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勒名单》的另一种解读
作为上映后被推崇为经典已有十年之久的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在一部分人眼中却已经成为为被舆论误导的失败作品。需要的严肃直面的时，它却经常过于讨巧。开场段落的波兰战败犹太人被德军点名注册的段落，镜头对这一事件的呈现的不是纳粹的非人道，反而某种喧嚣和兴奋。而其中最不能让人忍受的是其轻快的表现方式。特写镜头下，犹太人一个接一个特地陈述自己的名字。这里哪有丝毫的非人道可言？尽管剧本需要将犹太人表现的更人性化，但是在这个开场铺垫情节中，却是在用娱乐片模式去表现这些人。也许这种指责有些过于追毛求疵。但类似的问题的确不断地出现在整部影片当中，直至辛德勒结尾的演讲而达到顶点——尽管有时候，效果还是不错的。通过错误、厚颜无耻地操纵将辛德勒作为圣徒去刻画，大大弱化了观众在之前近三个小时中去体验到的苦难和恐惧。
（这段以前确实没注意。但是特意翻出碟来重看，发现确实如文中所说。不同的犹太角色特写与打字机滴答作响的画面反复切换，倒是具有一定视觉冲击力，也一定程度照应了“名单”的主题。但却没有制造出应有的悲剧效果。）
与犹太人段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辛德勒的出场颇具神秘感。他的脸在呈现给观众之前至少用了二十多个镜头！虽然其中有叙事方面的考量，但对于影片要表现的更大的主题却难免引起争议：犹太人是简单的；非犹太人是复杂的。斯皮尔伯格以一种非常低级的方式传递出，非犹太人是必须要审视自己的灵魂以理解大屠杀的残酷，而犹太人则不能。斯氏把自己当成了引导观众参观一场无关痛痒的狩猎活动的的导游。这种简约化处理，一度被本·金斯利所扮演角色有所缓和。然而种族的重负依然是其所不能承受的。Embeth Davidtz作为被虐待妇女的转变可以说很不成功。而其他犹太角色则根本没有任何深入挖掘。从这些角色身上，感受更多是笑料包袱。犹太人的经历也多是轻微的讽刺和残酷的幽默。影片几乎在用一种毫无感觉的抽象方式去看待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
（辛德勒的出场的确是让人费解。为什么要如此方式去介绍心理救赎前的辛德勒？在那种镜头所产生氛围中，怎么看此人都不像是为纳粹为虎作伥的德国无良商人，而更像是个打入敌人内部的我军高级间谍！虽然无需上纲到如文中作者所说的此处是表现只有非犹太人是复杂的云云，但个人依然认为，斯皮尔伯格这种处理方式似乎从一开始就把影片的主人公给定调了——此人不简单，而且是个英雄人物！——于是乎，后面的所有关于这个角色心灵救赎变化的情节都变成了走过场。
而什么叫“残酷的幽默”？回想一下，似乎是：避免苟斯继续滥杀无辜，小孩走出队列哭着指认刚刚被枪杀的犹太人。应该说，孤立地看待这场戏，小孩的出人意料的急中生智确实使观众在残酷情景下不免会心一笑。但联系上下文分析，此种“残酷”表现的是否适当？在稍早的段落中，影片已然交代了苟斯毫无缘由地杀戮：他打死了施工提出异议的犹太女工程师。而那么在这里，难道狡诈的他就理解不了小孩其实是在扯谎吗？他就不会照样毫无缘由的打死这个勇于在他面前耍小聪明的小孩吗？画面没有跟进，但显然小孩活了下来。所以镜头一转才有了，被辛德勒决定将其列入名单之中的情节……可以说，在此，导演斯皮尔伯格制造戏剧效果，却有意回避了纳粹残暴性格的一致性。）
辛德勒的角色倒是张力十足。但即使如此，诠释的仍然不能说成功。神秘揭示之后，辛德勒展现了他的黑暗面——与走投无路的犹太作不公平的生意。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骗子。他告诉那个独臂人他擅长表演而非工作（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善于推销的斯皮尔伯格，发现这个人比其他所有大屠杀作品中的人物更有吸引力的地方）。他充满魅力，却又令人难以琢磨。在经历了那个感激他救命之恩的独臂波兰人被杀之后，辛德勒的转变在所难免。可斯皮尔伯格却没能意识到，他对于主人公的这种转变的刻画有些夸张。而且始终在通过与苟斯这个变态恶魔的强烈的视觉对比去进一步渲染。
转变趋于结束，辛德勒的伟大也臻于完美。而他与苟斯的关系也在变化，并发展到为了拯救生灵必须和更强大的恶魔进行交易。可是这种变化，表面上生动有趣实则存在明显戏剧性缺陷。因为辛德勒所做的这个交易在经济上无利可图。斯皮尔伯格极力呈现了纳粹的淫逸奢华，但人们对于大屠杀期间的辛德勒的财富走并不关心。至于苟斯，从一出场开始就对着他管辖的这个“城市”抱怨连天。费恩斯，带给影片以某种活力。但这种活力是为了弱化观众道德感。他始终是邪恶的，不折不扣的疯子。他让观众目睹一个坏人所能表现的所有恐怖，从而简化他们的道德意识。苟斯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其实并没有让观众更清楚地去认识那数百万犹太人的大杀戮。给令人恐惧的东西带上人性化面具使其更为合理。为犹太女佣所吸引，以及被宽容理念所短暂迷惑的等表现苟斯人性化的段落，不过就是一个三维角色转变为二维角色而已。
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散落与影片各处。其中辛德勒在死亡列车上寻找他“跟班”斯坦时，便以官僚手腕反制官僚作风（比费恩斯所扮演的苟斯更可怕和真实可信）。但当最终火车开动，营救转变为动作戏后，有些令人泄气。而发生在逃亡中的母亲、女儿、少年好友之间的小插曲则颇具真诚的震撼力。因为它聚焦于特定时刻复杂的人性与道德的抉择。但接下来的“红衣女孩”情节却有些可笑。所表达的信息以及背景音乐相当老套。很明显，和辛德勒一样，这个孩子被凌驾于其他所有人之上。
（“营救转为动作戏”？形容的有些夸张。其实作者想说的似乎应该是，既然辛德勒的“发配到苏联前线”的官僚式恫吓起了作用，那么这场戏即可告一段落。导演根本无需再画蛇添足地用火车启动辛德勒急追的后续情节制造紧张（更何况追了几步之后火车马上就停了。也没有制造多少紧张）。结果最终反而使影片节奏显得拖沓。
其实对于此情节的讨论，可以引申出一个问题，即在类似于表现大屠杀之类的悲剧影片中，到底如何安插以调动观众情绪为目的的戏剧性情节（诸如使其产生进悲悯、愤怒、紧张和焦虑等等）？哪些东西因可能破坏整体风格而不该加入；哪些东西又是可以加入，但却要注意适度否则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个人认为，其实对《辛德勒名单》不满的很多人除了主题和立意之外，更多是在上述问题上与斯皮尔伯格产生较为严重的分歧。）
导演不相信观众能够在善与恶的界限不够清晰的情况下子自己得出结论，也能够够深刻领悟大屠杀的悲惨（对比《钢琴师》的结尾，主人公与德国军官成为朋友）。当人性在最困难的境地仍然闪烁的时刻，才是感人的（在本片令人厌恶的送别的结尾段落中，犹太人送给辛德勒的礼物的情节是唯一令人动容的地方。感谢那个由金牙铸成的戒指的隐喻）。而在悲惨段落中表现邪恶中人性也是可以的。但在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这样处理却是不够的。本片的每个段落都能看出“匠气”，都可能看出意识形态上妥协。也许最令人生厌的是斯皮尔伯格在这场大悲剧中，反复提醒观众上帝是无处不在的。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辛德勒赌21点救女人；德国人开了两枪都卡了壳；辛德勒与红发女孩的严重不靠谱的遭遇。最不能忍受的可能是，在苟斯的绞刑上发放救济的情节。对此，人们可以说都是在表现了伟大信仰。但对我而言，却是对死去的人们的一种侮辱。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总是对特定人群中的极少数人宠爱有加，所以他根本无需去证明上帝站在他们一边。尽管这些情节未必不能打动观众，但本人依然认为仅仅靠着屠杀犹太人的时弹奏莫扎特、女人在地窖被殴打与纳粹击掌娱乐的交叉剪辑等诸如此类的技巧和手法，是无助于人们更深入地理解当时的情况。
（关于“卡壳”问题，罗曼·波兰斯基在他的《钢琴师》中做出了修正：德国鬼子只要简单的换个弹夹补开一枪即可！摒弃了做作的所谓戏剧性震撼，却增加了真实的残酷。德军杀回马枪血洗犹太区时弹莫扎特的段落倒的手法确实有些老套。当然，如果属于照搬历史，那也无可厚非。可如果纯属导演为了追求煽情效果的凭空创造，那只能说效果不是很好。）
约翰·威廉姆斯的音乐有的时候很完美，做到了与情节水乳交融。但另些时刻却明显较差。本片的黑白摄影，如果能出现在另外一部没有这么多道德缺陷的电影中，也许成就更大。十分讨厌本片的那种电影和写实性纪录片的过分夸张的反复交替的风格，对它难以产生共鸣。而出现在纳粹俱乐部的光，居然被处理的与辛德勒工作的犹太人神圣光辉一样热烈。考虑到影片的主题，如此夸张表现手法十分不妥。同斯皮尔伯格的许多艺术抉择一样，本片的风格化分散了应有悲惨效果。更糟的是，图像本身还有着如此顽固的雷同感。斯皮尔伯格利用集中营的图像基调榨取观众的认同。但由此建立起的大屠杀的图景却因为过分熟识，反而缺少了痛苦感。
《辛德勒的名单》，有很多理由赞赏它。比如视野令人印象深刻，有着出色的商品价值，现代人的视角，以及对那些有这方面喜好的人们讲述一个故事等。斯坦利·库布里克曾经对此片表达的明确的批评，在此不妨转述。他说，“辛德勒的名单是关于200个活着的犹太人的故事。而大屠杀是关于6百万死去的犹太人。”这种观点可以从斯皮尔伯格对于克拉科夫犹太人区的逃亡那场戏的设计中略见一二。一个人在计划通过下水道逃生。好莱坞式的故事模式确实更关注于幸存者，而非受难者。更明显的地方，则在接近影片结尾的名单上的人是否能够及时从奥斯维辛转移过来那段情节。惊悚悬疑效果形同嚼蜡。在纽约时代一篇吹捧此片文章中珍妮特·马斯林写到，“斯皮尔伯格先生确信，通过此片人们会以不同的角度去认识那场大屠杀，以及他本人。”但本人却认为《辛德勒的名单》是一部充满着妥协迁就，表现手法失当，刻意迎合观众的电影。所以对上述评价实在不敢苟同。
（相对于本文作者所强烈抨击的结尾的告别演说，更不满于火车误入奥斯维辛最后被成功转出的情节。个人将其归入上面提及的破坏真实和深刻而安插的虚构戏剧性情节的范畴。究其原因，和斯皮尔伯格的对于辛德勒名单的这一题材的表现侧重有关。其实仔细想想，在此历史事件中最能表现主人公心灵救赎深刻性的地方在哪里？是对犹太人的再认识并将其陆续列入名单吗？是与凶残的苟斯斗法吗？是用水龙头给封闭在列车中犹太人浇水吗？似乎都不是。而是他最后高价买别家炮弹去充当自家产品而保全一干犹太工人的生命！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已不只是考验良知和倾家荡产的问题，而是真正关乎个人性命安危：在军需供给上欺骗纳粹的结果不言而喻！但“不幸”的是，由于缺乏安插苟斯之类的反面角色的空间，无法满足好莱坞类型电影所需要的推动情节发展的善恶对立的角色模式，导演斯皮尔伯格只能将此“高危阶段”的展现大幅从简（从犹太劳工入营到苏军解放）。但同时又不愿忍受相对平淡的反高潮，所以斯氏便编织了一段运送名单上的犹太人的火车误入奥斯维辛的的制造悬疑的情节去调动一把观众情绪。
库布里克的批评意见，正中要害。斯皮尔伯格好莱坞首席大导的地位和身份，注定此公的战争题材作品不可能具有彻底的反战和人文关怀。无论是《辛德勒》《拯救大兵》还是《兄弟连》渗在骨子里的，还是对自由、民主以及个人英勇主义的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宣扬。但本人又不主张简单地将反战深刻与否作为对于此类文艺作品的判断标准。因为反战精神、人类和平难道就一定是终极真理吗？你真的能确保所谓人类和平的追求一定能造福子孙万代吗？看着近些年快速加剧的气候变暖、两极冰融、海啸、飓风、地震等巨大的自然灾害不禁要问，缺少制约高速发展的人类文明，对地球和人类自身到底有多大的危害？在物极必反面前，为什么人类持久和平可以独善其身？……当然了，这些扯的有点远。点到为止。
回到斯皮尔伯格。也许此公的问题与美国电影界长期以来渗透在骨子里自卑心理有关。总害怕别人说他们没文化传统和底蕴。所以最佳影片经常就要颁给给有着所谓宏大主题的作品（勇敢的心、与狼共舞）。而导演方面，不少人潜意识里总自觉没创作过“终极人文关怀”作品，就不算是真正的电影大师（比如伍迪艾伦的伯格曼情结，和斯皮尔伯格）。其实，百年世界电影史已然昭示世人，宏大、崇高的题材未必与导演水平和地位成正比。否则，希区柯克早就名落孙山了，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作品等文学名著改编影片也早将《公民凯恩》取而代之了。所以，老斯的当务之急就是好好反省重新定位，再不要爱慕虚荣附庸风雅了。当然，期间也急需提高加强对中国的认识。）
（这段以前确实没注意。但是特意翻出碟来重看，发现确实如文中所说。不同的犹太角色特写与打字机滴答作响的画面反复切换，倒是具有一定视觉冲击力，也一定程度照应了“名单”的主题。但却没有制造出应有的悲剧效果。）
与犹太人段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辛德勒的出场颇具神秘感。他的脸在呈现给观众之前至少用了二十多个镜头！虽然其中有叙事方面的考量，但对于影片要表现的更大的主题却难免引起争议：犹太人是简单的；非犹太人是复杂的。斯皮尔伯格以一种非常低级的方式传递出，非犹太人是必须要审视自己的灵魂以理解大屠杀的残酷，而犹太人则不能。斯氏把自己当成了引导观众参观一场无关痛痒的狩猎活动的的导游。这种简约化处理，一度被本·金斯利所扮演角色有所缓和。然而种族的重负依然是其所不能承受的。Embeth Davidtz作为被虐待妇女的转变可以说很不成功。而其他犹太角色则根本没有任何深入挖掘。从这些角色身上，感受更多是笑料包袱。犹太人的经历也多是轻微的讽刺和残酷的幽默。影片几乎在用一种毫无感觉的抽象方式去看待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
（辛德勒的出场的确是让人费解。为什么要如此方式去介绍心理救赎前的辛德勒？在那种镜头所产生氛围中，怎么看此人都不像是为纳粹为虎作伥的德国无良商人，而更像是个打入敌人内部的我军高级间谍！虽然无需上纲到如文中作者所说的此处是表现只有非犹太人是复杂的云云，但个人依然认为，斯皮尔伯格这种处理方式似乎从一开始就把影片的主人公给定调了——此人不简单，而且是个英雄人物！——于是乎，后面的所有关于这个角色心灵救赎变化的情节都变成了走过场。
而什么叫“残酷的幽默”？回想一下，似乎是：避免苟斯继续滥杀无辜，小孩走出队列哭着指认刚刚被枪杀的犹太人。应该说，孤立地看待这场戏，小孩的出人意料的急中生智确实使观众在残酷情景下不免会心一笑。但联系上下文分析，此种“残酷”表现的是否适当？在稍早的段落中，影片已然交代了苟斯毫无缘由地杀戮：他打死了施工提出异议的犹太女工程师。而那么在这里，难道狡诈的他就理解不了小孩其实是在扯谎吗？他就不会照样毫无缘由的打死这个勇于在他面前耍小聪明的小孩吗？画面没有跟进，但显然小孩活了下来。所以镜头一转才有了，被辛德勒决定将其列入名单之中的情节……可以说，在此，导演斯皮尔伯格制造戏剧效果，却有意回避了纳粹残暴性格的一致性。）
辛德勒的角色倒是张力十足。但即使如此，诠释的仍然不能说成功。神秘揭示之后，辛德勒展现了他的黑暗面——与走投无路的犹太作不公平的生意。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骗子。他告诉那个独臂人他擅长表演而非工作（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善于推销的斯皮尔伯格，发现这个人比其他所有大屠杀作品中的人物更有吸引力的地方）。他充满魅力，却又令人难以琢磨。在经历了那个感激他救命之恩的独臂波兰人被杀之后，辛德勒的转变在所难免。可斯皮尔伯格却没能意识到，他对于主人公的这种转变的刻画有些夸张。而且始终在通过与苟斯这个变态恶魔的强烈的视觉对比去进一步渲染。
转变趋于结束，辛德勒的伟大也臻于完美。而他与苟斯的关系也在变化，并发展到为了拯救生灵必须和更强大的恶魔进行交易。可是这种变化，表面上生动有趣实则存在明显戏剧性缺陷。因为辛德勒所做的这个交易在经济上无利可图。斯皮尔伯格极力呈现了纳粹的淫逸奢华，但人们对于大屠杀期间的辛德勒的财富走并不关心。至于苟斯，从一出场开始就对着他管辖的这个“城市”抱怨连天。费恩斯，带给影片以某种活力。但这种活力是为了弱化观众道德感。他始终是邪恶的，不折不扣的疯子。他让观众目睹一个坏人所能表现的所有恐怖，从而简化他们的道德意识。苟斯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其实并没有让观众更清楚地去认识那数百万犹太人的大杀戮。给令人恐惧的东西带上人性化面具使其更为合理。为犹太女佣所吸引，以及被宽容理念所短暂迷惑的等表现苟斯人性化的段落，不过就是一个三维角色转变为二维角色而已。
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散落与影片各处。其中辛德勒在死亡列车上寻找他“跟班”斯坦时，便以官僚手腕反制官僚作风（比费恩斯所扮演的苟斯更可怕和真实可信）。但当最终火车开动，营救转变为动作戏后，有些令人泄气。而发生在逃亡中的母亲、女儿、少年好友之间的小插曲则颇具真诚的震撼力。因为它聚焦于特定时刻复杂的人性与道德的抉择。但接下来的“红衣女孩”情节却有些可笑。所表达的信息以及背景音乐相当老套。很明显，和辛德勒一样，这个孩子被凌驾于其他所有人之上。
（“营救转为动作戏”？形容的有些夸张。其实作者想说的似乎应该是，既然辛德勒的“发配到苏联前线”的官僚式恫吓起了作用，那么这场戏即可告一段落。导演根本无需再画蛇添足地用火车启动辛德勒急追的后续情节制造紧张（更何况追了几步之后火车马上就停了。也没有制造多少紧张）。结果最终反而使影片节奏显得拖沓。
其实对于此情节的讨论，可以引申出一个问题，即在类似于表现大屠杀之类的悲剧影片中，到底如何安插以调动观众情绪为目的的戏剧性情节（诸如使其产生进悲悯、愤怒、紧张和焦虑等等）？哪些东西因可能破坏整体风格而不该加入；哪些东西又是可以加入，但却要注意适度否则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个人认为，其实对《辛德勒名单》不满的很多人除了主题和立意之外，更多是在上述问题上与斯皮尔伯格产生较为严重的分歧。）
导演不相信观众能够在善与恶的界限不够清晰的情况下子自己得出结论，也能够够深刻领悟大屠杀的悲惨（对比《钢琴师》的结尾，主人公与德国军官成为朋友）。当人性在最困难的境地仍然闪烁的时刻，才是感人的（在本片令人厌恶的送别的结尾段落中，犹太人送给辛德勒的礼物的情节是唯一令人动容的地方。感谢那个由金牙铸成的戒指的隐喻）。而在悲惨段落中表现邪恶中人性也是可以的。但在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这样处理却是不够的。本片的每个段落都能看出“匠气”，都可能看出意识形态上妥协。也许最令人生厌的是斯皮尔伯格在这场大悲剧中，反复提醒观众上帝是无处不在的。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辛德勒赌21点救女人；德国人开了两枪都卡了壳；辛德勒与红发女孩的严重不靠谱的遭遇。最不能忍受的可能是，在苟斯的绞刑上发放救济的情节。对此，人们可以说都是在表现了伟大信仰。但对我而言，却是对死去的人们的一种侮辱。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总是对特定人群中的极少数人宠爱有加，所以他根本无需去证明上帝站在他们一边。尽管这些情节未必不能打动观众，但本人依然认为仅仅靠着屠杀犹太人的时弹奏莫扎特、女人在地窖被殴打与纳粹击掌娱乐的交叉剪辑等诸如此类的技巧和手法，是无助于人们更深入地理解当时的情况。
（关于“卡壳”问题，罗曼·波兰斯基在他的《钢琴师》中做出了修正：德国鬼子只要简单的换个弹夹补开一枪即可！摒弃了做作的所谓戏剧性震撼，却增加了真实的残酷。德军杀回马枪血洗犹太区时弹莫扎特的段落倒的手法确实有些老套。当然，如果属于照搬历史，那也无可厚非。可如果纯属导演为了追求煽情效果的凭空创造，那只能说效果不是很好。）
约翰·威廉姆斯的音乐有的时候很完美，做到了与情节水乳交融。但另些时刻却明显较差。本片的黑白摄影，如果能出现在另外一部没有这么多道德缺陷的电影中，也许成就更大。十分讨厌本片的那种电影和写实性纪录片的过分夸张的反复交替的风格，对它难以产生共鸣。而出现在纳粹俱乐部的光，居然被处理的与辛德勒工作的犹太人神圣光辉一样热烈。考虑到影片的主题，如此夸张表现手法十分不妥。同斯皮尔伯格的许多艺术抉择一样，本片的风格化分散了应有悲惨效果。更糟的是，图像本身还有着如此顽固的雷同感。斯皮尔伯格利用集中营的图像基调榨取观众的认同。但由此建立起的大屠杀的图景却因为过分熟识，反而缺少了痛苦感。
《辛德勒的名单》，有很多理由赞赏它。比如视野令人印象深刻，有着出色的商品价值，现代人的视角，以及对那些有这方面喜好的人们讲述一个故事等。斯坦利·库布里克曾经对此片表达的明确的批评，在此不妨转述。他说，“辛德勒的名单是关于200个活着的犹太人的故事。而大屠杀是关于6百万死去的犹太人。”这种观点可以从斯皮尔伯格对于克拉科夫犹太人区的逃亡那场戏的设计中略见一二。一个人在计划通过下水道逃生。好莱坞式的故事模式确实更关注于幸存者，而非受难者。更明显的地方，则在接近影片结尾的名单上的人是否能够及时从奥斯维辛转移过来那段情节。惊悚悬疑效果形同嚼蜡。在纽约时代一篇吹捧此片文章中珍妮特·马斯林写到，“斯皮尔伯格先生确信，通过此片人们会以不同的角度去认识那场大屠杀，以及他本人。”但本人却认为《辛德勒的名单》是一部充满着妥协迁就，表现手法失当，刻意迎合观众的电影。所以对上述评价实在不敢苟同。
（相对于本文作者所强烈抨击的结尾的告别演说，更不满于火车误入奥斯维辛最后被成功转出的情节。个人将其归入上面提及的破坏真实和深刻而安插的虚构戏剧性情节的范畴。究其原因，和斯皮尔伯格的对于辛德勒名单的这一题材的表现侧重有关。其实仔细想想，在此历史事件中最能表现主人公心灵救赎深刻性的地方在哪里？是对犹太人的再认识并将其陆续列入名单吗？是与凶残的苟斯斗法吗？是用水龙头给封闭在列车中犹太人浇水吗？似乎都不是。而是他最后高价买别家炮弹去充当自家产品而保全一干犹太工人的生命！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已不只是考验良知和倾家荡产的问题，而是真正关乎个人性命安危：在军需供给上欺骗纳粹的结果不言而喻！但“不幸”的是，由于缺乏安插苟斯之类的反面角色的空间，无法满足好莱坞类型电影所需要的推动情节发展的善恶对立的角色模式，导演斯皮尔伯格只能将此“高危阶段”的展现大幅从简（从犹太劳工入营到苏军解放）。但同时又不愿忍受相对平淡的反高潮，所以斯氏便编织了一段运送名单上的犹太人的火车误入奥斯维辛的的制造悬疑的情节去调动一把观众情绪。
库布里克的批评意见，正中要害。斯皮尔伯格好莱坞首席大导的地位和身份，注定此公的战争题材作品不可能具有彻底的反战和人文关怀。无论是《辛德勒》《拯救大兵》还是《兄弟连》渗在骨子里的，还是对自由、民主以及个人英勇主义的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宣扬。但本人又不主张简单地将反战深刻与否作为对于此类文艺作品的判断标准。因为反战精神、人类和平难道就一定是终极真理吗？你真的能确保所谓人类和平的追求一定能造福子孙万代吗？看着近些年快速加剧的气候变暖、两极冰融、海啸、飓风、地震等巨大的自然灾害不禁要问，缺少制约高速发展的人类文明，对地球和人类自身到底有多大的危害？在物极必反面前，为什么人类持久和平可以独善其身？……当然了，这些扯的有点远。点到为止。
回到斯皮尔伯格。也许此公的问题与美国电影界长期以来渗透在骨子里自卑心理有关。总害怕别人说他们没文化传统和底蕴。所以最佳影片经常就要颁给给有着所谓宏大主题的作品（勇敢的心、与狼共舞）。而导演方面，不少人潜意识里总自觉没创作过“终极人文关怀”作品，就不算是真正的电影大师（比如伍迪艾伦的伯格曼情结，和斯皮尔伯格）。其实，百年世界电影史已然昭示世人，宏大、崇高的题材未必与导演水平和地位成正比。否则，希区柯克早就名落孙山了，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作品等文学名著改编影片也早将《公民凯恩》取而代之了。所以，老斯的当务之急就是好好反省重新定位，再不要爱慕虚荣附庸风雅了。当然，期间也急需提高加强对中国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