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能“私自”查患者是否感染HIV吗?
某豆瓣友邻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感染艾滋病也不代表我就更容易被车撞进医院”(http://www.douban.com/note/357598613/),但是在他的文章评论里,对于中国HIV感染者隐私受到侵犯及医院检查的一些观点,我不太同意一位评论者的意见,于是查阅了相关信息和资料,主要来源于丁香园等专业网站的相关专业版块。
现在加到自己日记里,仅作档案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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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险公司的HIV感染免责条款和医院毫无关系,那是他们利益最大化的商业行为。
2.欧美国家对HIV检测更加积极,在术前和术中有更严格的预防操作流程及相关指南,以及职业暴露防护措施。
3.对于艾滋病人的隐私权,不是指医院“无权私自验血”,而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向无关联的第三方泄露患者隐私(比如检查结果)信息。欧美医院在患者就诊或入院时会要求签署一系列表格、文件包括“知情同意、隐私条款”。
4.卫生法规、政策及操作流程的制定,要从公共健康、卫生经济学、流行病学、卫生管理等出发,它是群体利益导向。
5.HIV病毒容易灭活是指在体外环境,当它存在新的被感染者体内时,情况就会不同。
6.获得较高生存质量的艾滋病患者基本是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甚至可以活到到正常的寿命预期。而一旦免疫系统崩溃,出现并发症,生存率大大降低。此外,“HIV RNA单链不稳定容易突变,容易产生抗药性。鸡尾酒疗法采用多个不同作用机制的抗病毒药物来达到抑制突变的效果。但是一旦产生抗药性,所有药都必须换掉,可能面临无药可救的局面”。
艾滋病或HIV感染的特殊之处不在于病毒自身多么厉害,而是HIV病毒破坏人体免疫系统,尤其是T淋巴细胞(CD4),使机体逐渐丧失防卫能力而不能抵抗外界的各种病原体,因此极易感染一般健康人所不易患的感染性疾病和肿瘤,最终导致死亡。并且它大多时候具有很长的潜伏期(6-9年),所以它可能会以千变万化的症状表现在患者身上,而这种潜伏性和隐蔽性,我觉得是增加它的风险的原因。美国CDC估计近120万美国人感染HIV,然而其中20%-25%的感染者并不知道自己已被感染。
HIV病毒是一段单链RNA,可以通过反转录嵌入人体细胞的DNA之中,因此只要你还存活,病毒就不会消灭。所有生存质量较高的患者,大多数为早期发现,在机体还未出现各种并发症之前或早期,接受治疗。早期发现和诊断的意义一方面是尽可能的减少其他人(群)的感染风险,另一方面是感染者能够在更早的时候有更好的获益。
例如世界首例艾滋病病患,1980年10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Michelael D. Gottlieb医生遇到一位31岁的年轻人,口腔和食管发生了严重的白色念珠菌感染,血液中CD4+T淋巴细胞下降至几近于零,随后患者出现极度疲劳、气急、干咳、高热、大汗,对他进行纤维支气管镜检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显示,他患的是一种极其罕见的肺炎:卡氏肺囊虫肺炎。卡氏肺囊虫是一种常见的寄生虫,它广泛存在于人和某些哺乳类的肺组织内。其隐性或潜在性感染相当多见,但健康人感染后一般不发病,因此,由它所致的肺炎是罕见的,几乎只发生于器官移植后使用免疫抑制剂或放疗、晚期癌症以及患先天性免疫缺陷病的患者中。而这位病人正当壮年,没有任何已知原因能够解释他这非同寻常的严重免疫缺陷。
2009年以来,新的抗病毒药物和种类已经在临床上应用。由于现在的HIV治疗环境得到改善,有效的抗病毒治疗,对机会性感染的预防,合理的药物干预,从而使HIV感染者中的机会性感染和肿瘤的患病率和病死率明显下降。HIV感染者的预后持续得到改善。虽然HIV感染者的并发症减少,预期寿命延长,但是HIV感染仍然是一个应引起重视的会影响到普通的人群的健康问题。
以下是欧美国家(以美国为例)和中国的一些差异。
WHO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在2007年发布的关于艾滋病的新的指导中提到,现在流行的模式是自愿检测和咨询,即个人主动求诊。但是缺点是这样做名声不好、受到歧视、普及性受限制、很多没有处于风险中人有偏见——甚至在HIV感染率高的地方也是这样。在低、中收入国家,80%的HIV携带者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感染了这个疾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仅有12%的男性和10%的女性作了HIV检测并得知结果。
增加HIV的检测和咨询在早期诊断HIV感染中至关重要。早期诊断病毒携带者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治疗和护理的效果,并使HIV携带者得到信息和工具,从而预防病毒的传播。
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SPSTF)在2013年更新指南,发表在《内科学年鉴》,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长期推荐一致认为,“所有15-65岁的美国人,均应接受常规HIV筛查,无论其是否被认定为高风险人群”。“CDC认为,HIV检测应该像胆固醇检测或者量血压一样成为常规。”
而在USPSTF的2005年指南中仅建议在高风险人群中进行HIV筛查。新指南的出台是希望帮助解决HIV检测歧视的问题。“专家说这一改变,可能会影响HIV检测的覆盖面,根据奥巴马总统医疗改革法案的《平价医疗法案》,保险公司必须覆盖该工作组推荐的预防服务。目前的医疗法案推荐仅在高感染风险的青少人和成年人中进行HIV筛查为保险覆盖范围。”
美国儿科学会在2011年10月发表建议声明,为了帮助预防和确认HIV感染,儿科医生应该推进非主观判断性减少危险因素的咨询,并且向青少年和青年提供常规HIV测试。
声明的第一作者Patricia J. Emmanuel, MD和儿童AIDS协会的Jaime Martinez, MD 共同指出:“鉴于患有HIV/AIDS的人数的增加和缺乏进行HIV检测的机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议广泛及常规的HIV筛查测试而不是针对特殊人群的检测”。
特别推荐:
“1 在那些HIV人群患病率超过0.1%的地区,所有的青少年在16至18岁期间应该至少进行一次HIV常规筛查。
2 在那些HIV患病人群较低的社区,所有有性生活的青少年和使用药物或具有其他危险因素的青少年应进行常规HIV筛查。
3 对于高危青少年应每年进行HIV检测,进行其他性传播疾病检测的青少年也应同时进行HIV检测。
4 在高危地区,在急诊室和紧急医疗机构也应进行常规HIV检测。”
你看,美国不仅没有不检查,而是扩大检查,并且为了消除歧视,希望推动全民筛查,但是在中国,这种耗资巨大的项目,无法推广,目前只能针对潜在风险人群。
什么是潜在风险人群,去医院看病的人就是潜在风险人群,因为在医院这样的高风险环境,你周围不仅有很多患者,还有大量会面向更多患者的医务工作者。
暴露于艾滋病病毒的潜在污染源包括:HIV病人的血、血性体液、精液、阴道分泌物、脑脊液、胸膜液、腹水、心包液、滑膜液、羊水和组织或病毒培养液。
就病毒量而言,一些重要的体液中病毒量是:
1、脑脊液 每毫升液体中含有10-10,000个病毒
2、血液 每毫升含有1-5000个病毒
3、精液 每毫升含有10-50个病毒
4、汗液、乳液、子宫颈引导液 每毫升含有<1个病毒
根据HIV传播风险的统计和估计结果,一些主要的暴露类型和风险如下:
1. 性交 单次暴露后感染可能性为0-1%
2. 静脉注射毒品 单次暴露后感染可能性为0.5-1.0%
3. 怀孕/分娩 单次暴露后感染可能性为12~50%
4. 输血 单次暴露后感染可能性为>90%
5. 卫生保健工作(针伤)单次暴露后感染可能性 0.1-1.0%
医院的各个角落包括手术室手术台上到处都有潜在风险。而包括所有前来就诊的患者、医务人员、护工、医疗垃圾处理人员等等,都处于这个潜在风险环境中。
比如同样是术前常规检测项目之一的梅毒,美国医院的指导原则是:“输血及手术前进行血液筛查时,医院应尽可能选用敏感性高的试剂,以避免因漏检给医院在法律上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在梅毒项目上,应使用敏感性高且能发现既往感染的梅毒螺旋体抗原血清试验。”
比如美国外科医生在骨科手术术前,会检查患者口腔和呼吸道的定植细菌,如果阳性,会应用抗生素后再手术。因为美国医生惧怕感染,为什么?美国的保险也是金钱第一位,一旦感染,保险公司拒绝理赔,医院就要自己承担处理。
美国的手术包括医生看似轻松,似乎不太在意是否存在感染,其实他们有更多的财力和精力投入。
1998年年底,美国疾控中心记录了美国境内54例医护人员因职业暴露而发生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病例,另有134例医护人员被列为可能由于职业暴露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据美国职业安全与卫生署估计,每年美国医护人员约有60万次针刺损伤发生。有些组织还估计,美国每年有1000名医护人员由于针刺损伤导致感染严重疾病。鉴于以上证据,相关行业组织积极游说,要求对实施安全注射、使用具有能减少损伤性能的针具或无针系统等进行立法。199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率先实施该法律。随后,其他许多州也实施了类似法律。1999年,众议员PeteStark提交“医护人员针刺预防法(1999)”提案。在此基础上,2000年11月6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白宫签署了世界上首部关于医务人员针刺伤职业暴露防护的国家级法案——《针刺安全预防法》。
更进一步的,2010年美国卫生保健流行病学协会(Society for Healthcare Epidemiology of America,SHEA)发布感染HBV、 HCV和(或)HIV卫生工作者管理指南,就被感染后的医务工作者可从事何种医疗行为、发生医患之间体液暴露如何处理等等给出了推荐意见。
美国手术所有医生常规全部带护目镜,大多数医疗耗材包括大单、中单等覆盖物、医生的手术衣、很多医疗器械,都是一次性使用。并且在发生职业暴露后,根据一二三级暴露登记,有详尽严格的处理流程和法规,当事医生或护士要接受专家组的调查,立即启动防护措施,并且有长达数年的检测随访。
这些都是需要政府大量资金投入的,反观中国,大部分的手术覆盖材料、手术衣、大部分的器械(除纱布、针线、一次性电刀、注射器等)都要消毒重复使用。因此对于医院来说,会有不同的消毒方法和等级。如果患者是HIV阳性,那从术前准备就开始不一样。
中国的案例:
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位年轻外科医生在急诊连续做了3台手术。在为一位患急性肠梗阻的老太太进行术后缝合时,他的手被针扎伤了。这在工作强度和紧张程度都很高的急诊科很常见。因为抢救时间有限,对伤口进行简单处理后,这位外科医生接着做完了手术。3天之后,检测报告提示:老太太是HIV病毒感染者。当时,这位外科医生已经过了24小时的保护性服药期,这时再服药,已无法保证100%不被感染。
2003年8月20日,一位因打架受伤的患者被送到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抢救。当时病人的四肢被砍得血肉模糊,鲜血喷到了当班急诊科医生的身上、脸上和眼睛里。另一名医生为病人清理缝合伤口时,手指被扎破;麻醉科医生带着受伤的手指为病人进行麻醉;手术中不少医生的白大衣、口罩都被病人喷出的鲜血染湿了。经过6小时的连续作战,病人终于脱离险境。术前情况紧急,院方没有对病人的血液进行检查,而三天后的有关传染病检查结果显示:病人HIV抗体反应呈强阳性,经过广州市疾病控制中心的复查证实,这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9位抢救他的医生身陷险境,都要接受为期一年的医学观察。
最后,公众对于艾滋病的药物和疫苗研究太过乐观了。经常可以从各种媒介听到HIV研究的新进展,似乎攻克指日可待,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大部分研究都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很多是分子、蛋白或细胞层面的突破,偶尔几个真正进入临床的也在三期临床试验中夭折或转瞬即逝,不具备大规模人群适用价值。但是另一方面,部分地区艾滋病情况非常严峻,比如四川凉山的部分乡镇,普通育龄妇女人群感染率达到6.35%。
因此,从中国的HIV感染现状,以及国家宏观的卫生经济考量出发,术前常规检测感染四项是(不得不这样做的)正常决策。
现在加到自己日记里,仅作档案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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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险公司的HIV感染免责条款和医院毫无关系,那是他们利益最大化的商业行为。
2.欧美国家对HIV检测更加积极,在术前和术中有更严格的预防操作流程及相关指南,以及职业暴露防护措施。
3.对于艾滋病人的隐私权,不是指医院“无权私自验血”,而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向无关联的第三方泄露患者隐私(比如检查结果)信息。欧美医院在患者就诊或入院时会要求签署一系列表格、文件包括“知情同意、隐私条款”。
4.卫生法规、政策及操作流程的制定,要从公共健康、卫生经济学、流行病学、卫生管理等出发,它是群体利益导向。
5.HIV病毒容易灭活是指在体外环境,当它存在新的被感染者体内时,情况就会不同。
6.获得较高生存质量的艾滋病患者基本是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甚至可以活到到正常的寿命预期。而一旦免疫系统崩溃,出现并发症,生存率大大降低。此外,“HIV RNA单链不稳定容易突变,容易产生抗药性。鸡尾酒疗法采用多个不同作用机制的抗病毒药物来达到抑制突变的效果。但是一旦产生抗药性,所有药都必须换掉,可能面临无药可救的局面”。
艾滋病或HIV感染的特殊之处不在于病毒自身多么厉害,而是HIV病毒破坏人体免疫系统,尤其是T淋巴细胞(CD4),使机体逐渐丧失防卫能力而不能抵抗外界的各种病原体,因此极易感染一般健康人所不易患的感染性疾病和肿瘤,最终导致死亡。并且它大多时候具有很长的潜伏期(6-9年),所以它可能会以千变万化的症状表现在患者身上,而这种潜伏性和隐蔽性,我觉得是增加它的风险的原因。美国CDC估计近120万美国人感染HIV,然而其中20%-25%的感染者并不知道自己已被感染。
HIV病毒是一段单链RNA,可以通过反转录嵌入人体细胞的DNA之中,因此只要你还存活,病毒就不会消灭。所有生存质量较高的患者,大多数为早期发现,在机体还未出现各种并发症之前或早期,接受治疗。早期发现和诊断的意义一方面是尽可能的减少其他人(群)的感染风险,另一方面是感染者能够在更早的时候有更好的获益。
例如世界首例艾滋病病患,1980年10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Michelael D. Gottlieb医生遇到一位31岁的年轻人,口腔和食管发生了严重的白色念珠菌感染,血液中CD4+T淋巴细胞下降至几近于零,随后患者出现极度疲劳、气急、干咳、高热、大汗,对他进行纤维支气管镜检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显示,他患的是一种极其罕见的肺炎:卡氏肺囊虫肺炎。卡氏肺囊虫是一种常见的寄生虫,它广泛存在于人和某些哺乳类的肺组织内。其隐性或潜在性感染相当多见,但健康人感染后一般不发病,因此,由它所致的肺炎是罕见的,几乎只发生于器官移植后使用免疫抑制剂或放疗、晚期癌症以及患先天性免疫缺陷病的患者中。而这位病人正当壮年,没有任何已知原因能够解释他这非同寻常的严重免疫缺陷。
2009年以来,新的抗病毒药物和种类已经在临床上应用。由于现在的HIV治疗环境得到改善,有效的抗病毒治疗,对机会性感染的预防,合理的药物干预,从而使HIV感染者中的机会性感染和肿瘤的患病率和病死率明显下降。HIV感染者的预后持续得到改善。虽然HIV感染者的并发症减少,预期寿命延长,但是HIV感染仍然是一个应引起重视的会影响到普通的人群的健康问题。
以下是欧美国家(以美国为例)和中国的一些差异。
WHO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在2007年发布的关于艾滋病的新的指导中提到,现在流行的模式是自愿检测和咨询,即个人主动求诊。但是缺点是这样做名声不好、受到歧视、普及性受限制、很多没有处于风险中人有偏见——甚至在HIV感染率高的地方也是这样。在低、中收入国家,80%的HIV携带者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感染了这个疾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仅有12%的男性和10%的女性作了HIV检测并得知结果。
增加HIV的检测和咨询在早期诊断HIV感染中至关重要。早期诊断病毒携带者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治疗和护理的效果,并使HIV携带者得到信息和工具,从而预防病毒的传播。
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SPSTF)在2013年更新指南,发表在《内科学年鉴》,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长期推荐一致认为,“所有15-65岁的美国人,均应接受常规HIV筛查,无论其是否被认定为高风险人群”。“CDC认为,HIV检测应该像胆固醇检测或者量血压一样成为常规。”
而在USPSTF的2005年指南中仅建议在高风险人群中进行HIV筛查。新指南的出台是希望帮助解决HIV检测歧视的问题。“专家说这一改变,可能会影响HIV检测的覆盖面,根据奥巴马总统医疗改革法案的《平价医疗法案》,保险公司必须覆盖该工作组推荐的预防服务。目前的医疗法案推荐仅在高感染风险的青少人和成年人中进行HIV筛查为保险覆盖范围。”
美国儿科学会在2011年10月发表建议声明,为了帮助预防和确认HIV感染,儿科医生应该推进非主观判断性减少危险因素的咨询,并且向青少年和青年提供常规HIV测试。
声明的第一作者Patricia J. Emmanuel, MD和儿童AIDS协会的Jaime Martinez, MD 共同指出:“鉴于患有HIV/AIDS的人数的增加和缺乏进行HIV检测的机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议广泛及常规的HIV筛查测试而不是针对特殊人群的检测”。
特别推荐:
“1 在那些HIV人群患病率超过0.1%的地区,所有的青少年在16至18岁期间应该至少进行一次HIV常规筛查。
2 在那些HIV患病人群较低的社区,所有有性生活的青少年和使用药物或具有其他危险因素的青少年应进行常规HIV筛查。
3 对于高危青少年应每年进行HIV检测,进行其他性传播疾病检测的青少年也应同时进行HIV检测。
4 在高危地区,在急诊室和紧急医疗机构也应进行常规HIV检测。”
你看,美国不仅没有不检查,而是扩大检查,并且为了消除歧视,希望推动全民筛查,但是在中国,这种耗资巨大的项目,无法推广,目前只能针对潜在风险人群。
什么是潜在风险人群,去医院看病的人就是潜在风险人群,因为在医院这样的高风险环境,你周围不仅有很多患者,还有大量会面向更多患者的医务工作者。
暴露于艾滋病病毒的潜在污染源包括:HIV病人的血、血性体液、精液、阴道分泌物、脑脊液、胸膜液、腹水、心包液、滑膜液、羊水和组织或病毒培养液。
就病毒量而言,一些重要的体液中病毒量是:
1、脑脊液 每毫升液体中含有10-10,000个病毒
2、血液 每毫升含有1-5000个病毒
3、精液 每毫升含有10-50个病毒
4、汗液、乳液、子宫颈引导液 每毫升含有<1个病毒
根据HIV传播风险的统计和估计结果,一些主要的暴露类型和风险如下:
1. 性交 单次暴露后感染可能性为0-1%
2. 静脉注射毒品 单次暴露后感染可能性为0.5-1.0%
3. 怀孕/分娩 单次暴露后感染可能性为12~50%
4. 输血 单次暴露后感染可能性为>90%
5. 卫生保健工作(针伤)单次暴露后感染可能性 0.1-1.0%
医院的各个角落包括手术室手术台上到处都有潜在风险。而包括所有前来就诊的患者、医务人员、护工、医疗垃圾处理人员等等,都处于这个潜在风险环境中。
比如同样是术前常规检测项目之一的梅毒,美国医院的指导原则是:“输血及手术前进行血液筛查时,医院应尽可能选用敏感性高的试剂,以避免因漏检给医院在法律上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在梅毒项目上,应使用敏感性高且能发现既往感染的梅毒螺旋体抗原血清试验。”
比如美国外科医生在骨科手术术前,会检查患者口腔和呼吸道的定植细菌,如果阳性,会应用抗生素后再手术。因为美国医生惧怕感染,为什么?美国的保险也是金钱第一位,一旦感染,保险公司拒绝理赔,医院就要自己承担处理。
美国的手术包括医生看似轻松,似乎不太在意是否存在感染,其实他们有更多的财力和精力投入。
1998年年底,美国疾控中心记录了美国境内54例医护人员因职业暴露而发生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病例,另有134例医护人员被列为可能由于职业暴露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据美国职业安全与卫生署估计,每年美国医护人员约有60万次针刺损伤发生。有些组织还估计,美国每年有1000名医护人员由于针刺损伤导致感染严重疾病。鉴于以上证据,相关行业组织积极游说,要求对实施安全注射、使用具有能减少损伤性能的针具或无针系统等进行立法。199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率先实施该法律。随后,其他许多州也实施了类似法律。1999年,众议员PeteStark提交“医护人员针刺预防法(1999)”提案。在此基础上,2000年11月6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白宫签署了世界上首部关于医务人员针刺伤职业暴露防护的国家级法案——《针刺安全预防法》。
更进一步的,2010年美国卫生保健流行病学协会(Society for Healthcare Epidemiology of America,SHEA)发布感染HBV、 HCV和(或)HIV卫生工作者管理指南,就被感染后的医务工作者可从事何种医疗行为、发生医患之间体液暴露如何处理等等给出了推荐意见。
美国手术所有医生常规全部带护目镜,大多数医疗耗材包括大单、中单等覆盖物、医生的手术衣、很多医疗器械,都是一次性使用。并且在发生职业暴露后,根据一二三级暴露登记,有详尽严格的处理流程和法规,当事医生或护士要接受专家组的调查,立即启动防护措施,并且有长达数年的检测随访。
这些都是需要政府大量资金投入的,反观中国,大部分的手术覆盖材料、手术衣、大部分的器械(除纱布、针线、一次性电刀、注射器等)都要消毒重复使用。因此对于医院来说,会有不同的消毒方法和等级。如果患者是HIV阳性,那从术前准备就开始不一样。
中国的案例:
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位年轻外科医生在急诊连续做了3台手术。在为一位患急性肠梗阻的老太太进行术后缝合时,他的手被针扎伤了。这在工作强度和紧张程度都很高的急诊科很常见。因为抢救时间有限,对伤口进行简单处理后,这位外科医生接着做完了手术。3天之后,检测报告提示:老太太是HIV病毒感染者。当时,这位外科医生已经过了24小时的保护性服药期,这时再服药,已无法保证100%不被感染。
2003年8月20日,一位因打架受伤的患者被送到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抢救。当时病人的四肢被砍得血肉模糊,鲜血喷到了当班急诊科医生的身上、脸上和眼睛里。另一名医生为病人清理缝合伤口时,手指被扎破;麻醉科医生带着受伤的手指为病人进行麻醉;手术中不少医生的白大衣、口罩都被病人喷出的鲜血染湿了。经过6小时的连续作战,病人终于脱离险境。术前情况紧急,院方没有对病人的血液进行检查,而三天后的有关传染病检查结果显示:病人HIV抗体反应呈强阳性,经过广州市疾病控制中心的复查证实,这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9位抢救他的医生身陷险境,都要接受为期一年的医学观察。
最后,公众对于艾滋病的药物和疫苗研究太过乐观了。经常可以从各种媒介听到HIV研究的新进展,似乎攻克指日可待,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大部分研究都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很多是分子、蛋白或细胞层面的突破,偶尔几个真正进入临床的也在三期临床试验中夭折或转瞬即逝,不具备大规模人群适用价值。但是另一方面,部分地区艾滋病情况非常严峻,比如四川凉山的部分乡镇,普通育龄妇女人群感染率达到6.35%。
因此,从中国的HIV感染现状,以及国家宏观的卫生经济考量出发,术前常规检测感染四项是(不得不这样做的)正常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