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时 2014年2月的阅读报告
（一）
看多了晦涩的社科法政类书籍，过年在家的那几天，放纵自己，读了本畅销书，东野圭吾《嫌疑人X的献身》。看这本书无疑是受了裤子的影响，记得他前一阵子刚看过，于是在想看闲书的时候，自然就想起了这本书。顺便说一句，裤子这个名字，总让我想起那部王朔冯小刚大杂烩电视剧里的冯裤子，貌似以冯小刚为原型的那个，裤子的身形跟冯裤子很有几分相似的瘦削，只不过冯裤子穿喇叭裤匪里匪气的形象与温文尔雅的裤子实在是反差太大。
闲话扯毕，回来说书。东野圭吾，此前看过《白夜行》，看完悚然了很久，想象十岁的小男孩小女孩，如何在黑暗中、互相看着对方的感觉，明知对方在那里，黑暗中却看不见他/她，触摸不到对方，只能用目光和行动相互守候，走过这惨淡的人生。《嫌疑人X的献身》，也是个爱情故事，谋杀案里若无爱情故事，难道就不成为故事了么？我其实更喜欢纯粹一些的谋杀案，像雷蒙德·钱德勒那样的，硬而冷峭，才真正见到功力。掺杂情爱纠葛，说得不好听，那是构思疲弱的表现，写得好还则罢了，写得不好，就容易弄巧成拙。这本嫌疑人X的折页介绍，吹嘘东野的叙事和推理技术已达炉火纯青之界，多少令人无语。
仅就本书的推理布局而言，有两个最大的漏洞是东野需要弥补或者说掩盖的。第一是杀人日期，时间最为关键，叙事的时候，要实现日期的错置，同时又不要让读者发现，难度极大，尤其东野是采取跟随时间线的顺序叙事。为此，他煞费苦心，小心翼翼地将这个关键要素隐藏起来，一直到第37页，才悄悄地，经由一个无足轻重的女性之口，说出一个确定的日期。然而，对于谋杀案，时间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要素，愚钝如我，看到后面也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翻回前面遍找日期而不得，此时未必能猜出最终结局，但至少心里已有隐隐的怀疑，对于最后的结局有了心理准备。如果说，像我这样不太看推理的人都能注意到，那么世间侵泡在推理深渊里的男男女女们应当更具有洞察力，更能发现这个时间的奥秘。第二个需要面对的问题，是石神如何处理富樫的尸体，弃尸是个难度极高的活，要悄无声息，不被人看见，风险很大，即使将尸体大卸八块，分批抛弃，毕竟一块块都是不小的物件，难保不会留下什么痕迹或把柄（比如气味），处理次数越多，暴露的风险也越高，何况石神是不开车的，弃尸时无论走路还是借助其他交通工具，目标都太过明显。这个问题东野似乎没有认真对待，写得很简单，一笔带过，实在难以让人信服。
所以，在我看来，本书的亮点不在精巧的布局，而是东野塞进来的爱情，是石神对靖子那超出人类想象的、深沉到极处的爱，世间真有这样一意付出、不求回报、舍生忘死的爱么？为了自圆其说，东野设计了一个巧妙的缘起，让找不到活着理由的石神在最为凄凉的关头见到了靖子，见到“眼神如此美丽”的女子，重新燃起生活的勇气，找到生命的喜悦。这个设计未免太过戏剧化。对于那些相信爱情的人们，真正的爱情，可以不必要这样动人的场面吧？即使普普通通的相遇，普普通通的结伴而行，鸡鸣犬吠，晨钟暮鼓，爱恋于不知不觉中发生，似乎来得更加自然，这样的爱，也许同样伟大而深沉。想想网络时代的人们，即使从未见面，只是聊天，只是单单读到文字，竟也能爱得死去活来，沉醉不知归路。于是便能理解了，石神可是天天都能见到靖子，天天都能从女人的手里接过便当，那是活生生的女人呢。
活生生的女人啊！所以东野写石神从未想要得到女人的垂青，从未奢望与女人的生命发生交集，不免有些苍白。即使爱不是占有，至少，能有那么点回应吧？说大爱无私，无私的爱，是真爱么？按照明代大儒李贽的说法，“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无私则无心，心都没了，爱在哪里？私心里，石神没有想过得到靖子的可能性么，他不想牵着女人的手说说情话么？至少，让女人多一点对自己的关注、多一点温柔的笑容也好啊。所以我愿意相信，石神对工藤的骚扰和警告，固然是为了布设迷魂阵，但未始没有包含石神的私心吧？比如，嫉妒，靖子居然，会喜欢那个男人！我如此地为她付出，为她守护，她居然，会爱那个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男人？那些无声电话，威胁的纸条，表达的、说出的，其实是真实的想法呢，正因为这样，这个局才设得如此圆满、天衣无缝，本来，就是真的嘛。
然后，剩下的就简单了。局已经设好，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杀人的动机翩然浮现，多么坚实有力的动机。只需克制自己心中那些小小的嫉妒、痛苦就可以了，那些算什么呢，在这个世界上，他原本就已经无所留恋，唯一的牵挂是安顿好这个女人，这件事情做完之后，未来豁然开朗，他人眼中的深渊，我心中的天堂。
那就相信吧，相信世上真有那样无私的爱，守护着心中的圣洁天使，无论女人是爱，是怨，是远离，是归巢，是病痛，是阳光，是三春烟景，是九陌回廊，是虚无缥缈，是巧笑盼兮，是生离，是死别，都默默地看着她，陪伴着她，守护着她，山无陵天地合，与君绝。
世间唯爱情与生命不可辜负，现在，两者都搭上了，靖子，那是你的宿命么？
（二）
孔飞力因《叫魂》而在中国声名远扬，得承认，在那本书中孔飞力确实用了很大的力道，讲了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而这本《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原本是讲座的讲义，在架构上不如《叫魂》那般精心设计，读来略觉枯燥。
议程，Agenda，原本就是一个很难翻的词，在中文中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语与之相对应。相比之下，constitutional还算有宪政、宪制、宪法之类的词语，可以勉为其难对应上，当然这类词语其实本身就是外来词，在引入中国时不得不生造或者借用过来的词语，时间长了遂拥有了与相对应的外文词等同的涵义。
所以看本书，最大的难点在于constitutional agenda这个词的翻译。译者翻译成“根本性议程”，无论如何都让人觉得实在是太过西化、学术化的词汇。学术性著作大抵如此，亦是无可奈何。
所谓根本性议程，大致相当于一种根本性的、为各方所默认的运作规则或者运作机制。孔飞力的观点，是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有其自己内部的起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并非由外部力量压迫才得以产生。三组根本关系构成了这种内在因素，即政治参与的扩大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政治竞争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与地方社会财政需求的关系。最后一组关系说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似乎更容易理解，但这一组关系中涉及到中国底层的组织问题，又并非中央与地方关系所能涵盖。
孔飞力用魏源、冯桂芬的思想讲述了前面两个矛盾，第三组矛盾则从道光年间的耒阳暴乱讲到1949之后的农村合作化运动。由于全书的篇幅不大，叙述可以说相当简略。
本书的意义，一方面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观照中国近现代史的视角，另一方面，这三组关系至今也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譬如政治参与如何扩大，下层如何监督精英，譬如政治竞争如何与朋党、拉帮结派区分开来，譬如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这些问题确乎是关系中国未来走向的根本性问题。
（三）
《草色连云》为高尔泰新书，收录作者近年来文字16篇，包括2篇访谈、1篇短短的领奖答谢辞。领奖领的是在场主义文学奖，这个奖项是个民间奖，在场者，参与也，在场主义书写，用高尔泰的答谢辞来说，“把写作视为参与，视为从时代的重心吸取能源”。
参与，犹如雷蒙·阿隆之“介入的旁观者”，面对时代的喧嚣，先知先觉的人们不是消极地躲避，而是以独立思考的精神积极地参与，同时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客观性、中立性，这需要以旁观者的姿态介入才能做到。
当然，雷蒙·阿隆可以以旁观者的姿态介入公共政治问题，但在高尔泰所面对的境遇下，要想介入，旁观几无可能，言说即是态度，即是立场，不听话的言说，就是“反动”的立场，就是“右派”。被打成“右派”的高尔泰被送到了夹边沟，那个地方，我们在杨显惠的笔下已经看到，几乎就是人间地狱，进去的人，没几个出来的。高尔泰侥幸，因为会画画，被调去画革命宣传画，逃过夹边沟的劫难。
关于这些经历，本书的文章涉及不多，只有几篇忆旧友的文章略略提及。他获奖的那本书，《寻找家园》，当有更详细的记述。本书中有一篇《哪敢论清白》，是前两年与萧默笔战当年是非时的文章。萧默指责高尔泰是卑鄙的告密者，高则反击，说萧默当年是看管“牛鬼蛇神”的民兵，告密是因为萧默“忒横”。看这文章，感觉高老先生像一个孩子一样，那么详细地叙说着当时事件，那么急切地为自己辩白，一点也不像一个饱经风霜、超脱物外的古稀老人。这种情景，在许多关于“文革”回忆的笔战中都可以看到，原本以为，经历了如许的劫难，人应当变得平和、宽容，甚至宽恕，尤其是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们。可怪的是，越是这种时候，这些老人们，越在乎当年的琐碎往事、是非曲直，对那些个道不明、说不清的个人恩怨，一定要争辩个结果出来。不过，仔细想想也可理解，含冤受屈数十载，怎能临老了还要蒙受这不白之冤呢？有争论，笔墨大战，是好事，当年事，何妨细细数，即使各执一词、辩不明白，亦不妨立此存照，让历史呈现出多样的面相。
只是，每每见此类官司，总有些悲哀，这些个人们，谁不是聪明智慧、才华横溢，却在那样的年代里，被看不见的绳子捆绑着，被高高在上的独夫轻轻巧巧地操纵着，互相地践踏，互相地羞辱，将人性最阴暗的一面呈现出来，余毒所至，数十年后仍绵绵不绝。悲夫！高尔泰在文章末尾说出自己深重的悲哀，坦承“对贺、施和萧的报复，手段也邪乎得可以”，是故，“哪敢论清白”？
另一篇《弱者的胜利》，是关于徐晓《半生为人》一书的评论。他肯定当年那个独立思考、“从不怀疑中产生怀疑”的女孩理想主义的追求，为她/他们承受的苦难而悲悯，也质疑徐晓在“写作的踌躇”中删除的东西，那些东西，被删除的，是不好的东西，血腥的、粗暴的细节，滑稽和荒诞的故事，删除是因为徐晓的“爱和悲悯，植根于天性”，她“力求用理想主义的精神价值，去照亮历史无序背后的黑暗”。只是，这种删除，岂不是删除了理想主义的“历史参照系”，后人如何去判断历史的真相，如何去理解被删除了故事的“从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呢？理想主义的反面，是虚无。高尔泰质疑，删除了的理想主义，如徐晓那样，难免和虚无主义相遇。
在《从敦煌经变说起》一文中，高尔泰讲自己的文学观，他把个体自由视为文学价值的灵魂，而“文学价值，人文精神，都只能植根于，对当代现实，亦即广义政治的个体经验之上”。深以为然，真正的文学，从来不曾远离政治。展现个人的尊严与自由，展现个体的写作，是真正的美，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这种美，所以“诗词是个体写作，能以精诚致魂魄，故能动人至深”。不随波逐流，尤其是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不被群体裹挟，独立中流，才是真正的自由。
书名《草色连云》，书前小序，说起这个书名的缘由。作者现居美国拉斯维加斯，此书文章都写于拉斯维加斯，赌城，环城皆沙漠，而作者一生与沙漠结缘，夹边沟，敦煌，都是沙漠地带，沙漠之中，黄沙漫漫，却偏要起一个“草”字，那是自许这些文章如沙漠中的小小绿草。只是，沙漠之中，哪里又有铺天盖地的“连云之草”呢？说是普世之草，亦略有些牵强了。
（四）
去欧洲，当然要去法国，去法国，当然要去巴黎，基本上，法国只有巴黎和外省两个地方，而外省是可以忽略的，所以法国就等于巴黎。欧洲呢，至少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巴黎也差不多、就等于欧洲吧，那是十九世纪的巴黎，十九世纪的欧洲，那个时代，在今天看来，已然是属于神话和传奇，单是巴黎这个名字，就会让人想起那些优雅、时尚、散发迷人魅力的女子。想想她的历史、文化、建筑、艺术，哪一个不是充满传奇色彩、散发迷人魅力，想想看，有哪一个城市，像她那样从中世纪走来，承载旧时代的荣光，开启新时代的曙光，经历了那么多场革命动荡，以及共和与帝国的交替沉浮，还被奥斯曼狠狠糟蹋了一把，却依然还能保持着动人的容颜呢？她不仅是欧洲的、也是世界的巴黎，独一无二的巴黎。
巴黎，就是神话。
哈佛大学历史教授帕特里斯·伊戈内写这本《巴黎神话》，一上来先辨析“神话”和“魔幻”的不同。神话是从过去来阐释现在，魔幻则是歪曲现实来维护现实自己。神话是历史的，与所处时期的时代精神紧密相连。魔幻是现实的，它歪曲了自己，以便在光怪陆离之中能够更好地呈现、更容易被认出来。大多数时候，神话是冷冰冰的，它预示现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未来的方向，它对革命的恐怖、暴力、血腥袖手旁观，对现代的罪恶、放纵、淫荡习以为常，因为这些东西，本身就是神话。魔幻不一样，“魔幻的本质就是要将真实的现实隐藏起来而代之以充满快乐与幸福的虚拟现实”，它是温暖的、迷惑的、麻痹人的，同时也是扭曲的。所以，伊戈内说，神话有助于我们认识，魔幻仅仅有助于我们认出。
1750-1830年，是巴黎神话的上升期，从1830年到1889年的世界博览会，是神话的巅峰期，随后神话逐步衰落，逐步走向魔幻。从这个划分可以看出，伊戈内的巴黎神话，核心是现代性神话，这个时间段，正是法国从启蒙时代进入现代、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候，启蒙运动开启知识之都的神话，让巴黎从一座普通的城市变成一个全新的现代性之都，历史上第一次的现代性之都。然后，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此后绵延百年，1830，1848，1871，欧洲十九世纪的历次革命都是在巴黎爆发，造就了巴黎革命之都的神话。在此期间，工业革命，科学进步，文化艺术方面，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直到19世纪末的超现实主义，此时资本主义发展成型，巴黎已经成为对现代性顶礼膜拜的城市，神话自此衰亡，进入魔幻的时代。
一本煌煌巨著，写尽百年风流。神话的时代已经过去，现代性的目的就是驱除神魅，冰冷的理性站在历史的埃菲尔铁塔上，俯视脚下的城市与众生。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波德莱尔、左拉们早已逝去，保罗·萨特和雷蒙·阿隆死之前算是和解了，连福柯和德里达都已经死了。神话传奇没了，剩下普罗众生，忙忙碌碌地追求世俗的快乐。遗憾吗？想想看，没有那个百年神话时代，今天的人们未必能享受到世间的欢乐。就此而言，世俗也是一个神话，是新的神话，古老的神魅虽然被拉了下来，世俗的神魅则悄然进入，再次印证了那句话，驱魅的过程也是赋魅的过程。
（五）
爱德华·萨义德以《东方主义》一书而闻名，他批判西方对东方世界的偏见，批判将西方与东方对立的陈旧二元观点。对即使抱持友好态度的西方人而言，东方也不过是充满异国风情的神秘之地，这种浪漫主义的想象正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根源。萨义德由此成为后殖民文学批评的主将。
不过，他的影响范围远远超过文学批评领域，东方主义、东方学，俨然已经成为所有学术领域中批判西方中心论的代名词，萨义德原本以此批判西方对中东、对伊斯兰世界的偏见，但自从《东方主义》1978年出版以来，，几乎所有的东方，包括是身在远东的东亚，都热衷于引用这个词作为反抗西方话语霸权的武器。在此之外，身为巴勒斯坦人的萨义德对于中东问题的深度介入也使他的影响超出纯学术领域，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典范。
台湾学者单德兴的这本书汇集了对萨义德的三篇访谈录以及一系列论述他作品的文章，从中可以对萨义德的经历、著作、观点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萨义德极为喜欢访谈这种形式，一生接受访谈无数，得以汇聚成书的不在少数。访谈成为萨义德发出自己声音、走出书斋、介入现实社会的重要形式。
萨义德出生于巴勒斯坦，从小接受西式教育，青年时代先后就读普林斯顿和哈佛，毕业后则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霍普金斯等名校，属于典型的西方知识精英。但由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特殊性，血统在他的身上发挥了异乎寻常的作用，在美国主流政治支持以色列的环境下，萨义德属于少数异类，他顽强地站在巴勒斯坦人民的立场上，为自己的民族发出声音。他也曾担任阿拉法特的顾问。由于这层背景，以色列政府把他列入黑名单，禁止入境，因此萨义德终生未能回到故土。
这样一个流亡者的身份带来的是惨重的心灵创痛，也推动萨义德思考流亡者的困境。“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
纯粹感伤当然不是知识精英所为，他指出，知识阶层应当成为“愿意跨越边界、出入不同领域、随遇而安的旅人，无休止地追求知识与自由”。
无休止地追求知识与自由的旅人，这是何等感伤而美妙的比喻，然而这还是不够的。这个旅人愿意跨越边界，但在每一个边界，旅人不能丧失自我，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对一切文化霸权、政治权威抱持质疑与批判，这是知识分子应当具有的共同作用。如单德兴所总结的：以知识对抗权力，以记忆来对抗失忆，以铭刻来对抗抹煞，以批判来对抗宰制。
萨义德为此身体力行，为自己的民族大声疾呼，致力于改善巴勒斯坦民族的形象，展示巴勒斯坦人民的真实生活与面对的困境。虽然无法回到自己的故土，但他与摄影师摩尔合作，出版了《最后的天空之后》（After The Last Sky），用饱含张力与激情的图片展示真实的巴勒斯坦人民，将一个抽象的“巴勒斯坦人民”还原为活生生的个体，见证他们的艰辛苦难、残酷处境，用图像歌咏他们的顽强生命力。扉页所引巴勒斯坦民族诗人达维希的诗句表达了他们的忧伤：
Where should we go after the last frontiers,
where should the birds fly after the last sky?
在最后的疆界之后，我们该何去何从，
在最后的天空之后，鸟儿该飞往何处？
萨义德的民族主义并不放弃自己的独立立场，他虽然担任阿拉法特的顾问，但是当他认为阿拉法特出卖了巴勒斯坦人利益的时候，也向阿拉法特发出猛烈的批评。在萨义德看来，批评，永远先于团结。谁说民族主义是个坏东西？在萨义德这里，民族主义与批判精神、与普世精神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多么动人。
以文艺批评起家的萨义德介入社会政治问题，可以说是个业余者，而他对这个“业余者”的身份并不避讳，反而极力主张以业余者的身份介入，以业余性来对抗专业化，因为业余性“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线和障碍，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除此之外，专业化的问题还在于将讨论局限在专业人士圈内，令公共空间变得狭窄，使得一般人难以参与到讨论中来。
他极为推崇另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也是源于这种对业余性的爱好，这也使他成为与乔姆斯基齐名的美国政策抨击者。
1991年，萨义德被查出白血病，他以顽强毅力与病魔抗争了十余年，病魔催促的写作转向个人经历的记录与感悟。他倾注极大心血写自己的回忆录，用沉郁笔调书写自己幼年记忆中的家园，以及丧失家园的痛楚。回忆录于1999年出版，取名Out of Place，这个词凸显萨义德作为终生流亡者的形象。此书名台版译为《乡关何处》，陆版译为《格格不入》，两个词各有胜场，其实译者是同一人，台湾翻译名家彭淮栋。在与病魔抗争多年之后，2004年，萨义德在纽约逝世。
2014年3月13日
2月阅读书目：
1、嫌疑人X的献身，东野圭吾，刘子倩译，南海出版公司，2008年9月月。
2、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孔飞力，陈兼、陈之宏译，三联书店，2013年1月。
3、草色连云，高尔泰，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
4、巴黎神话：从启蒙运动到超现实主义，帕特里斯·伊戈内，喇卫国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1月。
5、论萨义德，单德兴，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
看多了晦涩的社科法政类书籍，过年在家的那几天，放纵自己，读了本畅销书，东野圭吾《嫌疑人X的献身》。看这本书无疑是受了裤子的影响，记得他前一阵子刚看过，于是在想看闲书的时候，自然就想起了这本书。顺便说一句，裤子这个名字，总让我想起那部王朔冯小刚大杂烩电视剧里的冯裤子，貌似以冯小刚为原型的那个，裤子的身形跟冯裤子很有几分相似的瘦削，只不过冯裤子穿喇叭裤匪里匪气的形象与温文尔雅的裤子实在是反差太大。
闲话扯毕，回来说书。东野圭吾，此前看过《白夜行》，看完悚然了很久，想象十岁的小男孩小女孩，如何在黑暗中、互相看着对方的感觉，明知对方在那里，黑暗中却看不见他/她，触摸不到对方，只能用目光和行动相互守候，走过这惨淡的人生。《嫌疑人X的献身》，也是个爱情故事，谋杀案里若无爱情故事，难道就不成为故事了么？我其实更喜欢纯粹一些的谋杀案，像雷蒙德·钱德勒那样的，硬而冷峭，才真正见到功力。掺杂情爱纠葛，说得不好听，那是构思疲弱的表现，写得好还则罢了，写得不好，就容易弄巧成拙。这本嫌疑人X的折页介绍，吹嘘东野的叙事和推理技术已达炉火纯青之界，多少令人无语。
仅就本书的推理布局而言，有两个最大的漏洞是东野需要弥补或者说掩盖的。第一是杀人日期，时间最为关键，叙事的时候，要实现日期的错置，同时又不要让读者发现，难度极大，尤其东野是采取跟随时间线的顺序叙事。为此，他煞费苦心，小心翼翼地将这个关键要素隐藏起来，一直到第37页，才悄悄地，经由一个无足轻重的女性之口，说出一个确定的日期。然而，对于谋杀案，时间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要素，愚钝如我，看到后面也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翻回前面遍找日期而不得，此时未必能猜出最终结局，但至少心里已有隐隐的怀疑，对于最后的结局有了心理准备。如果说，像我这样不太看推理的人都能注意到，那么世间侵泡在推理深渊里的男男女女们应当更具有洞察力，更能发现这个时间的奥秘。第二个需要面对的问题，是石神如何处理富樫的尸体，弃尸是个难度极高的活，要悄无声息，不被人看见，风险很大，即使将尸体大卸八块，分批抛弃，毕竟一块块都是不小的物件，难保不会留下什么痕迹或把柄（比如气味），处理次数越多，暴露的风险也越高，何况石神是不开车的，弃尸时无论走路还是借助其他交通工具，目标都太过明显。这个问题东野似乎没有认真对待，写得很简单，一笔带过，实在难以让人信服。
所以，在我看来，本书的亮点不在精巧的布局，而是东野塞进来的爱情，是石神对靖子那超出人类想象的、深沉到极处的爱，世间真有这样一意付出、不求回报、舍生忘死的爱么？为了自圆其说，东野设计了一个巧妙的缘起，让找不到活着理由的石神在最为凄凉的关头见到了靖子，见到“眼神如此美丽”的女子，重新燃起生活的勇气，找到生命的喜悦。这个设计未免太过戏剧化。对于那些相信爱情的人们，真正的爱情，可以不必要这样动人的场面吧？即使普普通通的相遇，普普通通的结伴而行，鸡鸣犬吠，晨钟暮鼓，爱恋于不知不觉中发生，似乎来得更加自然，这样的爱，也许同样伟大而深沉。想想网络时代的人们，即使从未见面，只是聊天，只是单单读到文字，竟也能爱得死去活来，沉醉不知归路。于是便能理解了，石神可是天天都能见到靖子，天天都能从女人的手里接过便当，那是活生生的女人呢。
活生生的女人啊！所以东野写石神从未想要得到女人的垂青，从未奢望与女人的生命发生交集，不免有些苍白。即使爱不是占有，至少，能有那么点回应吧？说大爱无私，无私的爱，是真爱么？按照明代大儒李贽的说法，“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无私则无心，心都没了，爱在哪里？私心里，石神没有想过得到靖子的可能性么，他不想牵着女人的手说说情话么？至少，让女人多一点对自己的关注、多一点温柔的笑容也好啊。所以我愿意相信，石神对工藤的骚扰和警告，固然是为了布设迷魂阵，但未始没有包含石神的私心吧？比如，嫉妒，靖子居然，会喜欢那个男人！我如此地为她付出，为她守护，她居然，会爱那个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男人？那些无声电话，威胁的纸条，表达的、说出的，其实是真实的想法呢，正因为这样，这个局才设得如此圆满、天衣无缝，本来，就是真的嘛。
然后，剩下的就简单了。局已经设好，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杀人的动机翩然浮现，多么坚实有力的动机。只需克制自己心中那些小小的嫉妒、痛苦就可以了，那些算什么呢，在这个世界上，他原本就已经无所留恋，唯一的牵挂是安顿好这个女人，这件事情做完之后，未来豁然开朗，他人眼中的深渊，我心中的天堂。
那就相信吧，相信世上真有那样无私的爱，守护着心中的圣洁天使，无论女人是爱，是怨，是远离，是归巢，是病痛，是阳光，是三春烟景，是九陌回廊，是虚无缥缈，是巧笑盼兮，是生离，是死别，都默默地看着她，陪伴着她，守护着她，山无陵天地合，与君绝。
世间唯爱情与生命不可辜负，现在，两者都搭上了，靖子，那是你的宿命么？
（二）
孔飞力因《叫魂》而在中国声名远扬，得承认，在那本书中孔飞力确实用了很大的力道，讲了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而这本《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原本是讲座的讲义，在架构上不如《叫魂》那般精心设计，读来略觉枯燥。
议程，Agenda，原本就是一个很难翻的词，在中文中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语与之相对应。相比之下，constitutional还算有宪政、宪制、宪法之类的词语，可以勉为其难对应上，当然这类词语其实本身就是外来词，在引入中国时不得不生造或者借用过来的词语，时间长了遂拥有了与相对应的外文词等同的涵义。
所以看本书，最大的难点在于constitutional agenda这个词的翻译。译者翻译成“根本性议程”，无论如何都让人觉得实在是太过西化、学术化的词汇。学术性著作大抵如此，亦是无可奈何。
所谓根本性议程，大致相当于一种根本性的、为各方所默认的运作规则或者运作机制。孔飞力的观点，是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有其自己内部的起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并非由外部力量压迫才得以产生。三组根本关系构成了这种内在因素，即政治参与的扩大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政治竞争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与地方社会财政需求的关系。最后一组关系说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似乎更容易理解，但这一组关系中涉及到中国底层的组织问题，又并非中央与地方关系所能涵盖。
孔飞力用魏源、冯桂芬的思想讲述了前面两个矛盾，第三组矛盾则从道光年间的耒阳暴乱讲到1949之后的农村合作化运动。由于全书的篇幅不大，叙述可以说相当简略。
本书的意义，一方面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观照中国近现代史的视角，另一方面，这三组关系至今也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譬如政治参与如何扩大，下层如何监督精英，譬如政治竞争如何与朋党、拉帮结派区分开来，譬如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这些问题确乎是关系中国未来走向的根本性问题。
（三）
《草色连云》为高尔泰新书，收录作者近年来文字16篇，包括2篇访谈、1篇短短的领奖答谢辞。领奖领的是在场主义文学奖，这个奖项是个民间奖，在场者，参与也，在场主义书写，用高尔泰的答谢辞来说，“把写作视为参与，视为从时代的重心吸取能源”。
参与，犹如雷蒙·阿隆之“介入的旁观者”，面对时代的喧嚣，先知先觉的人们不是消极地躲避，而是以独立思考的精神积极地参与，同时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客观性、中立性，这需要以旁观者的姿态介入才能做到。
当然，雷蒙·阿隆可以以旁观者的姿态介入公共政治问题，但在高尔泰所面对的境遇下，要想介入，旁观几无可能，言说即是态度，即是立场，不听话的言说，就是“反动”的立场，就是“右派”。被打成“右派”的高尔泰被送到了夹边沟，那个地方，我们在杨显惠的笔下已经看到，几乎就是人间地狱，进去的人，没几个出来的。高尔泰侥幸，因为会画画，被调去画革命宣传画，逃过夹边沟的劫难。
关于这些经历，本书的文章涉及不多，只有几篇忆旧友的文章略略提及。他获奖的那本书，《寻找家园》，当有更详细的记述。本书中有一篇《哪敢论清白》，是前两年与萧默笔战当年是非时的文章。萧默指责高尔泰是卑鄙的告密者，高则反击，说萧默当年是看管“牛鬼蛇神”的民兵，告密是因为萧默“忒横”。看这文章，感觉高老先生像一个孩子一样，那么详细地叙说着当时事件，那么急切地为自己辩白，一点也不像一个饱经风霜、超脱物外的古稀老人。这种情景，在许多关于“文革”回忆的笔战中都可以看到，原本以为，经历了如许的劫难，人应当变得平和、宽容，甚至宽恕，尤其是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们。可怪的是，越是这种时候，这些老人们，越在乎当年的琐碎往事、是非曲直，对那些个道不明、说不清的个人恩怨，一定要争辩个结果出来。不过，仔细想想也可理解，含冤受屈数十载，怎能临老了还要蒙受这不白之冤呢？有争论，笔墨大战，是好事，当年事，何妨细细数，即使各执一词、辩不明白，亦不妨立此存照，让历史呈现出多样的面相。
只是，每每见此类官司，总有些悲哀，这些个人们，谁不是聪明智慧、才华横溢，却在那样的年代里，被看不见的绳子捆绑着，被高高在上的独夫轻轻巧巧地操纵着，互相地践踏，互相地羞辱，将人性最阴暗的一面呈现出来，余毒所至，数十年后仍绵绵不绝。悲夫！高尔泰在文章末尾说出自己深重的悲哀，坦承“对贺、施和萧的报复，手段也邪乎得可以”，是故，“哪敢论清白”？
另一篇《弱者的胜利》，是关于徐晓《半生为人》一书的评论。他肯定当年那个独立思考、“从不怀疑中产生怀疑”的女孩理想主义的追求，为她/他们承受的苦难而悲悯，也质疑徐晓在“写作的踌躇”中删除的东西，那些东西，被删除的，是不好的东西，血腥的、粗暴的细节，滑稽和荒诞的故事，删除是因为徐晓的“爱和悲悯，植根于天性”，她“力求用理想主义的精神价值，去照亮历史无序背后的黑暗”。只是，这种删除，岂不是删除了理想主义的“历史参照系”，后人如何去判断历史的真相，如何去理解被删除了故事的“从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呢？理想主义的反面，是虚无。高尔泰质疑，删除了的理想主义，如徐晓那样，难免和虚无主义相遇。
在《从敦煌经变说起》一文中，高尔泰讲自己的文学观，他把个体自由视为文学价值的灵魂，而“文学价值，人文精神，都只能植根于，对当代现实，亦即广义政治的个体经验之上”。深以为然，真正的文学，从来不曾远离政治。展现个人的尊严与自由，展现个体的写作，是真正的美，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这种美，所以“诗词是个体写作，能以精诚致魂魄，故能动人至深”。不随波逐流，尤其是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不被群体裹挟，独立中流，才是真正的自由。
书名《草色连云》，书前小序，说起这个书名的缘由。作者现居美国拉斯维加斯，此书文章都写于拉斯维加斯，赌城，环城皆沙漠，而作者一生与沙漠结缘，夹边沟，敦煌，都是沙漠地带，沙漠之中，黄沙漫漫，却偏要起一个“草”字，那是自许这些文章如沙漠中的小小绿草。只是，沙漠之中，哪里又有铺天盖地的“连云之草”呢？说是普世之草，亦略有些牵强了。
（四）
去欧洲，当然要去法国，去法国，当然要去巴黎，基本上，法国只有巴黎和外省两个地方，而外省是可以忽略的，所以法国就等于巴黎。欧洲呢，至少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巴黎也差不多、就等于欧洲吧，那是十九世纪的巴黎，十九世纪的欧洲，那个时代，在今天看来，已然是属于神话和传奇，单是巴黎这个名字，就会让人想起那些优雅、时尚、散发迷人魅力的女子。想想她的历史、文化、建筑、艺术，哪一个不是充满传奇色彩、散发迷人魅力，想想看，有哪一个城市，像她那样从中世纪走来，承载旧时代的荣光，开启新时代的曙光，经历了那么多场革命动荡，以及共和与帝国的交替沉浮，还被奥斯曼狠狠糟蹋了一把，却依然还能保持着动人的容颜呢？她不仅是欧洲的、也是世界的巴黎，独一无二的巴黎。
巴黎，就是神话。
哈佛大学历史教授帕特里斯·伊戈内写这本《巴黎神话》，一上来先辨析“神话”和“魔幻”的不同。神话是从过去来阐释现在，魔幻则是歪曲现实来维护现实自己。神话是历史的，与所处时期的时代精神紧密相连。魔幻是现实的，它歪曲了自己，以便在光怪陆离之中能够更好地呈现、更容易被认出来。大多数时候，神话是冷冰冰的，它预示现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未来的方向，它对革命的恐怖、暴力、血腥袖手旁观，对现代的罪恶、放纵、淫荡习以为常，因为这些东西，本身就是神话。魔幻不一样，“魔幻的本质就是要将真实的现实隐藏起来而代之以充满快乐与幸福的虚拟现实”，它是温暖的、迷惑的、麻痹人的，同时也是扭曲的。所以，伊戈内说，神话有助于我们认识，魔幻仅仅有助于我们认出。
1750-1830年，是巴黎神话的上升期，从1830年到1889年的世界博览会，是神话的巅峰期，随后神话逐步衰落，逐步走向魔幻。从这个划分可以看出，伊戈内的巴黎神话，核心是现代性神话，这个时间段，正是法国从启蒙时代进入现代、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候，启蒙运动开启知识之都的神话，让巴黎从一座普通的城市变成一个全新的现代性之都，历史上第一次的现代性之都。然后，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此后绵延百年，1830，1848，1871，欧洲十九世纪的历次革命都是在巴黎爆发，造就了巴黎革命之都的神话。在此期间，工业革命，科学进步，文化艺术方面，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直到19世纪末的超现实主义，此时资本主义发展成型，巴黎已经成为对现代性顶礼膜拜的城市，神话自此衰亡，进入魔幻的时代。
一本煌煌巨著，写尽百年风流。神话的时代已经过去，现代性的目的就是驱除神魅，冰冷的理性站在历史的埃菲尔铁塔上，俯视脚下的城市与众生。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波德莱尔、左拉们早已逝去，保罗·萨特和雷蒙·阿隆死之前算是和解了，连福柯和德里达都已经死了。神话传奇没了，剩下普罗众生，忙忙碌碌地追求世俗的快乐。遗憾吗？想想看，没有那个百年神话时代，今天的人们未必能享受到世间的欢乐。就此而言，世俗也是一个神话，是新的神话，古老的神魅虽然被拉了下来，世俗的神魅则悄然进入，再次印证了那句话，驱魅的过程也是赋魅的过程。
（五）
爱德华·萨义德以《东方主义》一书而闻名，他批判西方对东方世界的偏见，批判将西方与东方对立的陈旧二元观点。对即使抱持友好态度的西方人而言，东方也不过是充满异国风情的神秘之地，这种浪漫主义的想象正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根源。萨义德由此成为后殖民文学批评的主将。
不过，他的影响范围远远超过文学批评领域，东方主义、东方学，俨然已经成为所有学术领域中批判西方中心论的代名词，萨义德原本以此批判西方对中东、对伊斯兰世界的偏见，但自从《东方主义》1978年出版以来，，几乎所有的东方，包括是身在远东的东亚，都热衷于引用这个词作为反抗西方话语霸权的武器。在此之外，身为巴勒斯坦人的萨义德对于中东问题的深度介入也使他的影响超出纯学术领域，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典范。
台湾学者单德兴的这本书汇集了对萨义德的三篇访谈录以及一系列论述他作品的文章，从中可以对萨义德的经历、著作、观点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萨义德极为喜欢访谈这种形式，一生接受访谈无数，得以汇聚成书的不在少数。访谈成为萨义德发出自己声音、走出书斋、介入现实社会的重要形式。
萨义德出生于巴勒斯坦，从小接受西式教育，青年时代先后就读普林斯顿和哈佛，毕业后则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霍普金斯等名校，属于典型的西方知识精英。但由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特殊性，血统在他的身上发挥了异乎寻常的作用，在美国主流政治支持以色列的环境下，萨义德属于少数异类，他顽强地站在巴勒斯坦人民的立场上，为自己的民族发出声音。他也曾担任阿拉法特的顾问。由于这层背景，以色列政府把他列入黑名单，禁止入境，因此萨义德终生未能回到故土。
这样一个流亡者的身份带来的是惨重的心灵创痛，也推动萨义德思考流亡者的困境。“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
纯粹感伤当然不是知识精英所为，他指出，知识阶层应当成为“愿意跨越边界、出入不同领域、随遇而安的旅人，无休止地追求知识与自由”。
无休止地追求知识与自由的旅人，这是何等感伤而美妙的比喻，然而这还是不够的。这个旅人愿意跨越边界，但在每一个边界，旅人不能丧失自我，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对一切文化霸权、政治权威抱持质疑与批判，这是知识分子应当具有的共同作用。如单德兴所总结的：以知识对抗权力，以记忆来对抗失忆，以铭刻来对抗抹煞，以批判来对抗宰制。
萨义德为此身体力行，为自己的民族大声疾呼，致力于改善巴勒斯坦民族的形象，展示巴勒斯坦人民的真实生活与面对的困境。虽然无法回到自己的故土，但他与摄影师摩尔合作，出版了《最后的天空之后》（After The Last Sky），用饱含张力与激情的图片展示真实的巴勒斯坦人民，将一个抽象的“巴勒斯坦人民”还原为活生生的个体，见证他们的艰辛苦难、残酷处境，用图像歌咏他们的顽强生命力。扉页所引巴勒斯坦民族诗人达维希的诗句表达了他们的忧伤：
Where should we go after the last frontiers,
where should the birds fly after the last sky?
在最后的疆界之后，我们该何去何从，
在最后的天空之后，鸟儿该飞往何处？
萨义德的民族主义并不放弃自己的独立立场，他虽然担任阿拉法特的顾问，但是当他认为阿拉法特出卖了巴勒斯坦人利益的时候，也向阿拉法特发出猛烈的批评。在萨义德看来，批评，永远先于团结。谁说民族主义是个坏东西？在萨义德这里，民族主义与批判精神、与普世精神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多么动人。
以文艺批评起家的萨义德介入社会政治问题，可以说是个业余者，而他对这个“业余者”的身份并不避讳，反而极力主张以业余者的身份介入，以业余性来对抗专业化，因为业余性“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线和障碍，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除此之外，专业化的问题还在于将讨论局限在专业人士圈内，令公共空间变得狭窄，使得一般人难以参与到讨论中来。
他极为推崇另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也是源于这种对业余性的爱好，这也使他成为与乔姆斯基齐名的美国政策抨击者。
1991年，萨义德被查出白血病，他以顽强毅力与病魔抗争了十余年，病魔催促的写作转向个人经历的记录与感悟。他倾注极大心血写自己的回忆录，用沉郁笔调书写自己幼年记忆中的家园，以及丧失家园的痛楚。回忆录于1999年出版，取名Out of Place，这个词凸显萨义德作为终生流亡者的形象。此书名台版译为《乡关何处》，陆版译为《格格不入》，两个词各有胜场，其实译者是同一人，台湾翻译名家彭淮栋。在与病魔抗争多年之后，2004年，萨义德在纽约逝世。
2014年3月13日
2月阅读书目：
1、嫌疑人X的献身，东野圭吾，刘子倩译，南海出版公司，2008年9月月。
2、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孔飞力，陈兼、陈之宏译，三联书店，2013年1月。
3、草色连云，高尔泰，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
4、巴黎神话：从启蒙运动到超现实主义，帕特里斯·伊戈内，喇卫国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1月。
5、论萨义德，单德兴，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