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一位素昧平生的突厥學家耿世民教授
前言：
前幾天讀到滿族心小站轉載了《博覽群書》關於耿世民教授的訪談（http://site.douban.com/125457/widget/notes/10742746/note/350909479/），想到我自己跟這位老先生雖素昧平生，但也有段小小因緣，所以寫下這篇短文以誌之。
三年前八月初的一個夏日半夜，我收到了一封電子郵件。和許多研究生一樣，我原本正一邊看書一邊上網。看到有新郵件，就打開來看看是不是導師寫信來交辦下學期的助教工作。不過一看寄件人很陌生，再看了一下內容，是用英文寫的，但是從郵件地址看來是從中國發來的。這封英文信寫得其實不是很流暢，但不妨礙我對內容的理解。
信一開頭寫著：「親愛的蔡同事，我是中央民族大學的教授Geng Shimin。我也是卡拉教授[1]的好友。 我有件事想請你幫忙。」我心想「大概是某位中國學者想來我們學校訪學，請我代為牽線吧？」另外就是「我的老師卡拉教授真的很出名，大家都認識他。」不過轉念一想，這位Geng Shimin教授會是哪位呢？會是那位中國突厥學的大師耿世民教授嗎？我家裡還有一本他的《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呢。只是我和他素昧平生，他應該不會有管道知道我這個小人物吧？
不過信越往下讀，就越有種「嗯......應該就是那位耿世民教授」的感覺。原來那年七月中旬，第五十四屆國際阿爾泰學常設會議（PIAC）暨美國蒙古學會剛在我們學校印第安納大學落幕，我也在會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同時認識了一些與會的中國學者。耿世民教授從其他的中國與會朋友處取得了我的聯絡方式後，很快就寫電郵跟我聯絡了。他想讓我幫他複印俄國東方學家貝勒津（I. N. Berezin）於1867年在俄國喀山（Kazan）出版的《突厥語讀本》（Turetskaya khrestomatiya）書中的一部分。我心想，在中國會問我這種冷門書的Geng Shimin，也應該就只有這位耿世民教授了吧。
本著學界互助精神，我就應承了這件事。但由於那本書是十九世紀末的出版品，我在我們學校的圖書館遍尋不著。透過館際互借也由於是古本不對外流通之故，而未能順利借得。我帶著失望的心情，寫信給耿教授告訴他這個消息。
他後來在回信中提到他跟這本書的關係和他當年在印大訪學的經歷。他提到1991年他在印大訪學時，曾經在印大圖書館見過貝勒津的那本讀本，據說是齊伊思教授[2]在1960年代自蘇聯購得的。他很後悔當時沒有複印一份留下來。也提到當年他在我們內陸歐亞學系訪學時，與我們系上的卡拉教授為舊識。另外與白桂思[3]、德維西[4]、與布列格爾[5]等老師們都認識。沒想到一晃眼已經二十多年，令他感嘆人生的短暫。而他所提到的這些老師們也大多已經是七、八十歲的老教授了。
而耿教授在知道我研究蒙古學以後，也提到他當年與蒙古結緣的淵源。他說他在文革期間曾被派到内蒙去進行所謂的教育革命調查將近一年，跑過許多地方，也學了一點蒙語。另外在新疆哈薩克族地區也經常與卡爾梅克蒙古人接觸。最後還勉勵了我這個後學一番。
雖然耿教授他老人家在學界的地位已經相當崇高，但從少數的書信往來中，感覺他是一位沒有架子的謙和長者。而以他當時八十二歲的高齡還能像年輕人一般常保對這門學問的熱情，這其中除了他對這門學問的熱愛以外，我猜想他老人家的內心深處也許還存著一點承繼絕學的使命感吧。
後記：
原本我打算趁著之後去北京訪學的機會，要去拜訪耿教授一趟。結果沒想到隔年底耿教授就與世長辭，相當遺憾。其實以我與耿教授的關係，既非師生，又非故友，本來是沒有資格寫這樣的文章的。只是粗略瀏覽了紀念耿教授的相關文章，似乎比較少提到他在印大訪學的相關經歷，所以不揣淺陋，寫下自己和耿教授的一段因緣，聊表自己對這位素昧平生的老大師的一點追思之意。
註釋：
[1] György Kara，匈牙利籍內亞歷史語言學家，現為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Central Eurasian Studies，另譯為中央歐亞研究系）蒙古學教授。
[2] Ilse D. Cirtautas，現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近東語言與文化系烏茲別克語教授。
[3] Christopher Beckwith，美籍中亞歷史與語言學家，專研吐蕃帝國史與內亞與東亞的文化語言學
[4] Devin DeWeese，美籍內亞伊斯蘭教史與察合臺文檔案專家。
[5] Yuri Bregel，俄籍伊斯蘭中亞史與歷史地理專家，現為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榮退教授。
前幾天讀到滿族心小站轉載了《博覽群書》關於耿世民教授的訪談（http://site.douban.com/125457/widget/notes/10742746/note/350909479/），想到我自己跟這位老先生雖素昧平生，但也有段小小因緣，所以寫下這篇短文以誌之。
三年前八月初的一個夏日半夜，我收到了一封電子郵件。和許多研究生一樣，我原本正一邊看書一邊上網。看到有新郵件，就打開來看看是不是導師寫信來交辦下學期的助教工作。不過一看寄件人很陌生，再看了一下內容，是用英文寫的，但是從郵件地址看來是從中國發來的。這封英文信寫得其實不是很流暢，但不妨礙我對內容的理解。
信一開頭寫著：「親愛的蔡同事，我是中央民族大學的教授Geng Shimin。我也是卡拉教授[1]的好友。 我有件事想請你幫忙。」我心想「大概是某位中國學者想來我們學校訪學，請我代為牽線吧？」另外就是「我的老師卡拉教授真的很出名，大家都認識他。」不過轉念一想，這位Geng Shimin教授會是哪位呢？會是那位中國突厥學的大師耿世民教授嗎？我家裡還有一本他的《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呢。只是我和他素昧平生，他應該不會有管道知道我這個小人物吧？
不過信越往下讀，就越有種「嗯......應該就是那位耿世民教授」的感覺。原來那年七月中旬，第五十四屆國際阿爾泰學常設會議（PIAC）暨美國蒙古學會剛在我們學校印第安納大學落幕，我也在會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同時認識了一些與會的中國學者。耿世民教授從其他的中國與會朋友處取得了我的聯絡方式後，很快就寫電郵跟我聯絡了。他想讓我幫他複印俄國東方學家貝勒津（I. N. Berezin）於1867年在俄國喀山（Kazan）出版的《突厥語讀本》（Turetskaya khrestomatiya）書中的一部分。我心想，在中國會問我這種冷門書的Geng Shimin，也應該就只有這位耿世民教授了吧。
本著學界互助精神，我就應承了這件事。但由於那本書是十九世紀末的出版品，我在我們學校的圖書館遍尋不著。透過館際互借也由於是古本不對外流通之故，而未能順利借得。我帶著失望的心情，寫信給耿教授告訴他這個消息。
他後來在回信中提到他跟這本書的關係和他當年在印大訪學的經歷。他提到1991年他在印大訪學時，曾經在印大圖書館見過貝勒津的那本讀本，據說是齊伊思教授[2]在1960年代自蘇聯購得的。他很後悔當時沒有複印一份留下來。也提到當年他在我們內陸歐亞學系訪學時，與我們系上的卡拉教授為舊識。另外與白桂思[3]、德維西[4]、與布列格爾[5]等老師們都認識。沒想到一晃眼已經二十多年，令他感嘆人生的短暫。而他所提到的這些老師們也大多已經是七、八十歲的老教授了。
而耿教授在知道我研究蒙古學以後，也提到他當年與蒙古結緣的淵源。他說他在文革期間曾被派到内蒙去進行所謂的教育革命調查將近一年，跑過許多地方，也學了一點蒙語。另外在新疆哈薩克族地區也經常與卡爾梅克蒙古人接觸。最後還勉勵了我這個後學一番。
雖然耿教授他老人家在學界的地位已經相當崇高，但從少數的書信往來中，感覺他是一位沒有架子的謙和長者。而以他當時八十二歲的高齡還能像年輕人一般常保對這門學問的熱情，這其中除了他對這門學問的熱愛以外，我猜想他老人家的內心深處也許還存著一點承繼絕學的使命感吧。
後記：
原本我打算趁著之後去北京訪學的機會，要去拜訪耿教授一趟。結果沒想到隔年底耿教授就與世長辭，相當遺憾。其實以我與耿教授的關係，既非師生，又非故友，本來是沒有資格寫這樣的文章的。只是粗略瀏覽了紀念耿教授的相關文章，似乎比較少提到他在印大訪學的相關經歷，所以不揣淺陋，寫下自己和耿教授的一段因緣，聊表自己對這位素昧平生的老大師的一點追思之意。
註釋：
[1] György Kara，匈牙利籍內亞歷史語言學家，現為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Central Eurasian Studies，另譯為中央歐亞研究系）蒙古學教授。
[2] Ilse D. Cirtautas，現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近東語言與文化系烏茲別克語教授。
[3] Christopher Beckwith，美籍中亞歷史與語言學家，專研吐蕃帝國史與內亞與東亞的文化語言學
[4] Devin DeWeese，美籍內亞伊斯蘭教史與察合臺文檔案專家。
[5] Yuri Bregel，俄籍伊斯蘭中亞史與歷史地理專家，現為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榮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