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文学作品集体亮相南国书香节
荷兰文学作品集体亮相南国书香节
展现“风车之国”文学魅力
1/2林恪和麦家在与读者分享荷兰文学故事。刘力勤 摄
核心提示：在不少读者的心中，拥有郁金香、风车、梵高、伦勃朗的荷兰，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浪漫国度。然而，对于“风车之国”的文学形象，人们或许感到有些陌生。8月19日-21日，作为南国书香节系列活动“拙见·第三届南方国际文学周”唯一主宾国单元——“荷兰文学中国行”在广州琶洲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著名作家卡德尔·阿卜杜拉等5位荷兰顶级作家携带他们的作品来到现场，与听众们分享他们的写作、思想，以及中国听众最为关注的荷兰故事。
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正在协助翻译《红楼梦》的著名荷兰汉学家、中国文学评论家林恪（Mark Leenhouts），进一步了解当前荷兰文学的现状与潮流，以及他对中荷两国文学交往的心得体会。
呈现荷兰著作多元姿彩
在“荷兰文学中国行”系列活动举办期间，南国书香节会场展示了30多部荷兰作家创作的作品。其中，文学类的作品文体多样，题材丰富，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寓言等，其中小说部分尤其引人入胜。被誉为“战后荷兰文学三巨头”的作家哈里·穆里施和威廉·弗雷德里克·赫尔曼斯的作品均在此列。
哈里·穆里施是当代荷兰、乃至欧洲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多次评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对战争的亲历，对他的思想及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会场陈列的《石头婚床》就是其中一部代表作。它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以古典悲剧和荷马史诗的形式，描写了一位空军准尉的爱情故事。而赫尔曼斯的作品则以不事雕琢的冷峻风格而闻名。本次展出《难以入眠》也是他的一部代表作。
参展的自传体文学作品也感人至深。卡德尔·阿卜杜拉是著名的伊朗裔荷兰小说家，他的《天书——我父亲的笔记本》记录了他早年由于伊朗革命而被迫离开家园和挚爱的故事。他通过父亲遗留下来的笔记本，重新揭开本人的过去与伊朗自身的历史。阿卜杜拉的《大巴扎》也在本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阿德里·范德海伊顿在去年出版的《托尼欧安魂曲》，则披露了作家的丧子之痛，通过生活琐事的描述重构了儿子托尼欧的一生。
除小说外，游记类的作品同样受到热捧。塞斯·诺特博姆的《绕道去圣地亚哥》以西班牙朝圣之旅为线索，介绍当地的建筑、艺术、历史、风光与乡土人情。而黑特·马柯的《在欧洲——跨越二十世纪之旅》则可谓一部欧洲20世纪更广泛的旅行历史，书中充满鲜为人知的奇闻轶事和心灵顿悟，回顾欧洲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过去。
名家对话揭示荷兰文学概貌
近年来，随着交流的深入，作为欧洲的出版大国与文化之都，荷兰文学的独特魅力也渐渐为国人所认识。在本次“荷兰文学中国之行”的系列活动中，荷兰籍伊朗作家卡德尔·阿卜杜拉、汉学家林恪等一众作家也亲临会场，与中国学者进行面对面交流。
“荷兰文学是一种非常年轻的文学，它诞生的时间大概只有1000多年，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绽放出独特的光芒。”在交流会上，阿卜杜拉首先为读者们介绍荷兰文学的概貌。在他看来，自由是荷兰文学的一大特色。荷兰小说的创作题材几乎没有任何界限。“荷兰文学让我从波斯语的文化中释放出来，使我获得自我塑造的机会。”来自伊朗的他对此感触尤深。
作为一名移民作家，阿卜杜拉在荷兰文坛同样是一个异数。回忆自己走过的创作历程，他将荷兰语写作称作一次“冒险的决定”。“母语就好比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而‘换语写作’则如同在琴键上弹奏，具有更多艺术的创作空间。”阿卜杜拉也将自己的文学成就归功于他的“波斯行囊”。他形容自己将“波斯的高山”带给了这个“海平面以下的国家”。
不过，阿卜杜拉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代荷兰文学的问题：“在过去20年间，荷兰社会风平浪静，年轻一代荷兰作家只将视野局限在自我书写上。他们只关注自己的情感和身边人。他们正在丧失一种宝贵的荷兰品质。”他同时对荷兰文学与英美文学趋同的现象感到担忧。
“只有当作家直面社会现实时，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谢有顺也对阿卜杜拉的观察深表认同：“中国作家近年也在遭遇与荷兰作家相似的问题，阿卜杜拉积极介入现实的作品会为中国作家带来有益的启示。”两国同样也面临着互联网对阅读的冲击、年轻人远离阅读的问题。但阿卜杜拉对前景仍然保持乐观：“随着年轻人的成长，他们将回归纸质阅读，因为人们需要书籍、需要文学。”
谈到当代的中国文学，阿卜杜拉对此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表示，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当下，“中国制造”已变得无处不在。每一位平常中国人背后的“中国梦”都能勾起他的好奇心。“我希望能看到越来越多反映中国人真实故事的作品。”阿卜杜拉如此期许。
■对话林恪
谈荷兰文学
与英美文学合流是大势所趋
南方日报：对于大部分中国读者而言，荷兰文学给人感觉相对有些陌生，您能否简单地为我们介绍一下荷兰文学的概况，以及它在世界文坛的地位？
林恪：无可否认，荷兰文学属于欧洲文学的一部分，荷兰文学一直紧贴世界现代文学的发展思潮。与一般的欧美文学相比，与社会现实的紧密结合是荷兰文学的一大特色。早在19世纪，荷兰作家德克尔就已经通过自传体讽刺小说《马格斯·哈弗拉尔》抨击殖民主义制度，为殖民地贫困和受剥削的人民呼吁，引起了荷兰国会和社会舆论的注意，对日后西方殖民政策的改变产生了很大影响。到了二战时期，纳粹德国长达5年的占领也对荷兰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与卡夫卡齐名的赫尔曼斯，就写了许多与二战相关的作品，比如《达摩克利斯的暗室》。而他的作品不是简单地批评纳粹，而更重在反思荷兰人在二战中摇摆不定的态度。当时不少荷兰人为了明哲保身，甚至跟德国人合作，他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荷兰这样的小国在二战中的处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荷兰文学也站在了当时左翼思潮的风口浪尖，写作的尺度较为开放，可谓荷兰文学最有特点的时期。
然而，荷兰语毕竟是一个小语种，相比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或西语文学，它在过去翻译得比较少，位置也弱势得多。这种情况不但出现在中国，欧洲人对荷兰文学的了解也并不深入。而荷兰对自身的文学推广也起步得比较晚，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成立了荷兰文学基金会，开始积极推动荷兰文学在欧洲的传播。从2005年开始，荷兰文学基金会也开始在中国推荐我们的作品，对荷兰文学中译本的推广起到了长足的影响。
南方日报：作为小语种的文学，荷兰文学在近20年来的全球化趋势下面临怎样的潮流与挑战？
林恪：近数十年来荷兰文学出现了一个新现象：走进任何一家书店，我们会发现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英美来的书。但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放到欧洲其他国家也一样的。英美文化随着麦当劳、好莱坞等流行文化对欧洲大陆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就连法国这样保守的文化也越来越多地受到英美的影响，足见后者的强势。英美小说比较强调故事，强调人物的心理描写，而法国小说比较实验性。过去荷兰文学主要追随巴黎的思潮，但现在大家都喜欢读美国故事性很强的小说。当然，随着欧洲的移民潮出现，来自中东国家的作家，如卡德尔·阿卜杜拉的移民文学，也为荷兰文学带来了一些新鲜血液，但现在也很难说什么是主流，荷兰文学的创作已经非常多元化了。
南方日报：对于这种文学趋同化的趋势，您是怎样看待的？荷兰文学是否需要固守自己的传统特色？
林恪：不一定。我认为文学传统非常重要，但它不是一个封闭的民族主义概念，而是一种艺术情怀。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传统并不是一种国籍，而是一种叙述方式。比如中国的小说，从《红楼梦》到巴金的《家》、再到余华的一些作品，这种动辄上百人出场的描写，都呈现出非常相似的描写方式。这在不少西方评论家看来，就成了一种中国小说的传统。年轻一代看过前人的小说，沉浸其中并开始模仿前辈，因而走上创作的道路，这就是对传统的一种传承。我们并不是必须划分出美国的传统或者中国的传统，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都可以相互借鉴。
谈中荷交流
优秀译者的缺乏仍待题解
南方日报：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荷兰与中国文学交流的现状如何？
林恪：早在三年前的北京图书博览会上，我就跟随荷兰文学基金会与20多位文学家一起参加。我们与中国作家，包括刘震云、阿来等都进行了非常愉快的对话。然而，我发现中荷两国的文学交流还是存在一些门槛，因为大部分的荷兰作家对中国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可能也读过这些中国作家的作品，但他们对这些作品的背景、中国的社会现状知之甚少，这影响到他们对中国文学的价值评判。尤其是不少老一辈的作家，他们来中国之前，以为这里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样子。他们看到北京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都感到大吃一惊。我想，这种情况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是有关的。大部分西方学者，可能也包括我自己，有时也因此变得有些懒惰，感觉世界上其他所有文化都在接受西方文化、都在读我们自己的作品，而我们对外国文化的好奇心却渐渐减少了。
南方日报：翻译在文学交流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位翻译家，您怎样看待目前中国文学与荷兰文学各自的翻译情况？您认为一个良好的译本应当具备哪些要素？
林恪：当前荷兰文学的中文译本并不多，最大的难题是翻译的人才。在中国只有三四所大学设有荷兰语课程，真正懂荷兰语的中国人还不多。而且这些专业开设的时间也不长，毕业生还没有积累足够的翻译经验，所以目前看到的大部分荷兰小说的中译本还是从英语、法语或德语转译的。转译会带来很多问题，这不只是遣词用句的一些小错误，作品风格有时也与原著大相径庭。因为作品在经过译者翻译之后，会加上了很多译者主观的过滤。反过来，翻译到荷兰的中国文学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虽然转译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我认为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宽容，毕竟它们为荷兰文学在中国开拓了市场，也为从事荷兰语翻译的人才培养创造了成长的空间。
我认为，一个好的翻译作品应该将作者的声调、语调与作品的情感、风格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出来。当然，当代翻译家的培养也存在一些问题。荷兰是一个具有汉学研究传统的国家，但汉学研究也出现过断层。我在上世纪90年代来中国留学时，中国还没有像今天那么开放，如今欧洲“汉语热”方兴未艾，学汉语的年轻人也有更多的机会来中国交流。他们的口语很流利，但他们很少有空余的时间读书，了解中国文化。所以，当他们真正开始翻译中国文学的时候，往往达不到很理想的状态。我认为，一位优秀的翻译家不仅要精通外语，更需要有足够的文学修养。简单而言，翻译家必须喜欢读书。
●南方日报记者 杨逸 实习生 徐雅乔 赵晓青
展现“风车之国”文学魅力
1/2林恪和麦家在与读者分享荷兰文学故事。刘力勤 摄
核心提示：在不少读者的心中，拥有郁金香、风车、梵高、伦勃朗的荷兰，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浪漫国度。然而，对于“风车之国”的文学形象，人们或许感到有些陌生。8月19日-21日，作为南国书香节系列活动“拙见·第三届南方国际文学周”唯一主宾国单元——“荷兰文学中国行”在广州琶洲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著名作家卡德尔·阿卜杜拉等5位荷兰顶级作家携带他们的作品来到现场，与听众们分享他们的写作、思想，以及中国听众最为关注的荷兰故事。
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正在协助翻译《红楼梦》的著名荷兰汉学家、中国文学评论家林恪（Mark Leenhouts），进一步了解当前荷兰文学的现状与潮流，以及他对中荷两国文学交往的心得体会。
呈现荷兰著作多元姿彩
在“荷兰文学中国行”系列活动举办期间，南国书香节会场展示了30多部荷兰作家创作的作品。其中，文学类的作品文体多样，题材丰富，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寓言等，其中小说部分尤其引人入胜。被誉为“战后荷兰文学三巨头”的作家哈里·穆里施和威廉·弗雷德里克·赫尔曼斯的作品均在此列。
哈里·穆里施是当代荷兰、乃至欧洲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多次评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对战争的亲历，对他的思想及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会场陈列的《石头婚床》就是其中一部代表作。它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以古典悲剧和荷马史诗的形式，描写了一位空军准尉的爱情故事。而赫尔曼斯的作品则以不事雕琢的冷峻风格而闻名。本次展出《难以入眠》也是他的一部代表作。
参展的自传体文学作品也感人至深。卡德尔·阿卜杜拉是著名的伊朗裔荷兰小说家，他的《天书——我父亲的笔记本》记录了他早年由于伊朗革命而被迫离开家园和挚爱的故事。他通过父亲遗留下来的笔记本，重新揭开本人的过去与伊朗自身的历史。阿卜杜拉的《大巴扎》也在本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阿德里·范德海伊顿在去年出版的《托尼欧安魂曲》，则披露了作家的丧子之痛，通过生活琐事的描述重构了儿子托尼欧的一生。
除小说外，游记类的作品同样受到热捧。塞斯·诺特博姆的《绕道去圣地亚哥》以西班牙朝圣之旅为线索，介绍当地的建筑、艺术、历史、风光与乡土人情。而黑特·马柯的《在欧洲——跨越二十世纪之旅》则可谓一部欧洲20世纪更广泛的旅行历史，书中充满鲜为人知的奇闻轶事和心灵顿悟，回顾欧洲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过去。
名家对话揭示荷兰文学概貌
近年来，随着交流的深入，作为欧洲的出版大国与文化之都，荷兰文学的独特魅力也渐渐为国人所认识。在本次“荷兰文学中国之行”的系列活动中，荷兰籍伊朗作家卡德尔·阿卜杜拉、汉学家林恪等一众作家也亲临会场，与中国学者进行面对面交流。
“荷兰文学是一种非常年轻的文学，它诞生的时间大概只有1000多年，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绽放出独特的光芒。”在交流会上，阿卜杜拉首先为读者们介绍荷兰文学的概貌。在他看来，自由是荷兰文学的一大特色。荷兰小说的创作题材几乎没有任何界限。“荷兰文学让我从波斯语的文化中释放出来，使我获得自我塑造的机会。”来自伊朗的他对此感触尤深。
作为一名移民作家，阿卜杜拉在荷兰文坛同样是一个异数。回忆自己走过的创作历程，他将荷兰语写作称作一次“冒险的决定”。“母语就好比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而‘换语写作’则如同在琴键上弹奏，具有更多艺术的创作空间。”阿卜杜拉也将自己的文学成就归功于他的“波斯行囊”。他形容自己将“波斯的高山”带给了这个“海平面以下的国家”。
不过，阿卜杜拉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代荷兰文学的问题：“在过去20年间，荷兰社会风平浪静，年轻一代荷兰作家只将视野局限在自我书写上。他们只关注自己的情感和身边人。他们正在丧失一种宝贵的荷兰品质。”他同时对荷兰文学与英美文学趋同的现象感到担忧。
“只有当作家直面社会现实时，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谢有顺也对阿卜杜拉的观察深表认同：“中国作家近年也在遭遇与荷兰作家相似的问题，阿卜杜拉积极介入现实的作品会为中国作家带来有益的启示。”两国同样也面临着互联网对阅读的冲击、年轻人远离阅读的问题。但阿卜杜拉对前景仍然保持乐观：“随着年轻人的成长，他们将回归纸质阅读，因为人们需要书籍、需要文学。”
谈到当代的中国文学，阿卜杜拉对此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表示，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当下，“中国制造”已变得无处不在。每一位平常中国人背后的“中国梦”都能勾起他的好奇心。“我希望能看到越来越多反映中国人真实故事的作品。”阿卜杜拉如此期许。
■对话林恪
谈荷兰文学
与英美文学合流是大势所趋
南方日报：对于大部分中国读者而言，荷兰文学给人感觉相对有些陌生，您能否简单地为我们介绍一下荷兰文学的概况，以及它在世界文坛的地位？
林恪：无可否认，荷兰文学属于欧洲文学的一部分，荷兰文学一直紧贴世界现代文学的发展思潮。与一般的欧美文学相比，与社会现实的紧密结合是荷兰文学的一大特色。早在19世纪，荷兰作家德克尔就已经通过自传体讽刺小说《马格斯·哈弗拉尔》抨击殖民主义制度，为殖民地贫困和受剥削的人民呼吁，引起了荷兰国会和社会舆论的注意，对日后西方殖民政策的改变产生了很大影响。到了二战时期，纳粹德国长达5年的占领也对荷兰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与卡夫卡齐名的赫尔曼斯，就写了许多与二战相关的作品，比如《达摩克利斯的暗室》。而他的作品不是简单地批评纳粹，而更重在反思荷兰人在二战中摇摆不定的态度。当时不少荷兰人为了明哲保身，甚至跟德国人合作，他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荷兰这样的小国在二战中的处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荷兰文学也站在了当时左翼思潮的风口浪尖，写作的尺度较为开放，可谓荷兰文学最有特点的时期。
然而，荷兰语毕竟是一个小语种，相比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或西语文学，它在过去翻译得比较少，位置也弱势得多。这种情况不但出现在中国，欧洲人对荷兰文学的了解也并不深入。而荷兰对自身的文学推广也起步得比较晚，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成立了荷兰文学基金会，开始积极推动荷兰文学在欧洲的传播。从2005年开始，荷兰文学基金会也开始在中国推荐我们的作品，对荷兰文学中译本的推广起到了长足的影响。
南方日报：作为小语种的文学，荷兰文学在近20年来的全球化趋势下面临怎样的潮流与挑战？
林恪：近数十年来荷兰文学出现了一个新现象：走进任何一家书店，我们会发现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英美来的书。但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放到欧洲其他国家也一样的。英美文化随着麦当劳、好莱坞等流行文化对欧洲大陆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就连法国这样保守的文化也越来越多地受到英美的影响，足见后者的强势。英美小说比较强调故事，强调人物的心理描写，而法国小说比较实验性。过去荷兰文学主要追随巴黎的思潮，但现在大家都喜欢读美国故事性很强的小说。当然，随着欧洲的移民潮出现，来自中东国家的作家，如卡德尔·阿卜杜拉的移民文学，也为荷兰文学带来了一些新鲜血液，但现在也很难说什么是主流，荷兰文学的创作已经非常多元化了。
南方日报：对于这种文学趋同化的趋势，您是怎样看待的？荷兰文学是否需要固守自己的传统特色？
林恪：不一定。我认为文学传统非常重要，但它不是一个封闭的民族主义概念，而是一种艺术情怀。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传统并不是一种国籍，而是一种叙述方式。比如中国的小说，从《红楼梦》到巴金的《家》、再到余华的一些作品，这种动辄上百人出场的描写，都呈现出非常相似的描写方式。这在不少西方评论家看来，就成了一种中国小说的传统。年轻一代看过前人的小说，沉浸其中并开始模仿前辈，因而走上创作的道路，这就是对传统的一种传承。我们并不是必须划分出美国的传统或者中国的传统，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都可以相互借鉴。
谈中荷交流
优秀译者的缺乏仍待题解
南方日报：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荷兰与中国文学交流的现状如何？
林恪：早在三年前的北京图书博览会上，我就跟随荷兰文学基金会与20多位文学家一起参加。我们与中国作家，包括刘震云、阿来等都进行了非常愉快的对话。然而，我发现中荷两国的文学交流还是存在一些门槛，因为大部分的荷兰作家对中国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可能也读过这些中国作家的作品，但他们对这些作品的背景、中国的社会现状知之甚少，这影响到他们对中国文学的价值评判。尤其是不少老一辈的作家，他们来中国之前，以为这里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样子。他们看到北京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都感到大吃一惊。我想，这种情况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是有关的。大部分西方学者，可能也包括我自己，有时也因此变得有些懒惰，感觉世界上其他所有文化都在接受西方文化、都在读我们自己的作品，而我们对外国文化的好奇心却渐渐减少了。
南方日报：翻译在文学交流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位翻译家，您怎样看待目前中国文学与荷兰文学各自的翻译情况？您认为一个良好的译本应当具备哪些要素？
林恪：当前荷兰文学的中文译本并不多，最大的难题是翻译的人才。在中国只有三四所大学设有荷兰语课程，真正懂荷兰语的中国人还不多。而且这些专业开设的时间也不长，毕业生还没有积累足够的翻译经验，所以目前看到的大部分荷兰小说的中译本还是从英语、法语或德语转译的。转译会带来很多问题，这不只是遣词用句的一些小错误，作品风格有时也与原著大相径庭。因为作品在经过译者翻译之后，会加上了很多译者主观的过滤。反过来，翻译到荷兰的中国文学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虽然转译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我认为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宽容，毕竟它们为荷兰文学在中国开拓了市场，也为从事荷兰语翻译的人才培养创造了成长的空间。
我认为，一个好的翻译作品应该将作者的声调、语调与作品的情感、风格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出来。当然，当代翻译家的培养也存在一些问题。荷兰是一个具有汉学研究传统的国家，但汉学研究也出现过断层。我在上世纪90年代来中国留学时，中国还没有像今天那么开放，如今欧洲“汉语热”方兴未艾，学汉语的年轻人也有更多的机会来中国交流。他们的口语很流利，但他们很少有空余的时间读书，了解中国文化。所以，当他们真正开始翻译中国文学的时候，往往达不到很理想的状态。我认为，一位优秀的翻译家不仅要精通外语，更需要有足够的文学修养。简单而言，翻译家必须喜欢读书。
●南方日报记者 杨逸 实习生 徐雅乔 赵晓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