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清末福州状元王仁堪与鲁迅家事》
鲁迅祖父科举行贿因一个福州人而败露的往事
鲁迅在自传中说：“在我幼少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愁生计。但我到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成了“乞食者”。家境败落后，鲁迅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后来在《呐喊自序》中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这“大的变故”指的是，鲁迅祖父周福清科场舞弊进而败露，终致家破人亡的悲剧。这其中又与“福州状元”王仁堪有关。
鲁迅祖父周福清字介孚(1837—1904)，是一位典型的封建士大夫，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道路，29岁中举人，33岁中进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散馆”，出任江西金溪知县。为人自称“予性介”，实际上是脾气大、好骂人，不好相处。当县令未满三年，就被两江总督福州人沈葆桢参劾，说他“办事颟顸”，革了知县职务。1879年经同乡友人李慈铭指点，“卖田捐官”。以后一直在京候补，直到 1888年才得了个内阁中书的实职。1893年，年已56，因母丧丁忧回乡。宦海浮沉多年，此时已不可能有所作为了，迫切地把希望寄托在长子身上。
周福清丁忧期间，1893年即光绪19年，因次年是慈禧太后的60大寿，朝廷开“恩科”，在通常三年一次的进士考试之外加恩开考一次。1894年秋天，浙江举行乡试。周福清的长子，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屡试不第，准备再考。周福清得知浙江主考官是与自己“同年”考中进士的殷如璋。这“同年”，在科举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脉，比我们现在的“同学”、“同乡”有用多了。机会难得，于是周家亲友一道商定由周福清出面找殷如璋通关节，以求中举。有子孙参加应试的五家各出两千银元，共一万银元，周出关系就不需出钱。由周给殷书写亲笔信一封，内附银票一万两。考虑到殷如璋进入浙江后做事不密，所以，决定在其从北京南下途中，以“同年”的名义去“投帖拜会”，旧时京官南下赴杭，必取道苏州。思忖再三，于8月31日带仆人陶阿顺到苏州专候。
此时任苏州知府是王仁堪。王仁堪（1849—1893），字可庄，是福州极负盛名的才子，才华横溢、聪颖过人。光绪二年(1876年)，朝廷举行“恩科”会试，应试，未中，众人为之扼腕叹息。王却谈笑如常，并刻一枚闲章“落第状元”自嘲。次年即光绪三年，再考，独占鳌头，成为福州最后一位状元。为官正直、清廉，立朝直谏敢言，出任地方官有惠政，史载“视民事如家事”、“卓然有古循吏风”。《清史稿》记载，1779年，也就是他高中状元第三年，就曾联名上疏，弹劾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条约的崇厚。1888年，慈禧太后为庆寿辰，挪用海军款大兴土木，他上书反对，请罢颐和园工程，终于不容于朝廷，被外放出京。为官时慧眼识人，门下出过徐世昌、梁启超等出色人才。王于1893年调苏州时，“已积劳致疾，日坐谳局清积案，风采动一时”，终死任上，这是后话。
9月7日，殷如璋的船只抵达苏州，停泊在阊门码头。周福清随即差陶阿顺雇小船，设法靠近殷的官船，将信送上。此时知府王仁堪照例登船谒见殷如璋，两人正在谈话。殷接信后，不便拆阅，搁于茶几，仍与王叙谈。而仆人陶阿顺颇不通世事，唯恐银票有闪失，高声嚷道：“信里有万两银票，怎么不给一张回条？”殷为示清白，只好把密函递给王仁堪打开。《清稗类钞8226;浙江乡试关节》载：“殷得密函，请王启视，王阅之色变，即呼拿下书者。书中所言，皆贿买关节语，并一万两银票一张，署名周福清者”。鲁迅祖父科场行贿败露，成为清代众多科举贿赂案件之一。
清代对在科举中通关节的人有时处罚极重，行贿受贿双方均有可能要处以死刑的。比如咸丰八年(1858年)顺天(现北京)乡试通关节案，主考官、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柏葰连同涉案的几个人全部处斩。周福清案案发后，刑部下文赫然写着：“查，浙江绍兴籍在职官员周福清，其母去世，丁忧在家，周不哀哀节食，恪尽孝道，反而阴谋诡计，藐视国法，纠集绍兴籍马，顾，陆，孙，章五家生员，公然贿赂乡试官员，以求一逞。着浙江抚台司，速将案犯周福清缉拿审问，审得详情，递交刑部具结”。受审时，周并不以为然，因晚清行贿受贿已是科场“潜规则”。在公堂上，周供“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京闱乡会试舞弊幸中者，更指不胜屈”，而他只是循例而为，失于不密。各级办案人员也以“一时糊涂，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等理由为之开脱。但光绪正要整顿吏治，认为“科场舞弊，例禁綦严”，周福清应判处“斩监候，秋后处决，以肃法纪，而儆效尤”。“斩监候”，也就是等待斩首，押入杭州死牢中，等待秋后处决。鲁迅之父周伯宜也因此案被革去秀才功名，取消乡试资格。
周家本是殷实富裕之家，为保住周福清一条老命，便不得不出银两买通官府，以使刑期后延，故而秋后并未斩决。此后每年皆须花钱打点，一拖就是七年，后逢大赦。周福清出狱时，长子周伯宜已在6年前忧愤中病故，周在一个日渐困顿的家中度过了凄凉的晚年，三年后，病逝。祖父落难，周家倾家荡产，家道中落，鲁迅作为长房长孙，受尽屈辱，感受最为深切。这些经历使他很早便领略到仕途险恶和人间的虚伪、残酷、不平、黑暗。
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在必然中又有太多的偶然。如果不是福州人王仁堪的偶然在场和那不谙世故的仆人，那么鲁迅祖父的科举行贿案就不会败露；如果行贿案没有败露，那周家就不会家道中落，那么鲁迅、不应是周树人，就一定过着安逸奢华的生活；如果周树人过着他那悠哉闲哉的生活，那么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就不会有著名文学家鲁迅，当然也不会有知堂了。但，历史发展是没有如果的。
Finish：相似议论性文章很多。题目为福州大学副教授赖晨所拟。转下此文以备后用。
鲁迅在自传中说：“在我幼少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愁生计。但我到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成了“乞食者”。家境败落后，鲁迅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后来在《呐喊自序》中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这“大的变故”指的是，鲁迅祖父周福清科场舞弊进而败露，终致家破人亡的悲剧。这其中又与“福州状元”王仁堪有关。
鲁迅祖父周福清字介孚(1837—1904)，是一位典型的封建士大夫，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道路，29岁中举人，33岁中进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散馆”，出任江西金溪知县。为人自称“予性介”，实际上是脾气大、好骂人，不好相处。当县令未满三年，就被两江总督福州人沈葆桢参劾，说他“办事颟顸”，革了知县职务。1879年经同乡友人李慈铭指点，“卖田捐官”。以后一直在京候补，直到 1888年才得了个内阁中书的实职。1893年，年已56，因母丧丁忧回乡。宦海浮沉多年，此时已不可能有所作为了，迫切地把希望寄托在长子身上。
周福清丁忧期间，1893年即光绪19年，因次年是慈禧太后的60大寿，朝廷开“恩科”，在通常三年一次的进士考试之外加恩开考一次。1894年秋天，浙江举行乡试。周福清的长子，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屡试不第，准备再考。周福清得知浙江主考官是与自己“同年”考中进士的殷如璋。这“同年”，在科举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脉，比我们现在的“同学”、“同乡”有用多了。机会难得，于是周家亲友一道商定由周福清出面找殷如璋通关节，以求中举。有子孙参加应试的五家各出两千银元，共一万银元，周出关系就不需出钱。由周给殷书写亲笔信一封，内附银票一万两。考虑到殷如璋进入浙江后做事不密，所以，决定在其从北京南下途中，以“同年”的名义去“投帖拜会”，旧时京官南下赴杭，必取道苏州。思忖再三，于8月31日带仆人陶阿顺到苏州专候。
此时任苏州知府是王仁堪。王仁堪（1849—1893），字可庄，是福州极负盛名的才子，才华横溢、聪颖过人。光绪二年(1876年)，朝廷举行“恩科”会试，应试，未中，众人为之扼腕叹息。王却谈笑如常，并刻一枚闲章“落第状元”自嘲。次年即光绪三年，再考，独占鳌头，成为福州最后一位状元。为官正直、清廉，立朝直谏敢言，出任地方官有惠政，史载“视民事如家事”、“卓然有古循吏风”。《清史稿》记载，1779年，也就是他高中状元第三年，就曾联名上疏，弹劾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条约的崇厚。1888年，慈禧太后为庆寿辰，挪用海军款大兴土木，他上书反对，请罢颐和园工程，终于不容于朝廷，被外放出京。为官时慧眼识人，门下出过徐世昌、梁启超等出色人才。王于1893年调苏州时，“已积劳致疾，日坐谳局清积案，风采动一时”，终死任上，这是后话。
9月7日，殷如璋的船只抵达苏州，停泊在阊门码头。周福清随即差陶阿顺雇小船，设法靠近殷的官船，将信送上。此时知府王仁堪照例登船谒见殷如璋，两人正在谈话。殷接信后，不便拆阅，搁于茶几，仍与王叙谈。而仆人陶阿顺颇不通世事，唯恐银票有闪失，高声嚷道：“信里有万两银票，怎么不给一张回条？”殷为示清白，只好把密函递给王仁堪打开。《清稗类钞8226;浙江乡试关节》载：“殷得密函，请王启视，王阅之色变，即呼拿下书者。书中所言，皆贿买关节语，并一万两银票一张，署名周福清者”。鲁迅祖父科场行贿败露，成为清代众多科举贿赂案件之一。
清代对在科举中通关节的人有时处罚极重，行贿受贿双方均有可能要处以死刑的。比如咸丰八年(1858年)顺天(现北京)乡试通关节案，主考官、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柏葰连同涉案的几个人全部处斩。周福清案案发后，刑部下文赫然写着：“查，浙江绍兴籍在职官员周福清，其母去世，丁忧在家，周不哀哀节食，恪尽孝道，反而阴谋诡计，藐视国法，纠集绍兴籍马，顾，陆，孙，章五家生员，公然贿赂乡试官员，以求一逞。着浙江抚台司，速将案犯周福清缉拿审问，审得详情，递交刑部具结”。受审时，周并不以为然，因晚清行贿受贿已是科场“潜规则”。在公堂上，周供“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京闱乡会试舞弊幸中者，更指不胜屈”，而他只是循例而为，失于不密。各级办案人员也以“一时糊涂，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等理由为之开脱。但光绪正要整顿吏治，认为“科场舞弊，例禁綦严”，周福清应判处“斩监候，秋后处决，以肃法纪，而儆效尤”。“斩监候”，也就是等待斩首，押入杭州死牢中，等待秋后处决。鲁迅之父周伯宜也因此案被革去秀才功名，取消乡试资格。
周家本是殷实富裕之家，为保住周福清一条老命，便不得不出银两买通官府，以使刑期后延，故而秋后并未斩决。此后每年皆须花钱打点，一拖就是七年，后逢大赦。周福清出狱时，长子周伯宜已在6年前忧愤中病故，周在一个日渐困顿的家中度过了凄凉的晚年，三年后，病逝。祖父落难，周家倾家荡产，家道中落，鲁迅作为长房长孙，受尽屈辱，感受最为深切。这些经历使他很早便领略到仕途险恶和人间的虚伪、残酷、不平、黑暗。
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在必然中又有太多的偶然。如果不是福州人王仁堪的偶然在场和那不谙世故的仆人，那么鲁迅祖父的科举行贿案就不会败露；如果行贿案没有败露，那周家就不会家道中落，那么鲁迅、不应是周树人，就一定过着安逸奢华的生活；如果周树人过着他那悠哉闲哉的生活，那么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就不会有著名文学家鲁迅，当然也不会有知堂了。但，历史发展是没有如果的。
Finish：相似议论性文章很多。题目为福州大学副教授赖晨所拟。转下此文以备后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