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写作的第三条道路

“当写作不能够超越苦难本身，而仅仅成为一种苦难的状态与细节呈现，这种所谓的感动，不可能有更多的价值。面对不幸而产生感动是一种自然情感，但是当你把这种个人化的感动无限制地夸大，甚至固定成一种抒情式写作模式，这种感动的目的无法不令人怀疑。这种 抒情，可能正危险地滑向滥情。”
 
倘若我们认定人类的智慧现在应该停滞，不再发展，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才应该使用大众的语言。否则情况理应相反：大众应该用文学的语言说话。
——约瑟夫·布罗茨基
叔本华在一篇论及如何写作的文章中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像伟人一样思考，像普通人一样说话。”这句话促成了我对于媒体写作的初步理解。长期以来，我们目睹文字被两种倾向支配：一种是经院式写作，他们摒弃语言本身的美感，用一种缺乏弹性与韵味的术语进行科学式描述，这种写作是封闭的，拒绝门外人参与；另一种是完全民间式的写作，或者滥情，或者用粗暴的论断将语言与思想彻底稀释，这种写作很容易挑起我们的激动，但是这种激动是如此廉价与短暂。
叔本华的话为我指出了写作的第三条道路。这种写作方式是开放的、鲜活的，同时又有其核心所在。它既清晰地传达自己意见，又尽量避免这种意见的粗暴与随意性。像伟人一样思考，保证了写作者对事件本身的超然与旁观者的立场；而像普通人一样说话，则拒绝让写作成为少数人的私密游戏。这两点正是媒体写作的原则所在。
首先需要澄清媒体写作长期所遭受的玷污。媒体是现代社会的核心所在，在世界变得如此纷乱与庞杂的今天，在一个被尼采称作“读报取代了每日祈祷”的现代社会，媒体成了人们感知世界的唯一方式。不管你如何唾弃大众媒体给你带来的“表象的世界”，你必须承认你已经生存于一个媒体渲染出的社会氛围当中。
媒体成了这个时代的教堂，媒体写作者是这个时代的牧师。媒体写作者肩负起构造现代人精神殿堂的重任。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指望大众通过阅读《红与黑》来获得人性感悟，通过阅读《希腊罗马名人传》来获得崇高感，通过阅读《国富论》来了解经济学的基础……媒体写作成了连接人类文化中最崇高的情感、最令人惊叹的智慧与现实大众的唯一纽带，他们可能正在努力阐述现代社会的定义与意义。
让我们重新回到写作方式的问题。我承认学院化写作有其存在的充分理由，这种深受题材及背景知识结构限制的写作注定是冷漠与孤僻的，要求其体现“介入”精神不但不合情理，也缺乏可行性。因此，这种写作基本上可以排除在媒体写作之外。在这里，我需要着重评述的是后一种民间式的写作。因为它比“学院化”更深广地介入大众意识，因此对于大众的智力状态与情感所造成的危害也极大。
首先，我反对武断、以快感为主导的写作。这样的作者常会高举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这样的伟大旗帜，把乔治·奥威尔、索尔仁尼琴等视为同道。他们攻击的是那些早已竖立在那里、人人皆知的标靶，不厌其烦地用各种例证准确无误地击中靶心，然后为整个行动贴上“常识性写作”的美丽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