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ver 25-II（十四）做学问不会没有用处
读人文社会学科的朋友，会抱怨，几年的学术训养只是让自己多了些才情，但在生活与生计面前，百无一用。我自己有时候也不禁彷徨，因为对于一个实用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确实是个最不实用的东西。
就连经济学，很多时候也不能免俗。昨天几个朋友一起，把国内叫得上名字的经济学家细数一遍时，突然发现，他们之所以德高望重，并非学术上的造诣有多高，而是他们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时的作为，个人德行的贵重，以及对民族文脉的担当。这让Jim爷爷很讶异，因为这跟美国以学派斗争为基石的意识形态辩论，截然不同。不过，深谙中国文化的他也感叹，用德行、作为和情操来衡量人，倒是十分中国。
Jim爷爷是一个70年代的老普林斯顿，当时他研究的是发展理论。可以说这是那个年代最红火的研究领域，因为在早前康德拉季耶夫和熊彼特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当时的国际巨变，刺激这个理论研究迅速向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范畴延伸。在冷战的背景下，一面是风风火火的民主化浪潮，一面是以日本为头雁的亚洲经济奇迹，以及拉丁美洲的进口替代模式。
料想，彼时研究发展理论的Jim爷爷，就像现在研究德国产业政策的我，似乎是被一下子丢进塞满各种仪器的实验室，瞪大了眼睛，对大观园里的一切充满好奇。
我和Jim爷爷是2010年在泰国认识的，当时，我在泰国采访红衫军。我已经记不得是谁介绍我们认识的了，但是对Jim爷爷在曼谷的那个图书馆一般的家，倒是记忆犹新。特别是一本《Who Owns History》的书，此后，我便开始仔细观察所到之处的博物馆，并把开一个博物馆加进了我的愿望列表。
那段时间的采访，让我已经完全陷入泰国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的泥潭，找不到分析的框架，留下的只有胸中各种情绪的激荡。这个时候，我的大脑试图找一个便宜的逻辑，我的思维变得跟各种不靠谱砖家一样。这让我恼羞成怒，因为读书时，很容易把自己读到的材料按照学术框架进行填空，但是一开始田野调查，那些学理的逻辑就突然断线。
所以见到Jim爷爷的时候，我就像是一个拿着一堆不会做的数学题，跑去找老师的学生。研究发展理论的Jim爷爷，自然是驾轻就熟地帮我在各种理论和我的困惑中做连线题。随后，他还把我介绍给了Pasuk 奶奶，这位70年代剑桥毕业，批判他信，但也拒绝加入军政府内阁的泰国经济学家，帮我透过泰国表面的乱象，看到背后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我不能说，尽信书，或者尽信师，佛家不是也讲究，佛法僧的体系么。书与师，就像法与僧，都是帮我们看到背后的那个理，或者佛。所以，每同Jim爷爷见面的时候，我都是兴奋地把我最近的收获倒出来，他呢，则是稍微从理论层面点拨一下。然后，我就忍不住一拍大腿，啊呀，就是这样呢。如果不是有这样的功力，我想，他也不会先后做两家中国的银行的独立董事了吧。
因此，昨天我们几个人在探讨中国和美国金融改革的政策制定时，Jim爷爷总结说，看来中国是在前期的政策征询阶段，比较小团体，但是一旦进入立法层面，就迅速进入公众的视角，改革变得红红火火；而相比之下，美国是先立法，虽然这个阶段很透明，但是一旦进入具体行政层面，就瞬间逃离公众的视角，裹挟各种利益团体，改革难以推进。说得在座一位金融圈朋友，忍俊不禁地说，哈哈，都是人嘛。
有了人，便需要一个做决策和做执行的体制。那么，如何建立、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体制，便是政治了。
所以，这位在亚洲生活了40年的老普林斯顿，并不是一个老学究。在他对政治体制的判断中，并不仅仅观察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决策，也包括它有没有能力做决策和做执行。这也无怪乎美国国会当机的时候，奥巴马通过行政干预来强推环境政策；法国制造业升级乏力时，开始向低附加值回落；就连对泰国政治的分析，也不应该仅停留在它表面的街头斗争是否热闹，而是看政府和国会是否还能工作。
有的时候，我的思考方式，有些太年轻太呆板，其实前段时间“那道犀利的眉宇”就指责过我这个问题。不知道等我到了Jim爷爷的年纪，是不是才能摆脱百无一用是书生的魔咒。不过，不论如何，即将开启的德国产业研究，倒是给了我一片蓝海，因为不会有什么理论范式去束缚我。就连Jim爷爷也说，德国，是一片盎格鲁撒克逊人一直没有搞懂的土地。
就连经济学，很多时候也不能免俗。昨天几个朋友一起，把国内叫得上名字的经济学家细数一遍时，突然发现，他们之所以德高望重，并非学术上的造诣有多高，而是他们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时的作为，个人德行的贵重，以及对民族文脉的担当。这让Jim爷爷很讶异，因为这跟美国以学派斗争为基石的意识形态辩论，截然不同。不过，深谙中国文化的他也感叹，用德行、作为和情操来衡量人，倒是十分中国。
Jim爷爷是一个70年代的老普林斯顿，当时他研究的是发展理论。可以说这是那个年代最红火的研究领域，因为在早前康德拉季耶夫和熊彼特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当时的国际巨变，刺激这个理论研究迅速向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范畴延伸。在冷战的背景下，一面是风风火火的民主化浪潮，一面是以日本为头雁的亚洲经济奇迹，以及拉丁美洲的进口替代模式。
料想，彼时研究发展理论的Jim爷爷，就像现在研究德国产业政策的我，似乎是被一下子丢进塞满各种仪器的实验室，瞪大了眼睛，对大观园里的一切充满好奇。
我和Jim爷爷是2010年在泰国认识的，当时，我在泰国采访红衫军。我已经记不得是谁介绍我们认识的了，但是对Jim爷爷在曼谷的那个图书馆一般的家，倒是记忆犹新。特别是一本《Who Owns History》的书，此后，我便开始仔细观察所到之处的博物馆，并把开一个博物馆加进了我的愿望列表。
那段时间的采访，让我已经完全陷入泰国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的泥潭，找不到分析的框架，留下的只有胸中各种情绪的激荡。这个时候，我的大脑试图找一个便宜的逻辑，我的思维变得跟各种不靠谱砖家一样。这让我恼羞成怒，因为读书时，很容易把自己读到的材料按照学术框架进行填空，但是一开始田野调查，那些学理的逻辑就突然断线。
所以见到Jim爷爷的时候，我就像是一个拿着一堆不会做的数学题，跑去找老师的学生。研究发展理论的Jim爷爷，自然是驾轻就熟地帮我在各种理论和我的困惑中做连线题。随后，他还把我介绍给了Pasuk 奶奶，这位70年代剑桥毕业，批判他信，但也拒绝加入军政府内阁的泰国经济学家，帮我透过泰国表面的乱象，看到背后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我不能说，尽信书，或者尽信师，佛家不是也讲究，佛法僧的体系么。书与师，就像法与僧，都是帮我们看到背后的那个理，或者佛。所以，每同Jim爷爷见面的时候，我都是兴奋地把我最近的收获倒出来，他呢，则是稍微从理论层面点拨一下。然后，我就忍不住一拍大腿，啊呀，就是这样呢。如果不是有这样的功力，我想，他也不会先后做两家中国的银行的独立董事了吧。
因此，昨天我们几个人在探讨中国和美国金融改革的政策制定时，Jim爷爷总结说，看来中国是在前期的政策征询阶段，比较小团体，但是一旦进入立法层面，就迅速进入公众的视角，改革变得红红火火；而相比之下，美国是先立法，虽然这个阶段很透明，但是一旦进入具体行政层面，就瞬间逃离公众的视角，裹挟各种利益团体，改革难以推进。说得在座一位金融圈朋友，忍俊不禁地说，哈哈，都是人嘛。
有了人，便需要一个做决策和做执行的体制。那么，如何建立、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体制，便是政治了。
所以，这位在亚洲生活了40年的老普林斯顿，并不是一个老学究。在他对政治体制的判断中，并不仅仅观察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决策，也包括它有没有能力做决策和做执行。这也无怪乎美国国会当机的时候，奥巴马通过行政干预来强推环境政策；法国制造业升级乏力时，开始向低附加值回落；就连对泰国政治的分析，也不应该仅停留在它表面的街头斗争是否热闹，而是看政府和国会是否还能工作。
有的时候，我的思考方式，有些太年轻太呆板，其实前段时间“那道犀利的眉宇”就指责过我这个问题。不知道等我到了Jim爷爷的年纪，是不是才能摆脱百无一用是书生的魔咒。不过，不论如何，即将开启的德国产业研究，倒是给了我一片蓝海，因为不会有什么理论范式去束缚我。就连Jim爷爷也说，德国，是一片盎格鲁撒克逊人一直没有搞懂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