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的中国 ——读《十八世纪中国官僚 制度与荒政》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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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谁的十八世纪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十八世纪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这使得十八世纪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究竟如何看待十八世纪便摆在我们的面前。
在此，以魏丕信《十八世纪中国官僚制度与荒政》一书为切入点，谈一谈究竟是谁的十八世纪？
启蒙运动的（中国）十八世纪
16至18世纪后期,正值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时期,也是英法资产阶级革命高潮迭起的时期。
然而,与今日某些论者竭力把当时的中、欧描绘得同样美好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启蒙大师们大都把中国当作一个近乎完美无缺的榜样。其道德之完备、政治之开明、法律之公正、经济之自由、社会之繁荣、技术之先进,不是“较文明的欧洲为优”,就是“足与欧洲相匹敌”,是“世界尚有凌驾我们之上的民族存在”(莱布尼茨语)。伏尔泰甚至提出“全盘华化论”,以为危机中的欧洲寻找出路。
工业革命的（中国）十八世纪
紧随着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化的兴起,风靡欧洲的“中国热”骤然衰退,进入尾声阶段。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中国尽管还是一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是“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只是“未曾退步”而已。（[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5-66页）
进入19世纪,曾经辉煌的中国文明被黑格尔奉为世界历史的开端,但已经是历史深处极其遥远的绝响了。从此以后,“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马克思更是借用他人的说法,把这样一个停滞衰败的社会看作一具“木乃伊”。只有等到英国殖民者的入侵之后,它才能重新焕发出自身的活力,才有可能发生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而在同时代的许多传教士看来,惟有加农炮弹加基督教,或许才能够使中国进入世界文明国家的行列。
二战后的（中国）十八世纪
二战后，费正清提出了新的“冲击—回应”理论，即中国并非停滞，而是由变化的。只不过这种变化是在外力影响下发生的。如没有外力之介入，中国仍然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20世纪中叶，中外学者又对上述理论提出新的看法。其中以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与西方的“近代中国”论为主。两者均强调中国的社会经济在明清有明显变化，而且此变化与同时期西方相似。如中国按此发展必然走向资本主义道路。
世界一体化的（中国）十八世纪（一）
改革开放以降，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也越来越大,中国的国际形象发生了阶段性的跃升。一位澳大利亚学者将这一转变过程概括为三句话,即“醒起来,站起来,飞起来”。（[澳]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中文版序》,三联书店2004年版）更有人猜想,在未来的21世纪或者说在21世纪的不久的将来,中国有可能会再次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中心, 21世纪必将是中国的世纪。(参见[日]沟口雄三:《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中文版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跷跷板在中国这一方又逐渐升腾起来了。就连近年来甚嚣尘上的另一种声音———“中国威胁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中国力量不断增长的判断之上的。
世界一体化的（中国）十八世纪（二）
在这一时期西方对于中国十八世纪的解读又发生了变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以GDP来论中国之经济强大者有之；以国际贸易中中国处于巨额顺差论者有之；而以中国国家体系与官僚运作机制之完善与高效论者亦有之。
可以说以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为这一思想的代表性理论著作。因而可见对于明清中国的认识又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十八世纪
那么，中国的十八世纪究竟是什么样子？
在过去的五百年中西方对于中国十八世纪的认知带有非常强的本位论色彩。他们在看待十八世纪时总是有一个参照系在背后，一切的结论便在这一参照系下得出。无论是孟德斯鸠、伏尔泰还是黑格尔、马克思和后来的费正清、魏丕信、韩书瑞……
二、“叫魂”与《赈纪》
为什么要将孔飞力的《叫魂》与魏丕信的《十八世纪中国官僚制度与荒政》相比？
首先、时间上的相似性：均以十八世纪为着眼点，且主体事件发生时间均在乾隆年间，相距二十年左右。
其次、空间上的相似性：均是以中华帝国中人口最为密集、经济较为发达地区为对象。
再次、结构顺序的相似性：均以一个典型的区域性事件为切入点，在详细叙事与分析后进而转向对当时中国官僚制度的解析。
最后、所得结论的差异性与相似性：差异性：“叫魂”悲观的认定“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魏丕信则乐观的认为“18世纪的集权化官僚政府有可能独立承担起大规模的、长时间的救灾活动”。相似性：均认为当时的中国官僚体系集权而强大。
为什么在相似性的结论，即中国在十八世纪拥有集权且强大的官僚系统下会有态度相左的两种看法？
深入分析两书的观察视角便可窥测出一二：
首先、“叫魂”的论述着眼于两端，即最下层的民众与最上层的帝王；相比之下“荒政”的论述则更多的着眼于介于民众与帝王之间的官僚阶层。而这一差别便决定了两书对待十八世纪看法的差异。
其次、“叫魂”着眼于乾隆时期波及江南、华北数省的一次妖术大恐慌；而“荒政”则以乾隆时期对直隶等地灾害的救济为核心。就这两个论题来看，一个在于“负面”的迷信恐慌，一个则是“正面”的国家救济。这便可以反映出两书之所以对于强大的官僚体系干预下的国家态度不一的原因。
三、十八世纪的多面化解释
对两书的论述差异分析中可知，对于同样的十八世纪研究，因所用资料、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的不同竟会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这便使得十八世纪呈现出多面化的情况。因而不管是对孔飞力的《叫魂》还是对魏丕信的《荒政》，对其所得结论的考量均应考虑其所用资料、研究对象与研究视角。不然的话，盲目的相信其结论便会导致我们对十八世纪历史的看待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从而使得十八世纪历史更加扑朔迷离。
四、本土学者的反思
如何看待十八世纪的中国同样也是本土学者不可避免的问题。
就过往的研究来看，本土学者对待十八世纪的态度或多或少的受到西方本位观影响，即当西方看衰中国时本土学者也发出哀叹；西方抬高中国历史地位时也随着自豪。近几年来本土学者针对这一问题也展开了讨论，并且力主在打破“西方中心观”的同时避免滑入“中国中心主义”。但是带着这样的思路所做的研究又不可避免的进入“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意识”，同样使得自身的研究带有强烈的背景意识。
不怪乎夏明方发出“尽管明清中国只有一个,但是叠合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她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却又如此的不同,而且还“与时俱进”。从不太起眼的资本主义萌芽形态,到与西方并驾齐驱的“近代化模式”,再到某种“超前”类型的“生态经济模式”,我们从同一个明清中国所看到的,恰好就是近代以来人类历史曾经发生以及正在孕育着的各类社会经济形态！真让人有点眼花缭乱了”这样的感慨。
同样的研究还表现在将十八世纪的中国解读为“福利国家”与“选举社会”；“地方自治”与“公共领域”；“民族国家”到“天下体系”等等，即解读为各种“近代化”的萌芽，不一而足。
而贯穿在这一本土学者“近代化”思路下的核心便是这样一个历程：
参考文献
孔飞力：《叫魂 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三联书店，2012年6月；
高王凌：《关于十八世纪中国研究的几点浅见》，《清史研究》，2006年5月；
千里、大同：《塞纳河畔两史家—法国当代著名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家贾永吉与魏丕信及其研究成果简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夏明方：《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反思》，《史林》，2006年6月
戴逸：《十八世纪中国的成就、局限与时代特征》，《清史研究》，1993年1月；
张玲：《灾害与社会之断想———读魏丕信的《"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滁州学院学报》，2005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