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的两本终刊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扬州广陵书局、上海书店等曾影印过一批民国文学期刊，如《现代》、《新月》、《译文》、《创造季刊》、《语丝》、《新潮》、《小说月报》等，包括《礼拜六》、《绣像小说》、《月月小说》等旧派文学期刊，保存了不少文学方面的史料。但其中至少遗漏了两种重要期刊，一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傅东华编），另一种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文艺复兴》（郑振铎、李健吾编）。
《文艺复兴》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出版的一本著名文学刊物。1945年秋天，正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同在上海的郑振铎和李健吾便商量，办一本大型的文学刊物。1946年1月，《文艺复兴》在上海创刊，郑振铎和李健吾主编，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郑振铎在“发刊词”中说：“我们不仅要继承了五四运动以来未完的工作，我们还应该更积极的努力于今后的文艺复兴的使命；我们不仅为了写作而写作，我们还觉得应该配合着整个的中国的动向，为民主，绝大多数的民众而写作。”创刊后的《文艺复兴》，编辑部就设在郑振铎和李健吾的家中，李健吾还为每卷外设计了封面，第一卷出版时期恰逢国共谈判，李健吾选的封面是意大利画家米开朗基罗的《黎明》，意味着胜利了，人醒了，事业则有前途和希望；第二卷封面用的是米开朗基罗的《愤怒》，意味国共谈判破裂，内战要开始了，因而人民有了怨恨之声；第三卷的封面选用了西班牙画家戈雅的《真理睡眠 妖异出世》，意味着上海及国统区民不聊生的黑暗景象，第四卷的封面是达芬奇的《手》，有着用手铸造希望之意。
从《文艺复兴》创办开始，郑振铎和李健吾凭着在当年文坛的关系，分头向在上海、南京、重庆、北京的文友约稿，从而刊发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如巴金的《寒夜》、钱钟书的《围城》、李广田的《引力》、李健吾的《山河怨》、艾芜的《乡愁》、曹禺的《桥》、杨绛的《风絮》等等。同时在文学评论上也卓有建树，表达出对文艺复兴的追求。《文艺复兴》还出版过一些专号，如“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抗战八年死难作家纪念”、“闻一多逝世一周年纪念”等。其中在文坛最有影响的是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
钱钟书从1944年动笔写的长篇小说《围城》即将完成，因李健吾在为杨绛写剧评时相熟，就和郑振铎向钱钟书提出，希望在《文艺复兴》上连载《围城》，钱钟书同意了。于是在1946年2月出版的《文艺复兴》第一卷第二期开始连载，至第二卷第六期完毕。双方本商定从《文艺复兴》创刊号起用一年时间连载完这部长篇，但在创刊号组稿时，钱钟书未及抄写而脱延一期刊发，为此钱钟书特投短篇小说《猫》以作补充。《文艺复兴》创刊号在“下期要目预告”中，将长篇小说《围城》在头条予以刊发。
李健吾在《文艺复兴》第一卷第二期“编余”中写道：“钱钟书先生学贯中西，载誉士林，他第一次从事长篇小说制作，我们欣喜首先能以向读者介绍。”长篇小说《围城》在《文艺复兴》刊出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本来《围城》预计在第二卷第六期连载结束，后因钱钟书生病，延误了一期。不久，赵家壁的晨光出版社出了《围城》的单行本，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承郑西谛李健吾两先生允许这本书占去《文艺复兴》里许多篇幅，承赵家壁先生要去在《晨光文学丛书》里单行，并此志谢。”
但稍感不足的是《文艺复兴》全刊都是密密麻麻黑沉沉的文字，竟无一幅插图，这太不像郑振铎的风格了（其原因和经济状况有关，有图版的刊物制作成本要高一些，这是上海出版公司方面所承受不了的）。一直到1948年9月《文艺复兴》出了“中国文学研究号”，封面由郑振铎亲选陈老莲的“屈子行吟图”，才稍稍显露郑振铎一贯偏爱插图的癖好。《文艺复兴》在出版过程之中，由于社会上物价飞涨，刊物的发行成本也大幅提高，《文艺复兴》有些难以为继之感。但郑振铎和李健吾在朋友们的支持下，艰难地维持着《文艺复兴》的出版。郑振铎在《文艺复兴》出齐三卷后的编余中道出了坚持办刊下去的决心：
“我们一直走着很艰难的路，一直在对付高物质的威胁，好容易才把第三卷末一期编完。我们非常感谢上海出版公司所给予我们的极大而持久的帮助，没有他们的毅力，这杂志是决不会出版到这么久的。第四卷又要开始了，在任何的困难情形之下，我们这本杂志，仍是要继续的奋斗下去的，在未被高物价的重担压倒在地，一口气咽不过来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停止了工作的。那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为了作者们，我们很高兴地说，曾经介绍了不少有份量的作品出去。我们并不怎样注意作者们的名字，只要他们的作品值得发表，即使是很生疏的名字，我们也常常使他和读者相见的。所引以遗憾的是，时时为了篇幅的限制有许多好的作品，不能立即刊载出来……在第四卷里，我们想出版一个《中国文学研究》专号。这许多年来，有许多专家们，对于中国文学作了不少很深湛的研究，而没有机会发表他们的文章。我们想给一期乃至两期的篇幅，专门的载这些文章……”
从郑振铎的这段编余的话中，可见《文艺复兴》在出刊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其实为了办《文艺复兴》这本刊物，郑振铎和李健吾，以及支持《文艺复兴》的作家朋友们，是动了不少脑筋和办法的，除《文艺复兴》每期原来能发行两千份左右，经济上勉强能持平。由于国内经济形势恶化，读者邮的买力下降，《文艺复兴》的发行量一期比一期减少，面对不断上涨的纸张等成本费用，郑振铎和李健吾想到了用出书来缓解经济上的压力。于是在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文艺复兴丛书”，计有师陀《果园城记》、吴祖光《后台朋友》、柯灵和师陀改编的《夜店》、丁聪《阿 Q正传插图》、许广平《遭难前后》、郑振铎《蛰居散记》等，出版后均取得不错的销售。但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文艺复兴》依然在克服困难坚持出版着，李健吾在《文艺复兴》第四卷第一期编余中，也道出了其中的艰辛：
“从四卷一期起，我们在篇幅方面稍稍加以调整，页数减少一些，采用六号字型，尽量维持原来字数。唯一希望是售价如若不能够减低，也不要再高上去。是否能够做到这一步，看样子不敢就说一定有把握。但是能够在这苦难年月走到第四卷，不曾小休，也没有脱期，的确是亏各方的支助，这种支助今后势必格外需要。这是一个繁复的时代。抗战到胜利，胜利到幻灭，为时不过两年，变化多而且大，创作的反映显然也很繁复……”
到了1947年8月，在各种困难面前，《文艺复兴》真的办不下去了。这一年的8月19日，为了《文艺复兴》的前途，郑振铎和李健吾具名，邀请了郭沫若、巴金、钱钟书、茅盾、靳以、曹禺、杨绛、艾芜、臧克家、唐弢等沪上著名作家等，在晋城钱庄楼聚餐，共同商议《文艺复兴》面临的困境。大家献计献策，郭沫若等人甚至表示可以不拿稿费支持《文艺复兴》。为此，郑振铎和李健吾等很感动，上海出版公司方面也表示要共度难关。郑振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五时半许，至晋城，谈上海出版公司事，颇有萧索之感。”（陈福康编《郑振铎日记全编》）
稍后《文艺复兴》第四卷如期出版，不过削减了篇幅，提高了售价。但1947年11月《文艺复兴》出至第四卷第二期后（也就是总二十期），不得不为此而终刊了。休刊的原因更多是经济上的压力，但郑振铎、李健吾等并未放弃相关的努力，只要有一点希望，也不能让付诸了大量心血的《文艺复兴》消失。在郑振铎的日记中，可见他们为《文艺复兴》的复出所作出的种种努力：
1947年12月21日“十二时，至晋城，哲民约谈也。唐弢、柯灵、家圭同在座喝了几杯酒。结果，也只是拖而已。”（陈福康编《郑振铎日记全编》）哲民即刘哲民，《文艺复兴》的发行人，也是上海出版公司方面代表。
1948年1月4日“五时半，至辛笛宅晚餐。家璧、靳以、巴金、嗣群、亦代、际樋、凤子、健吾及辛笛，为我补寿也……谈及出版事，当然各有困难，出资者亦自有其打算，商业有商人之常轨，固非慈善事业也。将来从事时，宜深儆之。”（陈福康编《郑振铎日记全编》）郑振铎一边在想办法，一边则有些感叹。
1948年1月28日“十二时半，至老正兴，为上海出版公司增资事也。酒喝得不少，大至已有眉目，约增至二十亿。此后，恐当由严宝礼们主持之了。二时许，散。”（陈福康编《郑振铎日记全编》）严宝礼为《文汇报》创办人，准备投资上海出版公司。看来《文艺复兴》是有希望了。
到1948年5月《文艺复兴》停刊已有了半年之久，读者一般将《文艺复兴》第四卷第二期看作终刊号，但在郑振铎、李健吾等文艺复兴社同仁们看来，《文艺复兴》并没有结束，还会有机会出下去，只不过是因经济的原因拖延了出版，《文艺复兴》总会有复兴的那一天。在读者苦苦等了九个月以后，《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上册于1948年9月10日正式出版了，沿用的还是《文艺复兴》的刊名。其和李健吾在《文艺复兴》第四卷第二期的编后预告中相一致，自然是《文艺复兴》的合理后续出版，不过是改变了出刊的形式，以专号的形式出版。接着在1948年12月20日又出版了《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中册，1949年8月5日再出版《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下册。
1949年8月5日出版《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下册时，上海也已解放。随着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政治和文化形势也发生了变化。郑振铎也于1949年2月，接受党的安排绕道香港北上开展文化工作。作为《文艺复兴》的主办人，郑振铎是这本刊物的灵魂，在离开上海前，郑振铎特地叮嘱李健吾：再困难也要将 “中国文学研究号”下册印行出来，《文艺复兴》才有出版下去的希望。但不幸的是1949年8月5日出版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下册，成了这本刊物真正的绝唱。
远在北京的郑振铎并没有丧失信心，总想着有一天可以让《文艺复兴》复出，在写给上海出版公司刘哲民的信中，郑振铎描绘了《文艺复兴》复出的蓝图：“新的《文艺复兴》，已在积极拉稿中，惟所拉的以杂文和诗为多，创作所不大有，甚为闷闷！不知能拉到几篇否？改革号上，‘诗’选有办法，如要翻译，也有办法。惟创作甚难。非好好的征求若干，似不足以征发精神。最好在北京的报上，登一征稿启事，如何？‘卷头语’ 我可以写，这几天正在使劲拉稿，插图可以不登为宜，因过去均不登，且制版费太贵也。短文多拉，可以有办法……”（《郑振铎书简》）
但此时的郑振铎已有了行政工作，又忙于做图谱搜集整理，尽管有了为《文艺复兴》复出描绘的蓝图，但是《文艺复兴》复出改革号由于种种的原因，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其中既有上海出版公司方面的原因，不仅在经济上迟迟未能恢复，而且人事上也有所变动，使得复出《文艺复兴》力不从心。另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恐在于，新的时代已不需要象《文艺复兴》这样一本文学刊物，因为对期刊归属地的要求，如《文艺复兴》般体制外所办刊物的形式，已不符合新时代的要求。《文艺复兴》的最终停刊、消亡，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同时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所办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也在积极的组稿和筹划之中，郑振铎也是筹委会成员之一。以茅盾为主编的《人民文学》很快创刊了，其主要任务即是宣传和实践新中国形势下对于文学创作的要求。显然，《人民文学》要比《文艺复兴》更符合新时代的要求，在毛泽东“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指引下，为人民大众写作成了新时代文学发展的一个方向，《文艺复兴》上所刊登的作品是不符合这个要求。
（相对而言，传承《文艺复兴》精神的刊物，不是1948年创刊的《人民文学》，而是1957年创刊由巴金、靳以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收获》，以刊登长篇小说、长诗、长篇论文为主，配以一些短篇小说、散文、文学理论等。《收获》无论在版式还是内容，如没有插图，内容上文字的含量较高，所刊作品具有较高文学性和艺术性等诸方面，和《文艺复兴》极为相似，一本体制内的刊物完成了对《文艺复兴》的延续。）
诞生于抗战胜利后的《文艺复兴》，在一个动荡的年代艰难地出版着，从创刊到终刊共经历了三年多，包括出版了四卷二十期的月刊，及三期专号，那么《文艺复兴》的终刊号是1947年11月出版的第四卷第二期（总二十期），还是1949年8月5日出版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下册？从刊物的每月正常出版的延续性上，是1947年11月出版的第四卷第二期，因为后出的三本“中国文学研究号”，和前刊内容上区已无特别的关联。但后出的三本“中国文学研究号”也是《文艺复兴》的延续，因为郑振铎、李健吾在出第四卷时已将“中国文学研究号”列入其中，从整个《文艺复兴》的出版情况而言，是种种困难阻碍了《文艺复兴》的正常出版，那么从《文艺复兴》的整体性上来说，1949年8月5日出版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下册才是真正终刊号。
有两本终刊号的《文艺复兴》，见证了一本文学刊物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所经历的种种曲折，也见证了如郑振铎、李健吾等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文学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努力。
刊于《书屋》2014年第七期
《文艺复兴》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出版的一本著名文学刊物。1945年秋天，正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同在上海的郑振铎和李健吾便商量，办一本大型的文学刊物。1946年1月，《文艺复兴》在上海创刊，郑振铎和李健吾主编，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郑振铎在“发刊词”中说：“我们不仅要继承了五四运动以来未完的工作，我们还应该更积极的努力于今后的文艺复兴的使命；我们不仅为了写作而写作，我们还觉得应该配合着整个的中国的动向，为民主，绝大多数的民众而写作。”创刊后的《文艺复兴》，编辑部就设在郑振铎和李健吾的家中，李健吾还为每卷外设计了封面，第一卷出版时期恰逢国共谈判，李健吾选的封面是意大利画家米开朗基罗的《黎明》，意味着胜利了，人醒了，事业则有前途和希望；第二卷封面用的是米开朗基罗的《愤怒》，意味国共谈判破裂，内战要开始了，因而人民有了怨恨之声；第三卷的封面选用了西班牙画家戈雅的《真理睡眠 妖异出世》，意味着上海及国统区民不聊生的黑暗景象，第四卷的封面是达芬奇的《手》，有着用手铸造希望之意。
从《文艺复兴》创办开始，郑振铎和李健吾凭着在当年文坛的关系，分头向在上海、南京、重庆、北京的文友约稿，从而刊发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如巴金的《寒夜》、钱钟书的《围城》、李广田的《引力》、李健吾的《山河怨》、艾芜的《乡愁》、曹禺的《桥》、杨绛的《风絮》等等。同时在文学评论上也卓有建树，表达出对文艺复兴的追求。《文艺复兴》还出版过一些专号，如“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抗战八年死难作家纪念”、“闻一多逝世一周年纪念”等。其中在文坛最有影响的是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
钱钟书从1944年动笔写的长篇小说《围城》即将完成，因李健吾在为杨绛写剧评时相熟，就和郑振铎向钱钟书提出，希望在《文艺复兴》上连载《围城》，钱钟书同意了。于是在1946年2月出版的《文艺复兴》第一卷第二期开始连载，至第二卷第六期完毕。双方本商定从《文艺复兴》创刊号起用一年时间连载完这部长篇，但在创刊号组稿时，钱钟书未及抄写而脱延一期刊发，为此钱钟书特投短篇小说《猫》以作补充。《文艺复兴》创刊号在“下期要目预告”中，将长篇小说《围城》在头条予以刊发。
李健吾在《文艺复兴》第一卷第二期“编余”中写道：“钱钟书先生学贯中西，载誉士林，他第一次从事长篇小说制作，我们欣喜首先能以向读者介绍。”长篇小说《围城》在《文艺复兴》刊出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本来《围城》预计在第二卷第六期连载结束，后因钱钟书生病，延误了一期。不久，赵家壁的晨光出版社出了《围城》的单行本，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承郑西谛李健吾两先生允许这本书占去《文艺复兴》里许多篇幅，承赵家壁先生要去在《晨光文学丛书》里单行，并此志谢。”
但稍感不足的是《文艺复兴》全刊都是密密麻麻黑沉沉的文字，竟无一幅插图，这太不像郑振铎的风格了（其原因和经济状况有关，有图版的刊物制作成本要高一些，这是上海出版公司方面所承受不了的）。一直到1948年9月《文艺复兴》出了“中国文学研究号”，封面由郑振铎亲选陈老莲的“屈子行吟图”，才稍稍显露郑振铎一贯偏爱插图的癖好。《文艺复兴》在出版过程之中，由于社会上物价飞涨，刊物的发行成本也大幅提高，《文艺复兴》有些难以为继之感。但郑振铎和李健吾在朋友们的支持下，艰难地维持着《文艺复兴》的出版。郑振铎在《文艺复兴》出齐三卷后的编余中道出了坚持办刊下去的决心：
“我们一直走着很艰难的路，一直在对付高物质的威胁，好容易才把第三卷末一期编完。我们非常感谢上海出版公司所给予我们的极大而持久的帮助，没有他们的毅力，这杂志是决不会出版到这么久的。第四卷又要开始了，在任何的困难情形之下，我们这本杂志，仍是要继续的奋斗下去的，在未被高物价的重担压倒在地，一口气咽不过来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停止了工作的。那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为了作者们，我们很高兴地说，曾经介绍了不少有份量的作品出去。我们并不怎样注意作者们的名字，只要他们的作品值得发表，即使是很生疏的名字，我们也常常使他和读者相见的。所引以遗憾的是，时时为了篇幅的限制有许多好的作品，不能立即刊载出来……在第四卷里，我们想出版一个《中国文学研究》专号。这许多年来，有许多专家们，对于中国文学作了不少很深湛的研究，而没有机会发表他们的文章。我们想给一期乃至两期的篇幅，专门的载这些文章……”
从郑振铎的这段编余的话中，可见《文艺复兴》在出刊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其实为了办《文艺复兴》这本刊物，郑振铎和李健吾，以及支持《文艺复兴》的作家朋友们，是动了不少脑筋和办法的，除《文艺复兴》每期原来能发行两千份左右，经济上勉强能持平。由于国内经济形势恶化，读者邮的买力下降，《文艺复兴》的发行量一期比一期减少，面对不断上涨的纸张等成本费用，郑振铎和李健吾想到了用出书来缓解经济上的压力。于是在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文艺复兴丛书”，计有师陀《果园城记》、吴祖光《后台朋友》、柯灵和师陀改编的《夜店》、丁聪《阿 Q正传插图》、许广平《遭难前后》、郑振铎《蛰居散记》等，出版后均取得不错的销售。但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文艺复兴》依然在克服困难坚持出版着，李健吾在《文艺复兴》第四卷第一期编余中，也道出了其中的艰辛：
“从四卷一期起，我们在篇幅方面稍稍加以调整，页数减少一些，采用六号字型，尽量维持原来字数。唯一希望是售价如若不能够减低，也不要再高上去。是否能够做到这一步，看样子不敢就说一定有把握。但是能够在这苦难年月走到第四卷，不曾小休，也没有脱期，的确是亏各方的支助，这种支助今后势必格外需要。这是一个繁复的时代。抗战到胜利，胜利到幻灭，为时不过两年，变化多而且大，创作的反映显然也很繁复……”
到了1947年8月，在各种困难面前，《文艺复兴》真的办不下去了。这一年的8月19日，为了《文艺复兴》的前途，郑振铎和李健吾具名，邀请了郭沫若、巴金、钱钟书、茅盾、靳以、曹禺、杨绛、艾芜、臧克家、唐弢等沪上著名作家等，在晋城钱庄楼聚餐，共同商议《文艺复兴》面临的困境。大家献计献策，郭沫若等人甚至表示可以不拿稿费支持《文艺复兴》。为此，郑振铎和李健吾等很感动，上海出版公司方面也表示要共度难关。郑振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五时半许，至晋城，谈上海出版公司事，颇有萧索之感。”（陈福康编《郑振铎日记全编》）
稍后《文艺复兴》第四卷如期出版，不过削减了篇幅，提高了售价。但1947年11月《文艺复兴》出至第四卷第二期后（也就是总二十期），不得不为此而终刊了。休刊的原因更多是经济上的压力，但郑振铎、李健吾等并未放弃相关的努力，只要有一点希望，也不能让付诸了大量心血的《文艺复兴》消失。在郑振铎的日记中，可见他们为《文艺复兴》的复出所作出的种种努力：
1947年12月21日“十二时，至晋城，哲民约谈也。唐弢、柯灵、家圭同在座喝了几杯酒。结果，也只是拖而已。”（陈福康编《郑振铎日记全编》）哲民即刘哲民，《文艺复兴》的发行人，也是上海出版公司方面代表。
1948年1月4日“五时半，至辛笛宅晚餐。家璧、靳以、巴金、嗣群、亦代、际樋、凤子、健吾及辛笛，为我补寿也……谈及出版事，当然各有困难，出资者亦自有其打算，商业有商人之常轨，固非慈善事业也。将来从事时，宜深儆之。”（陈福康编《郑振铎日记全编》）郑振铎一边在想办法，一边则有些感叹。
1948年1月28日“十二时半，至老正兴，为上海出版公司增资事也。酒喝得不少，大至已有眉目，约增至二十亿。此后，恐当由严宝礼们主持之了。二时许，散。”（陈福康编《郑振铎日记全编》）严宝礼为《文汇报》创办人，准备投资上海出版公司。看来《文艺复兴》是有希望了。
到1948年5月《文艺复兴》停刊已有了半年之久，读者一般将《文艺复兴》第四卷第二期看作终刊号，但在郑振铎、李健吾等文艺复兴社同仁们看来，《文艺复兴》并没有结束，还会有机会出下去，只不过是因经济的原因拖延了出版，《文艺复兴》总会有复兴的那一天。在读者苦苦等了九个月以后，《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上册于1948年9月10日正式出版了，沿用的还是《文艺复兴》的刊名。其和李健吾在《文艺复兴》第四卷第二期的编后预告中相一致，自然是《文艺复兴》的合理后续出版，不过是改变了出刊的形式，以专号的形式出版。接着在1948年12月20日又出版了《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中册，1949年8月5日再出版《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下册。
1949年8月5日出版《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下册时，上海也已解放。随着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政治和文化形势也发生了变化。郑振铎也于1949年2月，接受党的安排绕道香港北上开展文化工作。作为《文艺复兴》的主办人，郑振铎是这本刊物的灵魂，在离开上海前，郑振铎特地叮嘱李健吾：再困难也要将 “中国文学研究号”下册印行出来，《文艺复兴》才有出版下去的希望。但不幸的是1949年8月5日出版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下册，成了这本刊物真正的绝唱。
远在北京的郑振铎并没有丧失信心，总想着有一天可以让《文艺复兴》复出，在写给上海出版公司刘哲民的信中，郑振铎描绘了《文艺复兴》复出的蓝图：“新的《文艺复兴》，已在积极拉稿中，惟所拉的以杂文和诗为多，创作所不大有，甚为闷闷！不知能拉到几篇否？改革号上，‘诗’选有办法，如要翻译，也有办法。惟创作甚难。非好好的征求若干，似不足以征发精神。最好在北京的报上，登一征稿启事，如何？‘卷头语’ 我可以写，这几天正在使劲拉稿，插图可以不登为宜，因过去均不登，且制版费太贵也。短文多拉，可以有办法……”（《郑振铎书简》）
但此时的郑振铎已有了行政工作，又忙于做图谱搜集整理，尽管有了为《文艺复兴》复出描绘的蓝图，但是《文艺复兴》复出改革号由于种种的原因，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其中既有上海出版公司方面的原因，不仅在经济上迟迟未能恢复，而且人事上也有所变动，使得复出《文艺复兴》力不从心。另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恐在于，新的时代已不需要象《文艺复兴》这样一本文学刊物，因为对期刊归属地的要求，如《文艺复兴》般体制外所办刊物的形式，已不符合新时代的要求。《文艺复兴》的最终停刊、消亡，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同时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所办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也在积极的组稿和筹划之中，郑振铎也是筹委会成员之一。以茅盾为主编的《人民文学》很快创刊了，其主要任务即是宣传和实践新中国形势下对于文学创作的要求。显然，《人民文学》要比《文艺复兴》更符合新时代的要求，在毛泽东“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指引下，为人民大众写作成了新时代文学发展的一个方向，《文艺复兴》上所刊登的作品是不符合这个要求。
（相对而言，传承《文艺复兴》精神的刊物，不是1948年创刊的《人民文学》，而是1957年创刊由巴金、靳以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收获》，以刊登长篇小说、长诗、长篇论文为主，配以一些短篇小说、散文、文学理论等。《收获》无论在版式还是内容，如没有插图，内容上文字的含量较高，所刊作品具有较高文学性和艺术性等诸方面，和《文艺复兴》极为相似，一本体制内的刊物完成了对《文艺复兴》的延续。）
诞生于抗战胜利后的《文艺复兴》，在一个动荡的年代艰难地出版着，从创刊到终刊共经历了三年多，包括出版了四卷二十期的月刊，及三期专号，那么《文艺复兴》的终刊号是1947年11月出版的第四卷第二期（总二十期），还是1949年8月5日出版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下册？从刊物的每月正常出版的延续性上，是1947年11月出版的第四卷第二期，因为后出的三本“中国文学研究号”，和前刊内容上区已无特别的关联。但后出的三本“中国文学研究号”也是《文艺复兴》的延续，因为郑振铎、李健吾在出第四卷时已将“中国文学研究号”列入其中，从整个《文艺复兴》的出版情况而言，是种种困难阻碍了《文艺复兴》的正常出版，那么从《文艺复兴》的整体性上来说，1949年8月5日出版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下册才是真正终刊号。
有两本终刊号的《文艺复兴》，见证了一本文学刊物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所经历的种种曲折，也见证了如郑振铎、李健吾等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文学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努力。
刊于《书屋》2014年第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