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爱情》之年代
《1980年代的爱情》一书中也有关于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在今天应该就是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生长在同一的环境中，一定会沾染一种共同的东西。历史大背景下，人难免不受其摆布。
作者野夫在后记里写道：事实上，每一个年代的爱情，都有各自的历史痕迹。50年代的单纯，60年代的压抑，70年代的扭曲，80年代的觉醒和挣扎……再看看90年代的颓废和新世纪以来的严重物化，大抵可以印证不同年代的世道人心。
文中，在男主与雯父的对话中也不乏对历史与个人之间关系的探讨。
男主与雯父的第一次谈话中：
她的父亲独居于山顶一个草棚似的蜗居里，四壁萧然。与一般农户唯一不同的是，室内干干净净，床头上还有一摞古书。这个50年代的大学生，曾经在县委办工作。“文革”中站错了队，“文革”结束之后便遭到了时代的报复。老人已经活脱脱像一个老农了，看见我来，却依旧礼数周到地泡茶寒暄，身上显出的还是另外一种儒雅的气质。
丽雯帮父亲做好饭菜，让我陪老人小酌。她自己赶紧吃完，又去帮老人担水洗衣忙碌。火塘上烧着树根，火苗和烟雾闪烁在我们脸上。我与老人对酌聊天，闲言碎语之后，我很想弄清楚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在“文革”中卷入路线斗争。
他皱眉说：事实上，原本是一场针对官僚体制的斗争，后来一旦变成群众运动，便会酿成普遍的灾难。这，也许便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悲剧。
我谨慎地问：您在运动之初，并未看清这场革命的走向或结果？
他沉吟说没有。坦率地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在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人被这种内在规律裹挟而前时，人已经失去方向且无法掌控它的趋势。这就是历史。
老人接着说：比如你的父亲，我也认识他，我知道他是一个实干家，是这个国家基层结构中的一个好官员。在你眼中，他没有任何恶行。但他那时同样不能逃避群众的围攻和批斗，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他不过是在分担人们几十年来积埋的对官僚集团的怨气。
我说对，小时候，当一些造反派冲进我家时，我曾经非常仇恨，当然也非常害怕。但后来读大学，同学中有不少人皆是当年的老三届红卫兵，与他们交往，我才发现，他们更多像是一代理想主义者。他们的错误不过是激进了，且以为他们便能改良一个社会。
老人对我的说法有些惊异，点头说嗯，你很有悟性，关于这场悲剧，我以及许多人，都在为此承担后果。也好，在惩罚中反思，使我更能清晰地看到历史的本质。这个国家需要拨乱反正，但每一代年轻人都会有其青春的狂怒，都可能在某一时刻轻身躁进，以最好的动机去换来最坏的结果。
我问这是不是说，每一点进步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社会整体似乎向前发展了，而个体生命却要在历史车轮下化为血泥？
男主对小时候成长经历的回忆：
我其实从很小开始，就意识到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的粗野和怪诞。我在转学去县城之前，生活在另外一个小镇。整个“文革”时代，那个小镇充斥着无端死亡的气息。
我曾亲眼目睹，一会儿是造反派把当权派（基层政府官员）捆绑上台批斗毒打；过一阵子，又是保皇派把造反派捆绑吊上了房梁。每个人都在喊毛主席万岁，胜利者却总是诅咒对方是毛主席的敌人。人群被莫名其妙地划分为敌我，仇恨和报复循环往复。我的父亲和雯的父亲，都是这个国运下的祭品，他们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各自分担着恶世的疼痛。
我的内心一直储蓄着这样的火焰，即便在最消极的山中岁月里，一个微吏的身份并不足以使我消解对这个时代的质疑。甚至这种尚未开始就已失败的爱情，本质上都因我们解不开时代的绳扣，而不得不放弃努力。
也就是说，在一个青年涉世之初，他的爱恋和梦想，仿佛都组织扼杀。怀揣着这样的怨，我只能奔赴远方，我再也不想待在这个县城了。不管远方有多远，一代又一代边城青年，都这样带着改造世界的梦想出发，希望沿路寻觅同道，为改变社会而抱团取暖。
与雯父的第二次谈话：
您遭受这么多委屈和不公，为什么还对这个时代充满信心呢？我问。
老人接着为我们斟满酒，继续说：个体的悲剧，放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实在无足轻重。我们那一代所谓的造反派，并非都是喜欢打砸抢和阶级斗争的野心家。很多人之所以伺机而动，原也只是看不惯那十七年的专制和愚蠢，希望重建一个新世界——只不过都是历史沙盘中的一个小卒，被无常之手操控于股掌之间了而已。我早在“文革”中期，就已经看明白此中奥秘，只是已经卷入其中，无法靠岸下船了。那么个人为此承担惩罚，实在也无所谓。三中全会对“文革”的否定，以及对毛的评价，我都是认可的。中国人要想走出这个困境，必须是进一步改革开放。你们这一代生逢其时，是应该为此参与并努力完成的。
作者野夫在后记里写道：事实上，每一个年代的爱情，都有各自的历史痕迹。50年代的单纯，60年代的压抑，70年代的扭曲，80年代的觉醒和挣扎……再看看90年代的颓废和新世纪以来的严重物化，大抵可以印证不同年代的世道人心。
文中，在男主与雯父的对话中也不乏对历史与个人之间关系的探讨。
男主与雯父的第一次谈话中：
她的父亲独居于山顶一个草棚似的蜗居里，四壁萧然。与一般农户唯一不同的是，室内干干净净，床头上还有一摞古书。这个50年代的大学生，曾经在县委办工作。“文革”中站错了队，“文革”结束之后便遭到了时代的报复。老人已经活脱脱像一个老农了，看见我来，却依旧礼数周到地泡茶寒暄，身上显出的还是另外一种儒雅的气质。
丽雯帮父亲做好饭菜，让我陪老人小酌。她自己赶紧吃完，又去帮老人担水洗衣忙碌。火塘上烧着树根，火苗和烟雾闪烁在我们脸上。我与老人对酌聊天，闲言碎语之后，我很想弄清楚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在“文革”中卷入路线斗争。
他皱眉说：事实上，原本是一场针对官僚体制的斗争，后来一旦变成群众运动，便会酿成普遍的灾难。这，也许便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悲剧。
我谨慎地问：您在运动之初，并未看清这场革命的走向或结果？
他沉吟说没有。坦率地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在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人被这种内在规律裹挟而前时，人已经失去方向且无法掌控它的趋势。这就是历史。
老人接着说：比如你的父亲，我也认识他，我知道他是一个实干家，是这个国家基层结构中的一个好官员。在你眼中，他没有任何恶行。但他那时同样不能逃避群众的围攻和批斗，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他不过是在分担人们几十年来积埋的对官僚集团的怨气。
我说对，小时候，当一些造反派冲进我家时，我曾经非常仇恨，当然也非常害怕。但后来读大学，同学中有不少人皆是当年的老三届红卫兵，与他们交往，我才发现，他们更多像是一代理想主义者。他们的错误不过是激进了，且以为他们便能改良一个社会。
老人对我的说法有些惊异，点头说嗯，你很有悟性，关于这场悲剧，我以及许多人，都在为此承担后果。也好，在惩罚中反思，使我更能清晰地看到历史的本质。这个国家需要拨乱反正，但每一代年轻人都会有其青春的狂怒，都可能在某一时刻轻身躁进，以最好的动机去换来最坏的结果。
我问这是不是说，每一点进步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社会整体似乎向前发展了，而个体生命却要在历史车轮下化为血泥？
男主对小时候成长经历的回忆：
我其实从很小开始，就意识到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的粗野和怪诞。我在转学去县城之前，生活在另外一个小镇。整个“文革”时代，那个小镇充斥着无端死亡的气息。
我曾亲眼目睹，一会儿是造反派把当权派（基层政府官员）捆绑上台批斗毒打；过一阵子，又是保皇派把造反派捆绑吊上了房梁。每个人都在喊毛主席万岁，胜利者却总是诅咒对方是毛主席的敌人。人群被莫名其妙地划分为敌我，仇恨和报复循环往复。我的父亲和雯的父亲，都是这个国运下的祭品，他们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各自分担着恶世的疼痛。
我的内心一直储蓄着这样的火焰，即便在最消极的山中岁月里，一个微吏的身份并不足以使我消解对这个时代的质疑。甚至这种尚未开始就已失败的爱情，本质上都因我们解不开时代的绳扣，而不得不放弃努力。
也就是说，在一个青年涉世之初，他的爱恋和梦想，仿佛都组织扼杀。怀揣着这样的怨，我只能奔赴远方，我再也不想待在这个县城了。不管远方有多远，一代又一代边城青年，都这样带着改造世界的梦想出发，希望沿路寻觅同道，为改变社会而抱团取暖。
与雯父的第二次谈话：
您遭受这么多委屈和不公，为什么还对这个时代充满信心呢？我问。
老人接着为我们斟满酒，继续说：个体的悲剧，放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实在无足轻重。我们那一代所谓的造反派，并非都是喜欢打砸抢和阶级斗争的野心家。很多人之所以伺机而动，原也只是看不惯那十七年的专制和愚蠢，希望重建一个新世界——只不过都是历史沙盘中的一个小卒，被无常之手操控于股掌之间了而已。我早在“文革”中期，就已经看明白此中奥秘，只是已经卷入其中，无法靠岸下船了。那么个人为此承担惩罚，实在也无所谓。三中全会对“文革”的否定，以及对毛的评价，我都是认可的。中国人要想走出这个困境，必须是进一步改革开放。你们这一代生逢其时，是应该为此参与并努力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