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一块提醒哭泣的手帕（5）
质疑王家新
去年夏天在陕北旅行，同行者有诗人徐江和秦巴子。某晚我们住在绥德县宾馆，与当地诗人、我们的老朋友李岩见面，一块喝酒。席间就一个问题争论起来，还很激烈。后来争论的话题被带会房间，延续到很晚。争论的起因是李岩在不乏见识地批评了另外两位当代诗人Y和X之后说“王家新是这个时代最硬的诗人”，“《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本”。说完举座皆惊。前一句话我反倒是理解的，尽管李岩写的是“陕北谣曲”，但多年以来却是心系“斗士”的，他把王家新误读成了“斗士”，把“一块手帕”误读成了“一把刀子”，所以他说“最硬”。而他说“《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本”，这又怎么理解呢？《夜莺》系王家新的一部文集，是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9月出版的“诗人随想文丛”中的一本，据该书内容提要介绍：这是诗人王家新的诗论集，内容涉及诗人的创作体验、诗学探讨、读书札记和经历见闻。怎么成了“最重要的文本”？我是把自己非诗歌的文字不当“文本”的，所以转不过弯儿来。如果韩东不是诗而是小说成了“最重要的文本”，于坚不是诗而是散文成了“最重要的文本”，这会是一种尴尬，王家新正有幸经历着这种尴尬？他不是诗而是诗论成了“最重要的文本”？我还是不要纠缠于李岩在酒后信口而出的这个“伪命题”把。仅就这套书而言（我读得不全），《夜莺》至少无法与《棕皮手记》（于坚著）相提并论，这还需要论证吗？唐晓渡在“盘峰论争”中的一篇文章中说：“在这个‘怎么都行’（？），连作恶都有天然合法性的时代，不讲学理肯定算不了什么；但有一个基本事实还是可以提一提：那些被归入‘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们除了自己的作品之外一无足恃，他们凭什么建立让人眼热的‘权威’乃至‘霸权’呢？”唐晓渡说话实在不像过来人：他们（你们？）不是“被归入”而是“自称”，而且是真的“除了自己的作品之外一无足恃”吗？“他们凭什么”？正好我就以王家新为例回答你。还是以《夜莺》为例，不管该书内容提要把王家新的东西分成了多少种（很丰富？），但在我这个读者看来也就是两种：一种是“读书笔记”，大师挨个儿读挨个儿谈感想谈认识，这占了一本书的大半部分，囿于篇幅所限，对此我不予置评。另一种是“自我炒作”，包括对其“知识分子写作”的同志哥们儿的学术炒作，事实上他们是互相吹嘘，“胡捧够友”（梁天、谢园一伙人的发明），共同发起了一场公开的阴谋，一个学术骗局，让批评与创作同谋，标准就永远掌握在他们手中。在《岁月的遗照》的最后一页，程光炜“推荐阅读诗集、评论集”，诗集与评论集惧有的就是“知识分子”的三员大将：王家新、西川、陈东东。批评家与诗人变成了形象模糊的一个人、一伙人。王家新在堕落成一名“文化戏子”之后还嫌堕落得不够，他更深地堕落成一名“学术骗子”。
“如何看待‘今天’派或所谓‘朦胧’派诗歌？我曾跟你谈及‘朦胧诗’的夭折问题，并说你1989年以后的一些诗作可以说是对‘朦胧诗’的纵深发展，当然那是从一个新的出发点突入其纵深的，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回答四十个问题》）提问者是陈东东、黄灿然，问中带捧。王家新顺杆就爬了上去：“‘今天派’诗歌是从一个黑暗王国透出的第一线光明，但是随着这个王国以人们意想不到的速度全面解体，‘今天派’作为一派也就很快成了历史。光明与黑暗是相互依存的。只有今天派诗人（包括受他们影响的）不再只从社会而是从他们内心的黑暗中重新寻找创作的动力时，他们才有了新的发展……他们曾经超越了时代，但时代很快又超越了他们……至于我在那一阶段的诗作，看似部分地又回到了‘朦胧诗’那里，但实质上有根本的区别……‘今天派’早期诗歌中的那种单一性，无法为1989年以后的中国诗歌提供其‘纵深发展’的可能性……回想1989年后那一、二年间的写作，我们明确了我们的写作与早期的‘今天派’再无直接关联。就我个人来说，在那时对我产生主要作用的，除了国内的朋友外，是另外两个：帕斯捷尔纳克激励我如何在苦难中坚持，而米沃什把我导向一个更开阔的高地。”
“忘恩负义”是道德评判，我不提。现在还用早年既成的那一套与诗无关的评价（黑暗王国的光明什么的）来说‘今天’，什么他妈的“知识分子”！这或是因为心虚，或是因为愚昧，或是因为别有用心！总之他想说的是“今天”过时了，我们正当年。“知识分子”还是不要谈过时不过时的话吧，过了时的“今天”也有开创性的当年，正当年的“知识”却只有一个滞后了的今天。过时的依据是“单一性”而不“纵身发展”，那我们就来看看：“群山起伏的谎言/也不否认它的存在/而代表人类智慧/和凶猛的所有牙齿/都在耐心期待着/期待着花朵闪烁之后/那惟一的果实”——早期的北岛是“单一性”的吗？“我用手势制止了一切发声器/麦克风正趴在我的耳朵上诉说它长久被人诉说的痛苦/我感动得不敢哭出声来”——早期的严力是“单一性”的吗？“一些无情的感情/一些心中可怕的变动/月光在屋前的空场上轻声咳嗽/月光啊，暗示着楚楚在目的流放……”——早期的多多是“单一性”的吗？而“没有祖国/祖国已带着它的巨石升向空中/祖国仅为一瞬痛苦的闪耀/祖国在上，在更高更远的地方/压迫你的一生”、“我将离去，但我仍在那里/布拉格的黄昏会在另一个卡夫卡的灵魂中展开/布拉格的黄昏永不完成/布拉格的黄昏骤然死去——/如你眼中的最后一抹光辉”——90年代的这个王家新就是“纵深发展”吗？别骗自己了！“我们都是老江湖了！”（于坚在盘峰诗会上语）
前无古人了，后能有来者吗？不能！王家新不让它能。“被视为‘新生代’的代表性诗人之韩东就曾这样宣称：‘世界是不完美的……假如我们为了使它完美而加入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我们的诗必然是不完美的。’这是什么逻辑？然而这正是80年代的逻辑。或者说，是一种曾支配了众多中国诗人的‘集体潜意识’。人们试图避开以前中国作家所曾陷入的历史悲剧，但是由于他们这种天真的理解，尤其是一种‘二元对立’式的思想方式的支配，他们并未能从根本上给中国诗歌提供出路，相反却造成了自身的某种畸形。”（《阐释之外》）话都听不明白，还在这儿说三道四！事实是韩东说什么他并不在意，他就是先认定了你没有“提供出路”并且“自身……畸形”，这是对韩东个人的发难吗？当然不是。老被“知识分子”拉去装点门面的天才诗人柏桦说了“非非”的好话也令他醋意大发：“例如曾有人这样评述过‘非非主义’：‘非非就是以这样的‘不在’（指非非诗人们提出的‘反文化、反语义’，‘前文化还原’以及‘零度写作’等，笔者注）征服了写作中的意识形态……达到了一种纯语言（或方程式）的状态。’那么人们是否果真‘征服’了意识形态？这不过是一种‘精神胜利法’，一种恐怕连非非诗人自己也不相信的神话……”柏桦盛赞非非，本来是江湖上反山头主义、不同艺术立场的诗人们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佳话，王家新眼中却没有这份美好，他利用柏桦的话拿非非开刀，是因为对他来说这件事必须要做。“知识分子”要确立，就必须干掉“今天”、“他们”、“非非”，于是就硬着脖子指认“今天”过时了，“他们”、“非非”没出息，所以得看“知识”的。他在玩这一套的时候脑子绝对不笨，不但要干掉“今天”、“他们”、“非非”，还要干掉从“今天”到“他们”和“非非”的这个历史序列，不干掉这个序列“知识”仍难立足，关键是它插不进去，所以王家新又说了：“因此不能不强调‘差异性’问题。我想这是一个对现代诗学十分重要的概念。我想个人写作正是建立在‘差异性’上的，与之相对的则是群体性或整体性。的确，任何整体性的理论企图都带有强行规范和同化性质，带有一种极权主义味道。比如，以‘朦胧诗——新生代’为轴线来概括这些年来的诗，导致的正是对个人写作的遮蔽乃至取消。这其实是另一种形态的‘制服化’。”（《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当然，也许批评总是比创作迟一步，或者说批评有理由与创作拉开一段距离。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在我们这里依然存在着一个‘体系’问题，一个潜在的体系是：在批评上以‘朦胧诗——后朦胧诗’或‘朦胧诗——新生代（到海子为止）’为轴线展开，后来又冒出来一个顾城事件；在理论上又总是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种种抽象价值（比如说‘纯诗’）为永恒摹本，表现为一种非历史化的理论悬空倾向。我想正是这个体系限制了人们的批评视野及话语形态，导致了对八十年代末以来‘个人写作’的遮蔽。这就是说‘一个过去的时代’在我们的批评行为中还远远没有结束。”一手玩“个人写作”，一手玩“知识分子写作”，用“个人写作”去对付旧的整体性，用“知识分子写作”来建立新的整体性，这绝对是流氓的玩法。有一个事实可以一目了然，90年代惟一兴起的诗人小集团就是“知识分子写作”，喊“个人写作”喊得最凶的也正是他们。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王家新们是如何确立自己的，王在《当代诗歌：在确立与反对自己之间》一文中写道：“如果说80年代中期的诗大体上是反叛的、抒情的、自恋的，这几年则是反讽的、叙述的、多声部；如果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诗是凝重的、内聚的、承受式，这几年则朝向一种开放和自我颠覆。”作为一个老江湖和过来人，作为一个在诗歌中浸淫了小半生的人，王家新是昧着良心存心这么干的，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抹杀成性的人，在他这几句短短的概括中，“今天”的成就就变得可疑而好笑，“第三代”那么多优秀诗人的努力被一笔勾销，“知识分子”内部芝麻大点的变化与调整成了中国诗歌的标志性成果。在他开列的清单上，一、反讽意识与戏剧精神=陈东东、王家新、孙文波、朱朱、肖开愚。二、多声部写作=西川、肖开愚、陈东东、唐丹鸿。三、叙事的可能性=张曙光、孙文波、肖开愚、欧阳江河、翟永明。唐晓渡在“盘峰诗会”上说：“这个玩笑开得比较大了。”——我想以此名言转告家新兄——当代“指鹿为马”的专家。他也知道该玩反讽了、喜剧了、叙述了，玩不了就是玩不了，玩不好就是玩不好，他硬要那么说暴露的是内在的虚弱。何苦来呢？这只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啊！一帮学术垃圾的制造者、一帮为了功利之欲丧心病狂的人。
去年夏天在陕北旅行，同行者有诗人徐江和秦巴子。某晚我们住在绥德县宾馆，与当地诗人、我们的老朋友李岩见面，一块喝酒。席间就一个问题争论起来，还很激烈。后来争论的话题被带会房间，延续到很晚。争论的起因是李岩在不乏见识地批评了另外两位当代诗人Y和X之后说“王家新是这个时代最硬的诗人”，“《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本”。说完举座皆惊。前一句话我反倒是理解的，尽管李岩写的是“陕北谣曲”，但多年以来却是心系“斗士”的，他把王家新误读成了“斗士”，把“一块手帕”误读成了“一把刀子”，所以他说“最硬”。而他说“《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本”，这又怎么理解呢？《夜莺》系王家新的一部文集，是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9月出版的“诗人随想文丛”中的一本，据该书内容提要介绍：这是诗人王家新的诗论集，内容涉及诗人的创作体验、诗学探讨、读书札记和经历见闻。怎么成了“最重要的文本”？我是把自己非诗歌的文字不当“文本”的，所以转不过弯儿来。如果韩东不是诗而是小说成了“最重要的文本”，于坚不是诗而是散文成了“最重要的文本”，这会是一种尴尬，王家新正有幸经历着这种尴尬？他不是诗而是诗论成了“最重要的文本”？我还是不要纠缠于李岩在酒后信口而出的这个“伪命题”把。仅就这套书而言（我读得不全），《夜莺》至少无法与《棕皮手记》（于坚著）相提并论，这还需要论证吗？唐晓渡在“盘峰论争”中的一篇文章中说：“在这个‘怎么都行’（？），连作恶都有天然合法性的时代，不讲学理肯定算不了什么；但有一个基本事实还是可以提一提：那些被归入‘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们除了自己的作品之外一无足恃，他们凭什么建立让人眼热的‘权威’乃至‘霸权’呢？”唐晓渡说话实在不像过来人：他们（你们？）不是“被归入”而是“自称”，而且是真的“除了自己的作品之外一无足恃”吗？“他们凭什么”？正好我就以王家新为例回答你。还是以《夜莺》为例，不管该书内容提要把王家新的东西分成了多少种（很丰富？），但在我这个读者看来也就是两种：一种是“读书笔记”，大师挨个儿读挨个儿谈感想谈认识，这占了一本书的大半部分，囿于篇幅所限，对此我不予置评。另一种是“自我炒作”，包括对其“知识分子写作”的同志哥们儿的学术炒作，事实上他们是互相吹嘘，“胡捧够友”（梁天、谢园一伙人的发明），共同发起了一场公开的阴谋，一个学术骗局，让批评与创作同谋，标准就永远掌握在他们手中。在《岁月的遗照》的最后一页，程光炜“推荐阅读诗集、评论集”，诗集与评论集惧有的就是“知识分子”的三员大将：王家新、西川、陈东东。批评家与诗人变成了形象模糊的一个人、一伙人。王家新在堕落成一名“文化戏子”之后还嫌堕落得不够，他更深地堕落成一名“学术骗子”。
“如何看待‘今天’派或所谓‘朦胧’派诗歌？我曾跟你谈及‘朦胧诗’的夭折问题，并说你1989年以后的一些诗作可以说是对‘朦胧诗’的纵深发展，当然那是从一个新的出发点突入其纵深的，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回答四十个问题》）提问者是陈东东、黄灿然，问中带捧。王家新顺杆就爬了上去：“‘今天派’诗歌是从一个黑暗王国透出的第一线光明，但是随着这个王国以人们意想不到的速度全面解体，‘今天派’作为一派也就很快成了历史。光明与黑暗是相互依存的。只有今天派诗人（包括受他们影响的）不再只从社会而是从他们内心的黑暗中重新寻找创作的动力时，他们才有了新的发展……他们曾经超越了时代，但时代很快又超越了他们……至于我在那一阶段的诗作，看似部分地又回到了‘朦胧诗’那里，但实质上有根本的区别……‘今天派’早期诗歌中的那种单一性，无法为1989年以后的中国诗歌提供其‘纵深发展’的可能性……回想1989年后那一、二年间的写作，我们明确了我们的写作与早期的‘今天派’再无直接关联。就我个人来说，在那时对我产生主要作用的，除了国内的朋友外，是另外两个：帕斯捷尔纳克激励我如何在苦难中坚持，而米沃什把我导向一个更开阔的高地。”
“忘恩负义”是道德评判，我不提。现在还用早年既成的那一套与诗无关的评价（黑暗王国的光明什么的）来说‘今天’，什么他妈的“知识分子”！这或是因为心虚，或是因为愚昧，或是因为别有用心！总之他想说的是“今天”过时了，我们正当年。“知识分子”还是不要谈过时不过时的话吧，过了时的“今天”也有开创性的当年，正当年的“知识”却只有一个滞后了的今天。过时的依据是“单一性”而不“纵身发展”，那我们就来看看：“群山起伏的谎言/也不否认它的存在/而代表人类智慧/和凶猛的所有牙齿/都在耐心期待着/期待着花朵闪烁之后/那惟一的果实”——早期的北岛是“单一性”的吗？“我用手势制止了一切发声器/麦克风正趴在我的耳朵上诉说它长久被人诉说的痛苦/我感动得不敢哭出声来”——早期的严力是“单一性”的吗？“一些无情的感情/一些心中可怕的变动/月光在屋前的空场上轻声咳嗽/月光啊，暗示着楚楚在目的流放……”——早期的多多是“单一性”的吗？而“没有祖国/祖国已带着它的巨石升向空中/祖国仅为一瞬痛苦的闪耀/祖国在上，在更高更远的地方/压迫你的一生”、“我将离去，但我仍在那里/布拉格的黄昏会在另一个卡夫卡的灵魂中展开/布拉格的黄昏永不完成/布拉格的黄昏骤然死去——/如你眼中的最后一抹光辉”——90年代的这个王家新就是“纵深发展”吗？别骗自己了！“我们都是老江湖了！”（于坚在盘峰诗会上语）
前无古人了，后能有来者吗？不能！王家新不让它能。“被视为‘新生代’的代表性诗人之韩东就曾这样宣称：‘世界是不完美的……假如我们为了使它完美而加入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我们的诗必然是不完美的。’这是什么逻辑？然而这正是80年代的逻辑。或者说，是一种曾支配了众多中国诗人的‘集体潜意识’。人们试图避开以前中国作家所曾陷入的历史悲剧，但是由于他们这种天真的理解，尤其是一种‘二元对立’式的思想方式的支配，他们并未能从根本上给中国诗歌提供出路，相反却造成了自身的某种畸形。”（《阐释之外》）话都听不明白，还在这儿说三道四！事实是韩东说什么他并不在意，他就是先认定了你没有“提供出路”并且“自身……畸形”，这是对韩东个人的发难吗？当然不是。老被“知识分子”拉去装点门面的天才诗人柏桦说了“非非”的好话也令他醋意大发：“例如曾有人这样评述过‘非非主义’：‘非非就是以这样的‘不在’（指非非诗人们提出的‘反文化、反语义’，‘前文化还原’以及‘零度写作’等，笔者注）征服了写作中的意识形态……达到了一种纯语言（或方程式）的状态。’那么人们是否果真‘征服’了意识形态？这不过是一种‘精神胜利法’，一种恐怕连非非诗人自己也不相信的神话……”柏桦盛赞非非，本来是江湖上反山头主义、不同艺术立场的诗人们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佳话，王家新眼中却没有这份美好，他利用柏桦的话拿非非开刀，是因为对他来说这件事必须要做。“知识分子”要确立，就必须干掉“今天”、“他们”、“非非”，于是就硬着脖子指认“今天”过时了，“他们”、“非非”没出息，所以得看“知识”的。他在玩这一套的时候脑子绝对不笨，不但要干掉“今天”、“他们”、“非非”，还要干掉从“今天”到“他们”和“非非”的这个历史序列，不干掉这个序列“知识”仍难立足，关键是它插不进去，所以王家新又说了：“因此不能不强调‘差异性’问题。我想这是一个对现代诗学十分重要的概念。我想个人写作正是建立在‘差异性’上的，与之相对的则是群体性或整体性。的确，任何整体性的理论企图都带有强行规范和同化性质，带有一种极权主义味道。比如，以‘朦胧诗——新生代’为轴线来概括这些年来的诗，导致的正是对个人写作的遮蔽乃至取消。这其实是另一种形态的‘制服化’。”（《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当然，也许批评总是比创作迟一步，或者说批评有理由与创作拉开一段距离。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在我们这里依然存在着一个‘体系’问题，一个潜在的体系是：在批评上以‘朦胧诗——后朦胧诗’或‘朦胧诗——新生代（到海子为止）’为轴线展开，后来又冒出来一个顾城事件；在理论上又总是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种种抽象价值（比如说‘纯诗’）为永恒摹本，表现为一种非历史化的理论悬空倾向。我想正是这个体系限制了人们的批评视野及话语形态，导致了对八十年代末以来‘个人写作’的遮蔽。这就是说‘一个过去的时代’在我们的批评行为中还远远没有结束。”一手玩“个人写作”，一手玩“知识分子写作”，用“个人写作”去对付旧的整体性，用“知识分子写作”来建立新的整体性，这绝对是流氓的玩法。有一个事实可以一目了然，90年代惟一兴起的诗人小集团就是“知识分子写作”，喊“个人写作”喊得最凶的也正是他们。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王家新们是如何确立自己的，王在《当代诗歌：在确立与反对自己之间》一文中写道：“如果说80年代中期的诗大体上是反叛的、抒情的、自恋的，这几年则是反讽的、叙述的、多声部；如果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诗是凝重的、内聚的、承受式，这几年则朝向一种开放和自我颠覆。”作为一个老江湖和过来人，作为一个在诗歌中浸淫了小半生的人，王家新是昧着良心存心这么干的，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抹杀成性的人，在他这几句短短的概括中，“今天”的成就就变得可疑而好笑，“第三代”那么多优秀诗人的努力被一笔勾销，“知识分子”内部芝麻大点的变化与调整成了中国诗歌的标志性成果。在他开列的清单上，一、反讽意识与戏剧精神=陈东东、王家新、孙文波、朱朱、肖开愚。二、多声部写作=西川、肖开愚、陈东东、唐丹鸿。三、叙事的可能性=张曙光、孙文波、肖开愚、欧阳江河、翟永明。唐晓渡在“盘峰诗会”上说：“这个玩笑开得比较大了。”——我想以此名言转告家新兄——当代“指鹿为马”的专家。他也知道该玩反讽了、喜剧了、叙述了，玩不了就是玩不了，玩不好就是玩不好，他硬要那么说暴露的是内在的虚弱。何苦来呢？这只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啊！一帮学术垃圾的制造者、一帮为了功利之欲丧心病狂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