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年代
初中年代
（一）集市里的学校
学校在一个集市上，集市在一个延伸半公里的大斜坡上，坡上密植松树，杂草丛生，集市上屋舍俨然连成延绵半公里的街道。逢一、四、七赶集，这是我们当地的习俗。到底是先有集市还是先有学校，有待考证。
初中班级编号，我那个班名字特别顺：123。隔壁依次是124、125和126。九月开学第一天，赫然发现，教室里熙熙攘攘坐满了人，第一拨点名下来，竟是73个人。六年以后，当我踏进复读学校一百人左右的班级竟然面色平静毫无惊讶，大概是73人的规模在尚小的心理占据了极限印象。
开学第一天，我被宣布为团支部书记，大概一个月之后，我被宣布免去团支部书记，任命为纪律委员。原因班主任说了。
“他个子小，当纪律委员做得很好，今天又被人打了”班主任指着当时身形稍显瘦小而眼神早已哀怨万分的前任纪律委员，然后平静地嘴角上扬，对我说
“你个子高点，就换你了”。
多年之后，我才隐秘地察觉到这其中的一丝阴谋。环顾四周，我们班就属我最高了，我再挨了打，纪律委员也没人换了，看来三年只有继续（希望不是持续）挨打了。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靠身体赢得机会。
纪检干部，细思极恐。
（二）糊里糊涂的文学梦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的初中始于1999年，这是因为我很早就有了自知之明——“爱好文学”，这种自我评价据说被滥用在相亲用的自我介绍里。
在我入读一个月后，学校里像模像样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名字叫做“跨世纪文学社”，一个小镇里有一个“跨世纪文学社”，可见即便不是一鸣惊人，也是奔着非同凡响去的。它明喻了一个时代的到来，却并没有给出任何指示！终于半年后，因为主持老师（据说叫金灿，15年前的人名我还能想起来，可见确实对我影响很大）的调离它也随之无疾而终。
我其实不知道文学是个什么东西。初二的某个时候，二表姐问我，你读什么书？二表姐排行第二，跟“二”没关系。她说呀，你读不读鱼求雨（余秋雨）？两年后，上了高中的我才怯生生对着书店老板说，有没有鱼求雨的书，老板停顿了下，递过来《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当然是盗版的。多年以后，虽然余秋雨已然在我心中褪去了清晰的坚定的魅力色彩，但是必须承认，那本错别字很多的《文化苦旅》给我了很多灵感。青春是个矫揉造作而毫不自知的年纪，于是乎，我做作地大量运用余秋雨行文时那种抒情长句子，矫情而大胆地套上大量地历史典故来拨动自己的情感，肆意地要证明自己的博学和多知。
被语文老师赞扬，是大多数喜欢写作的孩子的共同回忆，事实上，基础教育里的语文老师才正是国民文学最有可能的播种人，文学式微不可怕，可怕的是语文老师不再谈论文学，而唯论试题唯论升学。我初中的第一个语文老师，眼睛圆圆的，脸圆圆的，微胖，说话慢（多年之后我学会了温柔敦厚，温润如玉等词藻）。她总喜欢在我的作文上用红色墨水写评语（好像全国的小孩都有此待遇），并写上“再接再厉”等鼓励作为收尾。我已经忘记了她的姓名，忘记了她具体的年龄，甚至她到底夸奖过什么，留在脑海里的只有二十一世纪第一年她对我说的一句话：
“你没报名参加文学社吗？你赶紧去呀！”
（三）第一次从人生的迷雾中醒来
我们的校长对着已经意识到自己长相出众勤于打扮的同学高声发话了：
“一把梳能不能梳出一个明天？一面镜子可不可以照亮你的未来？”
校长顿了顿：
“我看不能！”
鼓掌，台下老师热烈地鼓掌。
学习的岁月总伴随着残忍，考试要排名次这件事情被班主任再三强调，语气听起来像是威逼，也像是诱惑，到最后，作为学生已经分不清楚，茫茫然进了考场，几天之后茫茫然听着老师的宣判。在中国，学生没有余地讨论考试的方式、考试的内容。只有正常发挥、发挥失常和超常发挥三个选项，当然超常发挥几乎没有出现过，事实上只有前两种选择。
真像一群困兽。
在2000年前后，中国的农村事实上已经走向颓势日渐凋敝。此时“困兽”们的出路就是打工，除了当兵就是打工。我的故乡第一批大规模打工者此时已经打工了10年，拿到初中毕业证南下广东打工，斯时早成风潮。
苦口婆心的老师们总是用“改变人生命运，迎来人生转折点”来激励学生，而学生考上高中，之后的人生到底如何他们也没有做具体交待。总之，考上高中，迎来人生转折点就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或者说一切任务，唯一任务（后来这种语句在高三班主任的嘴里重复出现）。
残酷的事实也是我时常困惑的（或者说耿耿于怀的）是，我的班级撑到初中第三年，仅剩48名同学。大量的同学在初二陆续退学，一个个离开，走一个班主任就进来搬走一个座位。我个子高只能坐最后一排，渐渐从第八排变成了第五排。兔死狐悲风声鹤唳，教室始终弥漫着消极的、倦怠的、疲劳而不知所终的哀伤。
多年以后，我面对着我的班主任谈起这种心结的时候，他只是摇头：
“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
我最终参加了中考。
再回去已是寒假，发现除了围墙外的集市和围墙本身，其他的一切都变了。
（一）集市里的学校
学校在一个集市上，集市在一个延伸半公里的大斜坡上，坡上密植松树，杂草丛生，集市上屋舍俨然连成延绵半公里的街道。逢一、四、七赶集，这是我们当地的习俗。到底是先有集市还是先有学校，有待考证。
初中班级编号，我那个班名字特别顺：123。隔壁依次是124、125和126。九月开学第一天，赫然发现，教室里熙熙攘攘坐满了人，第一拨点名下来，竟是73个人。六年以后，当我踏进复读学校一百人左右的班级竟然面色平静毫无惊讶，大概是73人的规模在尚小的心理占据了极限印象。
开学第一天，我被宣布为团支部书记，大概一个月之后，我被宣布免去团支部书记，任命为纪律委员。原因班主任说了。
“他个子小，当纪律委员做得很好，今天又被人打了”班主任指着当时身形稍显瘦小而眼神早已哀怨万分的前任纪律委员，然后平静地嘴角上扬，对我说
“你个子高点，就换你了”。
多年之后，我才隐秘地察觉到这其中的一丝阴谋。环顾四周，我们班就属我最高了，我再挨了打，纪律委员也没人换了，看来三年只有继续（希望不是持续）挨打了。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靠身体赢得机会。
纪检干部，细思极恐。
（二）糊里糊涂的文学梦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的初中始于1999年，这是因为我很早就有了自知之明——“爱好文学”，这种自我评价据说被滥用在相亲用的自我介绍里。
在我入读一个月后，学校里像模像样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名字叫做“跨世纪文学社”，一个小镇里有一个“跨世纪文学社”，可见即便不是一鸣惊人，也是奔着非同凡响去的。它明喻了一个时代的到来，却并没有给出任何指示！终于半年后，因为主持老师（据说叫金灿，15年前的人名我还能想起来，可见确实对我影响很大）的调离它也随之无疾而终。
我其实不知道文学是个什么东西。初二的某个时候，二表姐问我，你读什么书？二表姐排行第二，跟“二”没关系。她说呀，你读不读鱼求雨（余秋雨）？两年后，上了高中的我才怯生生对着书店老板说，有没有鱼求雨的书，老板停顿了下，递过来《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当然是盗版的。多年以后，虽然余秋雨已然在我心中褪去了清晰的坚定的魅力色彩，但是必须承认，那本错别字很多的《文化苦旅》给我了很多灵感。青春是个矫揉造作而毫不自知的年纪，于是乎，我做作地大量运用余秋雨行文时那种抒情长句子，矫情而大胆地套上大量地历史典故来拨动自己的情感，肆意地要证明自己的博学和多知。
被语文老师赞扬，是大多数喜欢写作的孩子的共同回忆，事实上，基础教育里的语文老师才正是国民文学最有可能的播种人，文学式微不可怕，可怕的是语文老师不再谈论文学，而唯论试题唯论升学。我初中的第一个语文老师，眼睛圆圆的，脸圆圆的，微胖，说话慢（多年之后我学会了温柔敦厚，温润如玉等词藻）。她总喜欢在我的作文上用红色墨水写评语（好像全国的小孩都有此待遇），并写上“再接再厉”等鼓励作为收尾。我已经忘记了她的姓名，忘记了她具体的年龄，甚至她到底夸奖过什么，留在脑海里的只有二十一世纪第一年她对我说的一句话：
“你没报名参加文学社吗？你赶紧去呀！”
（三）第一次从人生的迷雾中醒来
我们的校长对着已经意识到自己长相出众勤于打扮的同学高声发话了：
“一把梳能不能梳出一个明天？一面镜子可不可以照亮你的未来？”
校长顿了顿：
“我看不能！”
鼓掌，台下老师热烈地鼓掌。
学习的岁月总伴随着残忍，考试要排名次这件事情被班主任再三强调，语气听起来像是威逼，也像是诱惑，到最后，作为学生已经分不清楚，茫茫然进了考场，几天之后茫茫然听着老师的宣判。在中国，学生没有余地讨论考试的方式、考试的内容。只有正常发挥、发挥失常和超常发挥三个选项，当然超常发挥几乎没有出现过，事实上只有前两种选择。
真像一群困兽。
在2000年前后，中国的农村事实上已经走向颓势日渐凋敝。此时“困兽”们的出路就是打工，除了当兵就是打工。我的故乡第一批大规模打工者此时已经打工了10年，拿到初中毕业证南下广东打工，斯时早成风潮。
苦口婆心的老师们总是用“改变人生命运，迎来人生转折点”来激励学生，而学生考上高中，之后的人生到底如何他们也没有做具体交待。总之，考上高中，迎来人生转折点就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或者说一切任务，唯一任务（后来这种语句在高三班主任的嘴里重复出现）。
残酷的事实也是我时常困惑的（或者说耿耿于怀的）是，我的班级撑到初中第三年，仅剩48名同学。大量的同学在初二陆续退学，一个个离开，走一个班主任就进来搬走一个座位。我个子高只能坐最后一排，渐渐从第八排变成了第五排。兔死狐悲风声鹤唳，教室始终弥漫着消极的、倦怠的、疲劳而不知所终的哀伤。
多年以后，我面对着我的班主任谈起这种心结的时候，他只是摇头：
“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
我最终参加了中考。
再回去已是寒假，发现除了围墙外的集市和围墙本身，其他的一切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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