胁田修：统一之后的社会与经济 （1）
剑桥日本史选译，第三章 统一之后的社会与经济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Unification 大阪大学文学部脇田修撰写，布朗大学历史系James L. McClain英译
緒論 Introduction (2008-2-6 18:33:38)
在西元16世紀的後半段，日本的社會結構與經濟能力出現了很大的轉變。這些轉變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在史家看來，它們標誌著日本從中世階段向近世階段過渡。這場巨變的第一波浪潮從15世紀晚期到16世紀早期向整個日本擴展，而其中的推動力，在自治城鎮例如堺，在自治農村社區，也就是常說的“惣村（そうそん）”，證明了自己的存在。這類社區是早先撼動了以莊園制為基礎的中世政治、經濟秩序的社會運動的最終產物。而這個過程的核心，是中世晚期在畿內和附近地區日益頻繁的有組織的農民起義，以及遍佈日本大部的地方聯合體“一揆（いっき）”，後者以軍事為目的，以自衛為理由組成。這種團體的例子包括所謂的“土一揆（つちいっき）”，這是為抵抗特權領主征繳財物而組成的農民集團，特別常見於15至16世紀的京都地區的一種現象；更大的有“国一揆（くにいっき）”，主要由意欲擴大自主範圍的武士們組成的更大的團夥；還有“一向一揆（いっこういっき）”，與淨土真宗的本願寺聯合的聯盟。 在這樣動盪的局勢中，曾經掌握私有領地（荘園）的最高特權的公家貴族和寺社首領，被戰國期間以自己的方式打出一方勢力的在地武士領主所取代。這些武士最終將室町幕府推至邊緣，並為三個武家霸主的出場打開了道路——織田信長（1539—1582）[譯注1：原文如此，信長生年是1534年]，豐臣秀吉（1537—1598）[譯注2：早期書籍中秀吉的生年往往記為1536年即天文五年元旦，99版《辭海》依然如此，這大概是根據《甫庵太閤記》的記載。但桑田忠親認為記載在大村由己《天正記》和秀吉生前一些文獻（國書、九州陣中致北政所書信）中的天文六年二月六日即1537年更可信，這早已為日本史學界普遍接受，因此這裏作1537年]，德川家康（1542—1616），他們在16世紀後半葉致力於武力統一日本。17世紀期間，以無可挑戰的軍事霸權為基礎的大一統政治架構所產生的同化作用，還釋放出了產生巨大後果的新力量，引領日本進入了日本史學家普遍稱為“近世”的歷史階段，也就是西方史學家常說的“前近代期”（early modern age）。 史家作出過很多解釋來從理論上剖析兩個過程，一為社會和經濟的，一為軍事和政治的，是如何一齊做功而產生的“近世社會”。其中最有影響的解釋，是中村吉治的“封建制再編成說”（refeudalization），成書於1930年代（注1）。中村氏聚焦於中世到德川時代武家領主與家臣之間的關係，並總結道近世階段所表明的是中世封建制的本質性成分在德川幕府治下以一個政治上更穩定、更高度組織化的形式的再編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十年裏，安良城盛昭以他的“封建革命說”挑戰了這一觀點（注2）。在埋首於各種提供機會的文獻，分析了以家族為基础的農戶的結構之後，安良城氏提出，中世莊園制並不存在於他所命名的“家父長的奴隸制（かふちょうてきどれいせい）”當中。但是，他認為德川期社會以不同形式組成，而且其特徵是17世紀間出現的以農奴（のうど）为本提供勞動力的農業體制。這種從奴隸制到農奴制的轉變，安良城氏主張，意味著“純粹的封建制度”在德川幕府時期才第一次出現在日本。 更近期的第三種說法雕刻出了學術爭論的範疇，由宮川滿提出（注3）。和安良城氏一樣，宮川氏從農村資料得到了學術靈感，而且他也贊同農奴制是中世社會的特徵，日本封建制度在德川時代取得勝利。但是，他相信德川期社會並非基於真正的農奴制，而是他所稱的“隸農（れいのう）”，一个半獨立不獨立的階級，有點類似農奴的小規模家庭。於是，為了將宮川氏對於歷史轉型的觀點和安良城氏的相區別，我們暫且稱之為“發達的封建制說”。 美國的學界很自然地受到日本學者們發展的學說所影響（注4）。同時也要注意西方的日本史專家們獨立構建了自己的研究框架，並且也因此衝擊了日本的學界。一個特別著名和有力的見解就是用“early modern”來表述“近世”，因此，回避了許多日本人愛用的馬克思主義式分析歷史社會形態的詞彙，同時也讓人們把注意力從封建現象上移開，而放在那些聯繫著1868年以後日本國家和經濟之特點的長期趨勢（注5）。 本章將會貼近地查看16世紀晚期，那個劃開中世和近世的歲月當中的諸事。從將要呈現的事例之中，可以看到兩個時期之間明顯地有著連續的鏈結。但是同樣地有證明巨變的激流貫穿著整個轉型的年代，而且證據向不同之處傾斜了更多的尺度，而非相同之處。從中世末期裏觀察到的社會和經濟趨勢並非毫不動搖地延續到近世時期，德川期社會看來也不僅僅是一個中世社會的重建。事實上，中世體制和德川體制是如此的不相似，所以它們應當被認為是不同的社會類型，同時著重點應該放在兩個時段的鮮明特徵上。這樣來認識就需要對16世紀晚期近世社會如何在轉化爐中成形有個清楚的估計（注6）。
注1：中村吉治，《幕藩体制論》（東京：山川出版社，1972）。 注2：安良城盛昭，《幕藩体制社会の成立と構造》（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59）。 注3：宮川満，《太閤検地論》，全3卷（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57-63）。 注4：例如Edwin O. Reischaur（頼世和）對“封建制再編成說”的支持，見於他的《Japan: The Story of a Nation 日本：一個國家的故事》，第3版（New York 紐約，Knopf，1981），pp. 78-86。 注5：參見John Whitney Hall，《Feudalism in Japan - A Reassessment 日本封建制再探》，於John Whitney Hall和Marius B. Jansen編集，《Stud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Japan 近世日本制度史研究》（Princeton 普林斯頓，N.J. 新澤西州: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68）。更被看好的有關中世到德川時代轉型的主要問題研究，參見John Whitney Hall，Keiji Nagahara（永原慶二）和Kozo Yamamura（山村耕造）編集，《Japan before Tokugawa: Political Consolid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1500-1650 德川時代以前的日本：政治整合與經濟增長 1500—1650年》（Princeton 普林斯頓，N.J. 新澤西州：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1）；以及George Elison和Bardwell L. Smith編集，《Warlords, Artists & Commoners: Japa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軍閥，藝術家和平民：16世紀的日本》（Honolulu 檀香山：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夏威夷大學出版社，1981）。 注6：有關16世紀晚期制度變化的介紹，參見以下：脇田修，《近世封建制成立史論》（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7）；《The Kokudaka System: A Device for Reunification 石高制：重新統一的策略》，《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日本學報 I》（1975年春季刊）；《The Emergence of State in Sixteenth Century Japan: From Oda to Tokugawa 16世紀日本國家的成立：從織田到德川》,《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8 日本學報 第八期》（1982年夏季刊）：343-76；以及（同James L. McClain合著），《The Commercial and Urban Policies of Oda Nobunaga and Toyotomi Hideyoshi 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的商業、城市政策》，收於Hall等人（同前注）編集的《Japan before Tokugawa 德川以前的日本》，pp.224-47。 完整内容见博客 夏夜竹林（简体字版）或失琴喪鶴齋（舊體字版） 或 携带版（mob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