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众生相 ·2013-04-28 08:59:30·来源：河北青年报
继“5·12汶川地震”、“4·14玉树地震”之后，“4·20芦山地震”对于志愿者来说，更像是又一次吹响的集结号。
从震后的黄金72小时直至今天，仍有志愿者从四面八方赶来，涌向芦山。
三次地震中，都不乏他们的身影，无论是单枪匹马、自发组队，还是加入公益组织；无论搬物资、抬伤员，还是抚慰灾民。为救灾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是他们的行为准则。但那些拥堵交通、缺乏经验，甚至逢场作秀的少数派，也依然存在。
又一次集结号吹响，志愿者众生相又一次上演……
骑了十小时摩托赶到芦山
4月20日下午1点40分左右，潘禹奇跨上摩托车，带着睡袋和帐篷，从四川绵阳市三台县赶往雅安市芦山县。
第一时间赶往灾区，这个决定并不突然。
家在石家庄的潘禹奇，从1995年开始参加自然灾害的救援行动，常年在西部山区组织助学、助残、助贫活动，曾以志愿者的角色在汶川、玉树灾区各待了两年。面对地震，他知道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重要性。
原本需要六个小时的路程，由于交通中断，潘禹奇花了近十个小时。4月20日晚上11点左右，潘禹奇到达芦山县。
县城里，有人哭嚎,有人茫然地站着,有人在武警的帮助下在空地上搭帐篷、烤炭火。
这次志愿行动，潘禹奇的目标是：“详细了解情况，及时转运物资。”而关于救人，对大部分非专业救援队的志愿者来说，是个小概率事件——第一，救援小分队很多，即便一直跟着其中一支，也不见得能找到生命迹象；第二，没有专业技术，可能会帮倒忙。
因此，晚上，潘禹奇并没有跟部队在一起，而是把县城的街道都转了一遍，查看了房屋倒塌的情况,寻找了适合存放物资的空地。
“转完了其实心里稍稍松了口气，倒塌情况不像汶川、玉树那么严重。县城并没有太多房屋倒塌。”潘禹奇说，但芦山县仍满是紧张的情绪。
第一夜，潘禹奇几乎没睡。
为能否找到“组织”发愁
20日晚上同样不眠的，还有杨为亚。
26岁的杨为亚，是四川九寨沟景区的一名导游。用她的话来说，她曾是“汶川地震的灾民”。当年去汶川游玩的她曾因地震，在汶川县城一个学校内滞留了一个星期，灾区的惨状和人们脸上恐惧的神情，让她永生难忘。最终从灾区“逃回”成都的她，从此成为了一名志愿者。她参加过一些扶贫、助学机构，主要负责大行政和后勤工作。
得知芦山地震后，她第一时间给认识的志愿者老师打电话，申请去灾区。“做点自己能做的，也算是还个心愿。”杨为亚说。
这天夜里，让她辗转难眠的是，明天是否能找到“组织”，赶往芦山。
杨为亚所说的“组织”，是指非政府性（NGO）或者非营利性（NPO）的公益组织，比如壹基金、友成公益基金等。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与公益组织联系申请同行，是志愿者赶赴灾区的重要途径。
20日晚上，几经辗转，杨为亚最终联系上了“NGO备灾中心”。
这家非政府组织，在汶川地震后以在灾区建立“社区中心”的方式，在灾难前期主要负责上传下达和转运物资，后期则为灾区重建提供基金和创业培训。
有过类似公益组织行政工作经验，帮杨为亚通过了筛选。眼看就要愿望成真，“组织”的一句“等我们初步评估完灾情之后，通知你是否行动”，又让杨为亚的心悬了起来。
“很多志愿者像我一样，虽然有些志愿者经历，但没有专业技能，只能做一些外围工作，跟NGO一起去，至少有组织、有工作计划不会瞎忙活。而且，这家机构不接受我，还可以找下一家。”杨为亚说。
21日上午，杨为亚接到结果——基本评估完成，芦山县需要志愿者配合工作。她连忙搭车从九寨沟赶往芦山。
“不上媒体，说不上就不上”
22日下午，一辆满载武警、探测装备的军用车抵达芦山县城。潘禹奇骑着摩托车跟军用车，一路到了距离宝兴县城18公里的临关村。村里临街房屋倒塌得比较严重，有些武警开始检测土层底下是否有生命迹象。
潘禹奇和其他人开始为上了年纪或没有行动能力的灾民，从较为安全的废墟里刨物品。
类似的经历，潘禹奇在玉树地震时也有过一次。震后第三天，潘禹奇和一个从西安来的志愿者一起帮灾民在废墟里找物资。每天几乎都弯着腰，一开始用手刨，后来用工具刨。两个人就像寻宝的孩子，谁刨出可以用的东西，就特别有干劲。两人一挖就没停，一直挖了一个月。
到最后，两人头发丝上都是灰，实在干不动了，才停下来。“在灾区，我不爱拍照，但那天，我想给他拍照，他却拒绝了。”潘禹奇说。
后来有媒体要采访他们，潘禹奇拉着他去，说：“走，当留个纪念。”他一下子把潘禹奇的手甩开，大步往前走，生气地说：“我不上媒体，说不上就不上。”
这件事，让潘禹奇每每想起来都佩服不已，他说：“真正的无名英雄，我都做不到这样，我也害怕我做了事，别人不认可我。”
“苦力型志愿者”不好做
在潘禹奇刨废墟的同时，杨为亚已经开始在芦山县城NGO备灾中心救助点工作了。
杨为亚深知72小时候过后，物资的重要。她还清楚地记得在汶川时，自己每天都饥肠辘辘，到处找食物的感觉。还记得有一次，她从废墟里挖出腊肠，炒菜的时候，有人眼巴巴地等着借锅，只为锅上的那点油。
好在芦山县城的方便面和矿泉水十分充足，她需要做的是了解周边村庄的需求，及时汇报物资情况和所了解到的灾情，将物资信息上传下达。
在杨为亚看来，灾区的志愿者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在外围做协调；一类是做专业一些的工作，比如初步的灾情评估。他们曾受过培训，除了统计受灾人数，他们还可以确定哪些是危房、哪些是已经垮塌的建筑；另一类则是“做苦力”——帮助搬运物资或者刨废墟，要知道，物资一旦抵达，运送工作大部分都由志愿者来做。
潘禹奇笑称自己就是“苦力类”。在汶川地震时，他曾和几个志愿者在四川绵阳市最大的物资储备仓库，做物资搬运。
消毒液和消毒粉装卸起来是最费劲的，每罐消毒液85斤，车与地面之间有个斜板，想把罐子从车上卸下来，全靠人力背扛肩挑。
扛到五六十罐的时候，潘禹奇就已经筋疲力尽，但一车有三百罐消毒液，一天要卸三四辆车。每个人都没有话，大脑都是空白的，只是不停地重复着搬、卸的动作。而且，衣服碰到消毒液或者消毒粉，立刻就会被腐蚀得变了颜色，严重时还会灼伤皮肤。
当时有一些年轻的学生志愿者被卡车拉来，做了一个小时就没影了，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不到十个人。
这样的活儿，潘禹奇和几个志愿者做了40天，做完后，潘禹奇瘦了18斤。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志愿者中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她跟我们一起干了将近30天，走的时候也没吱声，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只知道她是石家庄人。”潘禹奇回忆。
志愿者太多造成交通堵塞
22日下午5点，远在甘肃的志愿者、蒲公英公益组织的创办人之一李海清正发愁。
芦山地震，他也筹集了一些物资，准备运往灾区。但作为唯一在前线的蒲公英志愿者、同时也是甘肃红十字会救援队队长的高跃平，却一直堵在赶往芦山的路上。
几个小时前，两人刚通过电话。由于信号不稳定，两人之间的这段对话反复了很多遍，李海清才听清——
“堵车，将近十公里。”
“都是什么车？”
“不少私家车往那儿赶，好多都是志愿者。”
“又是志愿者。”李海清嘟囔了一句。
这种情况，李海清不是第一次遇到。在他看来，很多志愿者在灾区都会好心办坏事。
李海清曾参加过消防队的专业救灾培训，在汶川地震时，他作为志愿者，曾背着睡袋，连续一周从早上6点半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3点。那时的志愿者，曾同样让他感到无奈。
在汶川附近，曾有很多志愿者告诉李海清，某某地方断水断粮三四天了，等他花了大半天时间赶过去，发现灾民都领到了物资。“那些志愿者只是徒步经过，听有人说没水没吃的，就传播，但他们并不知道物资马上就能运到了。”李海清解释。
抬水泥板和伤员也是技术活
而在救援过程中，也不乏“好心办坏事”或者“方法不当”的志愿者。
汶川地震时，李海清在一片水泥板废墟上寻找生命迹象，想找人搭把手，把水泥板抬开。但那个志愿者，上来就直接踩在废墟上，抬住水泥板就用力。
“好在那片废墟底下没有人。”李海清说。
李海清介绍，在废墟上寻找生命迹象，首先要观察周围的土，如果是松动的土壤，说明很可能是后来埋上来的土，下面才是地表。还要估计水泥板的重量，如果重量在七八十斤，而且是圆形，可以快速滚出去，这样速度快，下面受到的压强小。
抬水泥板并不是把它抬起来，放在一边就行，而是要讲究用力的角度。如果多个水泥板倒在一起，需要撑开两块水泥板，一定要左右用力，而不是上下用力。
抬伤员时也要注意，一定不能让受伤的部位用力，尤其是内脏损伤，应该用背对背的方式背。抬担架则应该尽量少颠簸。“甚至有些志愿者，抬担架的时候还会把自己绊倒。”李海清说。
虽然经过培训，但李海清还是不敢轻易救埋在废墟下的人，“这种情况，最好还是找专业救援队或者消防官兵。一定得避免二次伤害。”李海清说。
此外，李海清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地震后，灾区其实有一些物资储备，人可以自己寻找食物和水。第一时间不应该把大量物资运到灾区，而是应该首先运送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救援人员和药品，以确保在黄金72小时内，救助更多人。
骑着自行车来做志愿者吗？
在潘禹奇看来，志愿者的思想层次参差不齐。
1998年洪水，在九江，潘禹奇第一遇到这种“观光型志愿者”。他们在运卸矿泉水的车前，来回走，寻找拍照片的合适角度。“我一肚子怒气，简直想过去吵一架。”潘禹奇语气急促。
这样的志愿者，在芦山地震中也有不少。
21日上午，潘禹奇在芦山县城装卸矿泉水，中途休息时，四个穿着冲锋衣的大学生骑着自行车停在他身边，一个记者过去询问：“你们从哪来？”
一个学生说：“从成都来做志愿者。”
五个人交谈了一会儿，最后记者问：“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走？”
其中一个人说：“今天晚上。明天还有课呢！”
“真想问他们，有骑着自行车来灾区做志愿者的吗？如果真心来做志愿者，就最快速度赶到，骑自行车又耗费体力又耗费时间，而且灾区也不需要这种旅游团。”潘禹奇气愤地说。
还有一些人热衷于在灾区拍照片。22日晚上9点多，几个人遇到潘禹奇，坚持要给他一碗粥。虽然已经吃过盒饭了，潘禹奇出于礼貌还是接过了碗。谁知这些人突然掏出相机，啪啪地按下快门。
潘禹奇急了，大声嚷：“我是志愿者，不是灾民，你们拍什么！”
不给灾区添乱，不给家人添堵
值得欣慰的是，这种“不招人待见”的志愿者还不是主流。
潘禹奇说：“真正优秀的志愿者除了不给灾区添乱，还得不给家人添堵。”在潘禹奇做志愿者的近20年中，他结识了很多长期做志愿者的朋友。“其中很多已经去世了。”潘禹奇说。
在玉树，很多志愿者被藏狗和藏獒咬伤，甚至咬残，还有一些志愿者则是死在了运送物资的路上。“玉树这地方没有大桥，多大弯儿。上坡之后看不到前面的路，等到下坡了又有个急转弯儿，等转过去了，才看到前面是悬崖，等到看到也就晚了，就这么蹿出去了。”潘禹奇说。
潘禹奇曾在几个同伴丧命的地方，来来回回地走。他说，那种心里念着“不应该啊不应该”，却不得不接受现实的感觉，太残忍，真不想再遇到。
为此，他也为自己定了个不成文的驾驶规定：不管在哪，眼睛看不到的地方，缓慢通过，绝不加速。
最终能“把自己这一百多斤安安全全地带回石家庄”，就是潘禹奇最大的愿望。
量力而行，也是李海清强调的，“如果自己的状态不好，或者距离太远，并不适合第一时间赶到灾区。”
不该强迫别人撕开伤口
如果说这些人都是前期志愿者，那么刘琰则是后期志愿者。家在天津的刘琰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也是汶川地震心理干预志愿者，曾在灾区待了八个月。在灾区，她主要负责行政和儿童群体的心理辅导。
回想起当年，刘琰首先想起的是一幅黑白画——背景是坍塌的房子，前景是一只淌着血的手。
这幅画出自一个孩子的手，让灾区的孩子随手画画，是心理干预志愿者常用的了解孩子心理状态的方法。“孩子们无意画下的一些作品，往往准确地反映了他的心理状态。坍塌的房子，代表他心里缺少依靠；淌着血的手，则是他的恐惧和失落。”刘琰说。
其次，她想到的是一次拒绝。
“一个女人，家里15口人，只活了她一个，每天去她家拜访，都被拒绝，什么都不说。”刘琰回忆。心理干预的一般方式是，拉近距离、建立信任、倾听诉说、修补伤痕，而遇到拒绝，很多人都妄图以诚心打动对方，但有时并不奏效。“不应该强迫别人撕开伤口。”刘琰说。
“她没吃饭，还给我们火腿肠”
刘琰觉得，志愿者和灾民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她始终惦记着一个8岁的北川女孩。
地震时，女孩失去了父亲。刘琰的团队曾给过她救助。“9·24泥石流”时，她所住的板房被冲毁，幸好及时被一个男子救了出来。
泥石流后，刘琰去北川，又遇到她。在女孩的带领下，刘琰来到了临时安置点，女孩表情平静地说着自己的遭遇———“泥水一下子就涨过了小腿，是一个叔叔把我救出来的。”女孩一天只吃了几块饼干，手里却一直拿着四个火腿肠，想分给志愿者。刘琰不由地流下眼泪。
从灾区回来后，刘琰觉得自己的承受力变强了，也更加宽容了。如今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4月23日的清晨，刘琰决定５月7日回北川参加纪念活动，随后赶往芦山县；
李海清打通了灾区志愿者的电话，他又重新开始搜集物资，准备在灾后对学校进行资助；
杨为亚从临时户外帐篷里苏醒，她看到当地的一个阿姨走过来，手里拿着热水瓶，给每个志愿者的杯子都倒满热水；
在离杨为亚所在帐篷不远的县公安局大院里，潘禹奇听说大批物资已经运进来，他又跨上摩托车，准备出发。
■文/本报记者张安奇
从震后的黄金72小时直至今天，仍有志愿者从四面八方赶来，涌向芦山。
三次地震中，都不乏他们的身影，无论是单枪匹马、自发组队，还是加入公益组织；无论搬物资、抬伤员，还是抚慰灾民。为救灾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是他们的行为准则。但那些拥堵交通、缺乏经验，甚至逢场作秀的少数派，也依然存在。
又一次集结号吹响，志愿者众生相又一次上演……
骑了十小时摩托赶到芦山
4月20日下午1点40分左右，潘禹奇跨上摩托车，带着睡袋和帐篷，从四川绵阳市三台县赶往雅安市芦山县。
第一时间赶往灾区，这个决定并不突然。
家在石家庄的潘禹奇，从1995年开始参加自然灾害的救援行动，常年在西部山区组织助学、助残、助贫活动，曾以志愿者的角色在汶川、玉树灾区各待了两年。面对地震，他知道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重要性。
原本需要六个小时的路程，由于交通中断，潘禹奇花了近十个小时。4月20日晚上11点左右，潘禹奇到达芦山县。
县城里，有人哭嚎,有人茫然地站着,有人在武警的帮助下在空地上搭帐篷、烤炭火。
这次志愿行动，潘禹奇的目标是：“详细了解情况，及时转运物资。”而关于救人，对大部分非专业救援队的志愿者来说，是个小概率事件——第一，救援小分队很多，即便一直跟着其中一支，也不见得能找到生命迹象；第二，没有专业技术，可能会帮倒忙。
因此，晚上，潘禹奇并没有跟部队在一起，而是把县城的街道都转了一遍，查看了房屋倒塌的情况,寻找了适合存放物资的空地。
“转完了其实心里稍稍松了口气，倒塌情况不像汶川、玉树那么严重。县城并没有太多房屋倒塌。”潘禹奇说，但芦山县仍满是紧张的情绪。
第一夜，潘禹奇几乎没睡。
为能否找到“组织”发愁
20日晚上同样不眠的，还有杨为亚。
26岁的杨为亚，是四川九寨沟景区的一名导游。用她的话来说，她曾是“汶川地震的灾民”。当年去汶川游玩的她曾因地震，在汶川县城一个学校内滞留了一个星期，灾区的惨状和人们脸上恐惧的神情，让她永生难忘。最终从灾区“逃回”成都的她，从此成为了一名志愿者。她参加过一些扶贫、助学机构，主要负责大行政和后勤工作。
得知芦山地震后，她第一时间给认识的志愿者老师打电话，申请去灾区。“做点自己能做的，也算是还个心愿。”杨为亚说。
这天夜里，让她辗转难眠的是，明天是否能找到“组织”，赶往芦山。
杨为亚所说的“组织”，是指非政府性（NGO）或者非营利性（NPO）的公益组织，比如壹基金、友成公益基金等。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与公益组织联系申请同行，是志愿者赶赴灾区的重要途径。
20日晚上，几经辗转，杨为亚最终联系上了“NGO备灾中心”。
这家非政府组织，在汶川地震后以在灾区建立“社区中心”的方式，在灾难前期主要负责上传下达和转运物资，后期则为灾区重建提供基金和创业培训。
有过类似公益组织行政工作经验，帮杨为亚通过了筛选。眼看就要愿望成真，“组织”的一句“等我们初步评估完灾情之后，通知你是否行动”，又让杨为亚的心悬了起来。
“很多志愿者像我一样，虽然有些志愿者经历，但没有专业技能，只能做一些外围工作，跟NGO一起去，至少有组织、有工作计划不会瞎忙活。而且，这家机构不接受我，还可以找下一家。”杨为亚说。
21日上午，杨为亚接到结果——基本评估完成，芦山县需要志愿者配合工作。她连忙搭车从九寨沟赶往芦山。
“不上媒体，说不上就不上”
22日下午，一辆满载武警、探测装备的军用车抵达芦山县城。潘禹奇骑着摩托车跟军用车，一路到了距离宝兴县城18公里的临关村。村里临街房屋倒塌得比较严重，有些武警开始检测土层底下是否有生命迹象。
潘禹奇和其他人开始为上了年纪或没有行动能力的灾民，从较为安全的废墟里刨物品。
类似的经历，潘禹奇在玉树地震时也有过一次。震后第三天，潘禹奇和一个从西安来的志愿者一起帮灾民在废墟里找物资。每天几乎都弯着腰，一开始用手刨，后来用工具刨。两个人就像寻宝的孩子，谁刨出可以用的东西，就特别有干劲。两人一挖就没停，一直挖了一个月。
到最后，两人头发丝上都是灰，实在干不动了，才停下来。“在灾区，我不爱拍照，但那天，我想给他拍照，他却拒绝了。”潘禹奇说。
后来有媒体要采访他们，潘禹奇拉着他去，说：“走，当留个纪念。”他一下子把潘禹奇的手甩开，大步往前走，生气地说：“我不上媒体，说不上就不上。”
这件事，让潘禹奇每每想起来都佩服不已，他说：“真正的无名英雄，我都做不到这样，我也害怕我做了事，别人不认可我。”
“苦力型志愿者”不好做
在潘禹奇刨废墟的同时，杨为亚已经开始在芦山县城NGO备灾中心救助点工作了。
杨为亚深知72小时候过后，物资的重要。她还清楚地记得在汶川时，自己每天都饥肠辘辘，到处找食物的感觉。还记得有一次，她从废墟里挖出腊肠，炒菜的时候，有人眼巴巴地等着借锅，只为锅上的那点油。
好在芦山县城的方便面和矿泉水十分充足，她需要做的是了解周边村庄的需求，及时汇报物资情况和所了解到的灾情，将物资信息上传下达。
在杨为亚看来，灾区的志愿者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在外围做协调；一类是做专业一些的工作，比如初步的灾情评估。他们曾受过培训，除了统计受灾人数，他们还可以确定哪些是危房、哪些是已经垮塌的建筑；另一类则是“做苦力”——帮助搬运物资或者刨废墟，要知道，物资一旦抵达，运送工作大部分都由志愿者来做。
潘禹奇笑称自己就是“苦力类”。在汶川地震时，他曾和几个志愿者在四川绵阳市最大的物资储备仓库，做物资搬运。
消毒液和消毒粉装卸起来是最费劲的，每罐消毒液85斤，车与地面之间有个斜板，想把罐子从车上卸下来，全靠人力背扛肩挑。
扛到五六十罐的时候，潘禹奇就已经筋疲力尽，但一车有三百罐消毒液，一天要卸三四辆车。每个人都没有话，大脑都是空白的，只是不停地重复着搬、卸的动作。而且，衣服碰到消毒液或者消毒粉，立刻就会被腐蚀得变了颜色，严重时还会灼伤皮肤。
当时有一些年轻的学生志愿者被卡车拉来，做了一个小时就没影了，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不到十个人。
这样的活儿，潘禹奇和几个志愿者做了40天，做完后，潘禹奇瘦了18斤。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志愿者中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她跟我们一起干了将近30天，走的时候也没吱声，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只知道她是石家庄人。”潘禹奇回忆。
志愿者太多造成交通堵塞
22日下午5点，远在甘肃的志愿者、蒲公英公益组织的创办人之一李海清正发愁。
芦山地震，他也筹集了一些物资，准备运往灾区。但作为唯一在前线的蒲公英志愿者、同时也是甘肃红十字会救援队队长的高跃平，却一直堵在赶往芦山的路上。
几个小时前，两人刚通过电话。由于信号不稳定，两人之间的这段对话反复了很多遍，李海清才听清——
“堵车，将近十公里。”
“都是什么车？”
“不少私家车往那儿赶，好多都是志愿者。”
“又是志愿者。”李海清嘟囔了一句。
这种情况，李海清不是第一次遇到。在他看来，很多志愿者在灾区都会好心办坏事。
李海清曾参加过消防队的专业救灾培训，在汶川地震时，他作为志愿者，曾背着睡袋，连续一周从早上6点半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3点。那时的志愿者，曾同样让他感到无奈。
在汶川附近，曾有很多志愿者告诉李海清，某某地方断水断粮三四天了，等他花了大半天时间赶过去，发现灾民都领到了物资。“那些志愿者只是徒步经过，听有人说没水没吃的，就传播，但他们并不知道物资马上就能运到了。”李海清解释。
抬水泥板和伤员也是技术活
而在救援过程中，也不乏“好心办坏事”或者“方法不当”的志愿者。
汶川地震时，李海清在一片水泥板废墟上寻找生命迹象，想找人搭把手，把水泥板抬开。但那个志愿者，上来就直接踩在废墟上，抬住水泥板就用力。
“好在那片废墟底下没有人。”李海清说。
李海清介绍，在废墟上寻找生命迹象，首先要观察周围的土，如果是松动的土壤，说明很可能是后来埋上来的土，下面才是地表。还要估计水泥板的重量，如果重量在七八十斤，而且是圆形，可以快速滚出去，这样速度快，下面受到的压强小。
抬水泥板并不是把它抬起来，放在一边就行，而是要讲究用力的角度。如果多个水泥板倒在一起，需要撑开两块水泥板，一定要左右用力，而不是上下用力。
抬伤员时也要注意，一定不能让受伤的部位用力，尤其是内脏损伤，应该用背对背的方式背。抬担架则应该尽量少颠簸。“甚至有些志愿者，抬担架的时候还会把自己绊倒。”李海清说。
虽然经过培训，但李海清还是不敢轻易救埋在废墟下的人，“这种情况，最好还是找专业救援队或者消防官兵。一定得避免二次伤害。”李海清说。
此外，李海清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地震后，灾区其实有一些物资储备，人可以自己寻找食物和水。第一时间不应该把大量物资运到灾区，而是应该首先运送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救援人员和药品，以确保在黄金72小时内，救助更多人。
骑着自行车来做志愿者吗？
在潘禹奇看来，志愿者的思想层次参差不齐。
1998年洪水，在九江，潘禹奇第一遇到这种“观光型志愿者”。他们在运卸矿泉水的车前，来回走，寻找拍照片的合适角度。“我一肚子怒气，简直想过去吵一架。”潘禹奇语气急促。
这样的志愿者，在芦山地震中也有不少。
21日上午，潘禹奇在芦山县城装卸矿泉水，中途休息时，四个穿着冲锋衣的大学生骑着自行车停在他身边，一个记者过去询问：“你们从哪来？”
一个学生说：“从成都来做志愿者。”
五个人交谈了一会儿，最后记者问：“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走？”
其中一个人说：“今天晚上。明天还有课呢！”
“真想问他们，有骑着自行车来灾区做志愿者的吗？如果真心来做志愿者，就最快速度赶到，骑自行车又耗费体力又耗费时间，而且灾区也不需要这种旅游团。”潘禹奇气愤地说。
还有一些人热衷于在灾区拍照片。22日晚上9点多，几个人遇到潘禹奇，坚持要给他一碗粥。虽然已经吃过盒饭了，潘禹奇出于礼貌还是接过了碗。谁知这些人突然掏出相机，啪啪地按下快门。
潘禹奇急了，大声嚷：“我是志愿者，不是灾民，你们拍什么！”
不给灾区添乱，不给家人添堵
值得欣慰的是，这种“不招人待见”的志愿者还不是主流。
潘禹奇说：“真正优秀的志愿者除了不给灾区添乱，还得不给家人添堵。”在潘禹奇做志愿者的近20年中，他结识了很多长期做志愿者的朋友。“其中很多已经去世了。”潘禹奇说。
在玉树，很多志愿者被藏狗和藏獒咬伤，甚至咬残，还有一些志愿者则是死在了运送物资的路上。“玉树这地方没有大桥，多大弯儿。上坡之后看不到前面的路，等到下坡了又有个急转弯儿，等转过去了，才看到前面是悬崖，等到看到也就晚了，就这么蹿出去了。”潘禹奇说。
潘禹奇曾在几个同伴丧命的地方，来来回回地走。他说，那种心里念着“不应该啊不应该”，却不得不接受现实的感觉，太残忍，真不想再遇到。
为此，他也为自己定了个不成文的驾驶规定：不管在哪，眼睛看不到的地方，缓慢通过，绝不加速。
最终能“把自己这一百多斤安安全全地带回石家庄”，就是潘禹奇最大的愿望。
量力而行，也是李海清强调的，“如果自己的状态不好，或者距离太远，并不适合第一时间赶到灾区。”
不该强迫别人撕开伤口
如果说这些人都是前期志愿者，那么刘琰则是后期志愿者。家在天津的刘琰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也是汶川地震心理干预志愿者，曾在灾区待了八个月。在灾区，她主要负责行政和儿童群体的心理辅导。
回想起当年，刘琰首先想起的是一幅黑白画——背景是坍塌的房子，前景是一只淌着血的手。
这幅画出自一个孩子的手，让灾区的孩子随手画画，是心理干预志愿者常用的了解孩子心理状态的方法。“孩子们无意画下的一些作品，往往准确地反映了他的心理状态。坍塌的房子，代表他心里缺少依靠；淌着血的手，则是他的恐惧和失落。”刘琰说。
其次，她想到的是一次拒绝。
“一个女人，家里15口人，只活了她一个，每天去她家拜访，都被拒绝，什么都不说。”刘琰回忆。心理干预的一般方式是，拉近距离、建立信任、倾听诉说、修补伤痕，而遇到拒绝，很多人都妄图以诚心打动对方，但有时并不奏效。“不应该强迫别人撕开伤口。”刘琰说。
“她没吃饭，还给我们火腿肠”
刘琰觉得，志愿者和灾民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她始终惦记着一个8岁的北川女孩。
地震时，女孩失去了父亲。刘琰的团队曾给过她救助。“9·24泥石流”时，她所住的板房被冲毁，幸好及时被一个男子救了出来。
泥石流后，刘琰去北川，又遇到她。在女孩的带领下，刘琰来到了临时安置点，女孩表情平静地说着自己的遭遇———“泥水一下子就涨过了小腿，是一个叔叔把我救出来的。”女孩一天只吃了几块饼干，手里却一直拿着四个火腿肠，想分给志愿者。刘琰不由地流下眼泪。
从灾区回来后，刘琰觉得自己的承受力变强了，也更加宽容了。如今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4月23日的清晨，刘琰决定５月7日回北川参加纪念活动，随后赶往芦山县；
李海清打通了灾区志愿者的电话，他又重新开始搜集物资，准备在灾后对学校进行资助；
杨为亚从临时户外帐篷里苏醒，她看到当地的一个阿姨走过来，手里拿着热水瓶，给每个志愿者的杯子都倒满热水；
在离杨为亚所在帐篷不远的县公安局大院里，潘禹奇听说大批物资已经运进来，他又跨上摩托车，准备出发。
■文/本报记者张安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