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师对辛德勒的反戏剧化修正
第一处修正，出现在纳粹因何枪杀犹太妇女的问题上。与其他犹太人的沉默与低调相比，《辛》片中的那位毕业于米兰大学的犹太女工程师对于工程显得有些过分热情，以致给人感觉她是在主动往纳粹枪口上撞（虽然这么说有点不太厚道）。而《钢琴师》中的女子虽同样因“多嘴”而丧命，却不会让人感到突兀。她只是下意识地试探了一句，“要把我们带到哪去？”以当时的情形，换做你我，也可能会问同样的问题。
如果说上述对比还只是程度上的差异，那么在纳粹应如何面对“子弹卡壳”时，波兰斯基则作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辛德勒》中，苟斯将犹太老头拉出去执行枪决，可偏偏助手与自己的手枪双双卡壳！面对这一突发状况，杀人魔王虽气急败坏咬牙切齿也似乎毫无办法。于是老头侥幸逃过一劫。相比之下，《钢琴师》中的犹太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行刑的纳粹军官，只需简单而熟练地换上新弹夹便可继续完成了他的屠杀。
波兰斯基似乎希望通过对相似情节的细节改动，来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即，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本是一种残忍而冷酷的常态。其间绝少会出现《辛德勒》中那样高度戏剧化情节起伏或命运的捉弄。
当然，你也可以说上述解读是对《辛德勒》抱有偏见。毕竟电影不是照搬历史，更何况也不能排除历史上真有其人其事发生。但即便如此，斯皮尔伯格的表现手法依然存在着被质疑的空间。例如第一个例子中，苟斯在手下人问他为什么要处决犹太女工程师时，给出的理由是“我们绝不和犹太人讨论问题，即使他们的意见是对的”。生动刻画了纳粹的残忍。可后来，在表现辛德勒良心发现三部曲（先救了关乎经济利益的老技工，然后出于对犹太少年的果敢机智的钦佩而施予援手，最后则是既无利益瓜葛也无心灵触动的情况下救了那对犹太老夫妻）过程中，同样是这个苟斯，却没有对那个挺身而出指认尸体的犹太少年痛下杀手！而这显然不合乎情理的。因为按照前面所刻画的苟斯的性格特征，犹太人越是表现的智慧，就越难免一死（更何况，小孩的言行已不仅仅是智慧，而是一种明显的连观众都能看出来的戏弄）。但小孩不会死。因为这场戏要表现的重点是辛德勒的内心救赎（兼有适度的喜剧释放——耍纳粹很令人开心）而非苟斯。所以刽子手的角色刻画的真实感和一致性，此时必须忽略不计。
最后一个例子与上面两组有所不同。它缺乏足够有说服力的情节形似度。估计很容易遭致诸如牵强附会、生搬硬套之类的指责。但偶还决定斗胆说一说。
之前那篇“尸变”的日记（http://www.douban.com/note/34487393/#comments）曾提到：“女尸的奇特姿态以及频密出现在由远及近的四组镜头之中，不免使人感觉波兰斯基是想借此表达些什么——纳粹的凶残、战争的残酷？可同时，由于其中镜头大多是由钢琴师主观视角或行为动作所引发所带动，而并非刻意切换，所以又很难确定是否真的存在某种导演意图。或许它仅仅就是保持时空真实性的道具之一也未可知。”
而现在，本人倾向于其中的确存在着明确的导演意图，即，波兰斯基试图通过对某一纳粹暴行（德军清缴大楼对面的抵抗力量）以及其中某女性个体特别刻画，去表现战争对于无辜平民巨大伤害。而《辛德勒》中相对应的段落似乎应是：德军封锁社区屠杀犹太人和那个红衣女孩。
两段情节同样令人震撼，但具体表现形式上却有着明显不同。前者中，女人毙命和后来反复出现的女尸，就像上面说的，大多是由男主人公主观视角或行为动作所引发所带动，而并非镜头和场景的随意切换；而后者，虽然也穿插出现了远处山坡马背上的辛德勒注视的画面，但纳粹的屠杀过程，基本与主人公的主观镜头无关。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波兰斯基希望观众注意到被射杀的女子，他为什么不像《辛德勒》那样将镜头置于外面的大街上，用中近景+蒙太奇去表现其逃跑、被杀、挺尸的全过程？是不是波兰斯基认为如此处理虽足够激烈和煽情，却破坏了影片的“通过钢琴师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的整体风格？但无论什么原因，至少客观上，它像那位红衣小女孩一样，同样做到了让观众关注并移情于纳粹暴行中的某一个体的命运。并且还是在没有使用中近景跟拍、色彩渲染的情况下！因此，也可以看做是对《辛德勒》的某种程度的“反戏剧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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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述对比还只是程度上的差异，那么在纳粹应如何面对“子弹卡壳”时，波兰斯基则作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辛德勒》中，苟斯将犹太老头拉出去执行枪决，可偏偏助手与自己的手枪双双卡壳！面对这一突发状况，杀人魔王虽气急败坏咬牙切齿也似乎毫无办法。于是老头侥幸逃过一劫。相比之下，《钢琴师》中的犹太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行刑的纳粹军官，只需简单而熟练地换上新弹夹便可继续完成了他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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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斯基似乎希望通过对相似情节的细节改动，来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即，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本是一种残忍而冷酷的常态。其间绝少会出现《辛德勒》中那样高度戏剧化情节起伏或命运的捉弄。
当然，你也可以说上述解读是对《辛德勒》抱有偏见。毕竟电影不是照搬历史，更何况也不能排除历史上真有其人其事发生。但即便如此，斯皮尔伯格的表现手法依然存在着被质疑的空间。例如第一个例子中，苟斯在手下人问他为什么要处决犹太女工程师时，给出的理由是“我们绝不和犹太人讨论问题，即使他们的意见是对的”。生动刻画了纳粹的残忍。可后来，在表现辛德勒良心发现三部曲（先救了关乎经济利益的老技工，然后出于对犹太少年的果敢机智的钦佩而施予援手，最后则是既无利益瓜葛也无心灵触动的情况下救了那对犹太老夫妻）过程中，同样是这个苟斯，却没有对那个挺身而出指认尸体的犹太少年痛下杀手！而这显然不合乎情理的。因为按照前面所刻画的苟斯的性格特征，犹太人越是表现的智慧，就越难免一死（更何况，小孩的言行已不仅仅是智慧，而是一种明显的连观众都能看出来的戏弄）。但小孩不会死。因为这场戏要表现的重点是辛德勒的内心救赎（兼有适度的喜剧释放——耍纳粹很令人开心）而非苟斯。所以刽子手的角色刻画的真实感和一致性，此时必须忽略不计。
最后一个例子与上面两组有所不同。它缺乏足够有说服力的情节形似度。估计很容易遭致诸如牵强附会、生搬硬套之类的指责。但偶还决定斗胆说一说。
之前那篇“尸变”的日记（http://www.douban.com/note/34487393/#comments）曾提到：“女尸的奇特姿态以及频密出现在由远及近的四组镜头之中，不免使人感觉波兰斯基是想借此表达些什么——纳粹的凶残、战争的残酷？可同时，由于其中镜头大多是由钢琴师主观视角或行为动作所引发所带动，而并非刻意切换，所以又很难确定是否真的存在某种导演意图。或许它仅仅就是保持时空真实性的道具之一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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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本人倾向于其中的确存在着明确的导演意图，即，波兰斯基试图通过对某一纳粹暴行（德军清缴大楼对面的抵抗力量）以及其中某女性个体特别刻画，去表现战争对于无辜平民巨大伤害。而《辛德勒》中相对应的段落似乎应是：德军封锁社区屠杀犹太人和那个红衣女孩。
两段情节同样令人震撼，但具体表现形式上却有着明显不同。前者中，女人毙命和后来反复出现的女尸，就像上面说的，大多是由男主人公主观视角或行为动作所引发所带动，而并非镜头和场景的随意切换；而后者，虽然也穿插出现了远处山坡马背上的辛德勒注视的画面，但纳粹的屠杀过程，基本与主人公的主观镜头无关。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波兰斯基希望观众注意到被射杀的女子，他为什么不像《辛德勒》那样将镜头置于外面的大街上，用中近景+蒙太奇去表现其逃跑、被杀、挺尸的全过程？是不是波兰斯基认为如此处理虽足够激烈和煽情，却破坏了影片的“通过钢琴师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的整体风格？但无论什么原因，至少客观上，它像那位红衣小女孩一样，同样做到了让观众关注并移情于纳粹暴行中的某一个体的命运。并且还是在没有使用中近景跟拍、色彩渲染的情况下！因此，也可以看做是对《辛德勒》的某种程度的“反戏剧化”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