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城以来史I.08：王政初建
I.08 王政初建
在确定宗教仪式之后，罗慕路斯召开了人民集会[1]。他颁布了一套法律，希望以统一的法律和习俗将人民联合成一个政治上的整体；他同时认为，权力必须通过某种外在形式的展示以使这群粗鲁野蛮的人民感到敬畏，这样新的法律才能得到遵从。为此他建立了更大的排场，尤其是召集了12名侍从刀斧手（lictor）[2]随扈左右。有人认为之所以侍从刀斧手的数目定为12，来源于他在寻求建城预兆时看到的秃鹫为12只；不过我倾向于另一种看法，即侍从刀斧手这一职位是从罗马人的邻居、伊特鲁斯坎人那里借鉴来的，就像显贵座椅（sella curulis）[3]和托加长袍（toga praetexta）[4]的传统是从那边学来的一样，这个数目也是同样借鉴而来的；伊特鲁斯坎人的12名侍从刀斧手，来源于伊特鲁里亚的十二个城邦联合起来推举一位共同国王时，每个城邦提供一名侍从刀斧手。
与此同时，新城市的规模也不断增长，城墙向各个方向扩展出去；这倒不是因为这时人口过于拥挤，而是出于在未来增加城市人口的期望；因此接下来罗慕路斯最为关心的事情便是如何增加城市人口，以使得城市的规模不至于成为它的弱点[5]。当时的建城者们有一种古老的政策，即设法聚集起大量的出身模糊且低贱的民众，并使他们相信自己是大地的子孙。依照这一政策，罗慕路斯在城中开放了一处地方作为庇护所（refuge）——这地方的位置就在现在从卡庇托尔（Capitol）[6]下去便可以看见的、在两片树丛之间的一块圈起来的区域——于是很多渴求改变生活的自由人和奴隶，男女都有，便从周边的国家逃来这里。这个初生的城市为着增强自己力量、向着它未来的伟大前景迈出了第一步。
当罗慕路斯对自己的力量感到心满意足时，他的下一步计划就是为这力量提供智慧的指引。他任命了一百名元老（senator）；而之所以是这个数目，或许是因为一百人已经足够，也可能是因为当时只能找出一百个家族的族长，可以充任元老。无论实际原因是什么，这些人因其地位而被称为“父亲”（Patres）[7]，而他们的后代则被称为“贵族”（Patricians）[8]。
注：
[1] 罗马最早有记载的人民大会形式为库里亚会议；然而库里亚是在与萨比尼的战争之后才建立的（见I.13），因此这里的人民集会的具体情况不明。
[2] 侍从刀斧手职责是作为罗马高级官员的护卫，例如共和时代执政官（Consul）有12人的刀斧手，行政长官（Praetor）有6人，而独裁官（Dictator）有24人。侍从刀斧手穿着托加长袍（因此一定是罗马公民），手执束棒。侍从刀斧手在罗马城外时在束棒内插入一把斧，即成为“棒斧”（fasces，法西斯）；除了独裁官之外，其他官员的侍从刀斧手在进入城内时须将斧取下而只执束棒；独裁官的侍从刀斧手则在任何地方都持棒斧以突出绝对权威。
[3] 显贵座椅（英文是“curule seat”）在古代罗马是只有掌握“统治大权”（Imperium）的高级官员（senior magistrate）、即王政时期的国王、共和时代的执政官、行政长官和独裁官才有资格坐的椅子。这种座椅被后来的欧洲王室所沿用。
[4] 托加长袍是一种罗马服装，它是一段呈半圆形长约6米，最宽处约有1.8 米的羊毛制兼具披肩、饰带、围裙作用的服装。托加也是罗马人的身份象征，只有男子才能穿着，且非罗马公民禁止穿着托加。
[5] 当指城墙建设范围过大而人口相对过少，不足以严密守卫城墙，则城市防御能力不足。
[6] 卡庇托尔，即卡庇托林山（Capitoline Hill），是罗马七山之一。早期罗马的卫城建在这里。
[7] “Patres”是拉丁文“pater”的复数形式，而“pater”是“父亲”的意思。之所以被这样称呼，是因为这些元老都是家族的族长，而族长被家族成员称为“父亲”（pater）。
[8] 古代罗马的“贵族”（Patricians）和“平民”（Plebeians）的意义，与后来中世纪欧洲的贵族与平民的意义（即现代人一般所知的贵族与平民）很不相同。早期罗马的贵族与平民的详细来源和关系比较复杂，但大致上是以早期进入元老院的家族为贵族，包括罗慕路斯时代融合起来的拉丁与萨比尼公社的成员；而其他自由民为平民，一般认为是从其它城市来的移民（自愿或强迫的）、难民等及其后裔组成。在图里乌斯改革（见I.43）之前，平民严格来说是不属于“罗马人民”（populus Romanus）的（贵族及其门客才算），因为不具备罗马的政治权力：他们不能参加库里亚大会，在元老院没有代表，也不在民军中服役；图里乌斯改革后，直到共和国前期和中期，从理论上平民具有了与贵族同样的政治权利。到共和国晚期，在平民中也出现了显贵家族，只是从名称上不能称为严格罗马意义上的“贵族”；这时贵族与平民之间常常表现为类似于现代两个党派的争斗。
在确定宗教仪式之后，罗慕路斯召开了人民集会[1]。他颁布了一套法律，希望以统一的法律和习俗将人民联合成一个政治上的整体；他同时认为，权力必须通过某种外在形式的展示以使这群粗鲁野蛮的人民感到敬畏，这样新的法律才能得到遵从。为此他建立了更大的排场，尤其是召集了12名侍从刀斧手（lictor）[2]随扈左右。有人认为之所以侍从刀斧手的数目定为12，来源于他在寻求建城预兆时看到的秃鹫为12只；不过我倾向于另一种看法，即侍从刀斧手这一职位是从罗马人的邻居、伊特鲁斯坎人那里借鉴来的，就像显贵座椅（sella curulis）[3]和托加长袍（toga praetexta）[4]的传统是从那边学来的一样，这个数目也是同样借鉴而来的；伊特鲁斯坎人的12名侍从刀斧手，来源于伊特鲁里亚的十二个城邦联合起来推举一位共同国王时，每个城邦提供一名侍从刀斧手。
与此同时，新城市的规模也不断增长，城墙向各个方向扩展出去；这倒不是因为这时人口过于拥挤，而是出于在未来增加城市人口的期望；因此接下来罗慕路斯最为关心的事情便是如何增加城市人口，以使得城市的规模不至于成为它的弱点[5]。当时的建城者们有一种古老的政策，即设法聚集起大量的出身模糊且低贱的民众，并使他们相信自己是大地的子孙。依照这一政策，罗慕路斯在城中开放了一处地方作为庇护所（refuge）——这地方的位置就在现在从卡庇托尔（Capitol）[6]下去便可以看见的、在两片树丛之间的一块圈起来的区域——于是很多渴求改变生活的自由人和奴隶，男女都有，便从周边的国家逃来这里。这个初生的城市为着增强自己力量、向着它未来的伟大前景迈出了第一步。
当罗慕路斯对自己的力量感到心满意足时，他的下一步计划就是为这力量提供智慧的指引。他任命了一百名元老（senator）；而之所以是这个数目，或许是因为一百人已经足够，也可能是因为当时只能找出一百个家族的族长，可以充任元老。无论实际原因是什么，这些人因其地位而被称为“父亲”（Patres）[7]，而他们的后代则被称为“贵族”（Patricians）[8]。
注：
[1] 罗马最早有记载的人民大会形式为库里亚会议；然而库里亚是在与萨比尼的战争之后才建立的（见I.13），因此这里的人民集会的具体情况不明。
[2] 侍从刀斧手职责是作为罗马高级官员的护卫，例如共和时代执政官（Consul）有12人的刀斧手，行政长官（Praetor）有6人，而独裁官（Dictator）有24人。侍从刀斧手穿着托加长袍（因此一定是罗马公民），手执束棒。侍从刀斧手在罗马城外时在束棒内插入一把斧，即成为“棒斧”（fasces，法西斯）；除了独裁官之外，其他官员的侍从刀斧手在进入城内时须将斧取下而只执束棒；独裁官的侍从刀斧手则在任何地方都持棒斧以突出绝对权威。
[3] 显贵座椅（英文是“curule seat”）在古代罗马是只有掌握“统治大权”（Imperium）的高级官员（senior magistrate）、即王政时期的国王、共和时代的执政官、行政长官和独裁官才有资格坐的椅子。这种座椅被后来的欧洲王室所沿用。
[4] 托加长袍是一种罗马服装，它是一段呈半圆形长约6米，最宽处约有1.8 米的羊毛制兼具披肩、饰带、围裙作用的服装。托加也是罗马人的身份象征，只有男子才能穿着，且非罗马公民禁止穿着托加。
[5] 当指城墙建设范围过大而人口相对过少，不足以严密守卫城墙，则城市防御能力不足。
[6] 卡庇托尔，即卡庇托林山（Capitoline Hill），是罗马七山之一。早期罗马的卫城建在这里。
[7] “Patres”是拉丁文“pater”的复数形式，而“pater”是“父亲”的意思。之所以被这样称呼，是因为这些元老都是家族的族长，而族长被家族成员称为“父亲”（pater）。
[8] 古代罗马的“贵族”（Patricians）和“平民”（Plebeians）的意义，与后来中世纪欧洲的贵族与平民的意义（即现代人一般所知的贵族与平民）很不相同。早期罗马的贵族与平民的详细来源和关系比较复杂，但大致上是以早期进入元老院的家族为贵族，包括罗慕路斯时代融合起来的拉丁与萨比尼公社的成员；而其他自由民为平民，一般认为是从其它城市来的移民（自愿或强迫的）、难民等及其后裔组成。在图里乌斯改革（见I.43）之前，平民严格来说是不属于“罗马人民”（populus Romanus）的（贵族及其门客才算），因为不具备罗马的政治权力：他们不能参加库里亚大会，在元老院没有代表，也不在民军中服役；图里乌斯改革后，直到共和国前期和中期，从理论上平民具有了与贵族同样的政治权利。到共和国晚期，在平民中也出现了显贵家族，只是从名称上不能称为严格罗马意义上的“贵族”；这时贵族与平民之间常常表现为类似于现代两个党派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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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执棒斧的侍从刀斧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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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斧，即“法西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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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贵座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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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托加长袍的罗马贵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