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的困扰
历史的发展有时显得很吊诡，“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多少文化精英，痛感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先后经历了从改造军备，到改造政体，到改造国民性，改造传统文化，最终落脚到改造传统语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认为，中国人的愚昧落后主要是受制于僵化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因为几千来，作为书面语的古代汉语一直是贵族阶层、统治阶级的专利，古代汉语的高难度又极大地阻碍了普通民众快速掌握知识，提升能力与素质。这些精英们在学习了西方语言，接触了西方先进文化之后，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传统文化及其载体古汉语最终成了众矢之的，万恶之首，几乎是人人得而诛之。后来的一些比较偏激的主张，如鲁迅提出的不读中国古书、汉字拼音化、拉丁化等等，都是冲着语言来的。这是时代使然，以当时的时代背景，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降低学习语言的难度，改变古代文言分离的现状，使文与言相统一，便于民众用文字表达思想，阅读书籍报刊，提高文化素养，必须革新语言。白话文运动由此拉开序幕，汉语开始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转型。此前，中国在隋唐时期，曾因印度佛教文化的大量输入，在语言、哲学方面受过深度冲击，发生过一次深刻转变。
但仅仅提倡白话文，还远远不够，要改选国民性，就要改进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改进思维方式就必须改造汉语。
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不精密，有缺陷，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含糊。但到底是语言决定思维方式，还是思维方式决定语言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也是一个一直到现在还争论不休的问题。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成中英教授透过中西方语言与思维方式的对比，对汉语的产生及其内在特性作了精辟论述，他认为：中国语言是形象语言，西方语言是声音语言，从这里可以说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国语言以形象为主导。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六书”就以象形或取象为主，当然也有象声，都是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指事也以形象——符号显示自然关系、模拟自然关系。会意则是对事态复杂关系的显示，不是单纯的象形。这基本上决定了中国文字的形象性。转注、假借则是语义的延伸，是把象形文字的形象性延伸出去。语义的延伸也代表了不起形象的延伸。
西方的声音语言则不是对自然世界的模拟，是信号而不是符号。符号包括指示符号与表现符号两种。信号是以理性的规则性的规定来建立象征的符号，它代表一种约定俗成。当然西方语言中不少声音也是模拟外在世界的，但语义的符号与语言所指基本上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定关系。
形象语言是空间性的，声音语言则是时间性的。形象语言是对空间中显现的事物的模拟与掌握；声音语言是通过时间延续来显示外在事物。西方语言把元音组合许多音节，然后形成意义单元。而中国语言则以单音节为主要的意义单元，并表现为字的形象。因而，声音语言是以声音组合来决定字义，而形象语言则以字的形象决定字义。
何以产生上述两种不同的语言？我认为是原始选择的结果。
华夏民族在原初状态所处的自然环境较有规则性、平衡性，没有巨大的非规则性变动，与人的关系比较密切，人们能够在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较容易地掌握外界环境，人与环境不存在激烈冲突、压迫、损害与恐惧，这就使人更容易掌握空间世界。这种环境是产生形象语言的必要条件，因为形象语言是一种近距离的表达方式。中国文字倾向于视觉中心，空间化。西方文字则不同，是一种声音文字。希腊、地中海地区的环境是极不稳定的，气候恶劣，人们要与生活环境进行抗争，而交流则必须借助声音。远距离沟通是声音语言产生的条件。原始的选择代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语言就是思维。从原始思维的发生而言，语言是最原始的思维方式。当选择了某种语言的时候，就意味着选择了某种思维方式。整个原始人类的生活经验决定了表达工具—语言的产生，语言则规定了思维方式。
中国的形象语言从几个方面影响了中国的思维方式：一是形象语言所表达的主客观关系、主客体关系密切相关、没有分开。二是由于对自然现象有亲切的掌握，因此对自然事物都不愿加以否定，把它们都看成是真实的存在。三是任何现象都处于关系网中，是在整体中被决定的，因此其背后就有一个真实体存在，于是就产生了显中有隐的观念。四是中国语言作为一种对世界的认知工具，其意义是随经验而增加的，具有累积性。
西方的声音语言也显示了西方的思维方式：一是声音显示了主客关系的断裂，并且保持着一种远距离的作用。二是理性是主客体分离的结果。三是因为声音不能形象化，因此必须形成抽象概念。
西方理性思维是两极分化，走向逻辑思维和科学思维。中国思维则是两极融合，是整体思维以及关系思维。---《中国语言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
可见，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汉语的形成主要是受生活环境的影响，是一种自然选择，就算有缺陷，但中华文明既然以之为文化载体发扬光大至今，也足见其生命力之强大，优势之明显，绝对不是一两个人说废除就能废除的。
如何改进白话文，不外两途：一是通过作家的努力，借鉴、改进古代白话，吸取保留古文的优长，二是借助大量翻译外国优秀文学作品，丰富现代汉语的语法和词汇。
鲁迅热衷于翻译，而且在翻译上坚持硬译，也是针对汉语的固有缺陷，希望能吸收西方语言的长处加以融合改造，促进汉语更加精美完备。事实上白话文的发展也的确一直循着这条路径发展至今。
白话文从欧化拗口，逐渐大量吸收外来词语，词汇更加丰富，表达思想更趋精密流畅。这种语言发展变化对中国后来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是白话文学流布的范围更广，在开启民智，普及知识方面显示了更强大的力量。另一方面，白话文也更有利动员组织民众。
甚至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在与蒋介石的较量中最终胜出，白话文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与国民党相比，毛泽东一开始就牢牢抓住白话文，有意识地运用白话文，实为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能达到高度的统一，进行充分的动员，没有白话文助推是不可想象的。看看毛泽东发表的文章，文电，作战指示等等都是白话文，即使发到最普通的战士手中，只要不是文盲，都可以看得懂，即便是文盲，听也能听得懂。连胡适都承认，共产党内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反观蒋介石，就差得远了。可见，在获取因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带来的最新资源与信息上，中国共产党早已捷足先登。
几十年过去了，白话文尽管有了长足发展，但到现在也还远远未能达到比较完备理想的境地，甚至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大陆，白话文的发展经历了更多的曲折，走了更多的弯路。为什么要这样说？
一是作为白话文本身，因为草创未久，发展不够充分，远较文言文的历史要短，还存在很多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一点作为文艺工作者或翻译工作者体会最深，著名翻译家傅雷在给友人的信中，对白话文的不足进行阐述：白话文跟外国语文，在丰富、变化上面差得太远。文言在这一点上比白话就占便宜。周作人说过：“倘用骈散错杂的文言译出，成绩较可有把握：译文既顺眼，原文意义亦不距离过远。”这是极有见地的说法。文言有它的规律，有它的体制，任何人不能胡来，词汇也丰富。白话文却是刚刚从民间搬来的，一无规，二无体制，各人摸索各人的，结果就要乱搅。同时我们不能拿任何一种方言作为白话文的骨干。我们现在所用的，即是一种非南非北、亦南亦北的杂种语言。凡是南北语言中的特点统统要拿掉，所剩的仅仅是一些轮廓，只能达意，不能传情。故生动、灵秀、隽永等等，一概谈不上。……普通话者，乃是以北方话做底子，而把它coiioquial的成分全部去掉的话。你想这种语言有什么文艺价值？不幸我们写的正是这一种语言。我觉得译文风格的搞不好，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语言是“假”语言。《致宋奇》
解放以后，对古汉语的传承几乎中断，导致白话文丧失了传统语言的节奏分明、意象丰富、含蓄凝练之美。二是解放后政治挂帅，意识形态笼罩一切，政治性语言暴力泛滥，单调抽象的口号语、味同嚼蜡的“假”语言在十年文革发展到极致。看看那时的人们的讲话，那时的文艺作品，那时的出版物就可以了然。这段时期，对白话文的健康发展破坏极大，其流毒直到现仍然绵延不绝。不要说看那一时期的文艺创作，听听那一时期影视中人们的说话，特别孩子们一口的大人一样的官话、场面话，听了就让人痛苦、别扭、难受。的确，一个有追求的作家、文艺工作者要在一个官话假话泛化雷同成灾的语境中，保持自己的个性与特色非常困难。很多解放前很有创造潜力的作家，最后写不出作品，或作品质量大幅下降，如沈从文、曹禺、巴金等人，不只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在创作语言上，他们也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只有极个别作家例外，如杨绛，不仅仅保持了个人风格与特色还更上层楼，实在难能可贵。
老实讲，后来王朔作品在八十年代迅速走红，其中一个突出原因是，他率先讲了人话，活人的话，发出了真声，替人们作了一次痛快的宣泄。但王朔作品语言后来走向模式化，缺乏节制、变化、精进，也成了他的致命伤。他既少汪曾祺、阿城、贾平凹深厚的古文功底，又无王小波另辟蹊径，从翻译作品入手融会创新的追求与探索。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是必然的结果，虽然他在《看上去很美》中作了一些努力，但后劲不足，成效并不大。
语言的创新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它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一批又一批文艺创作者，殚精竭虑，孜孜以求，不断地创造与积累。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一些杰出的翻译家如：傅雷、汝龙、王道乾、戴子钦等等，为丰富、发展现代汉语所做的贡献要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作家们，这是一个值得很多文艺工作者认真思索的问题。
至于未来中国的文艺创作能否大放异彩，杰作迭出，我个人认为，作品能否在语言上有所突破是关键。过去几十年，我们在教育上，对古文传统的承接太过薄弱了，不信与台湾对比就可一目了然。所以指望七十后、八十后作家整体的创作在短期内有大的提升与突破，恐怕相当困难。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认为，中国人的愚昧落后主要是受制于僵化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因为几千来，作为书面语的古代汉语一直是贵族阶层、统治阶级的专利，古代汉语的高难度又极大地阻碍了普通民众快速掌握知识，提升能力与素质。这些精英们在学习了西方语言，接触了西方先进文化之后，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传统文化及其载体古汉语最终成了众矢之的，万恶之首，几乎是人人得而诛之。后来的一些比较偏激的主张，如鲁迅提出的不读中国古书、汉字拼音化、拉丁化等等，都是冲着语言来的。这是时代使然，以当时的时代背景，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降低学习语言的难度，改变古代文言分离的现状，使文与言相统一，便于民众用文字表达思想，阅读书籍报刊，提高文化素养，必须革新语言。白话文运动由此拉开序幕，汉语开始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转型。此前，中国在隋唐时期，曾因印度佛教文化的大量输入，在语言、哲学方面受过深度冲击，发生过一次深刻转变。
但仅仅提倡白话文，还远远不够，要改选国民性，就要改进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改进思维方式就必须改造汉语。
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不精密，有缺陷，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含糊。但到底是语言决定思维方式，还是思维方式决定语言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也是一个一直到现在还争论不休的问题。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成中英教授透过中西方语言与思维方式的对比，对汉语的产生及其内在特性作了精辟论述，他认为：中国语言是形象语言，西方语言是声音语言，从这里可以说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国语言以形象为主导。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六书”就以象形或取象为主，当然也有象声，都是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指事也以形象——符号显示自然关系、模拟自然关系。会意则是对事态复杂关系的显示，不是单纯的象形。这基本上决定了中国文字的形象性。转注、假借则是语义的延伸，是把象形文字的形象性延伸出去。语义的延伸也代表了不起形象的延伸。
西方的声音语言则不是对自然世界的模拟，是信号而不是符号。符号包括指示符号与表现符号两种。信号是以理性的规则性的规定来建立象征的符号，它代表一种约定俗成。当然西方语言中不少声音也是模拟外在世界的，但语义的符号与语言所指基本上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定关系。
形象语言是空间性的，声音语言则是时间性的。形象语言是对空间中显现的事物的模拟与掌握；声音语言是通过时间延续来显示外在事物。西方语言把元音组合许多音节，然后形成意义单元。而中国语言则以单音节为主要的意义单元，并表现为字的形象。因而，声音语言是以声音组合来决定字义，而形象语言则以字的形象决定字义。
何以产生上述两种不同的语言？我认为是原始选择的结果。
华夏民族在原初状态所处的自然环境较有规则性、平衡性，没有巨大的非规则性变动，与人的关系比较密切，人们能够在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较容易地掌握外界环境，人与环境不存在激烈冲突、压迫、损害与恐惧，这就使人更容易掌握空间世界。这种环境是产生形象语言的必要条件，因为形象语言是一种近距离的表达方式。中国文字倾向于视觉中心，空间化。西方文字则不同，是一种声音文字。希腊、地中海地区的环境是极不稳定的，气候恶劣，人们要与生活环境进行抗争，而交流则必须借助声音。远距离沟通是声音语言产生的条件。原始的选择代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语言就是思维。从原始思维的发生而言，语言是最原始的思维方式。当选择了某种语言的时候，就意味着选择了某种思维方式。整个原始人类的生活经验决定了表达工具—语言的产生，语言则规定了思维方式。
中国的形象语言从几个方面影响了中国的思维方式：一是形象语言所表达的主客观关系、主客体关系密切相关、没有分开。二是由于对自然现象有亲切的掌握，因此对自然事物都不愿加以否定，把它们都看成是真实的存在。三是任何现象都处于关系网中，是在整体中被决定的，因此其背后就有一个真实体存在，于是就产生了显中有隐的观念。四是中国语言作为一种对世界的认知工具，其意义是随经验而增加的，具有累积性。
西方的声音语言也显示了西方的思维方式：一是声音显示了主客关系的断裂，并且保持着一种远距离的作用。二是理性是主客体分离的结果。三是因为声音不能形象化，因此必须形成抽象概念。
西方理性思维是两极分化，走向逻辑思维和科学思维。中国思维则是两极融合，是整体思维以及关系思维。---《中国语言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
可见，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汉语的形成主要是受生活环境的影响，是一种自然选择，就算有缺陷，但中华文明既然以之为文化载体发扬光大至今，也足见其生命力之强大，优势之明显，绝对不是一两个人说废除就能废除的。
如何改进白话文，不外两途：一是通过作家的努力，借鉴、改进古代白话，吸取保留古文的优长，二是借助大量翻译外国优秀文学作品，丰富现代汉语的语法和词汇。
鲁迅热衷于翻译，而且在翻译上坚持硬译，也是针对汉语的固有缺陷，希望能吸收西方语言的长处加以融合改造，促进汉语更加精美完备。事实上白话文的发展也的确一直循着这条路径发展至今。
白话文从欧化拗口，逐渐大量吸收外来词语，词汇更加丰富，表达思想更趋精密流畅。这种语言发展变化对中国后来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是白话文学流布的范围更广，在开启民智，普及知识方面显示了更强大的力量。另一方面，白话文也更有利动员组织民众。
甚至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在与蒋介石的较量中最终胜出，白话文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与国民党相比，毛泽东一开始就牢牢抓住白话文，有意识地运用白话文，实为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能达到高度的统一，进行充分的动员，没有白话文助推是不可想象的。看看毛泽东发表的文章，文电，作战指示等等都是白话文，即使发到最普通的战士手中，只要不是文盲，都可以看得懂，即便是文盲，听也能听得懂。连胡适都承认，共产党内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反观蒋介石，就差得远了。可见，在获取因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带来的最新资源与信息上，中国共产党早已捷足先登。
几十年过去了，白话文尽管有了长足发展，但到现在也还远远未能达到比较完备理想的境地，甚至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大陆，白话文的发展经历了更多的曲折，走了更多的弯路。为什么要这样说？
一是作为白话文本身，因为草创未久，发展不够充分，远较文言文的历史要短，还存在很多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一点作为文艺工作者或翻译工作者体会最深，著名翻译家傅雷在给友人的信中，对白话文的不足进行阐述：白话文跟外国语文，在丰富、变化上面差得太远。文言在这一点上比白话就占便宜。周作人说过：“倘用骈散错杂的文言译出，成绩较可有把握：译文既顺眼，原文意义亦不距离过远。”这是极有见地的说法。文言有它的规律，有它的体制，任何人不能胡来，词汇也丰富。白话文却是刚刚从民间搬来的，一无规，二无体制，各人摸索各人的，结果就要乱搅。同时我们不能拿任何一种方言作为白话文的骨干。我们现在所用的，即是一种非南非北、亦南亦北的杂种语言。凡是南北语言中的特点统统要拿掉，所剩的仅仅是一些轮廓，只能达意，不能传情。故生动、灵秀、隽永等等，一概谈不上。……普通话者，乃是以北方话做底子，而把它coiioquial的成分全部去掉的话。你想这种语言有什么文艺价值？不幸我们写的正是这一种语言。我觉得译文风格的搞不好，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语言是“假”语言。《致宋奇》
解放以后，对古汉语的传承几乎中断，导致白话文丧失了传统语言的节奏分明、意象丰富、含蓄凝练之美。二是解放后政治挂帅，意识形态笼罩一切，政治性语言暴力泛滥，单调抽象的口号语、味同嚼蜡的“假”语言在十年文革发展到极致。看看那时的人们的讲话，那时的文艺作品，那时的出版物就可以了然。这段时期，对白话文的健康发展破坏极大，其流毒直到现仍然绵延不绝。不要说看那一时期的文艺创作，听听那一时期影视中人们的说话，特别孩子们一口的大人一样的官话、场面话，听了就让人痛苦、别扭、难受。的确，一个有追求的作家、文艺工作者要在一个官话假话泛化雷同成灾的语境中，保持自己的个性与特色非常困难。很多解放前很有创造潜力的作家，最后写不出作品，或作品质量大幅下降，如沈从文、曹禺、巴金等人，不只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在创作语言上，他们也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只有极个别作家例外，如杨绛，不仅仅保持了个人风格与特色还更上层楼，实在难能可贵。
老实讲，后来王朔作品在八十年代迅速走红，其中一个突出原因是，他率先讲了人话，活人的话，发出了真声，替人们作了一次痛快的宣泄。但王朔作品语言后来走向模式化，缺乏节制、变化、精进，也成了他的致命伤。他既少汪曾祺、阿城、贾平凹深厚的古文功底，又无王小波另辟蹊径，从翻译作品入手融会创新的追求与探索。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是必然的结果，虽然他在《看上去很美》中作了一些努力，但后劲不足，成效并不大。
语言的创新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它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一批又一批文艺创作者，殚精竭虑，孜孜以求，不断地创造与积累。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一些杰出的翻译家如：傅雷、汝龙、王道乾、戴子钦等等，为丰富、发展现代汉语所做的贡献要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作家们，这是一个值得很多文艺工作者认真思索的问题。
至于未来中国的文艺创作能否大放异彩，杰作迭出，我个人认为，作品能否在语言上有所突破是关键。过去几十年，我们在教育上，对古文传统的承接太过薄弱了，不信与台湾对比就可一目了然。所以指望七十后、八十后作家整体的创作在短期内有大的提升与突破，恐怕相当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