乌斯告诉我他一直在和皮斯卡托争执原则性问题，“直到他再也听不进去”。他们也有讨论过我。他说皮斯卡托打算解聘现在的舞台设计师特拉戈特.穆勒，让我担当。但是目前我们必须再观望观望。我有听说那个剧场可能建不了。因为皮斯卡托没经过格罗皮乌斯同意就发布了这件事，格罗皮乌斯有点生气。
12月17日包豪斯要庆祝自己的圣诞节，我们会玩“沉默之夜”的游戏——所有人都不能说话。但是可以用小卡片，写上一个词（一个芬尼）、十个词、一百个词。只能用动作交流，由言警（言辞警察）监督。你不在真是太可惜了。
致图特
德绍
1928年1月27日
包豪斯开了很长的会——学生称其为六天拉锯战，但已经超过六天了！仍然还没有任何确切结果！翻来覆去，没个收场。拜耶、布劳耶和莫霍利辞职了，教师人手不够了。……
汉斯.梅耶和市长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人们已经在说他为包豪斯做的比任何其他人都多。不排除汉斯.梅耶某天会暗里中伤格罗皮乌斯的可能性，或者也有可能，他会亲自出马担任后者的职位。周一或周二之前不会再有新的会议了。
莫霍利不会留在这了，他和汉斯.梅耶的冲突留下太多不愉快，两个人再也没法同处一个屋檐下。
致图特
德绍
1928年2月4日
近来最劲爆的新闻：格罗皮乌斯要走了！周一会刊登在报纸上。你惊讶么？昨天他跟我说的，然后在紧急召开的会议上向所有人宣布：考虑到集结在他这里的许多问题都在事实上对学院造成损害，同时长期的冲突使他没办法完成自己的工作，他决定辞职。而且他希望他以局外人的身份反而会给包豪斯带来更多益处。你到时会看到完整的声明。当然，他提名汉斯.梅耶作为继任者。他，格罗皮乌斯，想不出有谁能更胜任这个位置，他考虑了所有的可能性，包豪斯内部以及外部的独立建筑师他都考虑过，觉得没有其他人更合适。他会在4月1日正式离任。
致图特
德绍
1928年2月5日
……到了三点，安迪坐在钢琴上唱他的匈牙利老歌，悲伤的情绪突然袭来。然后库尔开始讲话，他对格罗皮乌斯说:“你没有权利离开我们！我们因为我们的事业在这里挨饿，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继续挨饿。包豪斯不是可以随意扔掉或是捡起的摆件，大师委员会是反动的，所有的学生都支持你。我们有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是施莱默在1923年包豪斯展上提出的宣言。这是我们的使命，包豪斯的使命，所有人的使命。任命汉斯.梅耶作包豪斯校长将会是场灾难，将会是我们的末日！”格罗皮乌斯回应道，虽然库尔“酒后吐真言”，但是他说错了，现在不再有什么事情是完全决定于一个人的；我们应该抱着积极而不是消极的态度，学生们应该展示出他们还能在包豪斯做些什么，等等。库尔回应了他。然后格罗皮乌斯做了一个长篇发言，谈教学，谈共同体的意义，指出只有在共同体达成默契——而不是冠冕堂皇的宣告——的时候才是最好的。
致图特
德绍
圣灰星期三
1928年2月22日
“胡子和鼻子”派对开始又结束了，非常棒的狂欢节，有很多精彩的面具。甚至连康定斯基也留了条苏德曼式胡子，克利安了个络腮胡，汉斯.梅耶装了个大鼻子。我们开了个理发店，克莱比在那里为人美发和喷香水。
日记
1929年2月
终于，在这麻烦重重的包豪斯还是又办了一次派对，它毫无疑问是独一无二的。这栋建筑的宽敞房间，自身就充满节庆的气息——实际上对日常使用而言几乎是太过喜庆了——它强加了一种特定的风格，无论选择什么主题，这种特定的风格都占据着主导。但这可不是什么“包豪斯风格”。“包豪斯风格”是一种几乎难以避免的陈词滥调，我们那些模仿者总想达到它，因而遭受巨大的失败。“包豪斯风格”甚至潜入女性内衣的设计中，作为一种“现代装饰”，作为一种对旧时尚的拒绝，决心要不惜任何代价与时俱进——这种风格随处可见，唯独在包豪斯我没见过。包豪斯这里的发展，是也必须是远远领先于那些在我们觉醒时还在打盹儿的人。
……
告诉我你们怎么开派对，我会告诉你你是谁。
……
从外面看，冬夜里，晶莹闪烁的包豪斯很美。窗户里层裱着金属色的纸；根据空间的不同，闪耀着白色和彩色的灯光，大面积的玻璃更让路人可以驻足观望。于是，当晚这个工作车间变成了“充满创意的学园”。
第二天早上，到处都是冻僵的耳朵。陪同女士朝向西边的人，冻僵了左耳，朝向东边的，冻僵了右耳。
不过大伙儿都同意保罗•希尔巴特的说法：“我们怎么能没有金属？”
至奥托.梅耶
格罗-迪什凯姆
1929年9月8日
包豪斯的画家们并没有展开针对敌方的公然斗争，包括建筑、广告和与现实“相关的”教学领域。梅耶的斗争口号是“社会学！”。学生们被认为理应靠自己做事，以“最大化的自由和最小的方向性”完成任务，即使这么做的结果并不让人满意。在其中，社会因素被看作是一个优点，某种“新”。（我总是不自觉的想起一个笑话：“主人，裤子已经做好了，现在我该改进它么？”）这些尝试的目标是为了达到（没有大师的）学生共和。这一点及其所有相关的事情曾经是，也仍将是一个引发长期争议的话题。我还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因为这个问题就彻底逃到布雷思劳，也不知道它们是不是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存在着，不知道主事之人低程度的干涉和广泛的自由主义能否造就一种学院自由下的谦逊氛围。
致根塔.斯托尔策
布雷斯劳
1930年9月2日
天啊，换了一个新领导，你们要忍受多大的整顿啊（我猜你已经回去了）。就像他们说的，调整，讨论现状，分析未来将会怎样又该怎样去做。我还是会像上次那样，弃权，不想说什么。
格罗皮乌斯使我困扰，汉斯也使我困扰，但我和他们两人都是好朋友，属于中间派。我希望看到中间派扩大。嗯，你知道为什么。关于发生了什么，什么又正在发生，我们得到的只是些传闻。报纸上说到一个调解委员会，但还没看出他们最终做了什么决定。鲍迈斯特将被委派去“支持”孤立无援的康定斯基。和平与安宁将会到来，这就是召唤密斯.凡.德.罗去德绍上任的原因。
那之后，你会睡在玫瑰花丛中，再也没有最后期限了，也不会有某个政治生物蠢蠢欲动，因为他们要离开这艘正在下沉的船。这就是我对这样一种政权变化的描绘，先左，再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