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十年的十个关键性转变【史建】
1．超大城市与城市群
1997年，在第十届德国卡塞尔文献展上，雷姆·库哈斯以其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珠江三角洲计划》，从多角度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区域由高速公路和与之伴生的加工业构成的新型城市带现象。在此之后，他的哈佛研究团队继续保持对珠江三角洲城市带的关注，2001年，《大跃进》出版，在书中他指出：“它（指《大跃进》）描述一种新的城市状态，一种新的城市存在形式，我们称之为‘加剧差异的城市’（city of exacerbated difference）或者COED。除却我们已知的所有特征，COED生成了一系列新的、版权所有的概念，它提出了一套新的词汇或语言框架来描述和解释当代城市环境。”
此时，以上海浦东开发为先导（到1998年，已有170余幢高楼疯狂的滋长出来，与外滩建筑群隔江对峙，初步形成CBD格局），中国的新一轮超速城市化也刚刚起步。在此之前，整个社会颇为关注西方大城市发展的弊端，曾着力加快中小城市和县级市的发展，但是这十年间，大城市、超大城市和超级城市群的超速建设，已成为主流。与既成的珠江三角洲“畸形”的城市带不同，在这十年间逐渐成型的长三角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为副中心，包括江苏的扬州、泰州、南通、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浙江的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共15个城市及其所辖的74个县市，以沪杭、沪宁高速公路以及多条铁路为纽带，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和京津城市带（及环渤海经济圈），则更多依托于原有城市布局，以交通环境的改观、行政机制的变革，以及新区城市景观的塑造（如上海浦东、北京国贸区域、天津滨海新区于家堡CBD规划）为特征，展现出更为强劲（目标是世界级城市群）、主流（中国特色）和国际化（规划与设计均为国际招标）的趋势。
2．保护与再生
2003年，欧宁、曹斐与缘影会拍摄了《三元里》，以纪录片的形式将这个广州的城中村的生态进行了全面深入剖析。两年之后，在首届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上，策展人张永和已将“城中村”作为一个独立展示场馆进行集中展示，动员国内外6所著名大学进行“深圳城中村联合设计研究”，不仅关注问题、分析问题，也着手于解决问题，即试图为这个困扰城市规划的难题找到化解的方法。
由此，城中村作为一种特异的都市现象，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甚至像深圳的大芬村（油画村）和岗厦村（邻近市民中心），由于产业、规划或区位等原因，其鲜活、多样的都市性与四围的新建平庸城区形成巨大反差，已经成为自发都市性区域的范本，对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均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然而由于片区的现状长期以来被认为“与深圳现代化的城市形象极不相称，已经到了非改造不可的地步”，已开始进行整体夷平重建的大规模改造。眼下岗厦河园片区集体物业已率先拆除，接下来村民物业签约也将尽快启动，这标志着岗厦村改造项目进入了实质性启动阶段。显然，作为中国超速城市化的一种特殊现象的城中村，在尚未来得及充分记录、研究和融入城市之前，已经在成“建制”地消失。
2007年6月，一个由库哈斯和AMO、黛克、马清运和朱锫等11个建筑师团队参加的“再生策略：北京旧城——西四新北街概念设计国际邀请展”，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展出。参展建筑师针对这个历史文化保护区域的具体街块，提出激活与再生的模式，其中库哈斯团队将研究的主题集中于对历史建筑的保护，试图在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现实的角度，探究保护主义与现代建筑/规划间存在的历史性敌意，以及建立一种全新的理解与合作机制的可能性。
但是这个意在探索历史街区再生新模式的概念设计展览，受到民间保护组织的激烈争议，他们不能理解我作为西村幸夫的《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的编辑者，为什么会策划一个“毁灭”历史街区的展览。由于在衰落、毁灭与保护、激活间缺乏必要的文化弹性，近十年来对传统街区的保护，尚徘徊于对绝对保护与政策更新的执著，没有把区域整体激活与民间再生力量的参与纳入视野。
在历史街区保护已成为社会共识的情况下，像岗厦村和西四北地区这样的区域要想获得再生并融入城市，仍是步履维艰。
3．旧区新生
2000年上海“新天地”项目启动，由此开启了旧城“普通”街区经商业文化包装而再生的模式，一时间各地纷纷仿效，然而成功者寥寥，可见这种完全大规模复建（虽然是“严肃”的态度）、整体商业运作的模式，还是有相当的商业风险和再生误区（就是“新天地”本身，也很快面临周边城市环境剧变、自身沦为孤立景观的窘境）。但是在奥运前夕，北京旧城核心区域的前门大街改造，再次大规模一次性复建历史文化街区，致使沿街建筑粗浮、小品粗俗，空间品质犹如片场。
与此同时，北京什刹海地区的烟袋斜街改造，采取政府有限干预策略，即政府出资先把市政设施到位，再逐步引导房屋修缮和经济发展，最终达到政府投入基础设施的资金而收入地区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旅游和商业税收，居民没有付出成本而获得地产升值，改造吸引的大量投资获得一定的利润的共同繁荣局面。此后南锣鼓巷的改造采取了相似的策略，也获得了成功。遗憾的是这些局部的小规模改造模式，很快被其更为抢眼的商业轰动效应遮没。
而最近十年来，罕有在更大的街区、区域和城区进行渐进式改造的成功案例，媒体透露的更多信息是各地旧城街区的大规模拆除，但这不完全是事实。不管在上海、广州、还是北京，旧城的历史遗存还大量存在，在有些地方（如南通的唐闸）甚至还保留着20世纪初的生活方式，所谓的“千城一面”只是表象。眼下，这些大量/大片历史遗存因空间价值被忽略、年轻群体的撤离，正在迅速衰朽，发现、记录和再生，是万分迫切的工作。
4．创意空间再生
产业遗产价值的发现与再生，是近十年来中国城市最为抢眼的事件，这多少赖于艺术家工作室/画廊的“启动”模式、大城市创意产业策略的倡导和新都市群体的产生。并且，最近几年，产业遗址再生的模式已经超越了时间（如深圳华侨城OCT中心再生的是只有二十年历史的加工业厂区）、地域（如内地“坦克库·重庆当代艺术中心”）和范围（如南通唐闸近代工业区，欲整体再生为创意区域）的阈限，成为区域甚至城市再生的策略。
北京的798艺术区位于酒仙桥大山子地区（故又称大山子艺术区），原为国营798厂等电子工业的老厂区所在地。从2001年开始，来自北京周边和北京以外的艺术家开始集聚798厂，利用原有厂房的风格，稍作装修和修饰，一变而成为富有特色的艺术展示和创作空间。现今798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媒体和大众的广泛关注，并已成为了北京都市文化的新地标和旅游热点地区，而且带动附近草场地艺术区、酒厂艺术区和环铁艺术区的崛起。不仅如此，798的成功再生，也促动了管理方和政府的创意产业再生信心，眼下，与之相近的751厂区的设计广场的主导性再生，以及焦化厂、首钢等更为扩大区域的主导性再生，已经揭开帷幕。
与北京的产业遗产再生之路稍有不同，上海的苏州河沿岸、莫干山路50号艺术区、大杨浦—滨江创意产业中心的由个案到区域、由工作室到亚太创意设计中心的宏大构想，更多有赖于具有超强韧性的台湾设计师登琨艳的努力。
但是，由于中国的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发展的畸形（黄金时代短促、产业区域与都市空间隔离），都使其再生模式必然与纽约（如苏荷区、切尔西区）、鲁尔工业区等地的再生模式不同。虽然产业遗产再生近年来已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但是半封闭的环境、过快商业化和管理方的强势主导，仍使其未来具有不确定性。
5．新都市人的诞生
2007年，艺术家方力钧的一个展览上，重要作品是一片翻制的金色头像，他后来在接受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馆长杰罗姆·桑斯的访谈时说：“这些人大体上是新中国以后第一批自由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为了政府、不是为了体制工作的人。对于我个人来讲，在我生命过程当中认识了一些人，并可能记录下来的一些人……这是一个非常幸福、非常难得的机会。”
在中国，“自由职业者”特指自动脱离体制后民间生存状态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媒体工作者和撰稿人，正是这些新都市人，以其职场的流动性、城市的漫游性、表达的新异性和生存的另类性，形成了近十年来颇为独特的都市风景。
从圆明园画家村到宋庄、树村和霍营，北京自由艺术家始终在城市边缘寻找聚居的场所，那时，艺术家的聚居区还被看作不安定区域；眼下，北京的798、草场地，上海的莫干山路50号，深圳的OCT中心，自由艺术家由农村接近城市、进而占据城市。当代艺术、地下电影、地下音乐、艺术区、京漂、工作室、SOHO、志愿者……这些新城市现象，都与这一人群的出现有关。新都市人的出现，是中国近十年逐渐形成主流都市模式和都市性的重要指标，即他们往往是构成都市活力和丰富性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与“在朝”的职业者的动辄在论坛、酒席间的激扬话语和批判姿态不同，“在野”的新都市人更执迷于发现、记录和表达，以及文本上的批判与创造。
6．CBD之梦
近十年来，随着超速城市化的浪潮的席卷，“大都市”和“CBD”（中央商务区）已经成为中国几乎所有大城市（甚至中型城市）的梦想，而崛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的浦东陆家嘴CBD，则是这一轮中国式造城模式的“原型”——所谓所有CBD优点陆家嘴都有（如大面积中心绿地、曼哈顿般令人震撼的天际线），而所有CBD缺点陆家嘴也都无法摆脱（如步行尺度街道空间的缩减和宽阔的车行大道主导）。
与此同时，上海的6个区域性CBD（淮海中路、徐家汇、人民广场中心区、虹桥、南京西路静安寺、五角场新江湾城）也并行发展，形成在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所见的高楼大厦在旧城遍地开花的奇异景观。
北京CBD的设想在1993年提出，2000年正式推出，2003年开始运作，2007年初现格局，目标当然是要成为“北京的曼哈顿”，由于不受古都风貌保护的限制，建筑容积率和建筑的高度可适当放宽和提高，建筑风格和建筑形式可多样和探索，CBD正在成为北京的“特权”区域，癫狂空间的策源地。眼下，随着国贸三期和库哈斯的CCTV新台址的竣工，北京的CBD已经气势初显，其模式与陆家嘴相近，而独缺明晰的地理和景观界限。与此并行的是西单西侧的金融街，也在这十年里也戏剧性地成长为巨人，眼下，它已是名副其实的金融总部中心，业绩力压CBD，并且溢出界线，开始向西部和北部蚕食鲸吞。
眼下，随着环渤海经济圈的超速启动，天津滨海新区CBD（于家堡）规划，由于河道湾流而形成的独特地形，更为露骨地克隆了曼哈顿模式。
就像大都市化目前已成为众多中国城市的未来指标一样，CBD也已是大城市的必备的乌托邦梦想，在这十年里，取景于曼哈顿、取意于陆家嘴的中国式CBD模式，正得到广泛复制，成为超速城市化欲望的最为直观的表达。
7．新国家主义建筑
新国家主义建筑是指近十年来在中国（主要是北京）出现的、以国际招标方式建造的国家级建筑，如国家大剧院、鸟巢（国家体育场）、水立方（国家游泳中心）、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国家博物馆扩建，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CCTV新台址。
1999年，北京的第一个新国家主义建筑——国家大剧院项目，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中标；2002年，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的CCTV新台址方案中标；第二年，瑞士建筑师组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鸟巢”、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的北京机场3号航站楼和澳大利亚PTW建筑师事务所的“水立方”方案中标；2004年，德国建筑师事务所gmp中标国家博物馆扩建工程。
2000年6月，49位院士和108名建筑专家给中央常委上书，认为国家大剧院方案严重不科学、不合理，造价超一流而功能仅为二三流，脱离中国实际，无视中国传统。这种激烈的反对声浪后来也出现在对“鸟巢”和CCTV新台址设计的反应中，并随着中国“正在成为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的鼓噪而达到高潮。
但是，历史并没有随着主流建筑界的意愿而发生扭转，新国家主义建筑（主要是“鸟巢”和CCTV）以其强烈的国际化和未来主义诉求，对区域和城市空间的强大整合力，给北京赋予了活力，已是举世公认的国际设计师在中国的一流设计。我曾经说过：“近年北京一系列由国际著名建筑大师设计的标志性建筑，是在主流建筑界强烈的抵触情绪下浮现的，已经有许多人阐释了其将对北京城市空间产生的重要影响，但它其实还有着更为复合的文化内涵。北京标志性建筑国际化的趋势，图解了它对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强烈诉求，以及塑造全新的、具有前瞻性的城市性格的野心。”
8．速度城市
改革开放以后相当一段时期，美国化的公路交通方式曾是中国城市/国家交通的主流发展模式，在城市，立交桥和环路；在城市之间，高速和快速路的超速建设，曾是媒体炫耀的现代化指标。但是由此带来的拥堵、耗费和污染等问题的日益加剧，以及超级城市群建设对快速、环保、高运能和低成本运输的迫切需求，使适合国情的轨道交通在近十年受到“国家策略”般的重视。
中国铁路在近十年（1997—2007）六次大提速，从第一次提速的最高时速140公里、平均时速90公里，到第六次提速的开行时速200公里以上，部分区段达到250公里。与此同时，城际列车的高速化和公交化（如2008年开通的京津城际高速铁路，时速350公里，目前行车间隔10分钟），进一步拉近了城市圈之间的空间距离。这十年超速发展的中国铁路和航空业，从根本上改变了从近代以来形成的“现代”时空观念，并将持续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节奏。
地铁的超速建设和体系化，也是这十年中国大城市生活速度提升的重要因素。国外超大城市（如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的地铁系统，均已经过一百多年的商业化开发，形成了完备、主流的都市交通系统，是超大城市运转的脊梁。而中国的地铁建设不过几十年的历史（北京地铁一期作为战备工程1965年正式开工，于1969年基本建成，1971年开始试运营，1981年才正式交付北京市运营使用），北京直到奥运前夕，才勉强勾画出连通主要城市节点的地铁/城铁系统；在这十年，上海、广州、深圳、重庆等城市也建立了地铁系统，天津的地铁系统也在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因超级拥挤和网络化而促成的地铁文化也应运而生。
轨道交通建设是中国城市近十年来超速发展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并且未来发展的潜力巨大。而中国城市交通的现实依然严峻，轨道交通的人性化（如零换乘、每平方公里车站数量、出站口等）的缺欠和公路交通的拥堵，依然是中国城市的顽疾。
9．郊区城市
与以往学术和西方意义上的“郊区化”（特大城市因人口和各种职能迅速向郊区扩散转移，从而使郊区变为具有市区多种职能的城市化地域的过程）不同，近十年来以超大规模经济适用房为主导的社区带动的郊区化城市，正在形成独有的郊区化生存的中国特色：旧城贫困人口的外迁、经济适用房社区与别墅（往往是中国式的“联排别墅”）的并置、白领的郊区的想象和大空间欲望……
超速城市化过程中的摊大饼式无序蔓延，一直是规划界和学术界极力规避/批评，也是正在成为无奈现实的现象。就是那些规划了的超大社区，如北京的天通苑、回龙观、世纪城，上海的莘庄，广州番禺碧桂园，也成为超大型的、仅具有单一居住功能的“卧城”。大量居民汇聚于城市郊区超级住宅区，表面上带来居住面积的改善、环境质量的提高，但是与城市公共空间品质的疏离、服务业的稀缺和交通线的无限拉长，都使“郊区城市”的居民成为远离都市氛围的尴尬人群——空间介于城—乡之间，生活状态、信息状态也介于城—乡之间，与城里社区的相对封闭性相比，郊区化超级社区的卧城模式具有绝对的封闭性。
如何整合郊区化城市，使之逐步具备某种卫星城的功能，进而成为卫星城和具有都市性，一直是世界性的难题，对超速发展的、尚处于青春期（郊区化的初级阶段）的中国城市来讲，就更是一种挑战。
10．景观城市与生态城市
在中国超速城市化的十年里，景观城市的营造应该是最为外化的特征，与之前珠江三角洲城市带粗放的造城模式迥异，这十年各大城市着意于以行政中心建筑—轴线—广场—绿地为核心的景观营造，如深圳市民中心及广场、东莞中心广场，甚至区级政府也着意营造超大规模的行政广场（如宁波市鄞州区政府广场），其理想模式是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海的人民广场、青岛的五四广场和大连的人民广场等广场群。这种巴洛克式（以轴线、对称建筑和装饰性绿地为特征）的古典语境城市景观的成批复制，是政府视角的城市规划理念的最好阐释。
与此相近，近十年各地新建的公共建筑和商业中心，以及知名或规模巨大的地产项目，也都标榜以广场、绿地和低密度为基本指标的景观社区构想，由此产生了大量建筑、景观小品与公共空间疏离的、空洞的城市广场。而近几年来，随着“可持续性”、“再生”、“生态”等全球化理念的风行，借鉴古典园林意向的“山水城市”，正在成为“生态城市”中国式范本。有意思的是在所有这些公共空间的设计中，有大量国外设计师的作品迎合了这一趣味，但这种以景观（视觉）、伦理（农业文明或巴洛克式的古典语境）为主导的生态城市，与当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刊于《周末画报·史记（1998-2008）》）
1997年，在第十届德国卡塞尔文献展上，雷姆·库哈斯以其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珠江三角洲计划》，从多角度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区域由高速公路和与之伴生的加工业构成的新型城市带现象。在此之后，他的哈佛研究团队继续保持对珠江三角洲城市带的关注，2001年，《大跃进》出版，在书中他指出：“它（指《大跃进》）描述一种新的城市状态，一种新的城市存在形式，我们称之为‘加剧差异的城市’（city of exacerbated difference）或者COED。除却我们已知的所有特征，COED生成了一系列新的、版权所有的概念，它提出了一套新的词汇或语言框架来描述和解释当代城市环境。”
此时，以上海浦东开发为先导（到1998年，已有170余幢高楼疯狂的滋长出来，与外滩建筑群隔江对峙，初步形成CBD格局），中国的新一轮超速城市化也刚刚起步。在此之前，整个社会颇为关注西方大城市发展的弊端，曾着力加快中小城市和县级市的发展，但是这十年间，大城市、超大城市和超级城市群的超速建设，已成为主流。与既成的珠江三角洲“畸形”的城市带不同，在这十年间逐渐成型的长三角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为副中心，包括江苏的扬州、泰州、南通、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浙江的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共15个城市及其所辖的74个县市，以沪杭、沪宁高速公路以及多条铁路为纽带，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和京津城市带（及环渤海经济圈），则更多依托于原有城市布局，以交通环境的改观、行政机制的变革，以及新区城市景观的塑造（如上海浦东、北京国贸区域、天津滨海新区于家堡CBD规划）为特征，展现出更为强劲（目标是世界级城市群）、主流（中国特色）和国际化（规划与设计均为国际招标）的趋势。
2．保护与再生
2003年，欧宁、曹斐与缘影会拍摄了《三元里》，以纪录片的形式将这个广州的城中村的生态进行了全面深入剖析。两年之后，在首届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上，策展人张永和已将“城中村”作为一个独立展示场馆进行集中展示，动员国内外6所著名大学进行“深圳城中村联合设计研究”，不仅关注问题、分析问题，也着手于解决问题，即试图为这个困扰城市规划的难题找到化解的方法。
由此，城中村作为一种特异的都市现象，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甚至像深圳的大芬村（油画村）和岗厦村（邻近市民中心），由于产业、规划或区位等原因，其鲜活、多样的都市性与四围的新建平庸城区形成巨大反差，已经成为自发都市性区域的范本，对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均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然而由于片区的现状长期以来被认为“与深圳现代化的城市形象极不相称，已经到了非改造不可的地步”，已开始进行整体夷平重建的大规模改造。眼下岗厦河园片区集体物业已率先拆除，接下来村民物业签约也将尽快启动，这标志着岗厦村改造项目进入了实质性启动阶段。显然，作为中国超速城市化的一种特殊现象的城中村，在尚未来得及充分记录、研究和融入城市之前，已经在成“建制”地消失。
2007年6月，一个由库哈斯和AMO、黛克、马清运和朱锫等11个建筑师团队参加的“再生策略：北京旧城——西四新北街概念设计国际邀请展”，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展出。参展建筑师针对这个历史文化保护区域的具体街块，提出激活与再生的模式，其中库哈斯团队将研究的主题集中于对历史建筑的保护，试图在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现实的角度，探究保护主义与现代建筑/规划间存在的历史性敌意，以及建立一种全新的理解与合作机制的可能性。
但是这个意在探索历史街区再生新模式的概念设计展览，受到民间保护组织的激烈争议，他们不能理解我作为西村幸夫的《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的编辑者，为什么会策划一个“毁灭”历史街区的展览。由于在衰落、毁灭与保护、激活间缺乏必要的文化弹性，近十年来对传统街区的保护，尚徘徊于对绝对保护与政策更新的执著，没有把区域整体激活与民间再生力量的参与纳入视野。
在历史街区保护已成为社会共识的情况下，像岗厦村和西四北地区这样的区域要想获得再生并融入城市，仍是步履维艰。
3．旧区新生
2000年上海“新天地”项目启动，由此开启了旧城“普通”街区经商业文化包装而再生的模式，一时间各地纷纷仿效，然而成功者寥寥，可见这种完全大规模复建（虽然是“严肃”的态度）、整体商业运作的模式，还是有相当的商业风险和再生误区（就是“新天地”本身，也很快面临周边城市环境剧变、自身沦为孤立景观的窘境）。但是在奥运前夕，北京旧城核心区域的前门大街改造，再次大规模一次性复建历史文化街区，致使沿街建筑粗浮、小品粗俗，空间品质犹如片场。
与此同时，北京什刹海地区的烟袋斜街改造，采取政府有限干预策略，即政府出资先把市政设施到位，再逐步引导房屋修缮和经济发展，最终达到政府投入基础设施的资金而收入地区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旅游和商业税收，居民没有付出成本而获得地产升值，改造吸引的大量投资获得一定的利润的共同繁荣局面。此后南锣鼓巷的改造采取了相似的策略，也获得了成功。遗憾的是这些局部的小规模改造模式，很快被其更为抢眼的商业轰动效应遮没。
而最近十年来，罕有在更大的街区、区域和城区进行渐进式改造的成功案例，媒体透露的更多信息是各地旧城街区的大规模拆除，但这不完全是事实。不管在上海、广州、还是北京，旧城的历史遗存还大量存在，在有些地方（如南通的唐闸）甚至还保留着20世纪初的生活方式，所谓的“千城一面”只是表象。眼下，这些大量/大片历史遗存因空间价值被忽略、年轻群体的撤离，正在迅速衰朽，发现、记录和再生，是万分迫切的工作。
4．创意空间再生
产业遗产价值的发现与再生，是近十年来中国城市最为抢眼的事件，这多少赖于艺术家工作室/画廊的“启动”模式、大城市创意产业策略的倡导和新都市群体的产生。并且，最近几年，产业遗址再生的模式已经超越了时间（如深圳华侨城OCT中心再生的是只有二十年历史的加工业厂区）、地域（如内地“坦克库·重庆当代艺术中心”）和范围（如南通唐闸近代工业区，欲整体再生为创意区域）的阈限，成为区域甚至城市再生的策略。
北京的798艺术区位于酒仙桥大山子地区（故又称大山子艺术区），原为国营798厂等电子工业的老厂区所在地。从2001年开始，来自北京周边和北京以外的艺术家开始集聚798厂，利用原有厂房的风格，稍作装修和修饰，一变而成为富有特色的艺术展示和创作空间。现今798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媒体和大众的广泛关注，并已成为了北京都市文化的新地标和旅游热点地区，而且带动附近草场地艺术区、酒厂艺术区和环铁艺术区的崛起。不仅如此，798的成功再生，也促动了管理方和政府的创意产业再生信心，眼下，与之相近的751厂区的设计广场的主导性再生，以及焦化厂、首钢等更为扩大区域的主导性再生，已经揭开帷幕。
与北京的产业遗产再生之路稍有不同，上海的苏州河沿岸、莫干山路50号艺术区、大杨浦—滨江创意产业中心的由个案到区域、由工作室到亚太创意设计中心的宏大构想，更多有赖于具有超强韧性的台湾设计师登琨艳的努力。
但是，由于中国的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发展的畸形（黄金时代短促、产业区域与都市空间隔离），都使其再生模式必然与纽约（如苏荷区、切尔西区）、鲁尔工业区等地的再生模式不同。虽然产业遗产再生近年来已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但是半封闭的环境、过快商业化和管理方的强势主导，仍使其未来具有不确定性。
5．新都市人的诞生
2007年，艺术家方力钧的一个展览上，重要作品是一片翻制的金色头像，他后来在接受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馆长杰罗姆·桑斯的访谈时说：“这些人大体上是新中国以后第一批自由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为了政府、不是为了体制工作的人。对于我个人来讲，在我生命过程当中认识了一些人，并可能记录下来的一些人……这是一个非常幸福、非常难得的机会。”
在中国，“自由职业者”特指自动脱离体制后民间生存状态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媒体工作者和撰稿人，正是这些新都市人，以其职场的流动性、城市的漫游性、表达的新异性和生存的另类性，形成了近十年来颇为独特的都市风景。
从圆明园画家村到宋庄、树村和霍营，北京自由艺术家始终在城市边缘寻找聚居的场所，那时，艺术家的聚居区还被看作不安定区域；眼下，北京的798、草场地，上海的莫干山路50号，深圳的OCT中心，自由艺术家由农村接近城市、进而占据城市。当代艺术、地下电影、地下音乐、艺术区、京漂、工作室、SOHO、志愿者……这些新城市现象，都与这一人群的出现有关。新都市人的出现，是中国近十年逐渐形成主流都市模式和都市性的重要指标，即他们往往是构成都市活力和丰富性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与“在朝”的职业者的动辄在论坛、酒席间的激扬话语和批判姿态不同，“在野”的新都市人更执迷于发现、记录和表达，以及文本上的批判与创造。
6．CBD之梦
近十年来，随着超速城市化的浪潮的席卷，“大都市”和“CBD”（中央商务区）已经成为中国几乎所有大城市（甚至中型城市）的梦想，而崛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的浦东陆家嘴CBD，则是这一轮中国式造城模式的“原型”——所谓所有CBD优点陆家嘴都有（如大面积中心绿地、曼哈顿般令人震撼的天际线），而所有CBD缺点陆家嘴也都无法摆脱（如步行尺度街道空间的缩减和宽阔的车行大道主导）。
与此同时，上海的6个区域性CBD（淮海中路、徐家汇、人民广场中心区、虹桥、南京西路静安寺、五角场新江湾城）也并行发展，形成在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所见的高楼大厦在旧城遍地开花的奇异景观。
北京CBD的设想在1993年提出，2000年正式推出，2003年开始运作，2007年初现格局，目标当然是要成为“北京的曼哈顿”，由于不受古都风貌保护的限制，建筑容积率和建筑的高度可适当放宽和提高，建筑风格和建筑形式可多样和探索，CBD正在成为北京的“特权”区域，癫狂空间的策源地。眼下，随着国贸三期和库哈斯的CCTV新台址的竣工，北京的CBD已经气势初显，其模式与陆家嘴相近，而独缺明晰的地理和景观界限。与此并行的是西单西侧的金融街，也在这十年里也戏剧性地成长为巨人，眼下，它已是名副其实的金融总部中心，业绩力压CBD，并且溢出界线，开始向西部和北部蚕食鲸吞。
眼下，随着环渤海经济圈的超速启动，天津滨海新区CBD（于家堡）规划，由于河道湾流而形成的独特地形，更为露骨地克隆了曼哈顿模式。
就像大都市化目前已成为众多中国城市的未来指标一样，CBD也已是大城市的必备的乌托邦梦想，在这十年里，取景于曼哈顿、取意于陆家嘴的中国式CBD模式，正得到广泛复制，成为超速城市化欲望的最为直观的表达。
7．新国家主义建筑
新国家主义建筑是指近十年来在中国（主要是北京）出现的、以国际招标方式建造的国家级建筑，如国家大剧院、鸟巢（国家体育场）、水立方（国家游泳中心）、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国家博物馆扩建，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CCTV新台址。
1999年，北京的第一个新国家主义建筑——国家大剧院项目，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中标；2002年，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的CCTV新台址方案中标；第二年，瑞士建筑师组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鸟巢”、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的北京机场3号航站楼和澳大利亚PTW建筑师事务所的“水立方”方案中标；2004年，德国建筑师事务所gmp中标国家博物馆扩建工程。
2000年6月，49位院士和108名建筑专家给中央常委上书，认为国家大剧院方案严重不科学、不合理，造价超一流而功能仅为二三流，脱离中国实际，无视中国传统。这种激烈的反对声浪后来也出现在对“鸟巢”和CCTV新台址设计的反应中，并随着中国“正在成为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的鼓噪而达到高潮。
但是，历史并没有随着主流建筑界的意愿而发生扭转，新国家主义建筑（主要是“鸟巢”和CCTV）以其强烈的国际化和未来主义诉求，对区域和城市空间的强大整合力，给北京赋予了活力，已是举世公认的国际设计师在中国的一流设计。我曾经说过：“近年北京一系列由国际著名建筑大师设计的标志性建筑，是在主流建筑界强烈的抵触情绪下浮现的，已经有许多人阐释了其将对北京城市空间产生的重要影响，但它其实还有着更为复合的文化内涵。北京标志性建筑国际化的趋势，图解了它对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强烈诉求，以及塑造全新的、具有前瞻性的城市性格的野心。”
8．速度城市
改革开放以后相当一段时期，美国化的公路交通方式曾是中国城市/国家交通的主流发展模式，在城市，立交桥和环路；在城市之间，高速和快速路的超速建设，曾是媒体炫耀的现代化指标。但是由此带来的拥堵、耗费和污染等问题的日益加剧，以及超级城市群建设对快速、环保、高运能和低成本运输的迫切需求，使适合国情的轨道交通在近十年受到“国家策略”般的重视。
中国铁路在近十年（1997—2007）六次大提速，从第一次提速的最高时速140公里、平均时速90公里，到第六次提速的开行时速200公里以上，部分区段达到250公里。与此同时，城际列车的高速化和公交化（如2008年开通的京津城际高速铁路，时速350公里，目前行车间隔10分钟），进一步拉近了城市圈之间的空间距离。这十年超速发展的中国铁路和航空业，从根本上改变了从近代以来形成的“现代”时空观念，并将持续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节奏。
地铁的超速建设和体系化，也是这十年中国大城市生活速度提升的重要因素。国外超大城市（如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的地铁系统，均已经过一百多年的商业化开发，形成了完备、主流的都市交通系统，是超大城市运转的脊梁。而中国的地铁建设不过几十年的历史（北京地铁一期作为战备工程1965年正式开工，于1969年基本建成，1971年开始试运营，1981年才正式交付北京市运营使用），北京直到奥运前夕，才勉强勾画出连通主要城市节点的地铁/城铁系统；在这十年，上海、广州、深圳、重庆等城市也建立了地铁系统，天津的地铁系统也在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因超级拥挤和网络化而促成的地铁文化也应运而生。
轨道交通建设是中国城市近十年来超速发展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并且未来发展的潜力巨大。而中国城市交通的现实依然严峻，轨道交通的人性化（如零换乘、每平方公里车站数量、出站口等）的缺欠和公路交通的拥堵，依然是中国城市的顽疾。
9．郊区城市
与以往学术和西方意义上的“郊区化”（特大城市因人口和各种职能迅速向郊区扩散转移，从而使郊区变为具有市区多种职能的城市化地域的过程）不同，近十年来以超大规模经济适用房为主导的社区带动的郊区化城市，正在形成独有的郊区化生存的中国特色：旧城贫困人口的外迁、经济适用房社区与别墅（往往是中国式的“联排别墅”）的并置、白领的郊区的想象和大空间欲望……
超速城市化过程中的摊大饼式无序蔓延，一直是规划界和学术界极力规避/批评，也是正在成为无奈现实的现象。就是那些规划了的超大社区，如北京的天通苑、回龙观、世纪城，上海的莘庄，广州番禺碧桂园，也成为超大型的、仅具有单一居住功能的“卧城”。大量居民汇聚于城市郊区超级住宅区，表面上带来居住面积的改善、环境质量的提高，但是与城市公共空间品质的疏离、服务业的稀缺和交通线的无限拉长，都使“郊区城市”的居民成为远离都市氛围的尴尬人群——空间介于城—乡之间，生活状态、信息状态也介于城—乡之间，与城里社区的相对封闭性相比，郊区化超级社区的卧城模式具有绝对的封闭性。
如何整合郊区化城市，使之逐步具备某种卫星城的功能，进而成为卫星城和具有都市性，一直是世界性的难题，对超速发展的、尚处于青春期（郊区化的初级阶段）的中国城市来讲，就更是一种挑战。
10．景观城市与生态城市
在中国超速城市化的十年里，景观城市的营造应该是最为外化的特征，与之前珠江三角洲城市带粗放的造城模式迥异，这十年各大城市着意于以行政中心建筑—轴线—广场—绿地为核心的景观营造，如深圳市民中心及广场、东莞中心广场，甚至区级政府也着意营造超大规模的行政广场（如宁波市鄞州区政府广场），其理想模式是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海的人民广场、青岛的五四广场和大连的人民广场等广场群。这种巴洛克式（以轴线、对称建筑和装饰性绿地为特征）的古典语境城市景观的成批复制，是政府视角的城市规划理念的最好阐释。
与此相近，近十年各地新建的公共建筑和商业中心，以及知名或规模巨大的地产项目，也都标榜以广场、绿地和低密度为基本指标的景观社区构想，由此产生了大量建筑、景观小品与公共空间疏离的、空洞的城市广场。而近几年来，随着“可持续性”、“再生”、“生态”等全球化理念的风行，借鉴古典园林意向的“山水城市”，正在成为“生态城市”中国式范本。有意思的是在所有这些公共空间的设计中，有大量国外设计师的作品迎合了这一趣味，但这种以景观（视觉）、伦理（农业文明或巴洛克式的古典语境）为主导的生态城市，与当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刊于《周末画报·史记（1998-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