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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
读书报专访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
访谈发表于2012年3月“十三经注疏汇校”启动之际（《中华读书报》2012/3/28），时隔两年，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杜泽逊先生主持的“校经处”46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第一项成果《尚书注疏汇校》完成初稿，3月29日在山东大学举行了专家审稿会。即日泉城归来补记。
读书报：《十三经注疏》是我国古籍中的基本典籍，与“二十四史”构成传统典籍的骨干。我们知道，30年前，中华书局出版了“二十四史”点校本，这已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的经典。为什么“十三经”没有做同样的工作？
徐俊：《十三经注疏》整理本是过去几代学人都曾计划要做的一件事。就古代典籍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而言，“十三经”的影响超过任何古代典籍，顾颉刚先生称“中国二千余年来之文化莫不以此为中心而加以推扬”，所以在整理传刻方面，历来受到大家的重视。
单就现代古籍整理意义上的“十三经”整理而言，我们可以以顾颉刚先生为例来说明。早在1926年顾先生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助教的时候，就提出整理《十三经注疏》，包括校勘、标点、纂辑、索引四个方面，目标是“使学者对于宋以前之经说开卷了然”，“基础既固，自不难于堂构”（顾颉刚1926年5月《整理十三经注疏计划》）。次年顾先生就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之前，还曾致信胡适，计划请范文澜参加标点《十三经注疏》，重校“十三经”正文。1941年，顾先生在成都，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受当时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托，主持《十三经注疏》整理，顾先生提交了《整理十三经注疏工作计划书》，后因工作转移，未能完成。在顾先生1950年代日记中，“标点本十三经”、“十三经点校”也多次见于他的学术计划中。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特别重视古代典籍的整理和出版。毛主席曾经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强调剔除糟粕，吸收精华和“古为今用”。1954到1956年，在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下，由顾颉刚、聂崇岐、王崇武等12人组成标点小组，完成了《资治通鉴》的整理。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的建议，并满怀豪情地说“这是千秋的事业”。“二十四史”点校从1958年启动，次年第一种《史记》出版。
那么，在此前后，是否有整理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十三经”的动议呢？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制订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点校本“二十四史”列入规划，“十三经”则以清人注疏著作为主。1960年至1962年间，中华书局由傅彬然等牵头，吸收1930年代尹炎武（执笔）、1940年代顾颉刚等学者关于“十三经”整理的意见，制订了“十三经注疏”及清人注疏著作的整理方案，并在全国有关高校征求了意见。但最终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开展。
1971年，“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重新启动，由顾颉刚总其成。周总理派吴庆彤同志到他家看望，并转达总理对“二十四史”标点工作的重要指示。在另一次会议上，总理提出：“不但二十四史要标点，十三经也要标点。”（《光明日报》1979年3月6日）1979年，中华书局恢复独立建制后，即着手以“十三经清人注疏”丛刊的形式，对“十三经”重要注疏著作进行系统整理。
读书报：关于《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一事，山东大学与中华书局是什么时候开始联系的，过程如何？
徐俊：组织整理出版一部比肩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十三经”通行本，是中华书局多年规划和准备做的一个重大选题。中华书局与山东大学文史哲学科有着悠久的合作历史，“二十四史”点校本中的“南朝五史”就是山东大学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先生经过十余年整理完成的。十多年前，山东大学杜泽逊先生着手“宋本十三经汇编”，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中华书局也是承担单位。2006年，我们在进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的同时，也开始着手“十三经注疏”通行本的准备工作，包括体例制订、文献准备和学术资源等方面，并与山东大学儒学院密切合作，多次研究磋商，确定了工作方案。项目已经列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制订的“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我们认为由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完成《十三经注疏》的汇校、点校，出版一部“十三经”现代通行本，是适逢其时的学术文化盛事。
读书报：“二十四史”点校本出版时，我们国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中华书局就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机构，加上由最高领导人发起，因此动员、组织全国学术资源非常便利。现在看来，这样的条件是无法复制的，这对《十三经注疏》的汇校、点校会有影响吗？
徐俊：当然，随着学术环境、出版环境的变化，半个世纪前“二十四史”点校的模式，现在看来已很难复制。但是，今天的条件，也有很多方面远远优于当年。比如，国家对文化工程的重视，虽然不再以行政指令的方式来推动，但在宏观规划、项目支持方面的力度大大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期；再比如，学术界几十年学术积累和专题研究的深入、文献资料的汇集和利用，也大大超过从前；新科技带来的便捷，也大大提高了工作的进程。另外，就本项目而言，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前期准备工作充分扎实，已确定的以“汇校本”为基础，最终形成“通行本”的工作方案，符合学理，符合古籍整理规范，也满足了目前学术界、社会文化界的基本需求。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有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和丰富的编辑经验，汇校工作主要由山东大学方面承担，通行本将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经学专家分别主持，多方通力合作，保证《十三经注疏》汇校本、通行本的顺利完成。
读书报：完成一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点校本，目前的学术积累是否成熟？比如，有没有一些重大的学术争论难以形成共识，再比如，在未来可预计的一段时间里，会不会出现新的学术研究突破，等等？
徐俊：关于《十三经注疏》的学术积累是不是能够构成当代《十三经注疏》整理，尤其是点校通行本的基础，我认为大体说来是能够构成整理通行本的基础的。“十三经”以及它的注疏在唐宋时期，事实上是科举考试的标准，在后来历朝历代都没有停止研究，这种研究在清代达到高峰，《皇清经解》正续编、《清经解三编》大体集中了比较重要的成果，近几十年有新的方法以及发现的新材料，使得经学研究有新的进步，有关的成果也比较丰富，海内外发现的早期的版本比以往更多，使用也更方便，应当说条件已经相对成熟。点校首先是校，校要依赖不同的版本，尤其是早期的版本，这一点条件比前人优越。再就是断句，全部《十三经注疏》在乾隆年间已经有了比较好的断句本，当代学者没有很好利用，近一二十年间，学术界在标点方面也做出了较好的成绩，都是可资借鉴的。因此，断句方面也有了较好的积累。总体上看，需要进一步努力的仍然在校勘方面，条件较好，但是工作量巨大，需要一定的周期，不能搞大跃进，只要方法得当，依靠专家，这项工作是可以顺利完成并且达到预期的目标的。当然，“十三经”、“二十四史”都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先秦两汉的古书问题非常多，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不做点校工作，古籍整理一般采取谨慎的方法，对于有疑问的地方，可以沿用旧说，不勉强做新解，这种妥当的做法是古籍整理界公认的，因此也不会成为当代整理通行本的障碍。至于今后有新的、更好的研究成果，这在所有的古籍整理中都是存在的，那就应当在适当的时机做修订工作。“二十四史”点校本正在修订，就是基于这方面的原因。因为“二十四史”点校本问世以后，商榷、订误的文章发表的不少，可以参用的文献资源也发生了巨大的扩容，应当吸收到修订工作中。总的说来，这项工作并不存在一个终极点，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关于《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
《十三经注疏汇校》
《十三经注疏》传世版本，大体说来有九个系统：（一）宋刊单疏本，（二）宋刊八行本，（三）宋元刊十行本，（四）明嘉靖李元阳刊本，（五）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刊本，（六）明末毛氏汲古阁刊本，（七）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八）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本，（九）清嘉庆阮元南昌刻本。汇校《十三经注疏》，这九大系统的版本应当通校，所有异文均应忠实地写入校勘记，形成《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长编》。《四库全书荟要》本是不是可以断定为独立的版本系统，要通过校勘来确定，所以在实际工作中要对《荟要》本作专门的校勘。其他注疏系统的重要版本，例如《尚书注疏》蒙古刻本，《论语注疏》宋蜀刻本、元元贞平水本，《仪礼注疏》明陈凤梧刻本、嘉靖应槚刻本、清张敦仁刻本，南宋刘叔刚一经堂刻《毛诗注疏》《春秋左传注疏》，南宋福建刻十行本《监本附音春秋穀注疏》等，也要列入全面对校的范围内。
《十三经注疏》最早的版本系统为“单疏”系统，传世有宋刊本（或传抄、重刊本）《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穀梁》、《尔雅》等，面貌最古。
另一较早的版本系统为经注疏合刻本，即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八行大字本，传世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传》（绍兴府刊）、《论语》、《孟子》。
第三大系统是十行本，又称附释音《十三经注疏》，南宋建刊，元有翻版，明南监据以修版，阮元《十三经注疏》所从出。
十行本之后，有明嘉靖李元阳刻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明毛晋汲古阁刻本、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本、清嘉庆阮元南昌刻本，都以十行本为祖本。
本来元刊明修十行本，亦即明清各本的祖本，适合作为《汇校》的底本，但就目前情况看，存在以下问题：一、“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的北京文物局藏《十三经注疏》十行本，一半以上为明正德、嘉靖修版。根据前人的校勘，重修版错误校多，并且有阙字。二、其中《仪礼》不是注疏本。因此，无法作为《汇校》的底本。后来的版本，李元阳刻本出于元刊明修十行本，校勘不精，阙字大都未能填补。汲古阁本出于北监本，校勘不精，质量在北监本之下。乾隆武英殿本文字校勘方面胜于北监，其胜处往往与宋本合，大抵参考了何焯校宋本，并且加了句读，是较为精善的版本，但是为了行文明畅，对疏文引用各书偶有更动，各篇解释篇名的疏文原在各篇，殿本统一移到各书卷首，疏文开头“某某至某某”的提示语也被删去。四库本又据殿本而再加校勘，均稍失原貌。则可考虑作底本的只有明万历北监本和清嘉庆阮元刻本。阮元刻本附校勘记，比较通行易得，如果选为底本，其校勘记是否保留，颇难定夺。如不予保留，则所谓阮本实际不全，如予保留，则校勘记外再加汇校，不无叠床架屋之病。基于以上考虑，选用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作为底本，似较妥当。北京国子监本源于南监重修十行本，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当时曾据宋版校正，改正错字，填补阙文，属于较为完善的官版。明崇祯年间曾对初版进行修补，修补版错误较多，阮元校勘记所利用的明北监本为修补版，所以阮元对北监本评价很低。这是一种误解。
《十三经注疏汇校》的具体工作步骤是：以北监本与单疏本、八行本、十行本、李元阳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四库》本、阮元本分头对校，形成八份校勘记。再将八份校勘记合成一份校勘记，也就是所谓的“汇校”。
历史上形成的《十三经注疏》的校勘成果，如武英殿本《考证》、《四库全书考证》、日本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及物观《补遗》、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刘承干刻单疏本校勘记等，其内容有溢出于九大版本系统之外的异文，以及关于文字是非的判断，择要录于各条校勘记之末，作为参考。
《十三经注疏汇校》出版的形式是：正文影印明北监刻《十三经注疏》初印本，并参考乾隆武英殿刻《十三经注疏》之句读，加以断句，以便读者。《汇校》列在每卷之后。每条校记均注明原本卷几第几页第几行，然后摘句，罗列各本异文。
汇校工作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杜泽逊主持，计划2012年启动，2018年完成。
《十三经注疏》点校通行本
根据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的体例，各经注疏均应选择内容较全、错误较少的版本作为底本，其他版本作为校本，凡底本不误而校本误者，不出校勘记。凡底本误而校本不误者，则据校本改正底本，皆出校勘记说明。凡底本与校本不同，难定是非者，亦出校记说明。从而形成一部错误最少、附有简明校勘记的通行本。这样的通行本适合于一般研究者、一般读者阅读使用。但是，确定异文的是非直接关系对经典的理解，而对经典的理解从来都存在一定的分歧，因此，所谓通行本是极其严肃的学术成果，必须由经学造诣较深的专家承担整理任务，并且应当聘请专家委员会做最后的审定工作，从而形成代表当代国家水平的最好的版本。《十三经注疏》点校通行本工作是《十三经注疏》整理计划的最终成果，应当分别聘请有名望的专家承担点校工作，点校的基础是《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工作与汇校工作可以交叉进行。
点校工作计划在2014年启动，2019年完成。
（据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链接:关于《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注疏》是我国古籍中的基本典籍，是中国经学史上汉唐经学成就的代表，与“二十四史”构成传统典籍的骨干，历来受到研究学习中国传统学术者的最大重视。因此，《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的系统整理、刊行，历来是国家高度重视的课题。尤其是明清两代，朝廷主持校刊《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明代“二十一史”）已形成传统。明代南京国子监有系统修版印行的《十三经注疏》，北京国子监有重新刊行的《十三经注疏》。清初仍用明代北监版修版刷印《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到乾隆前期则由朝廷组织优秀的学者系统校勘、刻印了著名的殿版《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乾隆后期又出现了《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荟要》本一般认为与《四库全书》本为同一系统）、“二十四史”，也是精加校勘、自成系统的本子。嘉庆间，江西巡抚阮元在南昌刻印了《重栞宋本十三经注疏》。乾隆殿本和嘉庆阮元本两大系统的《十三经注疏》都附有校勘记，从而形成了经典整理出版的模式，即详加校勘，然后刊印，附有校勘记。嘉庆以来近200年间，学术界使用的通行本《十三经注疏》仍是阮元本。随着近年《四库全书》影印行世，阮本之外，殿本和库本也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
建国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已经由国家组织优秀学者整理出了迄今最好的点校本，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具有时代特点的通行本。“二十四史”至今还在进一步完善。这说明正经、正史的整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遗憾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色的《十三经注疏》的版本没有和“二十四史”同时产生。近年学术界和出版界也做出了不少努力，出版了若干点校本，但是这项工作仍有进一步努力完善的余地。
儒家经书在流传过程中，经历了白文无注阶段、经注合一阶段、经注疏合一阶段、经注疏音义合一阶段。目前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总体上是经注疏音义合一的文本。学界认为，整理校勘“十三经”应当根据版本演变的阶段分别进行，欲追寻经文之面目，应以较古之白文本为底本（现存唐石经本、宋版白文八经本虽为白文无注，实出于经注本而删其注文，非单经原本也），汇校古本系统，包括出土文献、古书引经等，并且参校《释文》、经注本、注疏本。欲追寻经注本之面目，应以较古之经注本为底本，汇校古本系统（唐石经应归入经注本系统），包括利用疏文以校经注（王锷先生《礼记郑注汇校》可仿效）。欲追寻《释文》之面目，应以单行宋版《经典释文》为底本，汇校旧刻旧钞本，包括经注音义本、经注疏音义本内之音义部分（黄焯先生《经典释文汇校》可仿效）。欲整理《十三经注疏》通行本，则应选择单疏本、经注疏本、经注疏音义本进行校勘，而以相对完整之经注疏音义本为底本，否则经注疏音义之异文或无可附俪。盖注疏本之整理与旨在恢复经书古本面貌之校勘实非一途，不可兼顾。白文原始文本已难求其全，故白文本原始面貌之探求大抵只能零星从事，难成系统成果。经注本之汇校、注疏本之汇校均有形成独立系统的条件。
过去的校勘学家和经学家，把校勘的主要精力用于追寻经书及古注的原貌上，在出土文献、敦煌残卷、传世古写本、石经本、古刻本以及类书、古注引经等材料的校勘考证方面，作出了丰富的成果，总结出若干经书文本演变的规律，为厘清经书流传史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对唐宋时期出现的“疏”，则校勘工作相对较少。已有的成果主要是：乾隆武英殿本考证、《四库全书》本考证、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汪文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刘承干刻若干单疏本校勘记等，其中阮元《校勘记》成就最大。但限于当时的条件，阮元通校的本子为元刊明修十行本、李元阳闽刻本、北监本、毛本四个版本，其他单疏本、八行本、南宋十行本，大量没有直接校勘。例如《周易注疏》，阮元《校勘记》未见最早的宋刊单疏本《周易正义》十四卷，仅据钱遵王校本，而钱校本包括单疏本一种、单注本二种、注疏本一种，无法区别，阮校笼统地称为“钱校本”，单疏本的面貌无法体现。阮元也没有见到传世较早的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周易注疏》十三卷，仅据卢文弨传校明末钱求赤校影宋抄本，辗转传录，难以保证校勘记的客观性。同时，阮元没有对校清乾隆武英殿刻《十三经注疏》本和《四库全书》本，而这两个乾隆本都是精加校勘并且附有考证（即校勘记）的版本。例如《四库全书荟要》本《周易经传注疏》，据其提要，是“以内府刊本缮录，据宋椠本、明国子监本、毛晋汲古阁本及诸家所勘宋本恭校”的。而在今天，南宋刻单疏本有民国间傅增湘影印本，宋刻八行本有《古逸丛书三编》影印本。合单疏本、八行本、元刊十行本、明嘉靖李元阳刻《十三经注疏》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本、明毛晋汲古阁刻《十三经注疏》本、清乾隆武英殿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本、清嘉庆阮元刻本等九种重要版本形成《周易注疏汇校》，就可以大大弥补阮元的《周易注疏校勘记》，从而真正将《周易注疏》宋代以来的主要版本的文字异同汇为一编，为进一步整理《周易注疏》更好的通行本打下坚实的基础。其他各经注疏，阮元《校勘记》在网罗宋元旧刊、利用乾隆善本方面也普遍存在严重的不足。
读书报专访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
访谈发表于2012年3月“十三经注疏汇校”启动之际（《中华读书报》2012/3/28），时隔两年，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杜泽逊先生主持的“校经处”46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第一项成果《尚书注疏汇校》完成初稿，3月29日在山东大学举行了专家审稿会。即日泉城归来补记。
读书报：《十三经注疏》是我国古籍中的基本典籍，与“二十四史”构成传统典籍的骨干。我们知道，30年前，中华书局出版了“二十四史”点校本，这已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的经典。为什么“十三经”没有做同样的工作？
徐俊：《十三经注疏》整理本是过去几代学人都曾计划要做的一件事。就古代典籍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而言，“十三经”的影响超过任何古代典籍，顾颉刚先生称“中国二千余年来之文化莫不以此为中心而加以推扬”，所以在整理传刻方面，历来受到大家的重视。
单就现代古籍整理意义上的“十三经”整理而言，我们可以以顾颉刚先生为例来说明。早在1926年顾先生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助教的时候，就提出整理《十三经注疏》，包括校勘、标点、纂辑、索引四个方面，目标是“使学者对于宋以前之经说开卷了然”，“基础既固，自不难于堂构”（顾颉刚1926年5月《整理十三经注疏计划》）。次年顾先生就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之前，还曾致信胡适，计划请范文澜参加标点《十三经注疏》，重校“十三经”正文。1941年，顾先生在成都，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受当时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托，主持《十三经注疏》整理，顾先生提交了《整理十三经注疏工作计划书》，后因工作转移，未能完成。在顾先生1950年代日记中，“标点本十三经”、“十三经点校”也多次见于他的学术计划中。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特别重视古代典籍的整理和出版。毛主席曾经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强调剔除糟粕，吸收精华和“古为今用”。1954到1956年，在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下，由顾颉刚、聂崇岐、王崇武等12人组成标点小组，完成了《资治通鉴》的整理。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的建议，并满怀豪情地说“这是千秋的事业”。“二十四史”点校从1958年启动，次年第一种《史记》出版。
那么，在此前后，是否有整理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十三经”的动议呢？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制订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点校本“二十四史”列入规划，“十三经”则以清人注疏著作为主。1960年至1962年间，中华书局由傅彬然等牵头，吸收1930年代尹炎武（执笔）、1940年代顾颉刚等学者关于“十三经”整理的意见，制订了“十三经注疏”及清人注疏著作的整理方案，并在全国有关高校征求了意见。但最终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开展。
1971年，“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重新启动，由顾颉刚总其成。周总理派吴庆彤同志到他家看望，并转达总理对“二十四史”标点工作的重要指示。在另一次会议上，总理提出：“不但二十四史要标点，十三经也要标点。”（《光明日报》1979年3月6日）1979年，中华书局恢复独立建制后，即着手以“十三经清人注疏”丛刊的形式，对“十三经”重要注疏著作进行系统整理。
读书报：关于《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一事，山东大学与中华书局是什么时候开始联系的，过程如何？
徐俊：组织整理出版一部比肩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十三经”通行本，是中华书局多年规划和准备做的一个重大选题。中华书局与山东大学文史哲学科有着悠久的合作历史，“二十四史”点校本中的“南朝五史”就是山东大学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先生经过十余年整理完成的。十多年前，山东大学杜泽逊先生着手“宋本十三经汇编”，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中华书局也是承担单位。2006年，我们在进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的同时，也开始着手“十三经注疏”通行本的准备工作，包括体例制订、文献准备和学术资源等方面，并与山东大学儒学院密切合作，多次研究磋商，确定了工作方案。项目已经列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制订的“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我们认为由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完成《十三经注疏》的汇校、点校，出版一部“十三经”现代通行本，是适逢其时的学术文化盛事。
读书报：“二十四史”点校本出版时，我们国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中华书局就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机构，加上由最高领导人发起，因此动员、组织全国学术资源非常便利。现在看来，这样的条件是无法复制的，这对《十三经注疏》的汇校、点校会有影响吗？
徐俊：当然，随着学术环境、出版环境的变化，半个世纪前“二十四史”点校的模式，现在看来已很难复制。但是，今天的条件，也有很多方面远远优于当年。比如，国家对文化工程的重视，虽然不再以行政指令的方式来推动，但在宏观规划、项目支持方面的力度大大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期；再比如，学术界几十年学术积累和专题研究的深入、文献资料的汇集和利用，也大大超过从前；新科技带来的便捷，也大大提高了工作的进程。另外，就本项目而言，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前期准备工作充分扎实，已确定的以“汇校本”为基础，最终形成“通行本”的工作方案，符合学理，符合古籍整理规范，也满足了目前学术界、社会文化界的基本需求。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有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和丰富的编辑经验，汇校工作主要由山东大学方面承担，通行本将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经学专家分别主持，多方通力合作，保证《十三经注疏》汇校本、通行本的顺利完成。
读书报：完成一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点校本，目前的学术积累是否成熟？比如，有没有一些重大的学术争论难以形成共识，再比如，在未来可预计的一段时间里，会不会出现新的学术研究突破，等等？
徐俊：关于《十三经注疏》的学术积累是不是能够构成当代《十三经注疏》整理，尤其是点校通行本的基础，我认为大体说来是能够构成整理通行本的基础的。“十三经”以及它的注疏在唐宋时期，事实上是科举考试的标准，在后来历朝历代都没有停止研究，这种研究在清代达到高峰，《皇清经解》正续编、《清经解三编》大体集中了比较重要的成果，近几十年有新的方法以及发现的新材料，使得经学研究有新的进步，有关的成果也比较丰富，海内外发现的早期的版本比以往更多，使用也更方便，应当说条件已经相对成熟。点校首先是校，校要依赖不同的版本，尤其是早期的版本，这一点条件比前人优越。再就是断句，全部《十三经注疏》在乾隆年间已经有了比较好的断句本，当代学者没有很好利用，近一二十年间，学术界在标点方面也做出了较好的成绩，都是可资借鉴的。因此，断句方面也有了较好的积累。总体上看，需要进一步努力的仍然在校勘方面，条件较好，但是工作量巨大，需要一定的周期，不能搞大跃进，只要方法得当，依靠专家，这项工作是可以顺利完成并且达到预期的目标的。当然，“十三经”、“二十四史”都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先秦两汉的古书问题非常多，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不做点校工作，古籍整理一般采取谨慎的方法，对于有疑问的地方，可以沿用旧说，不勉强做新解，这种妥当的做法是古籍整理界公认的，因此也不会成为当代整理通行本的障碍。至于今后有新的、更好的研究成果，这在所有的古籍整理中都是存在的，那就应当在适当的时机做修订工作。“二十四史”点校本正在修订，就是基于这方面的原因。因为“二十四史”点校本问世以后，商榷、订误的文章发表的不少，可以参用的文献资源也发生了巨大的扩容，应当吸收到修订工作中。总的说来，这项工作并不存在一个终极点，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关于《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
《十三经注疏汇校》
《十三经注疏》传世版本，大体说来有九个系统：（一）宋刊单疏本，（二）宋刊八行本，（三）宋元刊十行本，（四）明嘉靖李元阳刊本，（五）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刊本，（六）明末毛氏汲古阁刊本，（七）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八）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本，（九）清嘉庆阮元南昌刻本。汇校《十三经注疏》，这九大系统的版本应当通校，所有异文均应忠实地写入校勘记，形成《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长编》。《四库全书荟要》本是不是可以断定为独立的版本系统，要通过校勘来确定，所以在实际工作中要对《荟要》本作专门的校勘。其他注疏系统的重要版本，例如《尚书注疏》蒙古刻本，《论语注疏》宋蜀刻本、元元贞平水本，《仪礼注疏》明陈凤梧刻本、嘉靖应槚刻本、清张敦仁刻本，南宋刘叔刚一经堂刻《毛诗注疏》《春秋左传注疏》，南宋福建刻十行本《监本附音春秋穀注疏》等，也要列入全面对校的范围内。
《十三经注疏》最早的版本系统为“单疏”系统，传世有宋刊本（或传抄、重刊本）《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穀梁》、《尔雅》等，面貌最古。
另一较早的版本系统为经注疏合刻本，即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八行大字本，传世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传》（绍兴府刊）、《论语》、《孟子》。
第三大系统是十行本，又称附释音《十三经注疏》，南宋建刊，元有翻版，明南监据以修版，阮元《十三经注疏》所从出。
十行本之后，有明嘉靖李元阳刻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明毛晋汲古阁刻本、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本、清嘉庆阮元南昌刻本，都以十行本为祖本。
本来元刊明修十行本，亦即明清各本的祖本，适合作为《汇校》的底本，但就目前情况看，存在以下问题：一、“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的北京文物局藏《十三经注疏》十行本，一半以上为明正德、嘉靖修版。根据前人的校勘，重修版错误校多，并且有阙字。二、其中《仪礼》不是注疏本。因此，无法作为《汇校》的底本。后来的版本，李元阳刻本出于元刊明修十行本，校勘不精，阙字大都未能填补。汲古阁本出于北监本，校勘不精，质量在北监本之下。乾隆武英殿本文字校勘方面胜于北监，其胜处往往与宋本合，大抵参考了何焯校宋本，并且加了句读，是较为精善的版本，但是为了行文明畅，对疏文引用各书偶有更动，各篇解释篇名的疏文原在各篇，殿本统一移到各书卷首，疏文开头“某某至某某”的提示语也被删去。四库本又据殿本而再加校勘，均稍失原貌。则可考虑作底本的只有明万历北监本和清嘉庆阮元刻本。阮元刻本附校勘记，比较通行易得，如果选为底本，其校勘记是否保留，颇难定夺。如不予保留，则所谓阮本实际不全，如予保留，则校勘记外再加汇校，不无叠床架屋之病。基于以上考虑，选用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作为底本，似较妥当。北京国子监本源于南监重修十行本，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当时曾据宋版校正，改正错字，填补阙文，属于较为完善的官版。明崇祯年间曾对初版进行修补，修补版错误较多，阮元校勘记所利用的明北监本为修补版，所以阮元对北监本评价很低。这是一种误解。
《十三经注疏汇校》的具体工作步骤是：以北监本与单疏本、八行本、十行本、李元阳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四库》本、阮元本分头对校，形成八份校勘记。再将八份校勘记合成一份校勘记，也就是所谓的“汇校”。
历史上形成的《十三经注疏》的校勘成果，如武英殿本《考证》、《四库全书考证》、日本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及物观《补遗》、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刘承干刻单疏本校勘记等，其内容有溢出于九大版本系统之外的异文，以及关于文字是非的判断，择要录于各条校勘记之末，作为参考。
《十三经注疏汇校》出版的形式是：正文影印明北监刻《十三经注疏》初印本，并参考乾隆武英殿刻《十三经注疏》之句读，加以断句，以便读者。《汇校》列在每卷之后。每条校记均注明原本卷几第几页第几行，然后摘句，罗列各本异文。
汇校工作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杜泽逊主持，计划2012年启动，2018年完成。
《十三经注疏》点校通行本
根据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的体例，各经注疏均应选择内容较全、错误较少的版本作为底本，其他版本作为校本，凡底本不误而校本误者，不出校勘记。凡底本误而校本不误者，则据校本改正底本，皆出校勘记说明。凡底本与校本不同，难定是非者，亦出校记说明。从而形成一部错误最少、附有简明校勘记的通行本。这样的通行本适合于一般研究者、一般读者阅读使用。但是，确定异文的是非直接关系对经典的理解，而对经典的理解从来都存在一定的分歧，因此，所谓通行本是极其严肃的学术成果，必须由经学造诣较深的专家承担整理任务，并且应当聘请专家委员会做最后的审定工作，从而形成代表当代国家水平的最好的版本。《十三经注疏》点校通行本工作是《十三经注疏》整理计划的最终成果，应当分别聘请有名望的专家承担点校工作，点校的基础是《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工作与汇校工作可以交叉进行。
点校工作计划在2014年启动，2019年完成。
（据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链接:关于《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注疏》是我国古籍中的基本典籍，是中国经学史上汉唐经学成就的代表，与“二十四史”构成传统典籍的骨干，历来受到研究学习中国传统学术者的最大重视。因此，《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的系统整理、刊行，历来是国家高度重视的课题。尤其是明清两代，朝廷主持校刊《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明代“二十一史”）已形成传统。明代南京国子监有系统修版印行的《十三经注疏》，北京国子监有重新刊行的《十三经注疏》。清初仍用明代北监版修版刷印《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到乾隆前期则由朝廷组织优秀的学者系统校勘、刻印了著名的殿版《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乾隆后期又出现了《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荟要》本一般认为与《四库全书》本为同一系统）、“二十四史”，也是精加校勘、自成系统的本子。嘉庆间，江西巡抚阮元在南昌刻印了《重栞宋本十三经注疏》。乾隆殿本和嘉庆阮元本两大系统的《十三经注疏》都附有校勘记，从而形成了经典整理出版的模式，即详加校勘，然后刊印，附有校勘记。嘉庆以来近200年间，学术界使用的通行本《十三经注疏》仍是阮元本。随着近年《四库全书》影印行世，阮本之外，殿本和库本也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
建国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已经由国家组织优秀学者整理出了迄今最好的点校本，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具有时代特点的通行本。“二十四史”至今还在进一步完善。这说明正经、正史的整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遗憾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色的《十三经注疏》的版本没有和“二十四史”同时产生。近年学术界和出版界也做出了不少努力，出版了若干点校本，但是这项工作仍有进一步努力完善的余地。
儒家经书在流传过程中，经历了白文无注阶段、经注合一阶段、经注疏合一阶段、经注疏音义合一阶段。目前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总体上是经注疏音义合一的文本。学界认为，整理校勘“十三经”应当根据版本演变的阶段分别进行，欲追寻经文之面目，应以较古之白文本为底本（现存唐石经本、宋版白文八经本虽为白文无注，实出于经注本而删其注文，非单经原本也），汇校古本系统，包括出土文献、古书引经等，并且参校《释文》、经注本、注疏本。欲追寻经注本之面目，应以较古之经注本为底本，汇校古本系统（唐石经应归入经注本系统），包括利用疏文以校经注（王锷先生《礼记郑注汇校》可仿效）。欲追寻《释文》之面目，应以单行宋版《经典释文》为底本，汇校旧刻旧钞本，包括经注音义本、经注疏音义本内之音义部分（黄焯先生《经典释文汇校》可仿效）。欲整理《十三经注疏》通行本，则应选择单疏本、经注疏本、经注疏音义本进行校勘，而以相对完整之经注疏音义本为底本，否则经注疏音义之异文或无可附俪。盖注疏本之整理与旨在恢复经书古本面貌之校勘实非一途，不可兼顾。白文原始文本已难求其全，故白文本原始面貌之探求大抵只能零星从事，难成系统成果。经注本之汇校、注疏本之汇校均有形成独立系统的条件。
过去的校勘学家和经学家，把校勘的主要精力用于追寻经书及古注的原貌上，在出土文献、敦煌残卷、传世古写本、石经本、古刻本以及类书、古注引经等材料的校勘考证方面，作出了丰富的成果，总结出若干经书文本演变的规律，为厘清经书流传史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对唐宋时期出现的“疏”，则校勘工作相对较少。已有的成果主要是：乾隆武英殿本考证、《四库全书》本考证、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汪文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刘承干刻若干单疏本校勘记等，其中阮元《校勘记》成就最大。但限于当时的条件，阮元通校的本子为元刊明修十行本、李元阳闽刻本、北监本、毛本四个版本，其他单疏本、八行本、南宋十行本，大量没有直接校勘。例如《周易注疏》，阮元《校勘记》未见最早的宋刊单疏本《周易正义》十四卷，仅据钱遵王校本，而钱校本包括单疏本一种、单注本二种、注疏本一种，无法区别，阮校笼统地称为“钱校本”，单疏本的面貌无法体现。阮元也没有见到传世较早的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周易注疏》十三卷，仅据卢文弨传校明末钱求赤校影宋抄本，辗转传录，难以保证校勘记的客观性。同时，阮元没有对校清乾隆武英殿刻《十三经注疏》本和《四库全书》本，而这两个乾隆本都是精加校勘并且附有考证（即校勘记）的版本。例如《四库全书荟要》本《周易经传注疏》，据其提要，是“以内府刊本缮录，据宋椠本、明国子监本、毛晋汲古阁本及诸家所勘宋本恭校”的。而在今天，南宋刻单疏本有民国间傅增湘影印本，宋刻八行本有《古逸丛书三编》影印本。合单疏本、八行本、元刊十行本、明嘉靖李元阳刻《十三经注疏》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本、明毛晋汲古阁刻《十三经注疏》本、清乾隆武英殿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本、清嘉庆阮元刻本等九种重要版本形成《周易注疏汇校》，就可以大大弥补阮元的《周易注疏校勘记》，从而真正将《周易注疏》宋代以来的主要版本的文字异同汇为一编，为进一步整理《周易注疏》更好的通行本打下坚实的基础。其他各经注疏，阮元《校勘记》在网罗宋元旧刊、利用乾隆善本方面也普遍存在严重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