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建筑的可能性》导读

                
                
 
如果以2008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为界，之前的世界格局提倡资本的自由流动——一种连续、延绵的地质，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为代表的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影响深远，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蔓延，成为一系列新形式探索的理论指导。2008年以后，（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市场失败、资本贪婪重新激起了对于空间的社会实践的兴趣，勒费夫尔（Henri Lefebvre）将城市形态（urban form）看做为一种社会现实。我这里用一种简化的方式进行概括：经济危机之前对“（新）形式”的兴致在08年以后转为对于“（社会）空间”的兴趣。这种新地理学的转型似乎让建筑师更难以抓住自身的学科了——动态、互动、流动、不确定、社会、城市化，这一切描绘空间的词汇都无法提供一个明确的形式抓手，到底建筑形式应该怎么样？正是带着这个问题，我感兴趣意大利建筑师Pier Vittorio Aureli的文字：一个建筑师用政治经济学的思想理解建筑形式的工具性（instrumentality）。Aureli的思想来自于施密特（Carl Schmitt）、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意大利共产主义理论。这条线索讲述的是一个根本的形式和政治关联，关于生产（production）、劳动力（labor power）、政治的（political）、城市（而不是城市化）（city versus urbanization）……本书是对整个建筑学知识重写的尝试，不是通过延绵的历史，而是通过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说的“例子作为典型”，通过四个经典剑瞬间浓缩了城市建筑的历史。政治对于中国人一向讳莫如深。作为建筑师，我们默认建筑的政治因素是政策和政治操作的合体，是“建筑之外”的——建筑是政治不可避免的结果。“城市作为一种政治形式”是用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来理解城市形式，从而反过来通过形式作为工具作用于政治。“绝对的建筑”既是“形式的”也是“政治的”。
FL @ Berkeley
（原文载自《世界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