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批评梁振英月入四万以下不配有提名权的言论
转自：aboluowang.com
香港《独立媒体网》报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纽约时报》批评梁振英月入四万以下不配有提名权的言论。他认为这些想法由来而久，在美国也有不少，但大抵不会宣之于口。例如会开动政治宣传，告诉选民，抽富人税和帮助穷人会破坏经济，挑拨种族分野，或者务求令政府措施失败，或者不让措施面世，以免选民知道，措施可以改善社会。而梁振英就说了出来。克鲁曼坚称在194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是福利国家。欧洲的问题，不是出于推行福利国家。他总结美国政治骨子里就是民主和财阀统治对决。我们无从得知哪边胜出。以下为克鲁曼评论全文，由香港《独立媒体网》摘译。
当领袖说真话，尤其在无特别动机下，那是件好事。所以，我们应该感激北京支持的香港领导人梁振英，吐出真言，因为他认为示威者不会成功争取民主：有普选的话，“你一定会争取月入低于1,800美元那半数香港人的支持。这样，你的政治和政策，最后会着重这部份人。”这些政策，大抵是令减少富人财富，扶助低收入群体。
所以，梁振英担心，那五成的香港市民，因为他们挣不够钱，会支持差劣的政策。这好像罗姆尼(Mitt Romney)(按：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共和党提名候选人)所说，47%的美国人会不投票给他，因为他们没有交税，所以不会替自己负责任。又或者，好像共和党众议员Paul Ryan认为，有60%的美国人会令社会有危险，因为他们是“接受者”("takers")，从政府里取的东西较付出的少。的确，这些说话大同小异。
政治右派对于民主不安。即使保守派在选举有多亮丽，即使自由市场的意识型态如何笼罩论述，他们骨子里藏着一种恐惧，低下阶层会投票给左派议员，左派议员会向富人抽税，大洒金钱到穷人，从而破坏经济。
事实上，保守主张的成功，只会加深恐惧。很多右翼──我不只是指林博(Rush Limbaug)h(按：美国亲共和党的名嘴)的粉丝，而是指政治菁英──生活在平行时空(至少在部份时间)。美国在过去几十年极速走进牢役之路。他们没有理会镀金时代(Gilded Age)实施减税及松开金融制度，他们在看《当国家充斥好吃懒做的人：美国福利成灾》(A Nation of Takers: America's Entitlement Epidemic)，坚持问题在于失控的再分配。
这是个狂想。然而，究竟对经济民粹主义的恐惧，会否导致经济灾难?不像是。低收入选民支持有利他们的政策，其程度较富人高，他们总体支持最高收入的人多交税。不过，如果担心他们疯狂、贪婪，抽干抽尽老板收入，历史证明你们错误。在194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是福利国家，必定对贫穷国民支援较多。但你不会看到这些国家走入加税-花费的恶性循环。欧洲的问题，不是出于推行福利国家。
纵然“着重这部份人的政治和政策”不会摧毁经济，那1%的收入和财富的确会缩水。那0.1%的税项，相信会比罗姆尼执政的时候多很多。那么，财阀应如何回应?
一个答案是开动政治宣传：告诉选民，抽富人税和帮助穷人会破坏经济，向创造职位的人减税，会创造整体繁荣。尽管减税的寓言屡屡不会实现，这信念仍萦绕保守派(美国堪萨斯州就是这样)。有一大堆受巨额资助的智库和媒体日夜推广这信念。
另一个答案是，扩大种族和族群分野。这是美国传统吧。“你知道吗，政府只会帮助那群人。”自由派嘛，是目中无人又讨厌美国的菁英。
第三个答案是，务求令政府措施失败，或者不让措施面世，以免选民知道，措施可以改善社会。
不过，这些保护财阀免受暴民攻击的策略，既间接，又不完美。梁振英的答案明显是，不让那半数底层人，或许是九成的底层人投票。
我们知道，为何右翼会对选民诈骗(voter fraud)无比愤懑，即使这只是指控而且几乎不曾存在，又极力支持选民登记法案(voter ID laws)，令穷人和工人阶级难以投票。(按：该法案要求新登记的选民必须提供身份证明文件，证明自己的公民身份，才能投票。反对团体指这会剥夺穷人、长者等弱势群体选民参与选举，因为他们不少没有适合的身份证明文件。)美国的政客不会直接说只有富人才有政治权，至少仍未这样做。不过，如果你跟从政治右派的思路，你会得到如斯结论。
实情是，美国政治骨子里就是民主统治与财阀统治对决。我们无从得知哪边胜出。
香港《独立媒体网》报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纽约时报》批评梁振英月入四万以下不配有提名权的言论。他认为这些想法由来而久，在美国也有不少，但大抵不会宣之于口。例如会开动政治宣传，告诉选民，抽富人税和帮助穷人会破坏经济，挑拨种族分野，或者务求令政府措施失败，或者不让措施面世，以免选民知道，措施可以改善社会。而梁振英就说了出来。克鲁曼坚称在194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是福利国家。欧洲的问题，不是出于推行福利国家。他总结美国政治骨子里就是民主和财阀统治对决。我们无从得知哪边胜出。以下为克鲁曼评论全文，由香港《独立媒体网》摘译。
当领袖说真话，尤其在无特别动机下，那是件好事。所以，我们应该感激北京支持的香港领导人梁振英，吐出真言，因为他认为示威者不会成功争取民主：有普选的话，“你一定会争取月入低于1,800美元那半数香港人的支持。这样，你的政治和政策，最后会着重这部份人。”这些政策，大抵是令减少富人财富，扶助低收入群体。
所以，梁振英担心，那五成的香港市民，因为他们挣不够钱，会支持差劣的政策。这好像罗姆尼(Mitt Romney)(按：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共和党提名候选人)所说，47%的美国人会不投票给他，因为他们没有交税，所以不会替自己负责任。又或者，好像共和党众议员Paul Ryan认为，有60%的美国人会令社会有危险，因为他们是“接受者”("takers")，从政府里取的东西较付出的少。的确，这些说话大同小异。
政治右派对于民主不安。即使保守派在选举有多亮丽，即使自由市场的意识型态如何笼罩论述，他们骨子里藏着一种恐惧，低下阶层会投票给左派议员，左派议员会向富人抽税，大洒金钱到穷人，从而破坏经济。
事实上，保守主张的成功，只会加深恐惧。很多右翼──我不只是指林博(Rush Limbaug)h(按：美国亲共和党的名嘴)的粉丝，而是指政治菁英──生活在平行时空(至少在部份时间)。美国在过去几十年极速走进牢役之路。他们没有理会镀金时代(Gilded Age)实施减税及松开金融制度，他们在看《当国家充斥好吃懒做的人：美国福利成灾》(A Nation of Takers: America's Entitlement Epidemic)，坚持问题在于失控的再分配。
这是个狂想。然而，究竟对经济民粹主义的恐惧，会否导致经济灾难?不像是。低收入选民支持有利他们的政策，其程度较富人高，他们总体支持最高收入的人多交税。不过，如果担心他们疯狂、贪婪，抽干抽尽老板收入，历史证明你们错误。在194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是福利国家，必定对贫穷国民支援较多。但你不会看到这些国家走入加税-花费的恶性循环。欧洲的问题，不是出于推行福利国家。
纵然“着重这部份人的政治和政策”不会摧毁经济，那1%的收入和财富的确会缩水。那0.1%的税项，相信会比罗姆尼执政的时候多很多。那么，财阀应如何回应?
一个答案是开动政治宣传：告诉选民，抽富人税和帮助穷人会破坏经济，向创造职位的人减税，会创造整体繁荣。尽管减税的寓言屡屡不会实现，这信念仍萦绕保守派(美国堪萨斯州就是这样)。有一大堆受巨额资助的智库和媒体日夜推广这信念。
另一个答案是，扩大种族和族群分野。这是美国传统吧。“你知道吗，政府只会帮助那群人。”自由派嘛，是目中无人又讨厌美国的菁英。
第三个答案是，务求令政府措施失败，或者不让措施面世，以免选民知道，措施可以改善社会。
不过，这些保护财阀免受暴民攻击的策略，既间接，又不完美。梁振英的答案明显是，不让那半数底层人，或许是九成的底层人投票。
我们知道，为何右翼会对选民诈骗(voter fraud)无比愤懑，即使这只是指控而且几乎不曾存在，又极力支持选民登记法案(voter ID laws)，令穷人和工人阶级难以投票。(按：该法案要求新登记的选民必须提供身份证明文件，证明自己的公民身份，才能投票。反对团体指这会剥夺穷人、长者等弱势群体选民参与选举，因为他们不少没有适合的身份证明文件。)美国的政客不会直接说只有富人才有政治权，至少仍未这样做。不过，如果你跟从政治右派的思路，你会得到如斯结论。
实情是，美国政治骨子里就是民主统治与财阀统治对决。我们无从得知哪边胜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