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是神话凭空造，自把珠玉夸富豪
二闲堂是在网上查资料时，不经意间总会进入的一个个人网站。虽然来不及看完其中五花八门的学问，但实在佩服博主的洞明世事。今天查看了一篇讨论京剧尖团音分别的论文。顺藤摸瓜又对博主进行了一番八卦。不过发现几年前已有好事者破此谜底。可惜其人已离开此地，遂将其文转发于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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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原文：
二闲堂（http://www.edubridge.com/ ）是去年发现的一个好网站
网站的主人叫维一，当然这只是笔名，他的原名是黄其煦，曾在社科院考古所工作。
在豆瓣读书搜索这个名字，会找到一本名为《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的书，那是他翻译的。
这本书前些年重印了（重印版豆瓣网上也有），维一写了篇《写在<考古学一百五十年>译本再版之前》：
几天前，接到文物出版社蔡敏先生的来信，知会我出版社准备重印《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的译本。
想想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事了。那时我刚刚从研究生院毕业出来，在考古所工作。那是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也是个张望世界的年代，文物出版社草拟出版一套外国考古名著的译本，夏鼐先生便推荐了英国剑桥大学格林·丹尼尔教授的这本《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作为其中的第一册。一九八二年，我花了差不多一个暑天的功夫将译稿完成。後来到欧洲读书，我在剑桥还见到了原书的作者丹尼尔教授，当面请益。几年後回到北京，引导我走进考古这一行的安志敏先生和译本的责任编辑沈汇先生都对我提携有加，使《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的译本终于在一九八七年得以出版。
这些年来，《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已经成为国内一些考古专业的考古学史必备参考书，也有不少读者辗转给我来信询购此书，另外还发现有该书的复印本在网络上出售。既是如此，文物出版社重印《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我想，对于这些读者来讲应该是不错的回应，对于我这个译者来讲也感到欣慰。只是此书初印时曾拟请作者丹尼尔教授为中国读者写几句话，而他不幸刚刚去世而终不可得。如今译本再版，推荐此书的夏鼐先生、指导我学业的安志敏先生和责任编辑沈汇先生也都已前後作古，让人不免心生世事沧桑之感。
二ＯＯ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译者谨记于二闲堂。
这个堂主是个有趣的人，有关他的一些事还可以看刘煜的博文那些考古所的年轻人
二闲堂有很有料，主要是近现代史这块。可惜今年得翻墙才能看。
————————
附：
《二闲堂记》
余尝谓友人，现代社会，诸事讲求效率。大至国体，发达如美利坚，总统需四年一选，众议员需两年一任，候选人遂有一日与数万选民握手者；小至平民，维新如日本国，经济追随西洋诸先进，然“过劳死”惨案竟时有所闻。
不言尧舜，即使有清一代，康乾盛世便各有六十年之治，并不知改选为何物，黎民百姓纵非锦衣玉食，却也丰衣足食。再者，君不见洪荒时代，石器由打制进而磨光，以今日之眼光，毫无技术可言，然先民绝无如今人者有火箭发射之失败，电脑运行之故障等诸多烦恼。人生无非衣食住行，今人食有快餐，行有飞机，犹未满足；而古人粗茶淡饭，安步当车，仍甘之如饴。如此看来，所求实皆不脱欢喜与自在二者，而古人并非不如今人。
况提倡诸多学说和主义，无非欲求提升民众之觉悟；发明各类科学与技术，无非欲求丰富生活之品质。斯言斯理，无可厚非。然过份追求，适得其反，岂非作茧自缚？
纵观今日，主义过多，便异端杂起；物质过丰，则人欲横流。芸芸众生，无不痴想非非，或念一日之陡富，或念顷刻之功名，胜则欢喜若狂，败则如丧考妣。此等情形，余谓之“尘网”。
友人笑答，亦不尽然。石器之磨光，君何以见得先民不以石器不尽光亮而沮丧，与今日先进技术研发之失败，其心情实不分轩轾。
频繁选举公仆乃存时时征取民情，俾使政府不致脱离民众太远之意。民主政治，效率颇低，花费甚钜，然两害取其轻，乃不得已而为之。
至于功名利禄，现代社会视个人追求为社会发展之动力，舍此他求，无异于缘木求鱼。
此皆世界之大观也。如若逆旅苦行太久，不妨稍歇。今有万维网行世，避静则绝好，我等何不于网间结一草庐，邀集同好，诗文唱和，阅微知著，温故知新，学通中外，史鉴古今，以图快活？然跳离“尘网”，复入“万维网”，他日汝若悔之，乞休见怪。
余正色曰，实不相瞒，结庐之举，吾早有此意，既有这等去处，焉不同行。且余意已坚，何言反悔。
友曰，吾等结庐，原意只在偷得浮生半日之闲。人不在多，汝吾二人足矣；意止于闲，有心无形可也。此庐谓之‘二闲堂’，何如？
余深以为然，遂于万维网间起“二闲堂”。
须臾，二闲堂成。观夫吾庐胜状，纵不处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之地，然若显形，即如雕廊画栋之广厦；若遁隐，则如虚无缥渺之幻境。招之即来，挥之则去，无修葺之劳形，无风雨之阻途。好友往来酬应，通达之速不可以千万里记；堂中万千藏书，信手索检，易如反掌，又不可同日而语。且假现代科学之手段，而毫无现代生活之困扰；享古往今来之快事，却尽脱古今历史之羁绊。念及尘网中之种种纠葛纷杂，实不及吾庐之万一。思之至此，窃心甚喜。
不意忽觉眼前骤明，见旭日临窗，方知此乃一梦也。环顾假寐之榻，以至斯室斯楼，一如昨夕，始信吾身仍为他乡之客，不免怅然若失。
寻友人，语之梦中所悟，商及网中结庐一事。友人戏曰，此意甚妙，然依此行之，恐将陷吾二人于另一网中，又将何闲之有？唯见吾意已决，遂从之。
遵友人嘱，于万维网中结草庐。草庐既成，作文以记之，是为二闲堂记。
丁丑年孟夏，维一谨识。
附《那些考古所的年轻人》
作为一个索引派八卦爱好者，今天又过了一把瘾。
方晨同学最早给我推荐了二闲堂的网页，一开始我是冲着有许多关于中国当代史的有趣文本去的，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网页的主人唯一好像很喜欢考古，渐渐在他的文章中发现了许多关于考古的蛛丝马迹，比如他提到玛雅考古，提到自己曾经学过石器考古，还在社科院工作过，他的爱人小青在历史所工作过，还和顾颉刚的女儿顾洪是同学兼同事。他现在波士顿生活，跟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 ，加州伯克利历史学教授，甲骨文专家）、张光直（已故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有很多交往，我就断定这个人一定曾在考古圈混过。询问主任，他一脸茫然，说不知道。他是谁？这事成了我一个探询的题目。
结果，谜底终于在他自己的文章中出现了。他最新发表了回忆俞伟超先生的文字，提到他在考古所短暂工作的历史，并提及自己德国留学归来后，想用计算机作墓葬序列的排序，一个很有超现实喜感的细节。一九八五年，德国的斯考拉教授在北京，“正和考古所实验室的主任仇世华先生谈论碳十四年代测定仪器的当口，好心的清洁工大概是担心客人怕冷罢，便将一大筐煤球倒进取暖的生铁炉，又不由分说地猛力捅净炉灰，炉火倒是旺盛起来，可实验室里立刻满屋爆土扬烟。”“斯考拉教授当时没有说话，可我归国前向他提起我的计划，他一口回绝，说等你们研究所不用煤球炉子再说罢，电脑受不了。”看到这里，想起我九十年代中期刚分到考古所的时候，我们实验室依旧使用着六十年代的设备，我的宿舍仅有八平米，终日不见太阳，鲸飞一见我就嚷嚷－－快嫁人吧，至少能住个人呆的地儿。有一年过节分羊，修复组的大力士们到处帮助大家把羊肉剔骨分开，邱璐来找我，看到一片屠宰景象。
闲话不表。唯一在文中提到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UCLA考古学与艺术史教授，张光直最出色的弟子之一）为俞伟超先生做了小传，文中提到他的名字。我浏览全文，文中提到很多中国考古学家的名字，只有一处，说俞先生让一个从德国受过训练的年轻人做了数字实验室的主任，这人叫黄其煦。我拿着这篇文章给主任看，他说，哦，此人我认识，他是安志敏先生（考古学家，专攻新石器时代）最早的研究生。
黄从云南插队回来后，一直在故宫作警卫，被王世襄先生戏称为“锡庆门行走”。他和李零一样，都是从工人直接考上研究生的，李在考古所资料室工作，整理甲骨文和金文，后考上张政琅的研究生。两人都恃才傲物，于是都在考古所呆不下去，黄去了历史博物馆，李去了农业经济研究所。现在黄在海外逍遥，李在北大，已成在民众中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而我们考古所，至今仍旧如此，领导的好恶决定你在所内的命运。
世事沧桑，如今都可笑傲了吧。他的网站www.edubridge.com
原帖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bfe96f0100b5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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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原文：
二闲堂（http://www.edubridge.com/ ）是去年发现的一个好网站
网站的主人叫维一，当然这只是笔名，他的原名是黄其煦，曾在社科院考古所工作。
在豆瓣读书搜索这个名字，会找到一本名为《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的书，那是他翻译的。
这本书前些年重印了（重印版豆瓣网上也有），维一写了篇《写在<考古学一百五十年>译本再版之前》：
几天前，接到文物出版社蔡敏先生的来信，知会我出版社准备重印《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的译本。
想想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事了。那时我刚刚从研究生院毕业出来，在考古所工作。那是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也是个张望世界的年代，文物出版社草拟出版一套外国考古名著的译本，夏鼐先生便推荐了英国剑桥大学格林·丹尼尔教授的这本《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作为其中的第一册。一九八二年，我花了差不多一个暑天的功夫将译稿完成。後来到欧洲读书，我在剑桥还见到了原书的作者丹尼尔教授，当面请益。几年後回到北京，引导我走进考古这一行的安志敏先生和译本的责任编辑沈汇先生都对我提携有加，使《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的译本终于在一九八七年得以出版。
这些年来，《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已经成为国内一些考古专业的考古学史必备参考书，也有不少读者辗转给我来信询购此书，另外还发现有该书的复印本在网络上出售。既是如此，文物出版社重印《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我想，对于这些读者来讲应该是不错的回应，对于我这个译者来讲也感到欣慰。只是此书初印时曾拟请作者丹尼尔教授为中国读者写几句话，而他不幸刚刚去世而终不可得。如今译本再版，推荐此书的夏鼐先生、指导我学业的安志敏先生和责任编辑沈汇先生也都已前後作古，让人不免心生世事沧桑之感。
二ＯＯ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译者谨记于二闲堂。
这个堂主是个有趣的人，有关他的一些事还可以看刘煜的博文那些考古所的年轻人
二闲堂有很有料，主要是近现代史这块。可惜今年得翻墙才能看。
————————
附：
《二闲堂记》
余尝谓友人，现代社会，诸事讲求效率。大至国体，发达如美利坚，总统需四年一选，众议员需两年一任，候选人遂有一日与数万选民握手者；小至平民，维新如日本国，经济追随西洋诸先进，然“过劳死”惨案竟时有所闻。
不言尧舜，即使有清一代，康乾盛世便各有六十年之治，并不知改选为何物，黎民百姓纵非锦衣玉食，却也丰衣足食。再者，君不见洪荒时代，石器由打制进而磨光，以今日之眼光，毫无技术可言，然先民绝无如今人者有火箭发射之失败，电脑运行之故障等诸多烦恼。人生无非衣食住行，今人食有快餐，行有飞机，犹未满足；而古人粗茶淡饭，安步当车，仍甘之如饴。如此看来，所求实皆不脱欢喜与自在二者，而古人并非不如今人。
况提倡诸多学说和主义，无非欲求提升民众之觉悟；发明各类科学与技术，无非欲求丰富生活之品质。斯言斯理，无可厚非。然过份追求，适得其反，岂非作茧自缚？
纵观今日，主义过多，便异端杂起；物质过丰，则人欲横流。芸芸众生，无不痴想非非，或念一日之陡富，或念顷刻之功名，胜则欢喜若狂，败则如丧考妣。此等情形，余谓之“尘网”。
友人笑答，亦不尽然。石器之磨光，君何以见得先民不以石器不尽光亮而沮丧，与今日先进技术研发之失败，其心情实不分轩轾。
频繁选举公仆乃存时时征取民情，俾使政府不致脱离民众太远之意。民主政治，效率颇低，花费甚钜，然两害取其轻，乃不得已而为之。
至于功名利禄，现代社会视个人追求为社会发展之动力，舍此他求，无异于缘木求鱼。
此皆世界之大观也。如若逆旅苦行太久，不妨稍歇。今有万维网行世，避静则绝好，我等何不于网间结一草庐，邀集同好，诗文唱和，阅微知著，温故知新，学通中外，史鉴古今，以图快活？然跳离“尘网”，复入“万维网”，他日汝若悔之，乞休见怪。
余正色曰，实不相瞒，结庐之举，吾早有此意，既有这等去处，焉不同行。且余意已坚，何言反悔。
友曰，吾等结庐，原意只在偷得浮生半日之闲。人不在多，汝吾二人足矣；意止于闲，有心无形可也。此庐谓之‘二闲堂’，何如？
余深以为然，遂于万维网间起“二闲堂”。
须臾，二闲堂成。观夫吾庐胜状，纵不处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之地，然若显形，即如雕廊画栋之广厦；若遁隐，则如虚无缥渺之幻境。招之即来，挥之则去，无修葺之劳形，无风雨之阻途。好友往来酬应，通达之速不可以千万里记；堂中万千藏书，信手索检，易如反掌，又不可同日而语。且假现代科学之手段，而毫无现代生活之困扰；享古往今来之快事，却尽脱古今历史之羁绊。念及尘网中之种种纠葛纷杂，实不及吾庐之万一。思之至此，窃心甚喜。
不意忽觉眼前骤明，见旭日临窗，方知此乃一梦也。环顾假寐之榻，以至斯室斯楼，一如昨夕，始信吾身仍为他乡之客，不免怅然若失。
寻友人，语之梦中所悟，商及网中结庐一事。友人戏曰，此意甚妙，然依此行之，恐将陷吾二人于另一网中，又将何闲之有？唯见吾意已决，遂从之。
遵友人嘱，于万维网中结草庐。草庐既成，作文以记之，是为二闲堂记。
丁丑年孟夏，维一谨识。
附《那些考古所的年轻人》
作为一个索引派八卦爱好者，今天又过了一把瘾。
方晨同学最早给我推荐了二闲堂的网页，一开始我是冲着有许多关于中国当代史的有趣文本去的，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网页的主人唯一好像很喜欢考古，渐渐在他的文章中发现了许多关于考古的蛛丝马迹，比如他提到玛雅考古，提到自己曾经学过石器考古，还在社科院工作过，他的爱人小青在历史所工作过，还和顾颉刚的女儿顾洪是同学兼同事。他现在波士顿生活，跟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 ，加州伯克利历史学教授，甲骨文专家）、张光直（已故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有很多交往，我就断定这个人一定曾在考古圈混过。询问主任，他一脸茫然，说不知道。他是谁？这事成了我一个探询的题目。
结果，谜底终于在他自己的文章中出现了。他最新发表了回忆俞伟超先生的文字，提到他在考古所短暂工作的历史，并提及自己德国留学归来后，想用计算机作墓葬序列的排序，一个很有超现实喜感的细节。一九八五年，德国的斯考拉教授在北京，“正和考古所实验室的主任仇世华先生谈论碳十四年代测定仪器的当口，好心的清洁工大概是担心客人怕冷罢，便将一大筐煤球倒进取暖的生铁炉，又不由分说地猛力捅净炉灰，炉火倒是旺盛起来，可实验室里立刻满屋爆土扬烟。”“斯考拉教授当时没有说话，可我归国前向他提起我的计划，他一口回绝，说等你们研究所不用煤球炉子再说罢，电脑受不了。”看到这里，想起我九十年代中期刚分到考古所的时候，我们实验室依旧使用着六十年代的设备，我的宿舍仅有八平米，终日不见太阳，鲸飞一见我就嚷嚷－－快嫁人吧，至少能住个人呆的地儿。有一年过节分羊，修复组的大力士们到处帮助大家把羊肉剔骨分开，邱璐来找我，看到一片屠宰景象。
闲话不表。唯一在文中提到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UCLA考古学与艺术史教授，张光直最出色的弟子之一）为俞伟超先生做了小传，文中提到他的名字。我浏览全文，文中提到很多中国考古学家的名字，只有一处，说俞先生让一个从德国受过训练的年轻人做了数字实验室的主任，这人叫黄其煦。我拿着这篇文章给主任看，他说，哦，此人我认识，他是安志敏先生（考古学家，专攻新石器时代）最早的研究生。
黄从云南插队回来后，一直在故宫作警卫，被王世襄先生戏称为“锡庆门行走”。他和李零一样，都是从工人直接考上研究生的，李在考古所资料室工作，整理甲骨文和金文，后考上张政琅的研究生。两人都恃才傲物，于是都在考古所呆不下去，黄去了历史博物馆，李去了农业经济研究所。现在黄在海外逍遥，李在北大，已成在民众中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而我们考古所，至今仍旧如此，领导的好恶决定你在所内的命运。
世事沧桑，如今都可笑傲了吧。他的网站www.edubri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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