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乡村——一个经济学者的观察(作者：聂辉华 )
1997年
这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乡村。一座绿色的小山，小山下是一簇零散的房屋，房屋前流着一条清澈的小溪，小溪边村妇在淘米洗菜。田野里偶然一声牛哞，惊飞了林子里的白鹭，惹得几个在池塘边扔瓦片的小孩向湛蓝的天空望去。
这一年，刘家村有几个男女青年去深圳打工，有几对夫妇去广州种菜。相对固定的人口开始流动了，就像扔进池塘里的瓦片，激起了阵阵涟漪，从此打破了刘家村的宁静。我们的故事，就从1997年的刘家村开始。
收税官
在1997年，本乡最吃香的人当然是那些吃皇粮的。当儿子大刘还在读初中时，老刘就谆谆教诲他：“崽呀崽，你一定要考上中专，像乡里收税官一样，穿虎皮，吃皇粮，那才叫出息了！”收税官没有读过中专，不过因为替乡里收税，每天骑着稀罕的“嘉陵牌”电驴子走街串户去收税，横眉竖眼，八面威风，很是让乡下人羡慕。收税官逢一、四、七赶集时，就在集市上收市场管理费，不赶集时就去乡下收那些个小作坊的国税、地税等等名目。收与不收，收多收少，那都得看跟收税官的交情。不过隔壁谢家村的老谢在集市上卖烟就从来不用交钱，据说因为他表哥给县里一个局长当司机。
没有人不讨厌苛捐杂税，没有人不唾弃贪官污吏。骂归骂，但老刘还是很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当官”吃皇粮，就像收税官一样吃得开，至少跟村里的石匠一样有副手艺，这样他在村里人和街上人眼里就会有面子，上街就会有人主动打招呼。上次他赶集时卖几斤辣椒，收税官说要交十块钱，因为他没有执照。老刘也搞不懂卖辣椒究竟要不要执照，问题是他当时连一只辣椒也没有卖出去，交不起十块钱。正好村长在旁边，帮忙说情，最后收税官免了老刘两块钱。老刘觉得欠下了村长一个人情。一会儿，老刘瞧见卖冰棍的三毛给了收税官一根冰棍，便了事了。老刘羡慕老谢有关系，羡慕村长有权力，羡慕三毛嘴巴甜，觉得自己这辈子真窝囊。
村长
两年后，是1999年，村里换村长。村长要管的事情很多，包括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兴修水利、催缴公粮、计划生育等等，有时村里夫妻吵架，或者兄弟相争，也都要找村长和若干老人来调解。按照老规矩，都是村里几个大家族的人当村长。前几年因为分水的问题，刘家村和谢家村干了一架。因为村长的兄弟多，打架时卖命的人自然多，因此谢家村的人没占到什么便宜。虽然这几年基本上风调雨顺，但农业是靠天吃饭的，因此每季禾苗刚插下去的那两个月，保证将充足的水量灌溉到农田里就是一件大事。为了放水的事情，村里人也经常吵架，甚至发生过几次械斗。村长需要威望，不然管不住事。乡里和县里也会考虑这一点。
村长还是上一任的村长。他家里有四兄弟，属于本村最大的家族之一。村长脾气不太好，上次放水时老刘的堂兄因为与村长争执，结果被村长打了一镢头。老刘寻思要纠集本家的人去理论，但最后他堂兄觉得村长人多为王，只好忍气吞声。老刘便更加鼓励儿子大刘好好读书，连带着堂兄的五岁儿子小刘也勉励了一番。可惜，大刘没有考上中专，只考上了县里的高中。为此，每次在县里碰到上中专的同村同学小清，大刘都非常自卑。
石匠
接着到了2001年。村里的年轻人几乎全部跑到城里打工去了，或者到沿海去种菜。打工的人五花八门，男人干的多是繁重的体力活，而女人干的多是麻利的体力活，念了初中的可能干上质检之类的轻松活，相同的是都要没日没夜地加班。那时，打工仔和打工妹们一个月大概有500到800块钱，少数在福建磨石的人据说一个月有1000块。还有很多夫妇去福建、广东一带种菜。他们从当地农民手里租用一块菜地，根据当地的需求种上各种时令蔬菜，通常卖给批发商，也可以自己用三轮车驮到市场上去卖。正常情况下一对夫妇一年的收入大概有两万块。当然，种菜也很辛苦，每天都要起早摸黑。由于种菜的收益相对更高，因此很多年轻人都是先去打工，等到了结婚的年龄就回来相亲。相中了，第二天就一起去种菜，等生了男孩再把孩子带回家，补办结婚登记和上户口。要是生了女孩，就继续等着生男孩，总之不能“绝代”。
打工或者种菜的人过了几年，差不多攒够了钱就回来盖新房。老式的砖瓦房已经没有人再盖了，要盖就盖用水泥灌顶的楼房，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盖三层楼。因为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都外出了，所以村里人盖房子不可能再找几个本村的人帮忙，然后管一顿饭就完事了。有钱的人越来越多，新房自然越来越多，因此石匠就供不应求了，而且帮工的人也难找了。于是，几个邻村的石匠在集市上碰头商量了一下，决定将每天40元的工钱上调到60元，东家仍然要管饭。与此同时，帮工的工钱也涨到了每天30元，管饭。盖新房需要半年以上，赚了钱的东家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就会把工程包给石匠，自己再到外面打工或者种菜，以便偿还余款。学做石匠要三年才能出师，而且前两年没有工钱，第三年给一半工钱，还要给师傅免费干家务活。因此，年轻人很少有人愿意做学徒。不过，工钱上涨之后，刘家村唯一的石匠的年收入已经达到两万多块了，这跟街上修理汽车和摩托车的差不多了，因此他已经很少种田了。种田的收益越发差了，因为大量劳动力外流，农田水利失修，连村长都管不了。一些小学就辍学的本村小伙子开始羡慕这个垄断的职业了，但他们更羡慕今年考上大学的大刘。大刘有幸成为本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他父亲老刘请了全村人来喝酒，连村长现在都让他三分了。
能人
又过了两年，是2003年。在刘家村，三毛始终是一个能人。他从小头脑灵活，嘴巴伶俐。他小学没读完，夏天弄了个自行车走村串户卖冰棍，冬天则跑到县里去批发杂货。因为勤快，倒也赚了几个小钱。起初，村里人并不羡慕他，觉得做生意风险大，一点点本钱一旦折了，恐怕几年都还不清。三毛在几年前也跑到广东打工去了。他先是在一家磨具厂干活，因为头脑活、手脚快，被老板提拔为工头。后来，那家磨具厂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三毛倾尽历年做小买卖的积蓄，从老板手里廉价盘下了这个厂子。三毛看准了当地工业厂房供应紧张的趋势，将磨具厂推倒改成适合当地工业使用的厂房。工业用地的价格继续飙升，三毛用赚到的第一桶金，以十年期限的批量合同从当地租赁了大片的土地，然后改造成更多的工业厂房，逐渐成为当地工业房地产的人物，据说财富已达千万，已经彻底是一个本村的能人了。
今年的春节，能人回家探亲。他先到山上给祖宗扫墓，据说烧了好多货真价实的人民币。接着，能人给本村每个60岁以上的老年发放800元的福利。最后，他给本村修路工程带头捐献了5万元。三毛的事迹鼓励了很多老乡，县工商联专门派人跟他接洽，希望他回来投资，县里还打算为他拍一部记录片。能人回广东的那天，全村人都出来送行。在鞭炮声中，一排豪华的小轿车缓缓从村里开出，每辆小轿车顶上都堆满了鸡鸭鱼肉等各种年货和土特产，还有一辆大车专门拉这些东西。三毛执意要谢绝，但拗不过村里人的一片盛情，只好吩咐大罗收拾好这些东西。大罗就是当年的收税官，他现在是三毛的总管。据说，三毛每年给大罗支付薪水10万元，大罗辞职已经好几年了。
大刘
转眼到了2005年。大学毕业后，大刘考进了大城市一个小部门做公务员。村里这几年又陆续出了几个大学生。不过，村里人现在对此不再那么隆重了。村里会计甚至说，考上大学有什么了不起，又不是清华北大，还不如种菜呢。据说，在外面种菜的村里人在银行的存款最多的有20多万。在乡里农村信用合作社上班的小明证实了这点，因为他现在每年都要去沿海找老乡揽储。大刘在村里的地位一度从辉煌跌到平静，但是很快又开始上升了。
取消农业税后，乡里的主要财源就是计划生育超生罚款了。少则7000元，多则1万2。罚款的力度大概与村民的富裕程度正相关，这算是一种默契吧。有一次老刘的堂弟超生要罚款，老刘被堂弟逼着不得已给大刘打了个电话。大刘跟乡长说了情，最后罚款8000元。这件事情成了大刘烦恼的导火索，后来盖房批地、交通罚款、儿女上重点班乃至邻村人在海南打架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都通过老刘找上了大刘。大刘为此不胜其烦，以致一接到村里人的电话就打哆嗦。乡里和县上的干部每届都不同，大刘跟他们其实一点也不熟。关键是，大刘所在的单位管不到他们。很多时候，大刘费尽心机，托人送礼，但事情没成，结果无人理解。大刘只当是给村里人一个安慰，谁叫他们告天无门呢。自从办成一件事情之后，大刘的地位重新上升，成为刘家村另一种能人。村民也务实地发现，有钱固然了不起，但有一点点钱也办不成农村的事情。没有人再羡慕当初读完中专在小学教书的小清了，更没有人敢欺负老刘了。老刘现在的地位比村长还高，他开始更多地参谋村里的事情。乡里繁荣了，集市每天都开张。骑着几乎家家普及的摩托车，老刘经常在集市上逗留到晌午，然后和熟人在小店里一边喝酒，一边兴奋地谈论新闻联播上的事情。
2007年
2007年春节，大刘独自漫步在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小溪边。溪水依旧汩汩地流淌，将岁月的痕迹流向远方。十年前，父亲的教诲言犹在耳。他已经是一个有出息的人了，但是农村的巨变并没有使他感到多少宽慰。
尽管取消了农业税，但是每亩田每年的收入仍然不到200元。由于劳动力大量外流，新兴的乡村小工业面临劳动力短缺的严重问题，连每天53元的工钱都雇不到人干活了。因为劳动力价格上涨，扣除机会成本，种田的净收益实际上是负的。这一两年，刘家村也广泛引进了抛秧技术和小型收割机，这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何向现代集约农业发展提出了难题。教育、医疗、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纷纷上涨，导致更多村民外出打工或种菜，将一堆孩子寄托给年迈的父母甚至祖父母。可怜那些本应享福的老人，在新形势下却面临新的负担。自古以来赡幼抚老的稳定代际链条，被劳动力流动这一新的冲击打破。村里的孩子已经不再玩弄自制的木枪和水枪，而是迷上了上网聊天和打游戏。大刘的堂弟二刘从小成绩和他一样优异，结果因为迷恋上网而辍学打工去了。父母赚了钱，孩子退了学，一代代农民沿着新的循环轨道演绎着几千年的历史。
本文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4辑（总第32辑）
--------------------------------------------------------------------------------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讲师。
这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乡村。一座绿色的小山，小山下是一簇零散的房屋，房屋前流着一条清澈的小溪，小溪边村妇在淘米洗菜。田野里偶然一声牛哞，惊飞了林子里的白鹭，惹得几个在池塘边扔瓦片的小孩向湛蓝的天空望去。
这一年，刘家村有几个男女青年去深圳打工，有几对夫妇去广州种菜。相对固定的人口开始流动了，就像扔进池塘里的瓦片，激起了阵阵涟漪，从此打破了刘家村的宁静。我们的故事，就从1997年的刘家村开始。
收税官
在1997年，本乡最吃香的人当然是那些吃皇粮的。当儿子大刘还在读初中时，老刘就谆谆教诲他：“崽呀崽，你一定要考上中专，像乡里收税官一样，穿虎皮，吃皇粮，那才叫出息了！”收税官没有读过中专，不过因为替乡里收税，每天骑着稀罕的“嘉陵牌”电驴子走街串户去收税，横眉竖眼，八面威风，很是让乡下人羡慕。收税官逢一、四、七赶集时，就在集市上收市场管理费，不赶集时就去乡下收那些个小作坊的国税、地税等等名目。收与不收，收多收少，那都得看跟收税官的交情。不过隔壁谢家村的老谢在集市上卖烟就从来不用交钱，据说因为他表哥给县里一个局长当司机。
没有人不讨厌苛捐杂税，没有人不唾弃贪官污吏。骂归骂，但老刘还是很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当官”吃皇粮，就像收税官一样吃得开，至少跟村里的石匠一样有副手艺，这样他在村里人和街上人眼里就会有面子，上街就会有人主动打招呼。上次他赶集时卖几斤辣椒，收税官说要交十块钱，因为他没有执照。老刘也搞不懂卖辣椒究竟要不要执照，问题是他当时连一只辣椒也没有卖出去，交不起十块钱。正好村长在旁边，帮忙说情，最后收税官免了老刘两块钱。老刘觉得欠下了村长一个人情。一会儿，老刘瞧见卖冰棍的三毛给了收税官一根冰棍，便了事了。老刘羡慕老谢有关系，羡慕村长有权力，羡慕三毛嘴巴甜，觉得自己这辈子真窝囊。
村长
两年后，是1999年，村里换村长。村长要管的事情很多，包括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兴修水利、催缴公粮、计划生育等等，有时村里夫妻吵架，或者兄弟相争，也都要找村长和若干老人来调解。按照老规矩，都是村里几个大家族的人当村长。前几年因为分水的问题，刘家村和谢家村干了一架。因为村长的兄弟多，打架时卖命的人自然多，因此谢家村的人没占到什么便宜。虽然这几年基本上风调雨顺，但农业是靠天吃饭的，因此每季禾苗刚插下去的那两个月，保证将充足的水量灌溉到农田里就是一件大事。为了放水的事情，村里人也经常吵架，甚至发生过几次械斗。村长需要威望，不然管不住事。乡里和县里也会考虑这一点。
村长还是上一任的村长。他家里有四兄弟，属于本村最大的家族之一。村长脾气不太好，上次放水时老刘的堂兄因为与村长争执，结果被村长打了一镢头。老刘寻思要纠集本家的人去理论，但最后他堂兄觉得村长人多为王，只好忍气吞声。老刘便更加鼓励儿子大刘好好读书，连带着堂兄的五岁儿子小刘也勉励了一番。可惜，大刘没有考上中专，只考上了县里的高中。为此，每次在县里碰到上中专的同村同学小清，大刘都非常自卑。
石匠
接着到了2001年。村里的年轻人几乎全部跑到城里打工去了，或者到沿海去种菜。打工的人五花八门，男人干的多是繁重的体力活，而女人干的多是麻利的体力活，念了初中的可能干上质检之类的轻松活，相同的是都要没日没夜地加班。那时，打工仔和打工妹们一个月大概有500到800块钱，少数在福建磨石的人据说一个月有1000块。还有很多夫妇去福建、广东一带种菜。他们从当地农民手里租用一块菜地，根据当地的需求种上各种时令蔬菜，通常卖给批发商，也可以自己用三轮车驮到市场上去卖。正常情况下一对夫妇一年的收入大概有两万块。当然，种菜也很辛苦，每天都要起早摸黑。由于种菜的收益相对更高，因此很多年轻人都是先去打工，等到了结婚的年龄就回来相亲。相中了，第二天就一起去种菜，等生了男孩再把孩子带回家，补办结婚登记和上户口。要是生了女孩，就继续等着生男孩，总之不能“绝代”。
打工或者种菜的人过了几年，差不多攒够了钱就回来盖新房。老式的砖瓦房已经没有人再盖了，要盖就盖用水泥灌顶的楼房，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盖三层楼。因为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都外出了，所以村里人盖房子不可能再找几个本村的人帮忙，然后管一顿饭就完事了。有钱的人越来越多，新房自然越来越多，因此石匠就供不应求了，而且帮工的人也难找了。于是，几个邻村的石匠在集市上碰头商量了一下，决定将每天40元的工钱上调到60元，东家仍然要管饭。与此同时，帮工的工钱也涨到了每天30元，管饭。盖新房需要半年以上，赚了钱的东家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就会把工程包给石匠，自己再到外面打工或者种菜，以便偿还余款。学做石匠要三年才能出师，而且前两年没有工钱，第三年给一半工钱，还要给师傅免费干家务活。因此，年轻人很少有人愿意做学徒。不过，工钱上涨之后，刘家村唯一的石匠的年收入已经达到两万多块了，这跟街上修理汽车和摩托车的差不多了，因此他已经很少种田了。种田的收益越发差了，因为大量劳动力外流，农田水利失修，连村长都管不了。一些小学就辍学的本村小伙子开始羡慕这个垄断的职业了，但他们更羡慕今年考上大学的大刘。大刘有幸成为本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他父亲老刘请了全村人来喝酒，连村长现在都让他三分了。
能人
又过了两年，是2003年。在刘家村，三毛始终是一个能人。他从小头脑灵活，嘴巴伶俐。他小学没读完，夏天弄了个自行车走村串户卖冰棍，冬天则跑到县里去批发杂货。因为勤快，倒也赚了几个小钱。起初，村里人并不羡慕他，觉得做生意风险大，一点点本钱一旦折了，恐怕几年都还不清。三毛在几年前也跑到广东打工去了。他先是在一家磨具厂干活，因为头脑活、手脚快，被老板提拔为工头。后来，那家磨具厂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三毛倾尽历年做小买卖的积蓄，从老板手里廉价盘下了这个厂子。三毛看准了当地工业厂房供应紧张的趋势，将磨具厂推倒改成适合当地工业使用的厂房。工业用地的价格继续飙升，三毛用赚到的第一桶金，以十年期限的批量合同从当地租赁了大片的土地，然后改造成更多的工业厂房，逐渐成为当地工业房地产的人物，据说财富已达千万，已经彻底是一个本村的能人了。
今年的春节，能人回家探亲。他先到山上给祖宗扫墓，据说烧了好多货真价实的人民币。接着，能人给本村每个60岁以上的老年发放800元的福利。最后，他给本村修路工程带头捐献了5万元。三毛的事迹鼓励了很多老乡，县工商联专门派人跟他接洽，希望他回来投资，县里还打算为他拍一部记录片。能人回广东的那天，全村人都出来送行。在鞭炮声中，一排豪华的小轿车缓缓从村里开出，每辆小轿车顶上都堆满了鸡鸭鱼肉等各种年货和土特产，还有一辆大车专门拉这些东西。三毛执意要谢绝，但拗不过村里人的一片盛情，只好吩咐大罗收拾好这些东西。大罗就是当年的收税官，他现在是三毛的总管。据说，三毛每年给大罗支付薪水10万元，大罗辞职已经好几年了。
大刘
转眼到了2005年。大学毕业后，大刘考进了大城市一个小部门做公务员。村里这几年又陆续出了几个大学生。不过，村里人现在对此不再那么隆重了。村里会计甚至说，考上大学有什么了不起，又不是清华北大，还不如种菜呢。据说，在外面种菜的村里人在银行的存款最多的有20多万。在乡里农村信用合作社上班的小明证实了这点，因为他现在每年都要去沿海找老乡揽储。大刘在村里的地位一度从辉煌跌到平静，但是很快又开始上升了。
取消农业税后，乡里的主要财源就是计划生育超生罚款了。少则7000元，多则1万2。罚款的力度大概与村民的富裕程度正相关，这算是一种默契吧。有一次老刘的堂弟超生要罚款，老刘被堂弟逼着不得已给大刘打了个电话。大刘跟乡长说了情，最后罚款8000元。这件事情成了大刘烦恼的导火索，后来盖房批地、交通罚款、儿女上重点班乃至邻村人在海南打架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都通过老刘找上了大刘。大刘为此不胜其烦，以致一接到村里人的电话就打哆嗦。乡里和县上的干部每届都不同，大刘跟他们其实一点也不熟。关键是，大刘所在的单位管不到他们。很多时候，大刘费尽心机，托人送礼，但事情没成，结果无人理解。大刘只当是给村里人一个安慰，谁叫他们告天无门呢。自从办成一件事情之后，大刘的地位重新上升，成为刘家村另一种能人。村民也务实地发现，有钱固然了不起，但有一点点钱也办不成农村的事情。没有人再羡慕当初读完中专在小学教书的小清了，更没有人敢欺负老刘了。老刘现在的地位比村长还高，他开始更多地参谋村里的事情。乡里繁荣了，集市每天都开张。骑着几乎家家普及的摩托车，老刘经常在集市上逗留到晌午，然后和熟人在小店里一边喝酒，一边兴奋地谈论新闻联播上的事情。
2007年
2007年春节，大刘独自漫步在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小溪边。溪水依旧汩汩地流淌，将岁月的痕迹流向远方。十年前，父亲的教诲言犹在耳。他已经是一个有出息的人了，但是农村的巨变并没有使他感到多少宽慰。
尽管取消了农业税，但是每亩田每年的收入仍然不到200元。由于劳动力大量外流，新兴的乡村小工业面临劳动力短缺的严重问题，连每天53元的工钱都雇不到人干活了。因为劳动力价格上涨，扣除机会成本，种田的净收益实际上是负的。这一两年，刘家村也广泛引进了抛秧技术和小型收割机，这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何向现代集约农业发展提出了难题。教育、医疗、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纷纷上涨，导致更多村民外出打工或种菜，将一堆孩子寄托给年迈的父母甚至祖父母。可怜那些本应享福的老人，在新形势下却面临新的负担。自古以来赡幼抚老的稳定代际链条，被劳动力流动这一新的冲击打破。村里的孩子已经不再玩弄自制的木枪和水枪，而是迷上了上网聊天和打游戏。大刘的堂弟二刘从小成绩和他一样优异，结果因为迷恋上网而辍学打工去了。父母赚了钱，孩子退了学，一代代农民沿着新的循环轨道演绎着几千年的历史。
本文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4辑（总第32辑）
--------------------------------------------------------------------------------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