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道
“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孟子的影响巨大，但在近些年的所谓的“国学热”中，“四书”中其他三本皆被人推崇备至，唯独《孟子》一书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就连古时的启蒙读物《弟子规》、《三字经》都被人当做所谓“传统文化”的香饽饽，为什么所谓“亚圣”的唯一遗物却少闻人口？这种被不该但又确实发生的事情，更能勾起人的兴趣。
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第二章以“亚圣与始皇”为名，把孟子与嬴政作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两个并行脉络进行阐述。孟子代表所谓“爱民亲民”思想，而始皇则代表法家的“权谋专制”，中国的帝王大多追求这两种理想的统一，至少主观上如此。严密控制地方政权，同时又跨越层层官僚给民众以“爱民”形象，在某些方面帝王们绞尽脑汁与他所任命的官吏脱离关系。大多数帝王还是成功的，因为中国的民众一直都相信最高统治者还是好的，即使其下属官吏横征暴敛。在民众心中，所谓腐败的政治只是由于那些“不听话的官员们”不听“皇帝的话而已。因此大多数农民起义大多打着“勤王”旗号，只对某位权臣发难，虽然与他们厮杀的军队的实质的总指挥就是他们可爱可敬的“皇帝”。胜了，吾皇杀几个“扰朕视听”的奸臣，然后招个安，把领头的几个领袖封个闲职。败了，这些人只能喊着“吾皇万岁”，被吾皇活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则为大夫）
总体来说，孟子绝非圣人，聪明但极端固执，这一点孔老二就比他强的多。
孟子好辩是出了名的，据其自述是“予不得已矣”。孟子的辩论绝非字字珠玑，那是纯粹的辩论，在他眼中儒家思想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在孟子那里辩论仅仅是个“技术活”而已。目的只有一个，叫对方哑口无言，自食其果。孟子辩词的逻辑错误俯拾即是，这和现在大学里的辩论差不多，当然孟子不会有那么多只给自己学院鼓掌的“观众”，更不会抬着锣鼓家伙去加油。
孟子对孔子的态度，几乎和孔子对周公的态度一样，借尸还魂而已。孟子经常谈到三个圣人，伯夷、柳下惠、还有就是孔子。虽然在字面上孟子更推崇“中庸”的孔子，但其行为言论却明显有前两位的影子，虽然两位在抽象层面不可调和。
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当然孟子没有这么多“道德洁癖”，如果伯夷生在孟子之时，那首阳山上不知要有多少名叫伯夷的尸体了。
但孟子对“恶”的极端厌恶是显而易见的，用“忘之不似人君”评价君王；把梁惠王逼到“顾左右而言他”的地步；对那种表面谦虚但却“挟贵而问”的人，“目视不语”；”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不一而足。《孟子》最后一卷有句话足见其对那些 “罔民虐民”的 王侯们的态度——“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颇有曹刿“肉食者鄙”的遗风。
但有洁癖的人是很难在这个世界存活，所以伯夷死了，孟子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理想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就是 他的活着 ，伯夷不食周粟，固然值得敬佩，但孟子只选择敬佩（一个人怎样死去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他怎样活着——《麦田守望者》）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柳下惠是典型的“大隐隐于市”，所谓“圣之和”者。这种人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受人尊敬的同时，自己也很快乐。（伯夷和柳下惠两人，让人不得不想起山涛和嵇康，一笔带过）。实在的说，其实孟子并不特别待见柳下惠，但柳下惠代表现实，不容反驳的现实。但孟子并没有学好，孟子在外十几年除了让帝王不得不“顾左右言他”外，几乎没什么现实的成就，而孔子则曾为鲁国大司寇，诛杀少正卯，也可以算是功成名就了，孟子最后也只能无奈得带着“说客”的名分，去见他的祖师爷了。
诸子百家，要论不得志，孟轲要算第一啦。
孟子所处时代，墨道两家兴盛，而儒家由于其保守的印象，再加上孔子的弟子们一心为老师造神没心思研究学问，逐渐衰落。这是儒家自古至今的通病，近些年如果不是借着“民族主义”的东风，儒学很难有出头之日。
孟子对其他学派的态度是很明了的，两个字“鄙视”。“洪水猛兽”一词即出于孟子对墨家的评价。表示其态度最明显的一句就是“逃墨必归杨，逃杨必归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即入其莅，又从而招之。”这种鄙视是毫无道理可言的，甚至有人身攻击之嫌，文人相轻是逃不开的宿命。
顺便说一下，孟子对于道家，仅仅谈到杨朱，一个只留下只言片语的人，而丝毫没有谈到“老子”，这个我们通常认为的道家的创始人。是否当时社会根本没有把老子算在儒家，又或者当时根本就没有《道德经》这样一本书？有学者说《道德经》完成于战国时期，考虑到古代到底有几个老子，老子是活了八十年还是八百年我们都搞不清，道德经是否为老子所做，老子是否为道家代表，只能保留意见。当然《孟子》到底什么时候完成我也搞不清楚，各种学说都有，当然其他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都有这样的问题，无数或明或暗的伪作充斥于我们的文化里。我们怎么学习？
我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不可能在一百年就丧失，丧失的部分也大多数虚伪的部分，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每思每想都在实践着我们的文化，既然如此我（未完待续）
孟子的影响巨大，但在近些年的所谓的“国学热”中，“四书”中其他三本皆被人推崇备至，唯独《孟子》一书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就连古时的启蒙读物《弟子规》、《三字经》都被人当做所谓“传统文化”的香饽饽，为什么所谓“亚圣”的唯一遗物却少闻人口？这种被不该但又确实发生的事情，更能勾起人的兴趣。
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第二章以“亚圣与始皇”为名，把孟子与嬴政作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两个并行脉络进行阐述。孟子代表所谓“爱民亲民”思想，而始皇则代表法家的“权谋专制”，中国的帝王大多追求这两种理想的统一，至少主观上如此。严密控制地方政权，同时又跨越层层官僚给民众以“爱民”形象，在某些方面帝王们绞尽脑汁与他所任命的官吏脱离关系。大多数帝王还是成功的，因为中国的民众一直都相信最高统治者还是好的，即使其下属官吏横征暴敛。在民众心中，所谓腐败的政治只是由于那些“不听话的官员们”不听“皇帝的话而已。因此大多数农民起义大多打着“勤王”旗号，只对某位权臣发难，虽然与他们厮杀的军队的实质的总指挥就是他们可爱可敬的“皇帝”。胜了，吾皇杀几个“扰朕视听”的奸臣，然后招个安，把领头的几个领袖封个闲职。败了，这些人只能喊着“吾皇万岁”，被吾皇活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则为大夫）
总体来说，孟子绝非圣人，聪明但极端固执，这一点孔老二就比他强的多。
孟子好辩是出了名的，据其自述是“予不得已矣”。孟子的辩论绝非字字珠玑，那是纯粹的辩论，在他眼中儒家思想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在孟子那里辩论仅仅是个“技术活”而已。目的只有一个，叫对方哑口无言，自食其果。孟子辩词的逻辑错误俯拾即是，这和现在大学里的辩论差不多，当然孟子不会有那么多只给自己学院鼓掌的“观众”，更不会抬着锣鼓家伙去加油。
孟子对孔子的态度，几乎和孔子对周公的态度一样，借尸还魂而已。孟子经常谈到三个圣人，伯夷、柳下惠、还有就是孔子。虽然在字面上孟子更推崇“中庸”的孔子，但其行为言论却明显有前两位的影子，虽然两位在抽象层面不可调和。
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当然孟子没有这么多“道德洁癖”，如果伯夷生在孟子之时，那首阳山上不知要有多少名叫伯夷的尸体了。
但孟子对“恶”的极端厌恶是显而易见的，用“忘之不似人君”评价君王；把梁惠王逼到“顾左右而言他”的地步；对那种表面谦虚但却“挟贵而问”的人，“目视不语”；”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不一而足。《孟子》最后一卷有句话足见其对那些 “罔民虐民”的 王侯们的态度——“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颇有曹刿“肉食者鄙”的遗风。
但有洁癖的人是很难在这个世界存活，所以伯夷死了，孟子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理想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就是 他的活着 ，伯夷不食周粟，固然值得敬佩，但孟子只选择敬佩（一个人怎样死去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他怎样活着——《麦田守望者》）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柳下惠是典型的“大隐隐于市”，所谓“圣之和”者。这种人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受人尊敬的同时，自己也很快乐。（伯夷和柳下惠两人，让人不得不想起山涛和嵇康，一笔带过）。实在的说，其实孟子并不特别待见柳下惠，但柳下惠代表现实，不容反驳的现实。但孟子并没有学好，孟子在外十几年除了让帝王不得不“顾左右言他”外，几乎没什么现实的成就，而孔子则曾为鲁国大司寇，诛杀少正卯，也可以算是功成名就了，孟子最后也只能无奈得带着“说客”的名分，去见他的祖师爷了。
诸子百家，要论不得志，孟轲要算第一啦。
孟子所处时代，墨道两家兴盛，而儒家由于其保守的印象，再加上孔子的弟子们一心为老师造神没心思研究学问，逐渐衰落。这是儒家自古至今的通病，近些年如果不是借着“民族主义”的东风，儒学很难有出头之日。
孟子对其他学派的态度是很明了的，两个字“鄙视”。“洪水猛兽”一词即出于孟子对墨家的评价。表示其态度最明显的一句就是“逃墨必归杨，逃杨必归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即入其莅，又从而招之。”这种鄙视是毫无道理可言的，甚至有人身攻击之嫌，文人相轻是逃不开的宿命。
顺便说一下，孟子对于道家，仅仅谈到杨朱，一个只留下只言片语的人，而丝毫没有谈到“老子”，这个我们通常认为的道家的创始人。是否当时社会根本没有把老子算在儒家，又或者当时根本就没有《道德经》这样一本书？有学者说《道德经》完成于战国时期，考虑到古代到底有几个老子，老子是活了八十年还是八百年我们都搞不清，道德经是否为老子所做，老子是否为道家代表，只能保留意见。当然《孟子》到底什么时候完成我也搞不清楚，各种学说都有，当然其他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都有这样的问题，无数或明或暗的伪作充斥于我们的文化里。我们怎么学习？
我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不可能在一百年就丧失，丧失的部分也大多数虚伪的部分，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每思每想都在实践着我们的文化，既然如此我（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