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畸人传（狂矞华士篇）
引子
“畸人”一词出自《庄子》之《大宗师》：“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在庄子心目中，畸人虽不合于人道，却合于天道，在人类生活中，他们特立独行，离世异俗，不按照人惯有的方式生活，与现实格格不入。因而不被人理解，甚至于误解，以至于被视作另类，或怪胎，遭受世人的白眼和讥嘲。而庄子何尝不是这样一种人呢？妻死鼓盆而歌，弃高官厚爵为敝屣，行为出格，恐生于当今之世，也会被当作疯子看待。事实上，庄周历史上已经被当作“畸儒”（见郑樵《通志》？），此儒谓学者之通称，非儒家之谓，不然一个以“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为职志的哲人被称为儒只能是对他的亵渎。
此处不拟讨论庄子，也不想讨论《庄子》一书中的畸人，如许由、王倪、被衣、伯成子高之属，一则那是老生常谈，不易谈出新意，二则多为寓言，故事真假尚且难知，提炼其意义也就有似于沙上筑塔。我们还是将视角转移一下，看看《庄子》一书之外的那些真实存在过的畸人的生存状态。搜检先秦史籍，有几例值得绍介。通过他们的故事，相信人们会惊异于那透过晦暗的历史而发出的耀眼的个性光辉，感叹史上也曾有过这样超凡脱俗的人，这样与众不同的活法
狂矞华士
狂矞、华士的故事见于《韩非子·外储说上》，“外储说”就是韩非为论证自家思想而准备的资料库，一般说来，所储之说应该是有源有本，如此方能有说服力，非如庄生“寓言十九”，多是向壁虚造。为免读者翻检之劳，特录之如下：
太公望东封于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营丘，使执杀之以为首诛。周公旦从鲁闻之， 发急传而问之曰：“夫二子，贤者也。今日飨国而杀贤者，何也？”太公望曰： “是昆弟二人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求于人者， 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且无上名，虽知，不为望用；不仰君禄，虽贤，不为望功。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 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不服兵革而显，不亲耕耨而名，又所以教于国也。今有马于此，如骥之状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驱之不前，却之不止， 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则臧获虽贱，不托其足。臧获之所愿托其足于骥者，以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为人用，臧获虽贱，不托其足焉。已自谓以为世之贤士而不为主用，行极贤而不用于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诛之。
韩非子是一个很严谨的的人，无征不信，紧接上文又附上了此故事的另一版本：
一曰太公望东封于齐。海上有贤者狂矞，太公望闻之往请焉，三却马于门而狂矞不报见也，太公望诛之。当是时也，周公旦在鲁，驰往止之；比至，已诛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贤者也，夫子何为诛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议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吾恐其乱法易教也，故以为首诛。今有马于此，形容似骥也，然驱之不往，引之不前，虽臧获不托足以旋其轸也。
这两个版本微有不同，前者是兄弟两人，太公望未曾礼贤下士便一杀了之。后者则主角只狂矞一人，太公望却也屈尊下顾，只是狂矞不买这位周武王老岳丈的账，于是姜太公心生杀机。情节虽然有异，但大体架构还是相同的。为便于讨论，就以前者为准。狂矞、华士兄弟二人可算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很有认识价值的论题，即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传统中国社会，民众之于国家基本上是只能履行义务，而很少或基本上不享受权利。作为被治理的对象，老百姓的主要义务是提供各种赋役，即孟子所谓“米粟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是也。而被供养者则高高在上，以“牧民者”自居，其在现代国家应尽的义务反被视为对于臣民莫大的恩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国家在宗法的基础上建立起层层的依附关系，“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就像一个螺丝钉一样，要尽自己的本分，既不可越俎代庖，也不可尸位素餐。因此，个人是渺小的，个性是不必要的，也是有害的。假设某一个人不能安分守己，做了越轨之事，那么你就会被扫地出门，而我们的狂矞兄弟则遭受了这样的命运，而且更为悲惨的是，他们被从肉体上消灭了。杀鸡儆猴，是统治者惯用的治国利器。培养好好纳税的顺民一直是当政者不曾改变的目标。
狂矞兄弟想摆脱这种依附关系，追求自己的自由，去过一种自力更生、自得其乐的生活。他们要：“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传说是尧舜时代所作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於我何有哉！”就像近现代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结局一样，狂矞兄弟成了牺牲品，为政府所消灭。只是他们尚非是积极的反对政府，而是消极的逃避政府的控制，去寻找一方逃避硕鼠的“乐土”。
那姜尚是怎样一个人呢，据《史记·齐太公世家》：“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一个惯于运用权术和手段的阴谋家，这也就无怪乎狂矞兄弟的悲惨下场了。
依照韩非“君主本位”（或者叫“以君为本”）的思想来看，太公望的做法一定是值得推崇的，因为这保障了国家的利益，实际上是君主自身的利益。颇可注意的是周公旦的态度，周公可是为周朝“制礼作乐”，令孔子朝思暮想的圣贤，对待狂矞兄弟的态度与太公望迥异。《礼记·儒行》里描绘了这样的儒家作风：“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和狂矞兄弟的品性颇有相通之处。儒的品类颇杂，如孔子本人就区分过君子儒和小人儒，孔子门徒中既有经商致富、财大气粗的子贡，也有居于陋巷，不改其乐的颜回，孔子本人也讲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之类甘于贫贱向往隐居生活的话。因而，儒家对于狂矞这类人应该有同情之理解的。儒之别类尚有狂者、狷者，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狂矞算作“狷儒”也是说得过去的。世人每有呵责儒家与专制政府沆瀣一气、同恶相济者，但是在先秦儒家和国家之间尚未形成后世那样牢不可分的关系。先秦儒者，如思、曾、孟、荀，颇有游士作风，而后世所谓儒家则基本上都有两种身份，既是国家供养的官僚，也是服膺孔孟的儒者，有时候难免就身不由己，难免“在官言官”了。事实上，儒者和当政者一直是同床异梦的关系，儒者有担当，有抱负，但力量有限，需要借助当政者的权威和势力推行自家的主张，所以孔孟都要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学说。他们是个体的人，对个性是有相当期许的，同时，他们又崇尚德治，将道德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而道德是有个体担当的，所以《论语》、《孟子》里面表彰了许多逸民、隐士型的人物。但是当政者则更关心切实的利益，更关心自己的一家江山如何能千秋万代地传承下去。他们与民众的关系正如《中庸》的所说的“蒲卢”型的关系，蒲卢是一种细腰蜂，往往捕取青虫作为繁殖下一代的食物，但是古人则误以为是蒲卢要将青虫当亲儿子养。儒家将当政者认作蒲卢，并认为他真的能够“为民父母”、“保民而王”，无疑是过于天真了。当政者不过是想将民脂民膏作为喂养家族及其子孙的食物。当然，他不肯明说这一真相，因为揭露真相意味着动摇了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他仍然要以民之父母自居，是天下人的“公主”（此词依“公仆”仿造），继续维护其蒲卢谎言而不被戳穿，让天下人真的相信他是”蒲卢”，是养万民以为子。儒家上了当，也跟着吆喝，以为真的会有无私的蒲卢降临人世，为万民之主。实际上，蒲卢是存在的，只不过他自私自利，贪婪无厌，欺世盗名，夺取万民的幸福以为一家的荣耀，实是彻头彻尾的“民蠹”。但是儒家一直抱持着这个幻想，一直希望找到这么一个无私的蒲卢，或者将不是蒲卢的驯化为蒲卢也成。但是，有目共睹，成效甚微。同时，自诩为蒲卢者却是对儒家愈加青睐，他们是知道儒者不仅不会捅破谎言，不会揭露蒲卢的本来面目，而且会千方百计维护这个谎言，因为个中蕴含了太多儒家的理想。有儒家帮腔，总比自卖自夸效果要好。于是儒家和当政者便相互利用，成了亲密的合作者，但实际上却是貌合神离。从此，儒家和政权越靠越紧，以至于被认为是浑然一体、密不可分。但近代以来，儒家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失去了政权的依托，儒家成了孤魂野鬼，游荡于四方，而不再高踞于庙堂之上。因而，儒学要得到复兴，就不应再走官方路线，梦想哪一天再次成为万民之准的，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而应该张扬其个性主体精神，以个体为本位，尊重个体价值，让其脱胎换骨，完成重生，成为一种虽不据有高位却生机勃勃的思想流派。但是，儒家沾染了太多，从良，任重而道远。
“畸人”一词出自《庄子》之《大宗师》：“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在庄子心目中，畸人虽不合于人道，却合于天道，在人类生活中，他们特立独行，离世异俗，不按照人惯有的方式生活，与现实格格不入。因而不被人理解，甚至于误解，以至于被视作另类，或怪胎，遭受世人的白眼和讥嘲。而庄子何尝不是这样一种人呢？妻死鼓盆而歌，弃高官厚爵为敝屣，行为出格，恐生于当今之世，也会被当作疯子看待。事实上，庄周历史上已经被当作“畸儒”（见郑樵《通志》？），此儒谓学者之通称，非儒家之谓，不然一个以“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为职志的哲人被称为儒只能是对他的亵渎。
此处不拟讨论庄子，也不想讨论《庄子》一书中的畸人，如许由、王倪、被衣、伯成子高之属，一则那是老生常谈，不易谈出新意，二则多为寓言，故事真假尚且难知，提炼其意义也就有似于沙上筑塔。我们还是将视角转移一下，看看《庄子》一书之外的那些真实存在过的畸人的生存状态。搜检先秦史籍，有几例值得绍介。通过他们的故事，相信人们会惊异于那透过晦暗的历史而发出的耀眼的个性光辉，感叹史上也曾有过这样超凡脱俗的人，这样与众不同的活法
狂矞华士
狂矞、华士的故事见于《韩非子·外储说上》，“外储说”就是韩非为论证自家思想而准备的资料库，一般说来，所储之说应该是有源有本，如此方能有说服力，非如庄生“寓言十九”，多是向壁虚造。为免读者翻检之劳，特录之如下：
太公望东封于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营丘，使执杀之以为首诛。周公旦从鲁闻之， 发急传而问之曰：“夫二子，贤者也。今日飨国而杀贤者，何也？”太公望曰： “是昆弟二人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求于人者， 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且无上名，虽知，不为望用；不仰君禄，虽贤，不为望功。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 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不服兵革而显，不亲耕耨而名，又所以教于国也。今有马于此，如骥之状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驱之不前，却之不止， 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则臧获虽贱，不托其足。臧获之所愿托其足于骥者，以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为人用，臧获虽贱，不托其足焉。已自谓以为世之贤士而不为主用，行极贤而不用于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诛之。
韩非子是一个很严谨的的人，无征不信，紧接上文又附上了此故事的另一版本：
一曰太公望东封于齐。海上有贤者狂矞，太公望闻之往请焉，三却马于门而狂矞不报见也，太公望诛之。当是时也，周公旦在鲁，驰往止之；比至，已诛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贤者也，夫子何为诛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议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吾恐其乱法易教也，故以为首诛。今有马于此，形容似骥也，然驱之不往，引之不前，虽臧获不托足以旋其轸也。
这两个版本微有不同，前者是兄弟两人，太公望未曾礼贤下士便一杀了之。后者则主角只狂矞一人，太公望却也屈尊下顾，只是狂矞不买这位周武王老岳丈的账，于是姜太公心生杀机。情节虽然有异，但大体架构还是相同的。为便于讨论，就以前者为准。狂矞、华士兄弟二人可算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很有认识价值的论题，即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传统中国社会，民众之于国家基本上是只能履行义务，而很少或基本上不享受权利。作为被治理的对象，老百姓的主要义务是提供各种赋役，即孟子所谓“米粟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是也。而被供养者则高高在上，以“牧民者”自居，其在现代国家应尽的义务反被视为对于臣民莫大的恩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国家在宗法的基础上建立起层层的依附关系，“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就像一个螺丝钉一样，要尽自己的本分，既不可越俎代庖，也不可尸位素餐。因此，个人是渺小的，个性是不必要的，也是有害的。假设某一个人不能安分守己，做了越轨之事，那么你就会被扫地出门，而我们的狂矞兄弟则遭受了这样的命运，而且更为悲惨的是，他们被从肉体上消灭了。杀鸡儆猴，是统治者惯用的治国利器。培养好好纳税的顺民一直是当政者不曾改变的目标。
狂矞兄弟想摆脱这种依附关系，追求自己的自由，去过一种自力更生、自得其乐的生活。他们要：“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传说是尧舜时代所作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於我何有哉！”就像近现代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结局一样，狂矞兄弟成了牺牲品，为政府所消灭。只是他们尚非是积极的反对政府，而是消极的逃避政府的控制，去寻找一方逃避硕鼠的“乐土”。
那姜尚是怎样一个人呢，据《史记·齐太公世家》：“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一个惯于运用权术和手段的阴谋家，这也就无怪乎狂矞兄弟的悲惨下场了。
依照韩非“君主本位”（或者叫“以君为本”）的思想来看，太公望的做法一定是值得推崇的，因为这保障了国家的利益，实际上是君主自身的利益。颇可注意的是周公旦的态度，周公可是为周朝“制礼作乐”，令孔子朝思暮想的圣贤，对待狂矞兄弟的态度与太公望迥异。《礼记·儒行》里描绘了这样的儒家作风：“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和狂矞兄弟的品性颇有相通之处。儒的品类颇杂，如孔子本人就区分过君子儒和小人儒，孔子门徒中既有经商致富、财大气粗的子贡，也有居于陋巷，不改其乐的颜回，孔子本人也讲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之类甘于贫贱向往隐居生活的话。因而，儒家对于狂矞这类人应该有同情之理解的。儒之别类尚有狂者、狷者，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狂矞算作“狷儒”也是说得过去的。世人每有呵责儒家与专制政府沆瀣一气、同恶相济者，但是在先秦儒家和国家之间尚未形成后世那样牢不可分的关系。先秦儒者，如思、曾、孟、荀，颇有游士作风，而后世所谓儒家则基本上都有两种身份，既是国家供养的官僚，也是服膺孔孟的儒者，有时候难免就身不由己，难免“在官言官”了。事实上，儒者和当政者一直是同床异梦的关系，儒者有担当，有抱负，但力量有限，需要借助当政者的权威和势力推行自家的主张，所以孔孟都要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学说。他们是个体的人，对个性是有相当期许的，同时，他们又崇尚德治，将道德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而道德是有个体担当的，所以《论语》、《孟子》里面表彰了许多逸民、隐士型的人物。但是当政者则更关心切实的利益，更关心自己的一家江山如何能千秋万代地传承下去。他们与民众的关系正如《中庸》的所说的“蒲卢”型的关系，蒲卢是一种细腰蜂，往往捕取青虫作为繁殖下一代的食物，但是古人则误以为是蒲卢要将青虫当亲儿子养。儒家将当政者认作蒲卢，并认为他真的能够“为民父母”、“保民而王”，无疑是过于天真了。当政者不过是想将民脂民膏作为喂养家族及其子孙的食物。当然，他不肯明说这一真相，因为揭露真相意味着动摇了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他仍然要以民之父母自居，是天下人的“公主”（此词依“公仆”仿造），继续维护其蒲卢谎言而不被戳穿，让天下人真的相信他是”蒲卢”，是养万民以为子。儒家上了当，也跟着吆喝，以为真的会有无私的蒲卢降临人世，为万民之主。实际上，蒲卢是存在的，只不过他自私自利，贪婪无厌，欺世盗名，夺取万民的幸福以为一家的荣耀，实是彻头彻尾的“民蠹”。但是儒家一直抱持着这个幻想，一直希望找到这么一个无私的蒲卢，或者将不是蒲卢的驯化为蒲卢也成。但是，有目共睹，成效甚微。同时，自诩为蒲卢者却是对儒家愈加青睐，他们是知道儒者不仅不会捅破谎言，不会揭露蒲卢的本来面目，而且会千方百计维护这个谎言，因为个中蕴含了太多儒家的理想。有儒家帮腔，总比自卖自夸效果要好。于是儒家和当政者便相互利用，成了亲密的合作者，但实际上却是貌合神离。从此，儒家和政权越靠越紧，以至于被认为是浑然一体、密不可分。但近代以来，儒家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失去了政权的依托，儒家成了孤魂野鬼，游荡于四方，而不再高踞于庙堂之上。因而，儒学要得到复兴，就不应再走官方路线，梦想哪一天再次成为万民之准的，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而应该张扬其个性主体精神，以个体为本位，尊重个体价值，让其脱胎换骨，完成重生，成为一种虽不据有高位却生机勃勃的思想流派。但是，儒家沾染了太多，从良，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