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他人”的缅怀－悼念安思雅
获悉安思雅的死讯已经两月有余了。
那是一个穷极无聊的冬日下午。我随手把邮箱刷新了一遍又一遍，瞥见一封邮件，标题写着，“和大家分享一个不幸的消息”。发件人是杜克南非义工项目的负责人珍妮。
随手点开了。直冲冲撞进眼睛里的第一句话：“我们大家的朋友，罗娜阿姨的女儿安思雅.史密斯昨天晚上去世了。”
三年前的夏天我在南非，德本市南部温特文森郡，给当地一个小型环保组织做义工。寄宿在罗娜阿姨家。
罗娜阿姨总有快七十了，足可以当罗娜奶奶。但她说，“我是你的寄宿妈妈，你该叫我罗娜阿姨。我有个同住的女儿，就是你的姐姐啦。”
我的这位寄宿家庭的姐姐叫安思雅。我从没问过她的年龄，估计三十五岁上下总是有的。她的心性却比十九岁时的我还更天真许多。
她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先天性心脏病，十几岁上又得上了糖尿病，更添上不少的并发症，高中没读完就只能回家了。身体不好，随时可能发病，没人照看就不敢出家门，更不提远途旅行。她没有去过南德本外的任何地方。除了父母姐姐，偶尔来拜访的亲人，和一些邻居、教友，她几乎没有和其他人说过话。
我寄宿在安思雅家的前一个夏天，杜克另有两位美国女生住在她家里。
那是安思雅第一次见到美国人。她拍了很多照片，传到脸书上去，给她嫁到澳大利亚和约翰内斯堡的两位姐姐和她们家的小外甥女看。她很爱照相，也把许多照片洗出来，在客厅和床头摆满了相框。其中也包括与两位美国姑娘的合影。
暑假结束时，安思雅送给我的告别礼物之一，就是她，罗娜阿姨和我的合影。装裱在她最喜欢的银色相框里。同样的合影也立在她床头。
安思雅第一次见到我，就兴冲冲地拉着我问关于美国的事，张口就是“你们美国是不是……”，“妮可儿说美国……”。妮可儿是前一年寄宿过的一位姑娘。
我一看这架势，忙说，“我不是美国人啊，我只是在美国读书的。我是中国人。”她听了更激动，说，“诶呀，中国，我知道中国。我在电视上见到过的。再告诉我点中国的事。”不消说，我是她见过的第一个中国人。
我在网上搜长城，故宫，陆家嘴的照片给她看。她啧啧称奇，说，“等我减肥成功，病没这么危险了，我就去中国找你玩。”
安思雅在世界上最想去的四个地方，是约翰内斯堡、澳大利亚、美国和中国。
有时候她的状态不好，只能躺在床上挨一整天。
我走过她的房间，她就招招手让我进去，坐在她床边。拉着我的手，说，“之如呀，我的朋友，我没法去中国找你玩了。真对不起。”
我不知如何作答。只能空洞地安慰她，“你肯定会好的。你今天好好休息，明天就会好很多。然后很快你就能出门了，就能去美国和中国玩。”
有时候她会陷入思考，然后突然好像找到了解决，她郁郁寡欢的脸又活泼起来，说，“你也可以来看我啊。我的朋友，你会来看我的，对吗？你应该带你男朋友来德本玩。我要见你男朋友，我要看你们两个结婚呢。你们可以来南非度蜜月。”
我连忙说，“好的，好的。我回来看你。让你见我的男朋友。”
安思雅从未恋爱过。但是她向往爱情和婚姻。
对她而言，这两者是相等的。
她常常和我说，“之如呀，我真想恋爱啊，我真想和一个相爱的人结婚。结婚多么美好啊。然后我们可以生好多孩子。其中一个女儿就叫你的英文名字。之如，我的朋友，你什么时侯结婚啊？你想生几个孩子？”
我怕自己的回答让她失望，只好微笑。我们就相对着微笑。安思雅还轻轻念我的英文名字，赞美说，“真特别，真好听。”
天气好的下午，我从做义工的南德本环保联盟回来，会和安思雅一起坐在她家小小的院子里聊天。其实主要是我围观她和别人聊天。
只要身体允许，她就喜欢坐在室外。远远的看到一个人，走过也好，哪怕是开车路过，她就亮开嗓门叫那人的名字，好叫人停下来唠叨几句。其实就是翻来覆去的几句话，“你上周怎么没去教堂呀，那这周末你去吗？我们教堂见。”“你家那谁最近好吗？哎，你进来喝杯茶再走吧。我们家还有蛋糕呢。”她说得特别开心。有时候邻居家的小孩子们路过，她就把他们喊住，从阳台上把一只苹果抛下去。
很多时侯她也得反反复复和人解释自己近期的病情。因为时常下不了床，她会错过朋友邻居家新生儿的送礼聚会和教堂礼拜。
听她说自己的病，并不会让人觉得十分伤感。她会特别详细地说自己近日的血压，体重如何，自己觉得怎么样，多长时间下不了床，然而语气非常平和坦然－“就是这样，很严重，所以真不好意思，没能参加许多活动。没关系，上帝会保佑我的。愿上帝也保佑你们。”
罗娜阿姨一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她家的客厅，卧室里装饰的都是受难十字架，捧蜡烛的小天使，或是印有祈祷文的壁画、贴纸、各色的贺卡。
安思雅病重卧床的时侯，我也常常听见她喃喃地诵念祈祷文。有时候她看见我从门前走过，就念出声给我听。末了她一贯会说，“请求上帝帮助我。请求上帝保佑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之如。”
安思雅的歌唱得很好。
当她身体允许的时侯，她会去教堂或是教友聚会上演唱。往往是担任独唱的角色。
她几次得意地告诉我，许多人平时不常去教堂，也会在她要唱歌的那天专门去礼拜。
有一个周三晚上，安思雅要去一个教友聚会唱歌。
她难得精神很好，全然看不出是重病在身的样子。从下午起，她就欢欣雀跃地反复问我，“你今天晚上和我们一起去的，对吗？你去听我唱歌，是不是？”我只得再三再四地和她保证，“是的。我等会陪你一起去。我专门去听你唱歌。”
吃过晚饭，她就赶忙拉着我进了屋。她要好好化个妆。我得给她当军师。
然而我真没什么可指点的。她干起这活来出乎意料地熟练。粉底一层层扑上，肤色变得非常均匀，黝黑却闪着温柔的光泽。头发光滑水亮地梳到脑后，挽成一个小小的发髻，缀上大朵的卷花，红的紫的，和项链耳环呼应。
因为疾病导致的肥胖，安思雅穿不了商店里买来的衣服。她的裙子都是罗娜阿姨裁制的。买来花布，打上褶子，裁成长裙。最热闹的颜色，走起路来一大片一大片繁花盛开的样子。
我和安思雅开玩笑，说，“你把自己打扮成美人鱼啦。”她乐得合不拢嘴，直说，“哦，我的朋友，别这么说。你才漂亮呢。哦，我的上帝，我今晚真开心。”
“我的上帝“，”我的朋友”，这是安思雅最喜欢说的两个词。
安思雅和罗娜阿姨念“朋友”这个词的语调很与众不同。她们会在第二下音节那儿大力地卷舌，并且声调重重地下降。这后来成了我对安思雅最挥之不去的记忆。
获悉她过世的消息后，我去脸书上看她的主页。
她昏迷前几天还发布了几条状态，一如既往地，“我的朋友们，我病重了，在医院。我很想念你们。我在祈祷自己能够康复，也在祈祷你们一切都好。我的上帝，我永远相信您。我的朋友们，我爱你们。”
她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念，“我的上帝”，“我的朋友”。
我是她的朋友中唯一的一个无神论者。安思雅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她听妮可儿说过，在美国许多人虽然是天主教徒，但并不常常去教堂。她大概以为我也是如此。
安思雅很高兴我能陪她去教友聚会。她们唱赞歌和祷告的时侯，我也一起站起来，陪着她们低头静默。虽然我并不祈祷。
她唱完歌，显然对自己的表现挺满意。回程的路上，她兴致勃勃地问我，“你喜欢我唱歌吗？我觉得上帝能够听到我们唱歌，你觉得呢？”
当时我答道，“是啊，你唱得真棒。你的上帝一定很高兴。”
后来我常为这个答案后悔。
我从未信奉过她的上帝，所以更没有理解，更无从预计。我当时不忍心告诉她真相。一如我不忍心告诉她的许许多多其他真相。一如我无法做到，却不忍心拒绝的许许多多她的请求。
安思雅是猝然离世的。
虽然她和她的家人朋友都或多或少预料到了这个时刻。在某一个“猝然”，她会离世。
对我而言，这其实不过是一颗石子突然投入了平静的心河。发出一声钝响。溅起一片深浅涟漪。说什么心如刀割，悲痛难当，那都是虚妄，都是欺骗。
其实需要悼亡的恐怕不是亡人，而是生人。生人才总有滚滚红尘中无尽的悲喜，也有妄念，也有愚见。还有对遗忘的恐惧。虽然遗忘才是自然。
陶潜在《悼亡辞》中写道，“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
安思雅总是那么真诚，那么热情地喊，“我的朋友”。而我呢，任我在想起她的时侯如何徘徊思回，又如何怅然羞愧，我不过是一个“他人”。
唯有此时此心，我的朋友，我记得你。
不记你离世的样子，不记你的痛苦，只记你曾与我笑与梦的一些时光。
那是一个穷极无聊的冬日下午。我随手把邮箱刷新了一遍又一遍，瞥见一封邮件，标题写着，“和大家分享一个不幸的消息”。发件人是杜克南非义工项目的负责人珍妮。
随手点开了。直冲冲撞进眼睛里的第一句话：“我们大家的朋友，罗娜阿姨的女儿安思雅.史密斯昨天晚上去世了。”
三年前的夏天我在南非，德本市南部温特文森郡，给当地一个小型环保组织做义工。寄宿在罗娜阿姨家。
罗娜阿姨总有快七十了，足可以当罗娜奶奶。但她说，“我是你的寄宿妈妈，你该叫我罗娜阿姨。我有个同住的女儿，就是你的姐姐啦。”
我的这位寄宿家庭的姐姐叫安思雅。我从没问过她的年龄，估计三十五岁上下总是有的。她的心性却比十九岁时的我还更天真许多。
她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先天性心脏病，十几岁上又得上了糖尿病，更添上不少的并发症，高中没读完就只能回家了。身体不好，随时可能发病，没人照看就不敢出家门，更不提远途旅行。她没有去过南德本外的任何地方。除了父母姐姐，偶尔来拜访的亲人，和一些邻居、教友，她几乎没有和其他人说过话。
我寄宿在安思雅家的前一个夏天，杜克另有两位美国女生住在她家里。
那是安思雅第一次见到美国人。她拍了很多照片，传到脸书上去，给她嫁到澳大利亚和约翰内斯堡的两位姐姐和她们家的小外甥女看。她很爱照相，也把许多照片洗出来，在客厅和床头摆满了相框。其中也包括与两位美国姑娘的合影。
暑假结束时，安思雅送给我的告别礼物之一，就是她，罗娜阿姨和我的合影。装裱在她最喜欢的银色相框里。同样的合影也立在她床头。
安思雅第一次见到我，就兴冲冲地拉着我问关于美国的事，张口就是“你们美国是不是……”，“妮可儿说美国……”。妮可儿是前一年寄宿过的一位姑娘。
我一看这架势，忙说，“我不是美国人啊，我只是在美国读书的。我是中国人。”她听了更激动，说，“诶呀，中国，我知道中国。我在电视上见到过的。再告诉我点中国的事。”不消说，我是她见过的第一个中国人。
我在网上搜长城，故宫，陆家嘴的照片给她看。她啧啧称奇，说，“等我减肥成功，病没这么危险了，我就去中国找你玩。”
安思雅在世界上最想去的四个地方，是约翰内斯堡、澳大利亚、美国和中国。
有时候她的状态不好，只能躺在床上挨一整天。
我走过她的房间，她就招招手让我进去，坐在她床边。拉着我的手，说，“之如呀，我的朋友，我没法去中国找你玩了。真对不起。”
我不知如何作答。只能空洞地安慰她，“你肯定会好的。你今天好好休息，明天就会好很多。然后很快你就能出门了，就能去美国和中国玩。”
有时候她会陷入思考，然后突然好像找到了解决，她郁郁寡欢的脸又活泼起来，说，“你也可以来看我啊。我的朋友，你会来看我的，对吗？你应该带你男朋友来德本玩。我要见你男朋友，我要看你们两个结婚呢。你们可以来南非度蜜月。”
我连忙说，“好的，好的。我回来看你。让你见我的男朋友。”
安思雅从未恋爱过。但是她向往爱情和婚姻。
对她而言，这两者是相等的。
她常常和我说，“之如呀，我真想恋爱啊，我真想和一个相爱的人结婚。结婚多么美好啊。然后我们可以生好多孩子。其中一个女儿就叫你的英文名字。之如，我的朋友，你什么时侯结婚啊？你想生几个孩子？”
我怕自己的回答让她失望，只好微笑。我们就相对着微笑。安思雅还轻轻念我的英文名字，赞美说，“真特别，真好听。”
天气好的下午，我从做义工的南德本环保联盟回来，会和安思雅一起坐在她家小小的院子里聊天。其实主要是我围观她和别人聊天。
只要身体允许，她就喜欢坐在室外。远远的看到一个人，走过也好，哪怕是开车路过，她就亮开嗓门叫那人的名字，好叫人停下来唠叨几句。其实就是翻来覆去的几句话，“你上周怎么没去教堂呀，那这周末你去吗？我们教堂见。”“你家那谁最近好吗？哎，你进来喝杯茶再走吧。我们家还有蛋糕呢。”她说得特别开心。有时候邻居家的小孩子们路过，她就把他们喊住，从阳台上把一只苹果抛下去。
很多时侯她也得反反复复和人解释自己近期的病情。因为时常下不了床，她会错过朋友邻居家新生儿的送礼聚会和教堂礼拜。
听她说自己的病，并不会让人觉得十分伤感。她会特别详细地说自己近日的血压，体重如何，自己觉得怎么样，多长时间下不了床，然而语气非常平和坦然－“就是这样，很严重，所以真不好意思，没能参加许多活动。没关系，上帝会保佑我的。愿上帝也保佑你们。”
罗娜阿姨一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她家的客厅，卧室里装饰的都是受难十字架，捧蜡烛的小天使，或是印有祈祷文的壁画、贴纸、各色的贺卡。
安思雅病重卧床的时侯，我也常常听见她喃喃地诵念祈祷文。有时候她看见我从门前走过，就念出声给我听。末了她一贯会说，“请求上帝帮助我。请求上帝保佑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之如。”
安思雅的歌唱得很好。
当她身体允许的时侯，她会去教堂或是教友聚会上演唱。往往是担任独唱的角色。
她几次得意地告诉我，许多人平时不常去教堂，也会在她要唱歌的那天专门去礼拜。
有一个周三晚上，安思雅要去一个教友聚会唱歌。
她难得精神很好，全然看不出是重病在身的样子。从下午起，她就欢欣雀跃地反复问我，“你今天晚上和我们一起去的，对吗？你去听我唱歌，是不是？”我只得再三再四地和她保证，“是的。我等会陪你一起去。我专门去听你唱歌。”
吃过晚饭，她就赶忙拉着我进了屋。她要好好化个妆。我得给她当军师。
然而我真没什么可指点的。她干起这活来出乎意料地熟练。粉底一层层扑上，肤色变得非常均匀，黝黑却闪着温柔的光泽。头发光滑水亮地梳到脑后，挽成一个小小的发髻，缀上大朵的卷花，红的紫的，和项链耳环呼应。
因为疾病导致的肥胖，安思雅穿不了商店里买来的衣服。她的裙子都是罗娜阿姨裁制的。买来花布，打上褶子，裁成长裙。最热闹的颜色，走起路来一大片一大片繁花盛开的样子。
我和安思雅开玩笑，说，“你把自己打扮成美人鱼啦。”她乐得合不拢嘴，直说，“哦，我的朋友，别这么说。你才漂亮呢。哦，我的上帝，我今晚真开心。”
“我的上帝“，”我的朋友”，这是安思雅最喜欢说的两个词。
安思雅和罗娜阿姨念“朋友”这个词的语调很与众不同。她们会在第二下音节那儿大力地卷舌，并且声调重重地下降。这后来成了我对安思雅最挥之不去的记忆。
获悉她过世的消息后，我去脸书上看她的主页。
她昏迷前几天还发布了几条状态，一如既往地，“我的朋友们，我病重了，在医院。我很想念你们。我在祈祷自己能够康复，也在祈祷你们一切都好。我的上帝，我永远相信您。我的朋友们，我爱你们。”
她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念，“我的上帝”，“我的朋友”。
我是她的朋友中唯一的一个无神论者。安思雅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她听妮可儿说过，在美国许多人虽然是天主教徒，但并不常常去教堂。她大概以为我也是如此。
安思雅很高兴我能陪她去教友聚会。她们唱赞歌和祷告的时侯，我也一起站起来，陪着她们低头静默。虽然我并不祈祷。
她唱完歌，显然对自己的表现挺满意。回程的路上，她兴致勃勃地问我，“你喜欢我唱歌吗？我觉得上帝能够听到我们唱歌，你觉得呢？”
当时我答道，“是啊，你唱得真棒。你的上帝一定很高兴。”
后来我常为这个答案后悔。
我从未信奉过她的上帝，所以更没有理解，更无从预计。我当时不忍心告诉她真相。一如我不忍心告诉她的许许多多其他真相。一如我无法做到，却不忍心拒绝的许许多多她的请求。
安思雅是猝然离世的。
虽然她和她的家人朋友都或多或少预料到了这个时刻。在某一个“猝然”，她会离世。
对我而言，这其实不过是一颗石子突然投入了平静的心河。发出一声钝响。溅起一片深浅涟漪。说什么心如刀割，悲痛难当，那都是虚妄，都是欺骗。
其实需要悼亡的恐怕不是亡人，而是生人。生人才总有滚滚红尘中无尽的悲喜，也有妄念，也有愚见。还有对遗忘的恐惧。虽然遗忘才是自然。
陶潜在《悼亡辞》中写道，“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
安思雅总是那么真诚，那么热情地喊，“我的朋友”。而我呢，任我在想起她的时侯如何徘徊思回，又如何怅然羞愧，我不过是一个“他人”。
唯有此时此心，我的朋友，我记得你。
不记你离世的样子，不记你的痛苦，只记你曾与我笑与梦的一些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