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生不想当大师：朱清时回答“钱学森之问”？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院士就要离任了，他在这个岗位整整5年。
告别的仪式十分漫长，从“朱清时即将离任南科大校长遗憾 正靠近传统大学”、“朱清时的‘南科’一梦”、“南科大欢送朱清时”、“南科大为朱清时校长开欢送会任职五年获好评”、“朱清时卸任，高教改革不能停步”、“向教育改革先行者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致敬”等等到“朱清时的背影对南科大学生最后一次叮咛”，媒体一再报道，看来大家对“朱清时离任”这样一个事件，以及这样一个人物是耿耿于怀的。这“最后的叮咛”说得是他9月24日的一场依依不舍地报告，虽然只是针对2014 级新生，但也有许多其他年级的学生前来聆听，因为这是校长的最后一次开学报告。
他报告的题目是“南科大就是要回答钱学森之问”（全文见附录）。所谓“钱学森之问”，就是温家宝2005年去看望钱学森时，钱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他在报告里谈了5 个问题，分别是“教育投入多，创新能力低”、“创新人才的四个素质”、“未来大学存在的价值是研究”、“要出大师就要思想活跃”、“研究型大学在继续”。全篇看起来是说创新，似乎培养不出来杰出人才是因为没有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但我认为，他在开场不久讲到的一个故事，却是回答“钱学森之问”的最佳答案。
这个故事说得是中央电视台的一次《对话》节目，邀请了12名获得美国总统奖学金的高中毕业生，以及12名考入清华、北大等著名高校的中国学生。其中有个环节考察价值取向，题目是：“如果你一生只选择以下一样，你会选择智慧、真理，还是选择权力、金钱或美？”美国学生的回答惊人的一致，他们都选择了真理或智慧，给出的解释是：“如果你得到了真理和智慧，你就可以得到财富和其他东西。”而中国中国学生中有11名选择了权力和金钱，只有1位美国留学生选择了美丽。按说中央电视台的“人才抽样”很有代表性，他们都会是中国和美国“精英”和接班人，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是不是间接表明不想当大师，或者说对真理和智慧的追求并不重要？
刚刚看到《科学网博客》置顶博文“真的平静不下来！——回国后深刻地第一课”（作者为向左甫博友），其中谈到东西方差异物质生活差异不大，“当进了衙门，切身感受以后，终于明白了国内外的差别”。看来，根本问题出在“土壤”上，这其实也就是朱清时校长上任之前就已经看准了的。他到南科大就高调谈论“去行政化”，为什么要“去行政化”？因为他认为这是破除“钱学森之问”的首要环节，或者说是关键问题。只是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并非易事，经历5年实践，仍然没有迈开实际步伐，或者说仅仅是呼吁了一番而已。因此他不得不承认，“我是妥协最多的校长”。为什么他在最后的演讲中，单单挑出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关于价值观的那一段提问？或许是他思考多年的一个结论。但是，在那样的开学演讲里，他不能不说些励志的话题，于是把真正回答“钱学森之问”放在了很不起眼的位置，而只能大谈“创新思维”。
其实，几千年以来，中国就是个官场社会，不过似乎建国后这种官场社会并没有势弱，反而有增强的趋势，可能是“实用主义”思潮进一步泛滥的原因。先是“读书无用”，后是“读书”就是升官发财，一直加强着我们这个国家对“真理、智慧”的漠视，而对“现实”、“世故”的迷信。因为现实就摆在那里，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如果你不走仕途，学问也是做不了的。想想看，你不是个领导，怎么能够调动那些“唯权是听”各种资源；没有资源，你做学问就只能纸上谈兵。记得当年为了妻的调动，我不得不去亲近一位刚从部队转业的领导，最初接触时我最不喜欢但又不得不听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而且说了好几次，不过后来好一些，随着他在地方时间长了，这样的话再也听不到了。
我想，“钱学森之问”不能变成魔咒，但要破解它可能要有“官场社会”的脱胎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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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朱清时：南科大就是要回答钱学森之问
尊敬的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我在这里为2014 级新生作报告。
南科大成立，要回答钱学森的一个问题。2005年，温家宝去看望钱学森，钱学森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教育投入多，创新能力低
中国现在投在教育上的经费很多，教育规模是美国大学生的6到7倍，中国的青年人为教育付出的代价也是全世界最高的。但到头来这么多钱、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培养出的学生依然没有很高的创新能力。这就是钱学森的问题，这个问题一下子触到了整个社会的痛处。
所以钱学森的问题我们国家各个大学都有，但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为了加深对钱学森问题的理解，我把今年5月28号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一所军校的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给大家念一念：“我敢说，你们说不出任何一项创新项目、创新变革以及创新产品是来自中国。”
看到这段话，作为中国人，我们一下子受到很大打击。但是仔细一想，这和钱学森的问题是一样的，只不过拜登更加犀利，也更锋芒毕露，更不留情面。
近代世界上的创新项目、创新变革和创新产品，有哪一个我们敢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来自中国的。”所以这段话是真的，拜登把钱学森的问题又说了一遍。
这里我再引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目前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郑永年的话。他在北京参加中国高等教育讨论会的时候，发表了这样一个演说。他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教育有了大力发展，但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仍然非常低下，不难看出，在教育费用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教育所能为学生带来的价值却在减少；在大量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同时，企业也越来越找不到需要的人。
他又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产业升级非常缓慢。东亚的其他经济体，每隔10来年就会有一次产业升级。但中国在过去30年里，还没有明显的产业升级。中国产业得不到升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不到位。
所以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出不了大师？他推断，道理很简单——中国大学的目标不是培养大师。中国的教育最令人悲观的是全部以利益为支撑，许多个体，无论官员还是教师都感觉到自己在发展或上升，但是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处的整体教育制度在快速地衰退。
再举个例子，同学们都是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大家想想看，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邀请了12名获得美国总统奖学金的高中毕业生，以及12名考入清华、北大等著名高校的中国学生。其中有个环节考察价值取向，题目是：“如果你一生只选择以下一样，你会选择智慧、真理，还是选择权力、金钱或美？”美国学生的回答惊人的一致，他们都选择了真理或智慧，给出的解释是：“如果你得到了真理和智慧，你就可以得到财富和其他东西。”中国学生中有11名选择了权力和金钱，只有1位美国留学生选择了美丽。
我们在座的同学扪心自问，如果这些东西只能选择一个，你选什么？
创新人才的四个素质
果然，这一次，阿尔弗雷茨旁边坐的是一个27岁的博士后。吃饭的时候，这个博士后就告诉他：“我现在很焦虑，我的报告在最后一天，礼拜五下午的最后一个顺序里的最后一个报告，我都担心我讲的时候都不会有人听了。”阿尔弗雷茨说：“哎呀，我也听不了。”因为他要回去，飞机票早买了，他就问他：“那你讲什么呢？”对方回答：“我现在有个主意，能够探测基本粒子。”
“什么主意呢？”“就是我喝啤酒的时候，拿着啤酒瓶一摇，啤酒瓶就冒气泡了。为什么啤酒瓶会冒气泡？因为啤酒瓶里面在高压下溶解了很多气体。这些气体不动的时候，不会从液体中间跑出来变成气泡。但一摇，热力学的条件变了，气体就会跑出来变成气泡。”他说如果运用这个原理，在一个高压下造一个含有可高度挥发液体的观测室，让基本粒子进入这个气泡室，基本粒子尽管小，但它会使液体经过的地方被电离或者被扰动，这就局部破坏了基本粒子所在地方的热力学的平衡，基本粒子所在的地方就会形成气泡。这样一看气泡，就知道基本粒子出现了。
阿尔弗雷茨一听，受到启发，回去之后就组织他实验室的全体人员开始做一个这样的气泡室。他知道格拉塞的不足，格拉塞太年轻了，阿尔弗雷茨是个搞物理实验非常厉害的专家，他做出来之后很快就探测到了基本粒子。
但1960年的诺贝尔奖颁给了气泡室的发明人——格拉塞。为什么呢？因为诺贝尔将只授给那些有新思想的人，而不在乎你的技术和经验。
阿尔弗雷茨很受打击，因为他的工作量和技术是格拉塞根本不能比的。阿尔弗雷茨到1968年才获得诺贝尔奖，因为他用气泡室又发现了另外的基本粒子。
阿尔弗雷茨有美德——他很诚实，他在用气泡室做实验的时候，承认他听到了格拉塞的想法。如果他不承认，也没有人会知道那个主意是谁想的。
正是因为有这种诚实，国际学术界才能够有自由交流，而这个故事也是我们南科大的梦想，我希望南科大能够有这种学术交流。
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创新人才？
我每次都要讲这个故事，因为这是在我人生中印象最深的一个故事：上世纪50年代初，全世界有一个重大的科学问题——如何探测基本粒子。1953年时，著名的物理学家阿尔弗雷茨参加全美物理年会。
我在80年代也参加过这个物理年会。美国人开这种大型的学术会议和我们不一样，它不包管食宿，每个人到那里去，主办方就发一本厚厚的会议目录给你，标出哪天、什么会场有哪些人做哪些报告，你自己去听。散会后，大家都自觉地去吃饭，大家往往找陌生人一起吃饭，因为这样可以听到不一样的思想。学术发展至关重要的就是新思想。
这个故事我每年都讲，今年又讲一遍。从这个故事回头看，什么是创新能力？大家都知道，创新人才是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有极强的自学能力，不局限于标准学习教育，因为标准教育再好，大家都是一个模式的，这样人很难有创新能力；另外，人生绝大多数知识都是靠自学来的，如果学生毕业之后没有自学能力，这样的人很快就没法继续发展了。所以创新人才第一就是有极强的创新能力，不局限于标准教育，这一点是我对我们教改实验班最有信心的地方。
第二，所有创新人才都是博闻强识，不止专注一个领域的。现在的科技发展都是在交叉学科中发展的，如果你只是在一个领域，这个领域能做的事情早就有人做过了，你要创新就很难。
现在的中国大学生在过重的课业压力之下，都会拼命奋斗掌握标准课程，没有实验经历，后来也没有破万卷书，大家都很标准化，都在一个个专业里头。你擅长的别人也擅长，你不擅长的别人也不擅长。所以为什么中国大学生没有创新能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另外，有创新能力的人在面对怀疑和反对时通常会坚持己见。因为要创新，思想一定要走在其他人前头。如果你的思想一说出来，所有人都理解，那你就不是创新了。
此外，创新人才能够产生很多点子，经常出现新想法。就像刚才说的格拉塞，他得诺贝尔奖就是靠这个，当全世界都在为怎么探测基本粒子苦恼的时候，他想到了啤酒里的气泡。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创新人才一定要敏锐看出哪些点子值得深思。不少人遇到困难时点子很多，这是好的，但这不等于创新能力。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人，他们很容易判断哪些问题值得深思下去，这就是洞察力。
我讲到这里大家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南科大招生时要考察学生的想象力、洞察力、记忆力和注意力，理解南科大教改的基本思路。
我列了一个自测题给大家，你扪心自问来回答。第一道题当然就是你要看看自己的价值观有没有被异化？你心里头最大的追求是当大官，是权？当百万富翁，是钱？还是很聪明，有智慧？还是你掌握真理？如果答案是前两个，那你别想做创新人才了，你走其他的路。如果你真心追求后两个，那就有希望。
第二个问题，“你们遇到问题、需要新知识的时候，你本能的第一个念头是想叫老师开个课，给我讲这个东西？还是你一开始就有能力跟有信心去自学？”
现在很多同学通过中学教育，被训练成这样——所有知识都要老师讲过我心里才放心，自己看书总是无法接受，这说明你的创新人才的素质还没培养起来。
第三个问题，每个人都可以想想，你有多少课外知识储备？课外的知识有很多种，有些同学认为文科知识不需要，其实，知识结构有时决定你的创新能力。刚才一再说中国学生创新能力不强的重要原因是大家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都是标准化教育的成果，这些标准化的东西再好，大家都这样子就不行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知识结构、课外知识上升到创新能力的高度来认识。
第四点，大家仔细想想，对于你获得的每个知识，你是不是还会继续追问这个知识的依据。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地球是绕太阳转，不是太阳绕地球转。”但有没有同学追问过，为什么是地球绕太阳转，而不是太阳绕地球转呢？
同学们自己想想，如果发现有差别就是我们现在仍有距离，要成为创新人才还得努力。
未来大学存在的价值是研究
现在我就讲培养创新人才该如何努力，学校该如何做？社会该如何做？
钱学森说：“如果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为模式办学，都是沦为僵化，没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我看这是中国当前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想到拜登的话，想到郑永年的话，就知道问题有多严重了。
钱学森说：“我是在上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
这是加州理工的作风。现在中国很多大学都互相保密，不敢、不愿意说自己在做什么，生怕有人模仿。有一个学生搞化学实验，他怕别人知道他在做什么，便把用过的试剂瓶的标签都撕掉了（台下笑），你想这怎么去创新呀？这和前面加州理工做的不是正好相反吗？
钱学森说：“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所以他到物理系去听课，听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包括原子弹都听到了，所以他回国后对原子弹也熟悉，“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的主任叫L·鲍林。”钱学森特别说他，鲍林晚年不讲学术，就讲维生素对人身体的好处。他每天要吃大量维生素，当初，生物医学界有很多人反对他，但他仍然坚持，甚至和医学界辩论，后来促使钱老也每天吃维生素（台下笑）。
“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所以，一个好的学校、好的社会就是宽容，可以容忍各种思想，尽管你不同意。绝大多数医学专家都不同意鲍林每天吃大把维生素C，但是我听了鲍林讲之后还试过，吃了一阵（台下笑）。
去年1月份，我们一行到美国去招教授，去加州理工学院跟戴聿昌教授座谈。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顾问，是加州理工学院一个系的系主任。
我们去的时候让他给我们介绍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他就说：“加州理工学院最注重的是研究。我们甚至有的老师不怎么上课，上的课学生评价都很差，但只要研究做得好也行。大学部本科生900人，本科四年，有些学生念五年才毕业，不到标准不让毕业。研究生1200到1400人。”
戴聿昌教授又解释，什么是最好的教学：以后，全世界的课堂教学都成为网上教学了，课程教学会普遍化、商业化。比如，全世界数学教得最好的是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把课程放上网，大家就可以注册去听他们的课，但听课要交费。所以他说“全世界的大学以后都会普遍化和商业化”，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一来，全世界同一个学科的学生上的课都会差不多，那么，我们的区別在哪里呢？世界上的大学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
存在的价值就是研究，因为“研究是没办法上网的，所以加州理工的未来要怎么走？加州理工学院要让每一个学生都做研究。”这也是南科大这几年奋斗的目标，所以我们当初有底气，就是因为这符合教育规律。
戴聿昌说，美国的每一样科技玩了十几二十年就会被别的国家超了。计算机被日本超过了，它就赚不了钱了；然后是网络，美国人也是占据前沿十几二十年，现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超过它了。他告诉我们，美国云技术等等这些东西出来了，但也不会维持很长时间，他说，现在可以预见，美国将来一定会在生物医学界赚疯的。因为美国的生物医学领域领先世界至少20年，这个领域将来绝对是美国第一。“亚洲国家卖电脑辛辛苦苦地赚少于5%，Apple卖ipone大概是50%的利润。你吃一颗药，发明的厂商大概要赚90%的利润。”
要出大师就要思想活跃
以上我把钱老讲的、戴聿昌教授讲的都给大家念出来了。现在我们回来总结，培养创新人才最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思想活跃。民国时期为什么那么多大师？民国战乱，民不聊生，大学很少，像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一样。恰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也是中国大师辈出的时代，历史一回顾，大家就明白了，要出大师，一定要思想活跃。所以今年的开学典礼，我给新入学的学生讲话，说了我的座右铭：思想使人伟大。一个人就像一根芦苇，很脆弱，但人与动物、植物不一样，人有思想。所以，帕斯卡尔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你要做个人，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你这一生至少要体会一下做人的伟大，体会一下新思想造成的结果。
我们的教育改革要成功，学校和社会一定要思想活跃，这是这几年南科大一直在做的一件事。
第二，中国的教育要培养出大师就要改革。高校暂定条例规定：一个学校，学生要超过5000人才能叫学院；要叫大学，本科生一定要超过8000人，为什么我们的规划里要写8000？因为我们要申请的是“南方科技大学”。在中国，大学规定这么严谨，所有的大学发展都沿着同一个模式，各个大学都想建成综合大学，每一个专业的课程设置都相同，教材也很相似。
国外的大学标榜的是“我的特殊专业是什么，特殊课程设置是什么，你在我们学校跟其他学校学到的不一样的是什么”，靠这个竞争。那我们呢？全都是大家如何接近标准化。标准化是非常好的东西，但中国学生到国外去，对比就出来了，在国内的知识结构都相同，在国外就不一样了。
我说这段话的关键就是做改革的根本是给大学自主权。
此外，只有注重研究的学校，学生才能真正有创新能力。国外的学生一学期就三四门课，我们一学期有十几门课，我们说：“这样一来，学生不是多学了吗？”不是，反而每一样东西都没有学透。
你们有大量的知识，但大量的知识都是碎片化的，没有连串起来。各位，碎片化的知识没有力量。爱因斯坦有段话太生动了，我说给大家听，大家就明白应试教育的利弊。
爱因斯坦在临去世前一个月，对他的传记作者回忆，他是1896到1900在苏黎世工业大学学习生活的。他说：“我很快就发现，我能成为一个有中等成绩的学生也就该心满意足了。要做一个好学生，必须有能力去很轻快地理解所学习的东西；要心甘情愿地把精力完全集中于人们所教给你的那些东西上；要遵守秩序，把课堂上讲解的东西笔记下来，然后自觉地做好作业。遗憾的是，我发现这一切特性正是我最为欠缺的。对于像我这样爱好沉思的人来说，大学教育并不总是有益的。无论多好的食物强迫吃下去，总有一天会把胃口和肚子搞坏的。”
爱因斯坦的这段话生动地说了当时欧洲灌输式教育的利弊。现在我们的教育制度还是这个样子。
研究型大学在继续
我再简单地说一下南科大的状况。我们的学生四年制，前两年上基础，后两年自选专业，这样的学生只要基础课过关了，以后适应各种交叉学科都没问题。我们的课程教学力求本科生都能参加科研活动，我们努力把南科大建成研究型大学。
我在大学工作几十年，南科大的目标就是回答钱学森的教育之问。他去世的时候是2009年10月31号，这一天是南科大真正筹备的一天。
大家都知道中科大很牛，当年中科大的筹建比南科大还快，完全是从零开始，边招老师边招学生起来的。1998年我当中科大校长，有人向我转达钱老的意思，说他对中科大培养的学生当中科大校长很高兴，对我说鼓励的话。
我就给钱老写了一封信，没想他亲手给我回了一封信，现在我把这封信送给大家（台下鼓掌）。当时他已经87岁了，你们看他写字手都抖，但这是他一个一个字给我写的，写了整整两页：“你8月31号信收到，我十分感谢！您对我过奖了，我不敢当！”我去信里写了很多中大对他如何感谢的话，这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谦卑。
“回想40年前，国家制订了12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要执行此规划需要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人才。由于计算机是半导体物理与电子技术的结合，航空航天技术是工程与力学的结合。所以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是他再信中回忆中科大的40年，接着又告诉我中科大应该怎么做，他写得很客气：“今天，这种科学与技术的结合范围更大了，涉及到差不多全部科学技术，也包括社会科学。如国家已成立了信息产业部，这是为了在我国推进信息技术革命，即第五次产业革命。还有第六次产业革命，即农业产业革命，是绿色农业与白色农业及蓝色农业并举。这一新发展需要知识面更广的人才。中国科技大学不要为这一21世纪的需要作准备吗？”这实际上就是在告诉我中科大应该怎么建。
接着：“为了这一新发展，我和我的合作者提出‘集大成得智慧’的概念，这一概念引起了您校的关注，您校曾邀请我的一位合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钱学敏教授到您校作报告，讲大成智慧，这您一定知道。”他提出的问题，他的教育思想，我都很理解。到南科大来以后，我就想给他写信，但我才来了一个月，他就去世了。
但是，我们南科大要做的就是回答“钱学森之问”，他知道了会很高兴。（台下鼓掌）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9293-830998.html
告别的仪式十分漫长，从“朱清时即将离任南科大校长遗憾 正靠近传统大学”、“朱清时的‘南科’一梦”、“南科大欢送朱清时”、“南科大为朱清时校长开欢送会任职五年获好评”、“朱清时卸任，高教改革不能停步”、“向教育改革先行者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致敬”等等到“朱清时的背影对南科大学生最后一次叮咛”，媒体一再报道，看来大家对“朱清时离任”这样一个事件，以及这样一个人物是耿耿于怀的。这“最后的叮咛”说得是他9月24日的一场依依不舍地报告，虽然只是针对2014 级新生，但也有许多其他年级的学生前来聆听，因为这是校长的最后一次开学报告。
他报告的题目是“南科大就是要回答钱学森之问”（全文见附录）。所谓“钱学森之问”，就是温家宝2005年去看望钱学森时，钱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他在报告里谈了5 个问题，分别是“教育投入多，创新能力低”、“创新人才的四个素质”、“未来大学存在的价值是研究”、“要出大师就要思想活跃”、“研究型大学在继续”。全篇看起来是说创新，似乎培养不出来杰出人才是因为没有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但我认为，他在开场不久讲到的一个故事，却是回答“钱学森之问”的最佳答案。
这个故事说得是中央电视台的一次《对话》节目，邀请了12名获得美国总统奖学金的高中毕业生，以及12名考入清华、北大等著名高校的中国学生。其中有个环节考察价值取向，题目是：“如果你一生只选择以下一样，你会选择智慧、真理，还是选择权力、金钱或美？”美国学生的回答惊人的一致，他们都选择了真理或智慧，给出的解释是：“如果你得到了真理和智慧，你就可以得到财富和其他东西。”而中国中国学生中有11名选择了权力和金钱，只有1位美国留学生选择了美丽。按说中央电视台的“人才抽样”很有代表性，他们都会是中国和美国“精英”和接班人，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是不是间接表明不想当大师，或者说对真理和智慧的追求并不重要？
刚刚看到《科学网博客》置顶博文“真的平静不下来！——回国后深刻地第一课”（作者为向左甫博友），其中谈到东西方差异物质生活差异不大，“当进了衙门，切身感受以后，终于明白了国内外的差别”。看来，根本问题出在“土壤”上，这其实也就是朱清时校长上任之前就已经看准了的。他到南科大就高调谈论“去行政化”，为什么要“去行政化”？因为他认为这是破除“钱学森之问”的首要环节，或者说是关键问题。只是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并非易事，经历5年实践，仍然没有迈开实际步伐，或者说仅仅是呼吁了一番而已。因此他不得不承认，“我是妥协最多的校长”。为什么他在最后的演讲中，单单挑出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关于价值观的那一段提问？或许是他思考多年的一个结论。但是，在那样的开学演讲里，他不能不说些励志的话题，于是把真正回答“钱学森之问”放在了很不起眼的位置，而只能大谈“创新思维”。
其实，几千年以来，中国就是个官场社会，不过似乎建国后这种官场社会并没有势弱，反而有增强的趋势，可能是“实用主义”思潮进一步泛滥的原因。先是“读书无用”，后是“读书”就是升官发财，一直加强着我们这个国家对“真理、智慧”的漠视，而对“现实”、“世故”的迷信。因为现实就摆在那里，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如果你不走仕途，学问也是做不了的。想想看，你不是个领导，怎么能够调动那些“唯权是听”各种资源；没有资源，你做学问就只能纸上谈兵。记得当年为了妻的调动，我不得不去亲近一位刚从部队转业的领导，最初接触时我最不喜欢但又不得不听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而且说了好几次，不过后来好一些，随着他在地方时间长了，这样的话再也听不到了。
我想，“钱学森之问”不能变成魔咒，但要破解它可能要有“官场社会”的脱胎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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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朱清时：南科大就是要回答钱学森之问
尊敬的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我在这里为2014 级新生作报告。
南科大成立，要回答钱学森的一个问题。2005年，温家宝去看望钱学森，钱学森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教育投入多，创新能力低
中国现在投在教育上的经费很多，教育规模是美国大学生的6到7倍，中国的青年人为教育付出的代价也是全世界最高的。但到头来这么多钱、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培养出的学生依然没有很高的创新能力。这就是钱学森的问题，这个问题一下子触到了整个社会的痛处。
所以钱学森的问题我们国家各个大学都有，但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为了加深对钱学森问题的理解，我把今年5月28号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一所军校的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给大家念一念：“我敢说，你们说不出任何一项创新项目、创新变革以及创新产品是来自中国。”
看到这段话，作为中国人，我们一下子受到很大打击。但是仔细一想，这和钱学森的问题是一样的，只不过拜登更加犀利，也更锋芒毕露，更不留情面。
近代世界上的创新项目、创新变革和创新产品，有哪一个我们敢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来自中国的。”所以这段话是真的，拜登把钱学森的问题又说了一遍。
这里我再引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目前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郑永年的话。他在北京参加中国高等教育讨论会的时候，发表了这样一个演说。他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教育有了大力发展，但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仍然非常低下，不难看出，在教育费用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教育所能为学生带来的价值却在减少；在大量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同时，企业也越来越找不到需要的人。
他又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产业升级非常缓慢。东亚的其他经济体，每隔10来年就会有一次产业升级。但中国在过去30年里，还没有明显的产业升级。中国产业得不到升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不到位。
所以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出不了大师？他推断，道理很简单——中国大学的目标不是培养大师。中国的教育最令人悲观的是全部以利益为支撑，许多个体，无论官员还是教师都感觉到自己在发展或上升，但是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处的整体教育制度在快速地衰退。
再举个例子，同学们都是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大家想想看，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邀请了12名获得美国总统奖学金的高中毕业生，以及12名考入清华、北大等著名高校的中国学生。其中有个环节考察价值取向，题目是：“如果你一生只选择以下一样，你会选择智慧、真理，还是选择权力、金钱或美？”美国学生的回答惊人的一致，他们都选择了真理或智慧，给出的解释是：“如果你得到了真理和智慧，你就可以得到财富和其他东西。”中国学生中有11名选择了权力和金钱，只有1位美国留学生选择了美丽。
我们在座的同学扪心自问，如果这些东西只能选择一个，你选什么？
创新人才的四个素质
果然，这一次，阿尔弗雷茨旁边坐的是一个27岁的博士后。吃饭的时候，这个博士后就告诉他：“我现在很焦虑，我的报告在最后一天，礼拜五下午的最后一个顺序里的最后一个报告，我都担心我讲的时候都不会有人听了。”阿尔弗雷茨说：“哎呀，我也听不了。”因为他要回去，飞机票早买了，他就问他：“那你讲什么呢？”对方回答：“我现在有个主意，能够探测基本粒子。”
“什么主意呢？”“就是我喝啤酒的时候，拿着啤酒瓶一摇，啤酒瓶就冒气泡了。为什么啤酒瓶会冒气泡？因为啤酒瓶里面在高压下溶解了很多气体。这些气体不动的时候，不会从液体中间跑出来变成气泡。但一摇，热力学的条件变了，气体就会跑出来变成气泡。”他说如果运用这个原理，在一个高压下造一个含有可高度挥发液体的观测室，让基本粒子进入这个气泡室，基本粒子尽管小，但它会使液体经过的地方被电离或者被扰动，这就局部破坏了基本粒子所在地方的热力学的平衡，基本粒子所在的地方就会形成气泡。这样一看气泡，就知道基本粒子出现了。
阿尔弗雷茨一听，受到启发，回去之后就组织他实验室的全体人员开始做一个这样的气泡室。他知道格拉塞的不足，格拉塞太年轻了，阿尔弗雷茨是个搞物理实验非常厉害的专家，他做出来之后很快就探测到了基本粒子。
但1960年的诺贝尔奖颁给了气泡室的发明人——格拉塞。为什么呢？因为诺贝尔将只授给那些有新思想的人，而不在乎你的技术和经验。
阿尔弗雷茨很受打击，因为他的工作量和技术是格拉塞根本不能比的。阿尔弗雷茨到1968年才获得诺贝尔奖，因为他用气泡室又发现了另外的基本粒子。
阿尔弗雷茨有美德——他很诚实，他在用气泡室做实验的时候，承认他听到了格拉塞的想法。如果他不承认，也没有人会知道那个主意是谁想的。
正是因为有这种诚实，国际学术界才能够有自由交流，而这个故事也是我们南科大的梦想，我希望南科大能够有这种学术交流。
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创新人才？
我每次都要讲这个故事，因为这是在我人生中印象最深的一个故事：上世纪50年代初，全世界有一个重大的科学问题——如何探测基本粒子。1953年时，著名的物理学家阿尔弗雷茨参加全美物理年会。
我在80年代也参加过这个物理年会。美国人开这种大型的学术会议和我们不一样，它不包管食宿，每个人到那里去，主办方就发一本厚厚的会议目录给你，标出哪天、什么会场有哪些人做哪些报告，你自己去听。散会后，大家都自觉地去吃饭，大家往往找陌生人一起吃饭，因为这样可以听到不一样的思想。学术发展至关重要的就是新思想。
这个故事我每年都讲，今年又讲一遍。从这个故事回头看，什么是创新能力？大家都知道，创新人才是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有极强的自学能力，不局限于标准学习教育，因为标准教育再好，大家都是一个模式的，这样人很难有创新能力；另外，人生绝大多数知识都是靠自学来的，如果学生毕业之后没有自学能力，这样的人很快就没法继续发展了。所以创新人才第一就是有极强的创新能力，不局限于标准教育，这一点是我对我们教改实验班最有信心的地方。
第二，所有创新人才都是博闻强识，不止专注一个领域的。现在的科技发展都是在交叉学科中发展的，如果你只是在一个领域，这个领域能做的事情早就有人做过了，你要创新就很难。
现在的中国大学生在过重的课业压力之下，都会拼命奋斗掌握标准课程，没有实验经历，后来也没有破万卷书，大家都很标准化，都在一个个专业里头。你擅长的别人也擅长，你不擅长的别人也不擅长。所以为什么中国大学生没有创新能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另外，有创新能力的人在面对怀疑和反对时通常会坚持己见。因为要创新，思想一定要走在其他人前头。如果你的思想一说出来，所有人都理解，那你就不是创新了。
此外，创新人才能够产生很多点子，经常出现新想法。就像刚才说的格拉塞，他得诺贝尔奖就是靠这个，当全世界都在为怎么探测基本粒子苦恼的时候，他想到了啤酒里的气泡。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创新人才一定要敏锐看出哪些点子值得深思。不少人遇到困难时点子很多，这是好的，但这不等于创新能力。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人，他们很容易判断哪些问题值得深思下去，这就是洞察力。
我讲到这里大家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南科大招生时要考察学生的想象力、洞察力、记忆力和注意力，理解南科大教改的基本思路。
我列了一个自测题给大家，你扪心自问来回答。第一道题当然就是你要看看自己的价值观有没有被异化？你心里头最大的追求是当大官，是权？当百万富翁，是钱？还是很聪明，有智慧？还是你掌握真理？如果答案是前两个，那你别想做创新人才了，你走其他的路。如果你真心追求后两个，那就有希望。
第二个问题，“你们遇到问题、需要新知识的时候，你本能的第一个念头是想叫老师开个课，给我讲这个东西？还是你一开始就有能力跟有信心去自学？”
现在很多同学通过中学教育，被训练成这样——所有知识都要老师讲过我心里才放心，自己看书总是无法接受，这说明你的创新人才的素质还没培养起来。
第三个问题，每个人都可以想想，你有多少课外知识储备？课外的知识有很多种，有些同学认为文科知识不需要，其实，知识结构有时决定你的创新能力。刚才一再说中国学生创新能力不强的重要原因是大家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都是标准化教育的成果，这些标准化的东西再好，大家都这样子就不行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知识结构、课外知识上升到创新能力的高度来认识。
第四点，大家仔细想想，对于你获得的每个知识，你是不是还会继续追问这个知识的依据。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地球是绕太阳转，不是太阳绕地球转。”但有没有同学追问过，为什么是地球绕太阳转，而不是太阳绕地球转呢？
同学们自己想想，如果发现有差别就是我们现在仍有距离，要成为创新人才还得努力。
未来大学存在的价值是研究
现在我就讲培养创新人才该如何努力，学校该如何做？社会该如何做？
钱学森说：“如果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为模式办学，都是沦为僵化，没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我看这是中国当前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想到拜登的话，想到郑永年的话，就知道问题有多严重了。
钱学森说：“我是在上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
这是加州理工的作风。现在中国很多大学都互相保密，不敢、不愿意说自己在做什么，生怕有人模仿。有一个学生搞化学实验，他怕别人知道他在做什么，便把用过的试剂瓶的标签都撕掉了（台下笑），你想这怎么去创新呀？这和前面加州理工做的不是正好相反吗？
钱学森说：“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所以他到物理系去听课，听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包括原子弹都听到了，所以他回国后对原子弹也熟悉，“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的主任叫L·鲍林。”钱学森特别说他，鲍林晚年不讲学术，就讲维生素对人身体的好处。他每天要吃大量维生素，当初，生物医学界有很多人反对他，但他仍然坚持，甚至和医学界辩论，后来促使钱老也每天吃维生素（台下笑）。
“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所以，一个好的学校、好的社会就是宽容，可以容忍各种思想，尽管你不同意。绝大多数医学专家都不同意鲍林每天吃大把维生素C，但是我听了鲍林讲之后还试过，吃了一阵（台下笑）。
去年1月份，我们一行到美国去招教授，去加州理工学院跟戴聿昌教授座谈。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顾问，是加州理工学院一个系的系主任。
我们去的时候让他给我们介绍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他就说：“加州理工学院最注重的是研究。我们甚至有的老师不怎么上课，上的课学生评价都很差，但只要研究做得好也行。大学部本科生900人，本科四年，有些学生念五年才毕业，不到标准不让毕业。研究生1200到1400人。”
戴聿昌教授又解释，什么是最好的教学：以后，全世界的课堂教学都成为网上教学了，课程教学会普遍化、商业化。比如，全世界数学教得最好的是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把课程放上网，大家就可以注册去听他们的课，但听课要交费。所以他说“全世界的大学以后都会普遍化和商业化”，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一来，全世界同一个学科的学生上的课都会差不多，那么，我们的区別在哪里呢？世界上的大学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
存在的价值就是研究，因为“研究是没办法上网的，所以加州理工的未来要怎么走？加州理工学院要让每一个学生都做研究。”这也是南科大这几年奋斗的目标，所以我们当初有底气，就是因为这符合教育规律。
戴聿昌说，美国的每一样科技玩了十几二十年就会被别的国家超了。计算机被日本超过了，它就赚不了钱了；然后是网络，美国人也是占据前沿十几二十年，现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超过它了。他告诉我们，美国云技术等等这些东西出来了，但也不会维持很长时间，他说，现在可以预见，美国将来一定会在生物医学界赚疯的。因为美国的生物医学领域领先世界至少20年，这个领域将来绝对是美国第一。“亚洲国家卖电脑辛辛苦苦地赚少于5%，Apple卖ipone大概是50%的利润。你吃一颗药，发明的厂商大概要赚90%的利润。”
要出大师就要思想活跃
以上我把钱老讲的、戴聿昌教授讲的都给大家念出来了。现在我们回来总结，培养创新人才最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思想活跃。民国时期为什么那么多大师？民国战乱，民不聊生，大学很少，像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一样。恰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也是中国大师辈出的时代，历史一回顾，大家就明白了，要出大师，一定要思想活跃。所以今年的开学典礼，我给新入学的学生讲话，说了我的座右铭：思想使人伟大。一个人就像一根芦苇，很脆弱，但人与动物、植物不一样，人有思想。所以，帕斯卡尔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你要做个人，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你这一生至少要体会一下做人的伟大，体会一下新思想造成的结果。
我们的教育改革要成功，学校和社会一定要思想活跃，这是这几年南科大一直在做的一件事。
第二，中国的教育要培养出大师就要改革。高校暂定条例规定：一个学校，学生要超过5000人才能叫学院；要叫大学，本科生一定要超过8000人，为什么我们的规划里要写8000？因为我们要申请的是“南方科技大学”。在中国，大学规定这么严谨，所有的大学发展都沿着同一个模式，各个大学都想建成综合大学，每一个专业的课程设置都相同，教材也很相似。
国外的大学标榜的是“我的特殊专业是什么，特殊课程设置是什么，你在我们学校跟其他学校学到的不一样的是什么”，靠这个竞争。那我们呢？全都是大家如何接近标准化。标准化是非常好的东西，但中国学生到国外去，对比就出来了，在国内的知识结构都相同，在国外就不一样了。
我说这段话的关键就是做改革的根本是给大学自主权。
此外，只有注重研究的学校，学生才能真正有创新能力。国外的学生一学期就三四门课，我们一学期有十几门课，我们说：“这样一来，学生不是多学了吗？”不是，反而每一样东西都没有学透。
你们有大量的知识，但大量的知识都是碎片化的，没有连串起来。各位，碎片化的知识没有力量。爱因斯坦有段话太生动了，我说给大家听，大家就明白应试教育的利弊。
爱因斯坦在临去世前一个月，对他的传记作者回忆，他是1896到1900在苏黎世工业大学学习生活的。他说：“我很快就发现，我能成为一个有中等成绩的学生也就该心满意足了。要做一个好学生，必须有能力去很轻快地理解所学习的东西；要心甘情愿地把精力完全集中于人们所教给你的那些东西上；要遵守秩序，把课堂上讲解的东西笔记下来，然后自觉地做好作业。遗憾的是，我发现这一切特性正是我最为欠缺的。对于像我这样爱好沉思的人来说，大学教育并不总是有益的。无论多好的食物强迫吃下去，总有一天会把胃口和肚子搞坏的。”
爱因斯坦的这段话生动地说了当时欧洲灌输式教育的利弊。现在我们的教育制度还是这个样子。
研究型大学在继续
我再简单地说一下南科大的状况。我们的学生四年制，前两年上基础，后两年自选专业，这样的学生只要基础课过关了，以后适应各种交叉学科都没问题。我们的课程教学力求本科生都能参加科研活动，我们努力把南科大建成研究型大学。
我在大学工作几十年，南科大的目标就是回答钱学森的教育之问。他去世的时候是2009年10月31号，这一天是南科大真正筹备的一天。
大家都知道中科大很牛，当年中科大的筹建比南科大还快，完全是从零开始，边招老师边招学生起来的。1998年我当中科大校长，有人向我转达钱老的意思，说他对中科大培养的学生当中科大校长很高兴，对我说鼓励的话。
我就给钱老写了一封信，没想他亲手给我回了一封信，现在我把这封信送给大家（台下鼓掌）。当时他已经87岁了，你们看他写字手都抖，但这是他一个一个字给我写的，写了整整两页：“你8月31号信收到，我十分感谢！您对我过奖了，我不敢当！”我去信里写了很多中大对他如何感谢的话，这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谦卑。
“回想40年前，国家制订了12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要执行此规划需要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人才。由于计算机是半导体物理与电子技术的结合，航空航天技术是工程与力学的结合。所以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是他再信中回忆中科大的40年，接着又告诉我中科大应该怎么做，他写得很客气：“今天，这种科学与技术的结合范围更大了，涉及到差不多全部科学技术，也包括社会科学。如国家已成立了信息产业部，这是为了在我国推进信息技术革命，即第五次产业革命。还有第六次产业革命，即农业产业革命，是绿色农业与白色农业及蓝色农业并举。这一新发展需要知识面更广的人才。中国科技大学不要为这一21世纪的需要作准备吗？”这实际上就是在告诉我中科大应该怎么建。
接着：“为了这一新发展，我和我的合作者提出‘集大成得智慧’的概念，这一概念引起了您校的关注，您校曾邀请我的一位合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钱学敏教授到您校作报告，讲大成智慧，这您一定知道。”他提出的问题，他的教育思想，我都很理解。到南科大来以后，我就想给他写信，但我才来了一个月，他就去世了。
但是，我们南科大要做的就是回答“钱学森之问”，他知道了会很高兴。（台下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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