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心酸
作者按：《不一样的心酸》是我这两年以来对于哲学和哲学家本身的感悟，它不是一种辩护，因而无需进行严密的论证。它只是一种心情，这种心情起源自哲学和哲学家将会何去何从的现实问题。它可以看成是我对哲学和哲学家理解的一把钥匙，当然它也必然是基于我对自身的直觉性分析，因为对我而言，它既是一种否定，也是一种鞭策，更直接表达了如此真实的一个我。因此如果你愿意走进他们，愿意来亲近和了解我，那么它将是值得一看的。
这不是一篇充满哲学内涵和概念的理性文章，也不是某种程度上能给人以激动澎湃的人生感悟。在经历了这两年多的修行和实践后，我对哲学的领悟有了一种不同一般的情绪和感受，这种情绪和感受正是以哲学和哲学家本身为对象的。在今天张汝伦教授题为“哲学的意义和批判的价值”讲座中，抛开常识、知性、批判等哲学术语和名词不论，我自始至终都被一种叫做心酸的情绪环绕着。看着这样一位已过花甲，却还如此情绪激昂，对当今的实用主义、教育的功利性等社会现状进行猛烈抨击的教授时，我不免有种心疼的感觉，就宛如一阵电流瞬间划过左右心房，微微的震颤和隐隐的触痛着我的心扉。
哲学家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群人？有人认为怪癖，也有人觉得清高，还有人讨厌这种的“愤世嫉俗”，更有人嘲笑如此无用的傻瓜。在整个社会和大多数人的眼中，很少会有人像哲学家那样的不合时宜，在气氛融融的时刻突然就给上你重重的一拳。还记得西方哲学源头的泰勒斯曾在某次沉醉于眺望和思索星空的时候，不小心跌落井中，于是旁边的婢女就连番嘲笑他的不切实际和哲学沉思的无用。哲学家们总是悬挂在天空中游荡着，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踏在土地之上呢？我在这里并不准备再为哲学家去辩护什么，因为我的前人早已帮我把该说的话都说尽了，比如尼采在其《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中就曾说过：“哲学家的骄傲就在于哲学家的伟大不取决于人类对他的态度，而人类的伟大却取决于它对哲学家的态度！”，“你们首先必须有一种文化，然后才能体会到哲学想做什么和能做什么。”泰勒在《众所苏格拉底》中提到：“一个人可以被世界历史证明是对的，但他仍然得不到他那个时代的认可。因为他得不到认可，他就只能成为一个牺牲品；又因为他后来可以得到世界历史发展的认可，所以他一定会获胜，也就是说他必须通过成为一个牺牲品来取胜。我想这就是哲学家的悲剧性。”如此看来，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哲学家，难道只能注定悲剧，只能注定高傲的姿态，甚至只能注定与世不合而不为世人所理解吗？
有人认为哲学家之所以具有如此的悲剧色彩，是因为哲学这种“职业”总能吸引着某一类具有特定人格特征的人，这些人的人格特征包括：自卑、缺乏自信、不受关注、易于被忽略和遗忘等等。换句话说，正是这些具有某些心理问题的人选择了以学习和实践哲学的方式来进行补偿，以达成某种优越感，达成愤世嫉俗和孤立群体的目的。同样由这群人提出的各种观点和理论，由这群人所建立起来的整个哲学体系，不停的改造和蚕食着那些后续对哲学感兴趣的人的思想和意识，当然其中确实也会包含部分较为“正常的人”。于是有问题的人自然的选择哲学来进行表达，而哲学又把很多感兴趣的人改造成了有问题的人，这仿佛就成了某种循环和定数。至于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都无关紧要，因为归根结底是蛋和鸡一样有问题就对了，所以这便是哲学家们注定悲剧的原因。不可否认这样的理解确实有其合理之处，一个人的行为和选择总是脱离不了个体心理层面上的影响，弗洛伊德不就是认为这样才建立起了精神分析的学说吗——“一切行为都是由潜意识决定的”！因而当欧文•亚隆自然而然的把哲学家作为心理治疗的对象——《当尼采哭泣时》、《叔本华的眼泪》以及《斯宾诺莎的问题》，一切看来便顺理成章了。可是这样的分析真的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吗？
我们的确亲眼所见很多在学哲学的人常常会用这样的表述来制止进一步对话的可能——“这个问题没有谈的必要，因为是先验自明的（公认、无须证明、不可否认的）”、“你还是去学点哲学后（看XXX书），我们再来谈吧”、“你理解的肯定有问题，前提和论证都糟糕的一塌糊涂“等等。其潜在的含义往往就是你还没达到我的那个层次和火候或者你说的就是错误的，而我代表的就是真理，因而会给人以清高、霸道、权威甚至目中无人之感，如此我们怎么能不讨厌这种人，怎么会与这种人为友呢？他们的孤独和不被理解是因为他们自身在画地为牢，他们自愿与人相互隔离，这能怪得了谁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另一组表述——“这个问题谈也不用谈，我说怎么就是怎么”、“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反正出了事情我不管，除非你像我这样的考虑周全”、“你看你，事情都做错了，一开始就错，一步错步步错”。我们是否对这样的话语感到很熟悉？在家庭、亲密关系和职业问题上，难道没有类似这样的话语出现吗？ 在与父母、爱人和同事之间，我们是否也感受到同样强烈的厌恶情绪而需要与他们/她们划清界限呢？可见有类似特质的不单单只是哲学家，它可能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或者每一份关系之中，时时刻刻都会有所显现的。只是哲学，这门古老而又“深奥”，并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学问，因我们对其好奇但却无暇涉入的现状遮蔽了我们的双眼，它的存在让我们几乎遗忘了每个人及每段关系中都会存有其自身问题，只是或大或小而已的事实罢了，因而才会有“有问题的人才会去学哲学，而学哲学的人就必然会有问题”这样的见解，而且针对后者最多的一句话便是：“学哲学学傻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毕竟的确是有人在看了一本哲学书、听了一场哲学讲座或者学了某些哲学观念后就会去反复找人辩论，这样的人仿佛真的已经拿到了真理的钥匙，于是迫不及待想要拿去开启每道伤痕累累的铁门，可是这样的人能算是哲学家吗？他们就和学了一种知识和技能，或者得到一些奖励或甜头后就拿去显摆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因为打着哲学的招牌和幌子，只是因为哲学本身的特性足以让其得到满足，就迁怒于哲学和一切学哲学的人，这合理吗？这和哲学本身不是一回事，更不用说是和真正的哲学家一回事了。
我承认即使在真正的哲学家当中也确实有部分关系处理的很差的人，就像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这样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一生都在与社会大众、宗教信仰和政府制度为敌，固然他们都曾拥有不堪回首的童年往事，固然他们都曾运用着哲学获取了心理上的某种慰藉，然而历史为何始终垂怜他们，愿意把这些人放到人类精神发展的前沿予以膜拜？只是因为“疯子必然天才，因为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吗？看来哲学家始终逃不过悲惨的命运，只是因为天才与疯子真的只剩薄薄的一张纸了，要有所成就必然就是和疯子无所差异了。可是我们好像真的遗忘了些什么？张汝伦在讲座中提到这么两件事情：他在德国求学时曾参加了一门关于海德格尔哲学论稿的研究性课程（哲学论稿是海德格尔最艰深的著作）。其中有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太太，那怕是在大雪纷飞，地上积满了厚厚的冬雪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每次都来听课。她只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为何需要如此的执着？第二件事是关于张汝伦自身的。他在早年下乡时曾在牛棚里生活了一段时间，每天他都不知疲倦的阅读着黑格尔的《小逻辑》，后来他的儿子问他在这种状况下读这个有什么用时，他回答道：“这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我能不渴求式的去占有它吗？”是啊，这个世界上100%的人都知道个人的物质财富是不平等的，然而却极少有人意识到可获取的人类精神财富是100%平等的。我曾深表怀疑的是有人能在阅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时忍不住流泪，只因为在我看来这样一部纯粹概念性的哲学著作，是不会掺杂任何带有煽情性质的段落的。然而当我有次在读到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有关人对劳动的异化的段落时，我也动情的掉泪了。这能代表什么？只是因为我们对于缓解未知恐惧的心理需要吗？如果哲学本身就类似于宗教，来自人类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恐惧和确定后满足的需要，我们为何还需要哲学？毕竟除了宗教以外，不是还有科学和艺术等学科吗？
哲学家其实是挺可爱的一群人，之所以可爱并不是因为他们长得可爱，事实上没有一个哲学家在面对真理问题前会显得可爱。相反在很多问题上，他们都会采取保留、质疑和批判的态度，因为他们不满足于既有的结论，不愿去苟同所谓的常识。他们总是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他们心里一直都留有这样一个信念：“哲学即使是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也值得让人穷毕生之力去追求的。”从苏格拉底到现在，哲学家们始终坚持着“未经检验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的生活态度，而要达成这样的生活方式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啊，我们真的能够想象吗？苏格拉底会为此饮鸩而终，康德会为此打破习惯（读休谟和卢梭的《爱弥儿》），斯宾诺莎会为此去磨镜片，在追求真理的路途中，他们所显示出来的那份坚毅之心，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肃然起敬吗？他们不是一群可爱的人又是什么？宛若新生的婴儿一般，陈腐的已经过去了，一切都将是新鲜的，因此我们才能看到每个时代兴起的哲学思潮总会与旧有的东西格格不入，它总是超前于时代本身，总能引领着人类的精神和文明发生转向，这其实应该算是哲学的大用，当然也必然是每个时代人们眼中的“无用”。毕竟我们总是在以利益的得失和当下的实现作为标准，当然无法去理解和眼见哲学的作用甚至意义。效用，当然不是哲学能够带来给予个体的直接利益，而对于整体性的人类来说，却是最重要和意味深长的。
现在既然我们已经看到哲学本身以及哲学家们所追寻的东西了，就让我们再次回到哲学家为何会注定悲剧的论题上。哲学家的悲剧和普通人的悲剧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哲学家本身也是人，也有被尊重，被认可和被关注的心理需要。叔本华可以因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备受冷落而发表诸如“如果不是我配不上这个时代，那就是这个时代配不上我”的言论，也会在其晚年因《附录与补遗》的大卖和热议而兴高采烈，更会在遗言中袒露世人对其著作可能误读的担忧—— “希望爱好他哲学的人，能不偏不倚地，独立自主地理解我的哲学”。因为他是人啊，他也有火爆的脾气，他也谈过恋爱，他也经常出入茶馆侃侃而谈。哲学家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只是他们自愿选择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对人生、对真理的执着探求之中，这就和我们死命的生存下去，努力的过上幸福满意的生活是一个道理，只对真理和人生的不停追问是哲学家独有的一种方式罢了。敢于面对人生的人，相应的提问和解答总能显得如此的真诚，虽然时不时会很可笑和理想主义。就像康德的批判哲学，带来的问题远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得多，但每一个问题的背后确实都隐藏着一扇通往现代思潮的大门。我们可以认识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可以希望什么？哪一个问题不是有关于人的思索。他执着的为理性划定界限，从而给信仰留出地盘，不就是防止人类时常出现的理性辩证幻觉嘛。这样一位终生独居于小镇柯尼斯堡，具有十分规律的生活习惯的哲学家，竟然也会因为通宵达旦阅读卢梭的《爱弥儿》而未准点外出散步，可想而知他对真理追求的那份热情了。如果我们曾在阅读中被某句话语深深的感染，如果我们在生命中曾被某一个突然而至的想法击中，那么我们是不难理解哲学家们拥有的这种心境的。
阿兰•德波顿在《哲学的慰籍》一书中，以“对与世不合慰籍”为标题描绘了苏格拉底，他最后提到：“认为与世不合就是真理的同义词与认为与世不合是错误的同义词一样的幼稚。一种思想或行动是否有价值不取决于它广受赞同或广受攻击，而取决于它是否合乎逻辑规则。一个论点不能因为多数人谴责就是错的，但也不能以英雄的姿态总是对抗多数，以为这样就一定正确。”这也就是说，哲学家们追求的是什么和我们看到了的是什么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看到他们以英雄的姿态对抗多数，只是显得如此的特立独行而论断显得毫无章法的话，那这样的与世不合是极其危险的，甚至是带有个人情绪的那种敌对性质。而如果他们的确在追求真理的途中表达了相应的勇气和智慧，而不是任由我们自身的情绪来左右判断，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能够谦逊的向其脱帽致以敬意，就如同对待一个孩子那样，父母们其实是很乐意接受孩子无厘头但不乏智慧的提问的，不是吗？哲学虽是追求真理的过程，但我以为同样也是一种对话的过程，在对话过程中达成对真理的洞见，虽然这种真理只能是暂时性的真理，但却体现对话者的勇气和敢于探索和面对自己的决心。对话即真理，思想即感谢，真正的哲学家总是里不离开与人的对话，因为他们只有通过对话才能拥有了让某物自行说道的能力。因而，哲学家们势必需要更多地去倾听和回答，而不是将他们自己锁闭在独白之中。他们必然也是对他人心怀感激的，因为正是那些人促使他们去思想的，无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都会激荡出火花。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与其说是与世不合，不如说是与世人的那种浅尝即止的生活态度，尤其是当代实用主义思想和功利性盛行的态度不合，因而我们还能认为哲学家一定是“与人不合”的吗？
是时候做个结尾了。当我写下这五千来字的文章后，突然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某种心酸的情绪已被慢慢的化解，现在更多地表达为对哲学和哲学家的理解和尊重。当我们总在为某些事和人不值时，其实是很能反映出自身对这件事或者这个人所具有的那份东西的犹豫和怀疑的，而只有当我们真正懂得它们所具有的深刻含义后，我们才能真正的释怀。因而，虽然我并不能算是一个哲学家，但我却愿意为此努力。
写于2014年3月23日
这不是一篇充满哲学内涵和概念的理性文章，也不是某种程度上能给人以激动澎湃的人生感悟。在经历了这两年多的修行和实践后，我对哲学的领悟有了一种不同一般的情绪和感受，这种情绪和感受正是以哲学和哲学家本身为对象的。在今天张汝伦教授题为“哲学的意义和批判的价值”讲座中，抛开常识、知性、批判等哲学术语和名词不论，我自始至终都被一种叫做心酸的情绪环绕着。看着这样一位已过花甲，却还如此情绪激昂，对当今的实用主义、教育的功利性等社会现状进行猛烈抨击的教授时，我不免有种心疼的感觉，就宛如一阵电流瞬间划过左右心房，微微的震颤和隐隐的触痛着我的心扉。
哲学家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群人？有人认为怪癖，也有人觉得清高，还有人讨厌这种的“愤世嫉俗”，更有人嘲笑如此无用的傻瓜。在整个社会和大多数人的眼中，很少会有人像哲学家那样的不合时宜，在气氛融融的时刻突然就给上你重重的一拳。还记得西方哲学源头的泰勒斯曾在某次沉醉于眺望和思索星空的时候，不小心跌落井中，于是旁边的婢女就连番嘲笑他的不切实际和哲学沉思的无用。哲学家们总是悬挂在天空中游荡着，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踏在土地之上呢？我在这里并不准备再为哲学家去辩护什么，因为我的前人早已帮我把该说的话都说尽了，比如尼采在其《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中就曾说过：“哲学家的骄傲就在于哲学家的伟大不取决于人类对他的态度，而人类的伟大却取决于它对哲学家的态度！”，“你们首先必须有一种文化，然后才能体会到哲学想做什么和能做什么。”泰勒在《众所苏格拉底》中提到：“一个人可以被世界历史证明是对的，但他仍然得不到他那个时代的认可。因为他得不到认可，他就只能成为一个牺牲品；又因为他后来可以得到世界历史发展的认可，所以他一定会获胜，也就是说他必须通过成为一个牺牲品来取胜。我想这就是哲学家的悲剧性。”如此看来，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哲学家，难道只能注定悲剧，只能注定高傲的姿态，甚至只能注定与世不合而不为世人所理解吗？
有人认为哲学家之所以具有如此的悲剧色彩，是因为哲学这种“职业”总能吸引着某一类具有特定人格特征的人，这些人的人格特征包括：自卑、缺乏自信、不受关注、易于被忽略和遗忘等等。换句话说，正是这些具有某些心理问题的人选择了以学习和实践哲学的方式来进行补偿，以达成某种优越感，达成愤世嫉俗和孤立群体的目的。同样由这群人提出的各种观点和理论，由这群人所建立起来的整个哲学体系，不停的改造和蚕食着那些后续对哲学感兴趣的人的思想和意识，当然其中确实也会包含部分较为“正常的人”。于是有问题的人自然的选择哲学来进行表达，而哲学又把很多感兴趣的人改造成了有问题的人，这仿佛就成了某种循环和定数。至于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都无关紧要，因为归根结底是蛋和鸡一样有问题就对了，所以这便是哲学家们注定悲剧的原因。不可否认这样的理解确实有其合理之处，一个人的行为和选择总是脱离不了个体心理层面上的影响，弗洛伊德不就是认为这样才建立起了精神分析的学说吗——“一切行为都是由潜意识决定的”！因而当欧文•亚隆自然而然的把哲学家作为心理治疗的对象——《当尼采哭泣时》、《叔本华的眼泪》以及《斯宾诺莎的问题》，一切看来便顺理成章了。可是这样的分析真的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吗？
我们的确亲眼所见很多在学哲学的人常常会用这样的表述来制止进一步对话的可能——“这个问题没有谈的必要，因为是先验自明的（公认、无须证明、不可否认的）”、“你还是去学点哲学后（看XXX书），我们再来谈吧”、“你理解的肯定有问题，前提和论证都糟糕的一塌糊涂“等等。其潜在的含义往往就是你还没达到我的那个层次和火候或者你说的就是错误的，而我代表的就是真理，因而会给人以清高、霸道、权威甚至目中无人之感，如此我们怎么能不讨厌这种人，怎么会与这种人为友呢？他们的孤独和不被理解是因为他们自身在画地为牢，他们自愿与人相互隔离，这能怪得了谁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另一组表述——“这个问题谈也不用谈，我说怎么就是怎么”、“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反正出了事情我不管，除非你像我这样的考虑周全”、“你看你，事情都做错了，一开始就错，一步错步步错”。我们是否对这样的话语感到很熟悉？在家庭、亲密关系和职业问题上，难道没有类似这样的话语出现吗？ 在与父母、爱人和同事之间，我们是否也感受到同样强烈的厌恶情绪而需要与他们/她们划清界限呢？可见有类似特质的不单单只是哲学家，它可能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或者每一份关系之中，时时刻刻都会有所显现的。只是哲学，这门古老而又“深奥”，并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学问，因我们对其好奇但却无暇涉入的现状遮蔽了我们的双眼，它的存在让我们几乎遗忘了每个人及每段关系中都会存有其自身问题，只是或大或小而已的事实罢了，因而才会有“有问题的人才会去学哲学，而学哲学的人就必然会有问题”这样的见解，而且针对后者最多的一句话便是：“学哲学学傻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毕竟的确是有人在看了一本哲学书、听了一场哲学讲座或者学了某些哲学观念后就会去反复找人辩论，这样的人仿佛真的已经拿到了真理的钥匙，于是迫不及待想要拿去开启每道伤痕累累的铁门，可是这样的人能算是哲学家吗？他们就和学了一种知识和技能，或者得到一些奖励或甜头后就拿去显摆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因为打着哲学的招牌和幌子，只是因为哲学本身的特性足以让其得到满足，就迁怒于哲学和一切学哲学的人，这合理吗？这和哲学本身不是一回事，更不用说是和真正的哲学家一回事了。
我承认即使在真正的哲学家当中也确实有部分关系处理的很差的人，就像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这样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一生都在与社会大众、宗教信仰和政府制度为敌，固然他们都曾拥有不堪回首的童年往事，固然他们都曾运用着哲学获取了心理上的某种慰藉，然而历史为何始终垂怜他们，愿意把这些人放到人类精神发展的前沿予以膜拜？只是因为“疯子必然天才，因为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吗？看来哲学家始终逃不过悲惨的命运，只是因为天才与疯子真的只剩薄薄的一张纸了，要有所成就必然就是和疯子无所差异了。可是我们好像真的遗忘了些什么？张汝伦在讲座中提到这么两件事情：他在德国求学时曾参加了一门关于海德格尔哲学论稿的研究性课程（哲学论稿是海德格尔最艰深的著作）。其中有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太太，那怕是在大雪纷飞，地上积满了厚厚的冬雪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每次都来听课。她只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为何需要如此的执着？第二件事是关于张汝伦自身的。他在早年下乡时曾在牛棚里生活了一段时间，每天他都不知疲倦的阅读着黑格尔的《小逻辑》，后来他的儿子问他在这种状况下读这个有什么用时，他回答道：“这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我能不渴求式的去占有它吗？”是啊，这个世界上100%的人都知道个人的物质财富是不平等的，然而却极少有人意识到可获取的人类精神财富是100%平等的。我曾深表怀疑的是有人能在阅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时忍不住流泪，只因为在我看来这样一部纯粹概念性的哲学著作，是不会掺杂任何带有煽情性质的段落的。然而当我有次在读到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有关人对劳动的异化的段落时，我也动情的掉泪了。这能代表什么？只是因为我们对于缓解未知恐惧的心理需要吗？如果哲学本身就类似于宗教，来自人类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恐惧和确定后满足的需要，我们为何还需要哲学？毕竟除了宗教以外，不是还有科学和艺术等学科吗？
哲学家其实是挺可爱的一群人，之所以可爱并不是因为他们长得可爱，事实上没有一个哲学家在面对真理问题前会显得可爱。相反在很多问题上，他们都会采取保留、质疑和批判的态度，因为他们不满足于既有的结论，不愿去苟同所谓的常识。他们总是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他们心里一直都留有这样一个信念：“哲学即使是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也值得让人穷毕生之力去追求的。”从苏格拉底到现在，哲学家们始终坚持着“未经检验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的生活态度，而要达成这样的生活方式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啊，我们真的能够想象吗？苏格拉底会为此饮鸩而终，康德会为此打破习惯（读休谟和卢梭的《爱弥儿》），斯宾诺莎会为此去磨镜片，在追求真理的路途中，他们所显示出来的那份坚毅之心，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肃然起敬吗？他们不是一群可爱的人又是什么？宛若新生的婴儿一般，陈腐的已经过去了，一切都将是新鲜的，因此我们才能看到每个时代兴起的哲学思潮总会与旧有的东西格格不入，它总是超前于时代本身，总能引领着人类的精神和文明发生转向，这其实应该算是哲学的大用，当然也必然是每个时代人们眼中的“无用”。毕竟我们总是在以利益的得失和当下的实现作为标准，当然无法去理解和眼见哲学的作用甚至意义。效用，当然不是哲学能够带来给予个体的直接利益，而对于整体性的人类来说，却是最重要和意味深长的。
现在既然我们已经看到哲学本身以及哲学家们所追寻的东西了，就让我们再次回到哲学家为何会注定悲剧的论题上。哲学家的悲剧和普通人的悲剧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哲学家本身也是人，也有被尊重，被认可和被关注的心理需要。叔本华可以因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备受冷落而发表诸如“如果不是我配不上这个时代，那就是这个时代配不上我”的言论，也会在其晚年因《附录与补遗》的大卖和热议而兴高采烈，更会在遗言中袒露世人对其著作可能误读的担忧—— “希望爱好他哲学的人，能不偏不倚地，独立自主地理解我的哲学”。因为他是人啊，他也有火爆的脾气，他也谈过恋爱，他也经常出入茶馆侃侃而谈。哲学家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只是他们自愿选择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对人生、对真理的执着探求之中，这就和我们死命的生存下去，努力的过上幸福满意的生活是一个道理，只对真理和人生的不停追问是哲学家独有的一种方式罢了。敢于面对人生的人，相应的提问和解答总能显得如此的真诚，虽然时不时会很可笑和理想主义。就像康德的批判哲学，带来的问题远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得多，但每一个问题的背后确实都隐藏着一扇通往现代思潮的大门。我们可以认识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可以希望什么？哪一个问题不是有关于人的思索。他执着的为理性划定界限，从而给信仰留出地盘，不就是防止人类时常出现的理性辩证幻觉嘛。这样一位终生独居于小镇柯尼斯堡，具有十分规律的生活习惯的哲学家，竟然也会因为通宵达旦阅读卢梭的《爱弥儿》而未准点外出散步，可想而知他对真理追求的那份热情了。如果我们曾在阅读中被某句话语深深的感染，如果我们在生命中曾被某一个突然而至的想法击中，那么我们是不难理解哲学家们拥有的这种心境的。
阿兰•德波顿在《哲学的慰籍》一书中，以“对与世不合慰籍”为标题描绘了苏格拉底，他最后提到：“认为与世不合就是真理的同义词与认为与世不合是错误的同义词一样的幼稚。一种思想或行动是否有价值不取决于它广受赞同或广受攻击，而取决于它是否合乎逻辑规则。一个论点不能因为多数人谴责就是错的，但也不能以英雄的姿态总是对抗多数，以为这样就一定正确。”这也就是说，哲学家们追求的是什么和我们看到了的是什么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看到他们以英雄的姿态对抗多数，只是显得如此的特立独行而论断显得毫无章法的话，那这样的与世不合是极其危险的，甚至是带有个人情绪的那种敌对性质。而如果他们的确在追求真理的途中表达了相应的勇气和智慧，而不是任由我们自身的情绪来左右判断，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能够谦逊的向其脱帽致以敬意，就如同对待一个孩子那样，父母们其实是很乐意接受孩子无厘头但不乏智慧的提问的，不是吗？哲学虽是追求真理的过程，但我以为同样也是一种对话的过程，在对话过程中达成对真理的洞见，虽然这种真理只能是暂时性的真理，但却体现对话者的勇气和敢于探索和面对自己的决心。对话即真理，思想即感谢，真正的哲学家总是里不离开与人的对话，因为他们只有通过对话才能拥有了让某物自行说道的能力。因而，哲学家们势必需要更多地去倾听和回答，而不是将他们自己锁闭在独白之中。他们必然也是对他人心怀感激的，因为正是那些人促使他们去思想的，无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都会激荡出火花。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与其说是与世不合，不如说是与世人的那种浅尝即止的生活态度，尤其是当代实用主义思想和功利性盛行的态度不合，因而我们还能认为哲学家一定是“与人不合”的吗？
是时候做个结尾了。当我写下这五千来字的文章后，突然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某种心酸的情绪已被慢慢的化解，现在更多地表达为对哲学和哲学家的理解和尊重。当我们总在为某些事和人不值时，其实是很能反映出自身对这件事或者这个人所具有的那份东西的犹豫和怀疑的，而只有当我们真正懂得它们所具有的深刻含义后，我们才能真正的释怀。因而，虽然我并不能算是一个哲学家，但我却愿意为此努力。
写于2014年3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