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公开课：古希腊历史简介3
1. 最终，我们从事后再看，这场战争严重削弱了希腊抵御外敌的能力，他们最终丧失了独立自主，从很多方面看，这场战争是个悲剧性事件，是自信与希望的终结，我就是想强调这一点，要是你着眼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希波战争之间的半个世纪，你就会知道那是个多么伟大的时代，希腊人创造出众多令今天的我们都为之倾倒的神迹，在那个时代，人们对自己极度自信，美好的明天近在眼前，所有的一切，都在这场战争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修昔底德思考问题的方式十分透彻、老练，对我便是如此，当我第一次明白，他想在历史书中阐述的深度时就这么觉得，薄弱的伪装，掩盖着本质的野蛮，兽性与残忍，人的野蛮甚至是社会的野蛮，而社会正是这层薄薄的伪装，而这所谓的伪装，我们称之为文明，战争则是让社会赋予人们的伪装消失殆尽，愤怒、诅丧、复仇之心，随着战争而不断滋长，导致了一系列暴行，诸如屠杀战俘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过去的战争总是很短，我认为修试图向我们传递一条信息，那就是战争持续的越久，那么它的文明度就会越低，如果真的可以为这样一场可怕的战争限定文明等级的话，正如我所言，即便这是场两千四百年前的战争，也吸引着今天的读者们，我很惊讶，我写的一本关于那段历史的破书，居然卖了五万本，然而一旦你走进修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军事学校的必修课程，堪比中国的军事家孙子的书，这两本书在世界上都是很流行的
3. 我不认为阅读古典著作是一件矫揉造作的事情，我不这么想，我认为那是种基于先贤观点的坚定信仰，跟崇古派不同，这些信仰有延续的意义，以及延续的价值，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我们可以知晓其中关键，我这么说是为了让你们好受点，因为我让你们读了这么多历史材料著作，都这些书不是在浪费时间，这就是我想说的
4. 现在我们讲第一个问题，战争的起源，战争的肇因，战争的爆发，不管你们对此多感兴趣，因为修对此也很感兴趣，并以极其老辣的文笔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在我看来，他的描写无可取代。修在全书首卷即写了战争起源，为何以及如何爆发了战争，因为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人类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最典型的人类社会，就是为了战争而组织在一起“战争的真正原因，尽管也是我最不愿相信的，我认为雅典实力的增长导致了斯巴达的恐惧，并招致了战争”
5. 这就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向左的典型之处，一切都与人的主观愿望无关，他们归结于必然性，他们喜欢说结构性，国家就像是桌球，无法从里面研究它，它们甚至不是由派系或政党组成的，国家的运行只是因为他们理应如此，而历史学家会问，这些人对什么感兴趣，他们恐惧什么，这是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所考虑的，当然合格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少有了。太多的政治学家披着历史学家的皮
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部分（续）
1. 因此没有理由去怀疑修的解释，这关乎名誉和屈辱，是不是听起来很遥远？谁还在20世纪，21世纪关心名誉？这真是无知的想法，告诉你们，你们身边的每个人，看到的世界上每件事，更多的也是出于——争端尤是如此，但其他事情也一样，比如你生活的方式等，更多还是因为事关名誉而非其它，在此背景下我换种更易理解的说法，真的是因为丢尽脸才会撕破脸的，比名誉更重要的是耻辱，人们对受到屈辱往往感到忿恨，人们忿恨，如今有个很好的俚语来形容，我还是孩子时候还没有这个词，那时有这样的事，但是词还没有那么用，我说，他骂我，知道我的意思吗？如果你骂错了人，你可得小心你的牙，你们还质疑这种事情，常常让人冲昏头脑吗？我可以证明给你们看，我已向世界证明了，如今这种情况经常促使国家间发生争端，不仅仅在二十年或五百年或两千年前才有，这就是修要说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恒久真理，也是为什么修比当代研究国际关系的政治学家伟大得多，他们不懂这些，而修懂，因此，这就是所发生之事的原因。
2. 不要以为这是什么人的想象，这都是即将发生的，战争即将来临，即将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与你们的看法息息相关，你们是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还是认为通过制约你们可以维持和平，这是雅典人所面对的问题，这非常有趣，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在战争即将来临之时，这会决定，人们会做什么以及如何反应，如果他们认为不采取某种行动，抱歉，如果他们认为战争一定不会发生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决定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挑起战争的行动，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认为战争会发生，他们感到，如果没有取胜的把握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因此他们很可能会先下手为强，使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更大，两者都只是赌博，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应该选哪种做法，你必须评估形势，人们总是这样做的，除非你就是一个侵略国家，你想要的就是征服，而且你不关心其他任何事情，你总是试图去想清楚，到底是打仗更安全还是不打仗更安全，作出让步会更安全吗？又或者，那会更危险吗？那些总是不断需要思考的内容和问题，我这辈子发现的一个极其愚蠢的事情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同时期，人们总是期望开战，这是公认的想法，没有质疑过，没有验证过，是否克制，不采取行动是安全的，采取行动则危险，然而，我们的经验，即使在我的时代，却证明那通常是错误的想法，对我和大部分研究这个课题的人来说，有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当希特勒一步步蚕食欧洲的土地时，欧洲人能做的最危险的事就是没对他宣战，远比早在1936年当他入侵莱茵兰时，就直接和他对抗危险得多，这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可见，没有简单的法则，有时不采取行动是明知的，有时则相反，
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二部分
1. 答案之一在于修对其使命的定义和表达技巧，他说很有可能我写的历史看起来，不那么通俗易懂，这里指它比读希罗多德描写的轶闻奇事的史著困难大得多,因为它缺乏传奇渲染的元素，跟希罗多德不同，如果我之所述对那些想要明了过去政治事件的学者有用的话，我就功德圆满了，人之初性本如何，历史总会以十分相似的方式在未来重述，我的著作不是为了像希罗多德那样用来公共宣讲，用来迎合大众口味的，我的著作是一份永久的财富，这听起来很不谦虚，但他的期望是显然合理的，因为此著作流传下来，为后世垂训，在现代影响尤为巨大，但什么是修正主义者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历史学家都是修正主义者，人人致力于变更我们对过去的观念，当我们用“修正主义者”这个词时，指的主要是，试图大幅度纠正读者观念的作者，通过犀利彻底地提出一种一般化的新解，改变我们对事物的看法，这个词的使用始于一战以后，很多居住在同盟国的人相信，轴心国是一战的罪魁祸首，应受惩罚，战争结束后不久，某些人争论说德国和奥地利的责任同俄罗斯、法国以及英国相比差不多，有可能更少，很快历史学家，所谓修正主义者支持这一立场，不久以后思想新论征服了英美的知识分子，甚至一些法国人也被说服，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也不再深信沙皇政权的罪恶，自那以后现象平息，一些作家，最著名的是泰勒，试图修改希特勒应对二战负责的共识，并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美俄冷战与越战的起因，也被进行了类似的舆论引导，这种扭转舆论的企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过去发生了什么，更有甚者，我们以为过去发生了什么对处理现实问题的方式有深远的影响，历史学家对事件的陈述，和自述之意义，也因而变得截然不同，我用对一战的争议，来阐明这一点，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深深觉得德国受到不当的指责，才签订了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美国人利用这一点，作为主要理由拒绝条约，随后退出干涉外国事务，而英国人当然没有计划得这样长远，但他们认为德国负屈含冤，这种想法轻易地默许了希特勒违反条约的行为并使之顺理成章，这种负罪感促使他们采取了裁军政策，无准备政策以及绥靖政策，英国诗人奥登在名为《1939年9月1日》的诗中，对希特勒入侵波兰作出了回应，这首诗后来从他的诗集中被删去，该诗显示了这个观点多么得深入人心，任凭时光流转，仍能经久长存，他如是说，“精湛的学问能够揭示出全部的伤害，从路德知道如今，把文化逼的疯狂，发现在林茨发生的事，巨大的心像造就了，一个精神变态的神，我和公众全都知道，所有学童所学的内容，受到邪恶打击的人，定会以邪恶相报” 可以这样理解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行径，他们只不过是对凡尔赛战争中，所遭遇的非人待遇的回击，仅此而已，令许多人满意的是，现在很多学术成果显示，当代人的观点比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更准确，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可归罪于德国，而所谓的罪恶感也并非师出有名，但已为时晚矣，修正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卓越出众，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舆论环境相得益彰，他们能捕捉到一代人的心念所想，并使这些所思所想慢慢倾向于他们的目的，因此史学家所写和老师所教的确举足轻重，但大多是消极作用，我们教给你正确的知识，你就抛诸脑后，但若传授了错误的知识，你却记得一清二楚，修和其他作者一样，相信史实的重要性，因此，我们认为他会急切地澄清他所发现的，被歪曲的事实，改正翻译中的错误，但比起这些细枝末节，他的修正主义倾向，在更大程度上清晰地体现了出来，他搜集了荷马的资料，以此为证，举例说明，特洛伊之围久攻不下，不是因为特洛伊人勇猛，而是因为希腊人贫穷，他似乎是第一个提出如下观点的人，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始于公元前431年，止于公元前427年的战争，而不是一系列分散的战争，但我要再次提问，有什么要修正的呢？我想答案与我之前提到的现代战争的例子如出一辙，在当时并没有完全成形的，或是书写下来的主张，而在现代，史实的复原很简单，仍为一些人所记得，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现代修正主义者总会挺身而出与之相辩，但修不同，没有人同他争辩，他也无法，发表不同观点去进行反驳，当时却有一些异议，但即便如此，对于那些与他持有易见的人，他也并未提及一二，他只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向读者展示的是经过慎重调差谨慎思索，从这些异见中去伪存真的必要事实和结论，他十分成功，两千四百多年来，很少有读者意识到不同的观点，但只要认真阅读修自己的著作以及一些其他古代史料便可发现，修时代确实有其他观点存在，而他笔下的历史都对他们进行了有力有效的辩驳，其中一个有趣的辩论是关于战争的起因和责任归属的，这我已经提到过，当时的观点一般认为这次战争是由公元前436年开始，于埃比达姆诺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导致的，在那里，发生了引起与克基拉岛斗争的内战，这场争斗威胁了雅典结盟时确立的和平局面，抱歉，是同克基拉岛的反科林斯战争，其时正值波提蒂娅的冬日，我不准备讲这个部分，因为你们都知道，你们是否记得，反对战争的人们，关注麦加拉禁令，将此法令视为战争的起因并认为伯里克利要为法令和战争负责，公元前425年，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创作了一出名为《阿卡奈人》的戏剧，那时战争已经进行了漫长而又痛苦的六年，而其主角决心为自己营造一个单独的和平氛围，这使得爱国而好战的阿卡奈人恼怒万分，而主角被迫解释，战争并非斯巴达人引起，一些恶贯满盈的无耻之徒，毫无荣辱之感的，诡诈之人，他们根本不算真正的公民，他们对麦加拉的小错误斤斤计较，如果有人，看到一根黄瓜，一根毛发，一头小乳猪，一头大蒜，或是一块盐，都会宣告为，麦加拉人的物品并予以没收，他又说道，几个醉酒的雅典人抢走了一个麦加拉女人，为了报复，几个麦加拉人又从伯里克利的情妇，阿丝帕西娅的住所抢来三个娼妓，我再引用一下，盛怒的伯里克利的话，如同饮酒歌一般豪迈的法令规定，麦加拉人必须离开我们的国土，我们的市场，海域和大陆，而当麦加拉人渐渐食不果腹之时，他们便乞求斯巴达人放回那三个娼妓，虽然她们呢多次请求，但我们仍予以拒绝，而保卫之战正是从此开始，用雅典喜剧的细枝末节来理解，当时的政治是非常棘手的，想想一下两千多年前的人，能理解杰雷诺在脱口秀中的诙谐独白，阿里斯托芬很明显，热衷于写麦加拉禁令，这是无视女权的伯里克利主张的禁令，在荷马看来，这引发了特洛伊战争，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还引发了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战争，在阿卡奈人和另一部上演于前421年名为《和平》的剧中，他都写到了，麦加拉禁令和雅典人也都因为战争的到来，而拒绝撤销该法令，在《和平》一剧中，他借郝尔莫斯之口，对在战争中疲倦不堪的雅典农民解释，和平起初是怎样丧失的，原文说道，
2. 因此，你们过去所有关于这场战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这就是为何我做了这些事，并且我的每一步决定都是正确的原因，这就是他的历史，在我眼中这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记录，也是生命之歌，其中包含着对他的人生，和伟大决策的守护，当然，我刚才所说的都是极具争议的，
2. 修昔底德思考问题的方式十分透彻、老练，对我便是如此，当我第一次明白，他想在历史书中阐述的深度时就这么觉得，薄弱的伪装，掩盖着本质的野蛮，兽性与残忍，人的野蛮甚至是社会的野蛮，而社会正是这层薄薄的伪装，而这所谓的伪装，我们称之为文明，战争则是让社会赋予人们的伪装消失殆尽，愤怒、诅丧、复仇之心，随着战争而不断滋长，导致了一系列暴行，诸如屠杀战俘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过去的战争总是很短，我认为修试图向我们传递一条信息，那就是战争持续的越久，那么它的文明度就会越低，如果真的可以为这样一场可怕的战争限定文明等级的话，正如我所言，即便这是场两千四百年前的战争，也吸引着今天的读者们，我很惊讶，我写的一本关于那段历史的破书，居然卖了五万本，然而一旦你走进修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军事学校的必修课程，堪比中国的军事家孙子的书，这两本书在世界上都是很流行的
3. 我不认为阅读古典著作是一件矫揉造作的事情，我不这么想，我认为那是种基于先贤观点的坚定信仰，跟崇古派不同，这些信仰有延续的意义，以及延续的价值，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我们可以知晓其中关键，我这么说是为了让你们好受点，因为我让你们读了这么多历史材料著作，都这些书不是在浪费时间，这就是我想说的
4. 现在我们讲第一个问题，战争的起源，战争的肇因，战争的爆发，不管你们对此多感兴趣，因为修对此也很感兴趣，并以极其老辣的文笔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在我看来，他的描写无可取代。修在全书首卷即写了战争起源，为何以及如何爆发了战争，因为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人类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最典型的人类社会，就是为了战争而组织在一起“战争的真正原因，尽管也是我最不愿相信的，我认为雅典实力的增长导致了斯巴达的恐惧，并招致了战争”
5. 这就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向左的典型之处，一切都与人的主观愿望无关，他们归结于必然性，他们喜欢说结构性，国家就像是桌球，无法从里面研究它，它们甚至不是由派系或政党组成的，国家的运行只是因为他们理应如此，而历史学家会问，这些人对什么感兴趣，他们恐惧什么，这是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所考虑的，当然合格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少有了。太多的政治学家披着历史学家的皮
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部分（续）
1. 因此没有理由去怀疑修的解释，这关乎名誉和屈辱，是不是听起来很遥远？谁还在20世纪，21世纪关心名誉？这真是无知的想法，告诉你们，你们身边的每个人，看到的世界上每件事，更多的也是出于——争端尤是如此，但其他事情也一样，比如你生活的方式等，更多还是因为事关名誉而非其它，在此背景下我换种更易理解的说法，真的是因为丢尽脸才会撕破脸的，比名誉更重要的是耻辱，人们对受到屈辱往往感到忿恨，人们忿恨，如今有个很好的俚语来形容，我还是孩子时候还没有这个词，那时有这样的事，但是词还没有那么用，我说，他骂我，知道我的意思吗？如果你骂错了人，你可得小心你的牙，你们还质疑这种事情，常常让人冲昏头脑吗？我可以证明给你们看，我已向世界证明了，如今这种情况经常促使国家间发生争端，不仅仅在二十年或五百年或两千年前才有，这就是修要说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恒久真理，也是为什么修比当代研究国际关系的政治学家伟大得多，他们不懂这些，而修懂，因此，这就是所发生之事的原因。
2. 不要以为这是什么人的想象，这都是即将发生的，战争即将来临，即将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与你们的看法息息相关，你们是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还是认为通过制约你们可以维持和平，这是雅典人所面对的问题，这非常有趣，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在战争即将来临之时，这会决定，人们会做什么以及如何反应，如果他们认为不采取某种行动，抱歉，如果他们认为战争一定不会发生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决定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挑起战争的行动，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认为战争会发生，他们感到，如果没有取胜的把握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因此他们很可能会先下手为强，使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更大，两者都只是赌博，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应该选哪种做法，你必须评估形势，人们总是这样做的，除非你就是一个侵略国家，你想要的就是征服，而且你不关心其他任何事情，你总是试图去想清楚，到底是打仗更安全还是不打仗更安全，作出让步会更安全吗？又或者，那会更危险吗？那些总是不断需要思考的内容和问题，我这辈子发现的一个极其愚蠢的事情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同时期，人们总是期望开战，这是公认的想法，没有质疑过，没有验证过，是否克制，不采取行动是安全的，采取行动则危险，然而，我们的经验，即使在我的时代，却证明那通常是错误的想法，对我和大部分研究这个课题的人来说，有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当希特勒一步步蚕食欧洲的土地时，欧洲人能做的最危险的事就是没对他宣战，远比早在1936年当他入侵莱茵兰时，就直接和他对抗危险得多，这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可见，没有简单的法则，有时不采取行动是明知的，有时则相反，
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二部分
1. 答案之一在于修对其使命的定义和表达技巧，他说很有可能我写的历史看起来，不那么通俗易懂，这里指它比读希罗多德描写的轶闻奇事的史著困难大得多,因为它缺乏传奇渲染的元素，跟希罗多德不同，如果我之所述对那些想要明了过去政治事件的学者有用的话，我就功德圆满了，人之初性本如何，历史总会以十分相似的方式在未来重述，我的著作不是为了像希罗多德那样用来公共宣讲，用来迎合大众口味的，我的著作是一份永久的财富，这听起来很不谦虚，但他的期望是显然合理的，因为此著作流传下来，为后世垂训，在现代影响尤为巨大，但什么是修正主义者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历史学家都是修正主义者，人人致力于变更我们对过去的观念，当我们用“修正主义者”这个词时，指的主要是，试图大幅度纠正读者观念的作者，通过犀利彻底地提出一种一般化的新解，改变我们对事物的看法，这个词的使用始于一战以后，很多居住在同盟国的人相信，轴心国是一战的罪魁祸首，应受惩罚，战争结束后不久，某些人争论说德国和奥地利的责任同俄罗斯、法国以及英国相比差不多，有可能更少，很快历史学家，所谓修正主义者支持这一立场，不久以后思想新论征服了英美的知识分子，甚至一些法国人也被说服，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也不再深信沙皇政权的罪恶，自那以后现象平息，一些作家，最著名的是泰勒，试图修改希特勒应对二战负责的共识，并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美俄冷战与越战的起因，也被进行了类似的舆论引导，这种扭转舆论的企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过去发生了什么，更有甚者，我们以为过去发生了什么对处理现实问题的方式有深远的影响，历史学家对事件的陈述，和自述之意义，也因而变得截然不同，我用对一战的争议，来阐明这一点，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深深觉得德国受到不当的指责，才签订了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美国人利用这一点，作为主要理由拒绝条约，随后退出干涉外国事务，而英国人当然没有计划得这样长远，但他们认为德国负屈含冤，这种想法轻易地默许了希特勒违反条约的行为并使之顺理成章，这种负罪感促使他们采取了裁军政策，无准备政策以及绥靖政策，英国诗人奥登在名为《1939年9月1日》的诗中，对希特勒入侵波兰作出了回应，这首诗后来从他的诗集中被删去，该诗显示了这个观点多么得深入人心，任凭时光流转，仍能经久长存，他如是说，“精湛的学问能够揭示出全部的伤害，从路德知道如今，把文化逼的疯狂，发现在林茨发生的事，巨大的心像造就了，一个精神变态的神，我和公众全都知道，所有学童所学的内容，受到邪恶打击的人，定会以邪恶相报” 可以这样理解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行径，他们只不过是对凡尔赛战争中，所遭遇的非人待遇的回击，仅此而已，令许多人满意的是，现在很多学术成果显示，当代人的观点比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更准确，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可归罪于德国，而所谓的罪恶感也并非师出有名，但已为时晚矣，修正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卓越出众，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舆论环境相得益彰，他们能捕捉到一代人的心念所想，并使这些所思所想慢慢倾向于他们的目的，因此史学家所写和老师所教的确举足轻重，但大多是消极作用，我们教给你正确的知识，你就抛诸脑后，但若传授了错误的知识，你却记得一清二楚，修和其他作者一样，相信史实的重要性，因此，我们认为他会急切地澄清他所发现的，被歪曲的事实，改正翻译中的错误，但比起这些细枝末节，他的修正主义倾向，在更大程度上清晰地体现了出来，他搜集了荷马的资料，以此为证，举例说明，特洛伊之围久攻不下，不是因为特洛伊人勇猛，而是因为希腊人贫穷，他似乎是第一个提出如下观点的人，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始于公元前431年，止于公元前427年的战争，而不是一系列分散的战争，但我要再次提问，有什么要修正的呢？我想答案与我之前提到的现代战争的例子如出一辙，在当时并没有完全成形的，或是书写下来的主张，而在现代，史实的复原很简单，仍为一些人所记得，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现代修正主义者总会挺身而出与之相辩，但修不同，没有人同他争辩，他也无法，发表不同观点去进行反驳，当时却有一些异议，但即便如此，对于那些与他持有易见的人，他也并未提及一二，他只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向读者展示的是经过慎重调差谨慎思索，从这些异见中去伪存真的必要事实和结论，他十分成功，两千四百多年来，很少有读者意识到不同的观点，但只要认真阅读修自己的著作以及一些其他古代史料便可发现，修时代确实有其他观点存在，而他笔下的历史都对他们进行了有力有效的辩驳，其中一个有趣的辩论是关于战争的起因和责任归属的，这我已经提到过，当时的观点一般认为这次战争是由公元前436年开始，于埃比达姆诺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导致的，在那里，发生了引起与克基拉岛斗争的内战，这场争斗威胁了雅典结盟时确立的和平局面，抱歉，是同克基拉岛的反科林斯战争，其时正值波提蒂娅的冬日，我不准备讲这个部分，因为你们都知道，你们是否记得，反对战争的人们，关注麦加拉禁令，将此法令视为战争的起因并认为伯里克利要为法令和战争负责，公元前425年，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创作了一出名为《阿卡奈人》的戏剧，那时战争已经进行了漫长而又痛苦的六年，而其主角决心为自己营造一个单独的和平氛围，这使得爱国而好战的阿卡奈人恼怒万分，而主角被迫解释，战争并非斯巴达人引起，一些恶贯满盈的无耻之徒，毫无荣辱之感的，诡诈之人，他们根本不算真正的公民，他们对麦加拉的小错误斤斤计较，如果有人，看到一根黄瓜，一根毛发，一头小乳猪，一头大蒜，或是一块盐，都会宣告为，麦加拉人的物品并予以没收，他又说道，几个醉酒的雅典人抢走了一个麦加拉女人，为了报复，几个麦加拉人又从伯里克利的情妇，阿丝帕西娅的住所抢来三个娼妓，我再引用一下，盛怒的伯里克利的话，如同饮酒歌一般豪迈的法令规定，麦加拉人必须离开我们的国土，我们的市场，海域和大陆，而当麦加拉人渐渐食不果腹之时，他们便乞求斯巴达人放回那三个娼妓，虽然她们呢多次请求，但我们仍予以拒绝，而保卫之战正是从此开始，用雅典喜剧的细枝末节来理解，当时的政治是非常棘手的，想想一下两千多年前的人，能理解杰雷诺在脱口秀中的诙谐独白，阿里斯托芬很明显，热衷于写麦加拉禁令，这是无视女权的伯里克利主张的禁令，在荷马看来，这引发了特洛伊战争，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还引发了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战争，在阿卡奈人和另一部上演于前421年名为《和平》的剧中，他都写到了，麦加拉禁令和雅典人也都因为战争的到来，而拒绝撤销该法令，在《和平》一剧中，他借郝尔莫斯之口，对在战争中疲倦不堪的雅典农民解释，和平起初是怎样丧失的，原文说道，
2. 因此，你们过去所有关于这场战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这就是为何我做了这些事，并且我的每一步决定都是正确的原因，这就是他的历史，在我眼中这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记录，也是生命之歌，其中包含着对他的人生，和伟大决策的守护，当然，我刚才所说的都是极具争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