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或灭亡——儒家兴衰与中华文明
摘要：儒家的兴衰，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其中儒家自身能不能做到“反身而诚”，以及政治上对儒家的捧摔，都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儒家的兴起，不是平地惊雷，而是继承了先代的传统，对华夏文明进行了一次集结和升华，而后儒家的发展，依然是线性地发展，牟宗三将其分为三期，各有特点和功能，也各有兴衰，而其中的现实意义，非常值得我们借鉴。而牟宗三先生实际上是儒学的分期，是把儒学分为三个阶段，这样的分期其实具有深刻的意义，把儒学与儒家的事功实际上做了区分，而更偏重于儒家对真理的探究。探究真理，或许才是新儒学将儒学继往开来的不二法门。
摘要：儒家 兴衰 政治联系 现实意义
儒家的开创
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200年，是世界各个文明原典形成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四个影响世界最深刻的文明，分别是华夏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
后人常常错误解读，认为原典的形成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成果，而忽略了文明的继承性。这些原典是对人类各文明的一次大集结，而非独立创作。
儒家的经典也是这样，如孔子所言的“述而不作”。六艺经传，五部都是古已有之，唯一一部孔子自撰的《春秋》，也是对鲁国旧史的整理。所以儒家的开创，并不是孔子及七十子空穴来风的思想，而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和升华。
首先，孔子本人就是三代文明的集大成者。
韩愈的《师说》言：“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左传》记载：“郯子朝鲁，言少皞氏以鸟名官之故，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左传•昭公十七年》）可见孔子向郯子学习了少昊时代的官制和历史。《史记》和《孔子家语》记载了“孔子适周”，向师襄和苌弘学习古琴、古乐，也表明了孔子继承了周的礼乐。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侑》）表明了孔子不仅对周的礼制熟悉，对夏商礼制一样熟悉。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也道出了孔子对三代文明的了解和比较，选择了对三代文明有所取舍的继承。
孔子无常师。他小时候家庭贫困，但他又是士人阶层的一份子，是贵族的最底层，但又高于平民。这种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年代，让孔子对社会具有广泛的接触和了解。加上孔子能做到“三人行，必有我师”，由之可见，孔子的成就是经过了广泛的学习。
孔子自己虽然谦虚说自己“少贱，故多能鄙事。”但旁人都知道他博学，《论语》记载了“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罕》）达巷党人就是达街的一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百姓，他也知道孔子学问广博。还有《庄子-秋水》中，河伯说：“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以及《列子》中的《两小儿辩日》，都从反面应证了孔子的博学多闻，在诸子百家中是公认的。《说苑-辩物》记载了吴国伐越国时，得到了像车一样大的骨头，于是遣使问孔子，使者问了各种问题，孔子都一一解答，让使者不由得感叹孔子道：“善哉！圣人也！”。还记载了陈侯问“石矢”，孔子便回答了“石矢”的来龙去脉，最后“试求之故府，果得焉”。证明了孔子不仅是礼乐的大家，在历史学上一样是权威人士。可见孔子祖述尧舜，并不是信口胡诌，而是证明了孔子对前代学问的一种继承。
《易》作为六经之首，孔子曾经学《易》而“韦编三绝”，虽然史学界对孔子五十学《易》的事尚有争论，但是《易经》对儒家的影响是没有异议的。南怀瑾等学者认为《易经》是中国先民对宇宙人生经验的总结，是数万年甚至数十万年人类智慧的结晶。甚至有人认为《易经》的八卦，是上个文明留下的，是上个文明将所有哲思变成了八个符号。也就是说从伏羲画八卦，到文王演《易》，都是对先民宇宙人生经验的总结。这一论断也符合心理学中“演化论”的验证，人类的思维是从形象思维开始，然后才过渡到逻辑思维，而这正是《易经》“取类比象”的思维演进方式，从八卦到爻辞的创立正证实了这一点。所以孔子是继承了这些经验，这些经验是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于是孔子的学问，不是自圆其说，而是一种“信而好古”的传承关系。
所以，儒家的开创，实际上是对华夏文明的总结和升华。
浅析儒家的兴盛和没落
当代新儒家的巨擘牟宗三，他总结了前人的儒学三期论，将儒家的发展划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学铸造期，此一时期“孔子以人格之实践与天合一而为大圣，其功效则为汉帝国之建构”，其特点是“积极的、丰富的、建设的、综合的”；第二期是“宋明儒之彰显绝对主体时期，此则较为消极的、分解的、空灵的，其功效见于移风易俗”；第三期指的则是当代新儒学。
这就是大家基本上认同的儒家发展的轨迹了。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根据先圣的言行形成了学说基础后，并加以开创成一家之言。又由于不见用于当世，于是全心全意地投入教育中去，将儒家的学说播种。孔子在世时，儒家就已经形成了规模，有弟子三千，其中贤者七十二，哲者十。
孔子仙逝后，儒家就出现了第一次分裂。《韩非子》记载，孔子没后，儒分为八。但是这一次分化，并没让儒家衰落，反而让儒家多元化，更充满生命力。儒家在孔子时期只有三千弟子，孟子时“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然而战国中后期，儒家便形成了“非儒即墨”的庞大格局。孔子没后，儒家出现了曾子、子夏、子思、孟子、荀子等一系列名噪当时，学震古今的大儒，弘扬了儒家。他们对儒家的思想继续补充并发扬，让儒家思想吸收诸子百家的精粹，变得更完善和丰富。而这一时期，儒家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密切，儒家的观点也并没有在政治上得到重用。这一时期，正是儒学的铸造期。
儒家经过战国时期的开创，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到了汉朝，公羊学开始崭露头角，公羊学派的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被官方接受，从此让儒学成为统治整个中华民族的“道统”。儒家由此而大盛，但是也因此走向衰落。
儒家成为官方思想后，儒家的地位的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和官方联系密切，而且全面融入了政治、经济、社会、伦理、教育等领域。而这一时期的儒学被称为“汉学”，汉学挽救了秦始皇时期儒家的濒死，但从思想开拓的角度来说，贡献就逊于其训诂的价值。而汉后魏晋南北朝，儒释道第一次合流，儒学的内容更为丰富，但因为释老的冲击，此时的儒家和官方的联系其实稍有减弱。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年尊孔子为“先圣”，第一次将孔子官方地认定为圣人。开元二十七年，唐玄宗李隆基升孔子为王爵，谥号“文宣”，孔子第一次被封王，成了“素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为“玄圣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封为“至圣文宣王”，元成宗大德十二年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的地位一步步被拔高，已经登上了高不可攀的神坛，到了明朝似乎“王道”已经容不下孔子了，明世宗嘉靖八年将孔子封为“至圣先师”，把孔子抬高到万世师表，不可逾越的地位。顺治二年又将孔子封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儒家的地位一步步在拔高，与政治的联系空前，但实际上儒家是在一步步走向没落。儒家地位的官方拔高，都是随着封建专制的加强，封建专制程度与儒家地位是成正比的。这就是统治者利用儒家的学说，来附会统治需要，将儒家广博的学说变成繁琐的纲常，以此禁锢老百姓的思想，而非真的是在弘扬儒家。所以牟宗三归类儒家的三个时期的时候，没有把汉魏、隋唐、明清等时期划入“儒学”的三大时期，这些时期是“儒术”的时期。牟宗三的这一划分，实际上是有深刻意义的，希望后学将“儒学”与“儒术”分开，也间接说明了儒学要发展，就要做到“反身而诚”不要“曲学阿世”。儒学的发展，不在于在政治上建树，而是在真理上的探索。
西汉末年儒家经历了王莽和刘歆对经典的篡改，到了东汉儒家又经历了党锢，再加上老庄思想的发扬和佛家思想的传入，魏晋南北朝时正统儒家已经式微，而佛老之玄学盛行，但是当时的名士虽然谈佛论道，但推崇的还是儒家，这是三教第一次大规模合流，儒家吸收了佛老的精华，为后来的第二阶段“宋明理学”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魏晋玄学被世道的丧乱一步步推向更加出世的佛学，在隋唐玄学已经被禅学所取代，成为中国主流思想。但是物极必反，禅学太出世，让许多才子高士尽人深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于是儒学在这个时候就地奋起，一扫天下，成为主流，这就是“理学”。
儒家的发展就是这样，不是单调不变的，而是一直在吸收其他学派的精华来完善自身。理学其实是儒释道三家合流的学派，但以儒学为主干。无论是周敦颐还是二程，以及朱熹、陆九渊、张载，他们的学说虽然都糅合了佛老的思想，但不再像玄学一样直接阐述佛老，而是化入儒家，用佛老诠释儒家，而不失儒家的精神。牟宗三也认为儒家本来就有这些道理，只是在对修养境界上的描述不如佛老。理学就是用佛老的境界来诠释儒学的原道，并吸收佛老的主张，这便是“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
后来理学又发展出另一支影响力极大的派别，就是“王陆心学”。西方有的哲学家认为儒家注重形而下的哲学，不像西方哲学那样注重对本体的研究与阐释。这是因为西方不了解儒学，心学就是对儒家“本体观”的发扬。王阳明将心学推向了巅峰，他袭用了理学“体用一源”（程颐）和“心情统性情”（张载）的观念，并融合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了阳明学。
宣扬心就是理，其实也就反对了纲常才是不可撼动的理。这是儒学划时代的意义，是一种极大的转变，把“儒学”事功上的作用转移到教化上来，讲儒学的士大夫主体拓展到民间，而理学、心学的大部分学者，也正是从民间来的。
但是明朝的突然灭亡，和清朝大兴文字狱，让忽然勃起的理学遭到沉重打击，转而让考据学成为主流。明亡后，儒家大讲“经世致用”，其本意到后来就丧失了，变成了纯粹的考据训诂，虽然清朝的考据学比每一代都强，但真正的儒学实际上是没落了。
“经世致用”可以说是儒学最后的挣扎，因为皇权专制一步步达到顶峰，儒家的思想一步步被压抑，这一主旨自然是为了反抗禁锢思想和为了复兴儒学。李贽“怪异”的言论，揭开了第一个反皇权专制的高峰。他对封建的男尊女卑、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主张不迷信孔子，说：“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 （《焚书•答周柳塘》) 。实际上是变相维护了儒家，要让真理高于权力。后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延续了这些思想，更加猛烈地批判专制，呼吁真理。（同盟会革命的早期，其宣传资料就是《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两篇。）随着文字狱的兴盛，儒家最后的反抗也被扼杀，真正的儒家思想没落了。
从儒家发展的轨迹就可以看出，儒学的发展一直没有能做到中庸，所以越来越式微。最初儒家为了结束乱世，重建礼乐，所以十分注重“外王”的用，而忽视了“内圣”体的探究和修养，汉儒更是将用推向了高峰。叔孙通制礼乐和董仲舒制政论，都偏重于用，而忽视了儒学内在精神。然后世道一变，儒学又开始偏向体的涵养，而忽视了用，这就造成了魏晋清谈的弊病。虽然宋明理学将儒学再次发扬，但专制体制又严重压抑了理学的发展。官方强行将儒学解释为纲常之学，导致了儒学的衰败。
从牟宗三三大时期的划分和儒家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儒学的兴衰，和官方的关系有极其密切联系，凡儒学臣服于政治的时代，儒学的发展就极其衰微。而这正验证了《中庸》的“不诚无物”，儒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诚”。
反思儒家在现代的发展
华夏文明和印度文明合流成了东方文明，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合流成了西方文明，而现代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时期。
这样的时期，要么兼容并蓄，让传统文明大放光彩，要么就随着碰撞而使传统文明衰落。很不幸的是，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传统文明的衰落。但衰落的原因除了碰撞，更重要的是我们失去了“文化本位”，当我们开始用西方哲学的前提来认识儒家的时候，儒学的精义遍是在一步步丧失。
从上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开始试图重建新的国民精神，可惜都失败了，到现在我们的国民精神一步步衰落，并没有出现文明的再一次光辉。
随着传统文化的没落，全盘西化其实已经成了一个正在上演的事实。但西方的文明真的可以取代东方文明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也是如此。然而借鉴西方文明不能彻底，而自己的文明又丧失殆尽，我们该怎么办?是生存还是毁灭？
答案是走回去，但不是走老路，而是结合时代开创文明。
我们虽然面临着破坏了旧道德而新道德又未曾建立起的混乱时代，但儒家对于社会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从哲学上，熊十力构建了儒学的新体系，他宣扬“体用不二”，把佛家的唯识学与儒家结合，解决了本体和用的关系。他认为本体是“乾元性海”，而万物都是本体的用。这一新的框架，是对“内圣外王”的综合，对后世儒学的发展具有指导作用。
而梁漱溟提出一种“直觉观”，他认为“完全听凭直觉活动自然，他能不失规矩，就谓之合天理”。梁漱溟继承了心学的传统，他的直觉就是王阳明的良知，要顺应良知而动，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论。梁漱溟在《讲孔孟》中讲到：“所谓心本来是我们生活里面的总机关；一方面是集中的，一方面是往外发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作主的地方。但是，平常所谓心，不只是真正的心在那里作主，还有别的心在那里作主，即是说不只是主宰的心，还有他的工具。我们平常问你心里怎样，你想什么，照旧心理学之说，则以为心是知、情、意所组成；而新心理学则分为无数现象或原素。要之，他们所谓心，都包括工具在里面，却不是真正主宰那一点。”
也就是说我们做事不是纯粹性地由知、情、意支配，而是由真正主宰自身的“本性”支配。
良知即是本性，就是孔子说的“性本善”的性。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人皆有之的，这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为这是本来具有，不学而得的，人与人之间是没有差别的，所以根据人心最根本的本性来做人做事，才最符合规律。这就是孔子的仁，“仁者，爱人”，因为爱是人人都有的，爱自己也能爱别人，自然世界就太平了，这就是“忠恕”之道。
钱穆在《人生十论》中将人的人生取向分为三类：一是极度内向的，比如佛教；二是极度外向的，比如现在的资本主义；第三就是物我交融的中庸之道，那就是儒家。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圣人之性，不可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他认为孟子的性善是说的圣人，而荀子的性恶是说斗筲，但是毕竟上智和下愚都是少数，可善可恶的中人才是大多数。
正因为中人是大多数，所以历史的发展不能纯粹讲求物质文明，也不能完全讲精神文明，要物我交融，正说明了儒家是适合历史发展的。
丰子恺将人生分为三种：力量最小的追求物质，力量有余的追求文化，力量最高的追求宗教。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其实并不是最高，反而是最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哲学家林木大拙都断言，能拯救未来社会的是儒家，而不是资本主义。
结语
钱文忠提出：“科技求创新，人文重传承。”
在西方文明强大的冲击下，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我们已经与传统文化产生隔膜，文章服饰都已经不再从前，但核心的价值观不能鄙弃，因为那是人类共同的财产。
学习传统文化，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能出将入相，安邦定国，而是让我们找回自己。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种情况依然没有变化，反而愈演愈烈。当我们总是根据外物的得失来悲喜，根据别人的认同来欢愁的时候，我们可曾想过，自己在那里？
我们创造了文明，却迷失了自己。
牟宗三说：“孔子讲仁，就是要指点一个真实的道德生命。”或许这才是儒学真正的意义吧，内圣外王都只是附属品，儒家真正要做的，是还原一个真实的人生，指点迷茫的人，好好的生活。
儒学，是一门生活的学问，她告诉我们做一个怎样的自己。
参考文献：【1】钱穆.孔子传[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毛子水.论语今注今译[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
【3】（汉）刘向.说苑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南怀瑾.易经杂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5】牟宗三.才性与玄理[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6】（明）王阳明.传习录[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7.
【7】李渊庭 阎秉华 编.梁漱溟先生讲孔孟[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8】钱穆.人生十论[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9】（汉）董仲舒.春秋繁露[M].北京：中华书局，2011.
摘要：儒家 兴衰 政治联系 现实意义
儒家的开创
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200年，是世界各个文明原典形成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四个影响世界最深刻的文明，分别是华夏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
后人常常错误解读，认为原典的形成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成果，而忽略了文明的继承性。这些原典是对人类各文明的一次大集结，而非独立创作。
儒家的经典也是这样，如孔子所言的“述而不作”。六艺经传，五部都是古已有之，唯一一部孔子自撰的《春秋》，也是对鲁国旧史的整理。所以儒家的开创，并不是孔子及七十子空穴来风的思想，而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和升华。
首先，孔子本人就是三代文明的集大成者。
韩愈的《师说》言：“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左传》记载：“郯子朝鲁，言少皞氏以鸟名官之故，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左传•昭公十七年》）可见孔子向郯子学习了少昊时代的官制和历史。《史记》和《孔子家语》记载了“孔子适周”，向师襄和苌弘学习古琴、古乐，也表明了孔子继承了周的礼乐。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侑》）表明了孔子不仅对周的礼制熟悉，对夏商礼制一样熟悉。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也道出了孔子对三代文明的了解和比较，选择了对三代文明有所取舍的继承。
孔子无常师。他小时候家庭贫困，但他又是士人阶层的一份子，是贵族的最底层，但又高于平民。这种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年代，让孔子对社会具有广泛的接触和了解。加上孔子能做到“三人行，必有我师”，由之可见，孔子的成就是经过了广泛的学习。
孔子自己虽然谦虚说自己“少贱，故多能鄙事。”但旁人都知道他博学，《论语》记载了“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罕》）达巷党人就是达街的一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百姓，他也知道孔子学问广博。还有《庄子-秋水》中，河伯说：“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以及《列子》中的《两小儿辩日》，都从反面应证了孔子的博学多闻，在诸子百家中是公认的。《说苑-辩物》记载了吴国伐越国时，得到了像车一样大的骨头，于是遣使问孔子，使者问了各种问题，孔子都一一解答，让使者不由得感叹孔子道：“善哉！圣人也！”。还记载了陈侯问“石矢”，孔子便回答了“石矢”的来龙去脉，最后“试求之故府，果得焉”。证明了孔子不仅是礼乐的大家，在历史学上一样是权威人士。可见孔子祖述尧舜，并不是信口胡诌，而是证明了孔子对前代学问的一种继承。
《易》作为六经之首，孔子曾经学《易》而“韦编三绝”，虽然史学界对孔子五十学《易》的事尚有争论，但是《易经》对儒家的影响是没有异议的。南怀瑾等学者认为《易经》是中国先民对宇宙人生经验的总结，是数万年甚至数十万年人类智慧的结晶。甚至有人认为《易经》的八卦，是上个文明留下的，是上个文明将所有哲思变成了八个符号。也就是说从伏羲画八卦，到文王演《易》，都是对先民宇宙人生经验的总结。这一论断也符合心理学中“演化论”的验证，人类的思维是从形象思维开始，然后才过渡到逻辑思维，而这正是《易经》“取类比象”的思维演进方式，从八卦到爻辞的创立正证实了这一点。所以孔子是继承了这些经验，这些经验是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于是孔子的学问，不是自圆其说，而是一种“信而好古”的传承关系。
所以，儒家的开创，实际上是对华夏文明的总结和升华。
浅析儒家的兴盛和没落
当代新儒家的巨擘牟宗三，他总结了前人的儒学三期论，将儒家的发展划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学铸造期，此一时期“孔子以人格之实践与天合一而为大圣，其功效则为汉帝国之建构”，其特点是“积极的、丰富的、建设的、综合的”；第二期是“宋明儒之彰显绝对主体时期，此则较为消极的、分解的、空灵的，其功效见于移风易俗”；第三期指的则是当代新儒学。
这就是大家基本上认同的儒家发展的轨迹了。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根据先圣的言行形成了学说基础后，并加以开创成一家之言。又由于不见用于当世，于是全心全意地投入教育中去，将儒家的学说播种。孔子在世时，儒家就已经形成了规模，有弟子三千，其中贤者七十二，哲者十。
孔子仙逝后，儒家就出现了第一次分裂。《韩非子》记载，孔子没后，儒分为八。但是这一次分化，并没让儒家衰落，反而让儒家多元化，更充满生命力。儒家在孔子时期只有三千弟子，孟子时“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然而战国中后期，儒家便形成了“非儒即墨”的庞大格局。孔子没后，儒家出现了曾子、子夏、子思、孟子、荀子等一系列名噪当时，学震古今的大儒，弘扬了儒家。他们对儒家的思想继续补充并发扬，让儒家思想吸收诸子百家的精粹，变得更完善和丰富。而这一时期，儒家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密切，儒家的观点也并没有在政治上得到重用。这一时期，正是儒学的铸造期。
儒家经过战国时期的开创，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到了汉朝，公羊学开始崭露头角，公羊学派的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被官方接受，从此让儒学成为统治整个中华民族的“道统”。儒家由此而大盛，但是也因此走向衰落。
儒家成为官方思想后，儒家的地位的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和官方联系密切，而且全面融入了政治、经济、社会、伦理、教育等领域。而这一时期的儒学被称为“汉学”，汉学挽救了秦始皇时期儒家的濒死，但从思想开拓的角度来说，贡献就逊于其训诂的价值。而汉后魏晋南北朝，儒释道第一次合流，儒学的内容更为丰富，但因为释老的冲击，此时的儒家和官方的联系其实稍有减弱。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年尊孔子为“先圣”，第一次将孔子官方地认定为圣人。开元二十七年，唐玄宗李隆基升孔子为王爵，谥号“文宣”，孔子第一次被封王，成了“素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为“玄圣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封为“至圣文宣王”，元成宗大德十二年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的地位一步步被拔高，已经登上了高不可攀的神坛，到了明朝似乎“王道”已经容不下孔子了，明世宗嘉靖八年将孔子封为“至圣先师”，把孔子抬高到万世师表，不可逾越的地位。顺治二年又将孔子封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儒家的地位一步步在拔高，与政治的联系空前，但实际上儒家是在一步步走向没落。儒家地位的官方拔高，都是随着封建专制的加强，封建专制程度与儒家地位是成正比的。这就是统治者利用儒家的学说，来附会统治需要，将儒家广博的学说变成繁琐的纲常，以此禁锢老百姓的思想，而非真的是在弘扬儒家。所以牟宗三归类儒家的三个时期的时候，没有把汉魏、隋唐、明清等时期划入“儒学”的三大时期，这些时期是“儒术”的时期。牟宗三的这一划分，实际上是有深刻意义的，希望后学将“儒学”与“儒术”分开，也间接说明了儒学要发展，就要做到“反身而诚”不要“曲学阿世”。儒学的发展，不在于在政治上建树，而是在真理上的探索。
西汉末年儒家经历了王莽和刘歆对经典的篡改，到了东汉儒家又经历了党锢，再加上老庄思想的发扬和佛家思想的传入，魏晋南北朝时正统儒家已经式微，而佛老之玄学盛行，但是当时的名士虽然谈佛论道，但推崇的还是儒家，这是三教第一次大规模合流，儒家吸收了佛老的精华，为后来的第二阶段“宋明理学”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魏晋玄学被世道的丧乱一步步推向更加出世的佛学，在隋唐玄学已经被禅学所取代，成为中国主流思想。但是物极必反，禅学太出世，让许多才子高士尽人深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于是儒学在这个时候就地奋起，一扫天下，成为主流，这就是“理学”。
儒家的发展就是这样，不是单调不变的，而是一直在吸收其他学派的精华来完善自身。理学其实是儒释道三家合流的学派，但以儒学为主干。无论是周敦颐还是二程，以及朱熹、陆九渊、张载，他们的学说虽然都糅合了佛老的思想，但不再像玄学一样直接阐述佛老，而是化入儒家，用佛老诠释儒家，而不失儒家的精神。牟宗三也认为儒家本来就有这些道理，只是在对修养境界上的描述不如佛老。理学就是用佛老的境界来诠释儒学的原道，并吸收佛老的主张，这便是“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
后来理学又发展出另一支影响力极大的派别，就是“王陆心学”。西方有的哲学家认为儒家注重形而下的哲学，不像西方哲学那样注重对本体的研究与阐释。这是因为西方不了解儒学，心学就是对儒家“本体观”的发扬。王阳明将心学推向了巅峰，他袭用了理学“体用一源”（程颐）和“心情统性情”（张载）的观念，并融合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了阳明学。
宣扬心就是理，其实也就反对了纲常才是不可撼动的理。这是儒学划时代的意义，是一种极大的转变，把“儒学”事功上的作用转移到教化上来，讲儒学的士大夫主体拓展到民间，而理学、心学的大部分学者，也正是从民间来的。
但是明朝的突然灭亡，和清朝大兴文字狱，让忽然勃起的理学遭到沉重打击，转而让考据学成为主流。明亡后，儒家大讲“经世致用”，其本意到后来就丧失了，变成了纯粹的考据训诂，虽然清朝的考据学比每一代都强，但真正的儒学实际上是没落了。
“经世致用”可以说是儒学最后的挣扎，因为皇权专制一步步达到顶峰，儒家的思想一步步被压抑，这一主旨自然是为了反抗禁锢思想和为了复兴儒学。李贽“怪异”的言论，揭开了第一个反皇权专制的高峰。他对封建的男尊女卑、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主张不迷信孔子，说：“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 （《焚书•答周柳塘》) 。实际上是变相维护了儒家，要让真理高于权力。后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延续了这些思想，更加猛烈地批判专制，呼吁真理。（同盟会革命的早期，其宣传资料就是《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两篇。）随着文字狱的兴盛，儒家最后的反抗也被扼杀，真正的儒家思想没落了。
从儒家发展的轨迹就可以看出，儒学的发展一直没有能做到中庸，所以越来越式微。最初儒家为了结束乱世，重建礼乐，所以十分注重“外王”的用，而忽视了“内圣”体的探究和修养，汉儒更是将用推向了高峰。叔孙通制礼乐和董仲舒制政论，都偏重于用，而忽视了儒学内在精神。然后世道一变，儒学又开始偏向体的涵养，而忽视了用，这就造成了魏晋清谈的弊病。虽然宋明理学将儒学再次发扬，但专制体制又严重压抑了理学的发展。官方强行将儒学解释为纲常之学，导致了儒学的衰败。
从牟宗三三大时期的划分和儒家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儒学的兴衰，和官方的关系有极其密切联系，凡儒学臣服于政治的时代，儒学的发展就极其衰微。而这正验证了《中庸》的“不诚无物”，儒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诚”。
反思儒家在现代的发展
华夏文明和印度文明合流成了东方文明，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合流成了西方文明，而现代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时期。
这样的时期，要么兼容并蓄，让传统文明大放光彩，要么就随着碰撞而使传统文明衰落。很不幸的是，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传统文明的衰落。但衰落的原因除了碰撞，更重要的是我们失去了“文化本位”，当我们开始用西方哲学的前提来认识儒家的时候，儒学的精义遍是在一步步丧失。
从上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开始试图重建新的国民精神，可惜都失败了，到现在我们的国民精神一步步衰落，并没有出现文明的再一次光辉。
随着传统文化的没落，全盘西化其实已经成了一个正在上演的事实。但西方的文明真的可以取代东方文明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也是如此。然而借鉴西方文明不能彻底，而自己的文明又丧失殆尽，我们该怎么办?是生存还是毁灭？
答案是走回去，但不是走老路，而是结合时代开创文明。
我们虽然面临着破坏了旧道德而新道德又未曾建立起的混乱时代，但儒家对于社会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从哲学上，熊十力构建了儒学的新体系，他宣扬“体用不二”，把佛家的唯识学与儒家结合，解决了本体和用的关系。他认为本体是“乾元性海”，而万物都是本体的用。这一新的框架，是对“内圣外王”的综合，对后世儒学的发展具有指导作用。
而梁漱溟提出一种“直觉观”，他认为“完全听凭直觉活动自然，他能不失规矩，就谓之合天理”。梁漱溟继承了心学的传统，他的直觉就是王阳明的良知，要顺应良知而动，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论。梁漱溟在《讲孔孟》中讲到：“所谓心本来是我们生活里面的总机关；一方面是集中的，一方面是往外发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作主的地方。但是，平常所谓心，不只是真正的心在那里作主，还有别的心在那里作主，即是说不只是主宰的心，还有他的工具。我们平常问你心里怎样，你想什么，照旧心理学之说，则以为心是知、情、意所组成；而新心理学则分为无数现象或原素。要之，他们所谓心，都包括工具在里面，却不是真正主宰那一点。”
也就是说我们做事不是纯粹性地由知、情、意支配，而是由真正主宰自身的“本性”支配。
良知即是本性，就是孔子说的“性本善”的性。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人皆有之的，这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为这是本来具有，不学而得的，人与人之间是没有差别的，所以根据人心最根本的本性来做人做事，才最符合规律。这就是孔子的仁，“仁者，爱人”，因为爱是人人都有的，爱自己也能爱别人，自然世界就太平了，这就是“忠恕”之道。
钱穆在《人生十论》中将人的人生取向分为三类：一是极度内向的，比如佛教；二是极度外向的，比如现在的资本主义；第三就是物我交融的中庸之道，那就是儒家。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圣人之性，不可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他认为孟子的性善是说的圣人，而荀子的性恶是说斗筲，但是毕竟上智和下愚都是少数，可善可恶的中人才是大多数。
正因为中人是大多数，所以历史的发展不能纯粹讲求物质文明，也不能完全讲精神文明，要物我交融，正说明了儒家是适合历史发展的。
丰子恺将人生分为三种：力量最小的追求物质，力量有余的追求文化，力量最高的追求宗教。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其实并不是最高，反而是最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哲学家林木大拙都断言，能拯救未来社会的是儒家，而不是资本主义。
结语
钱文忠提出：“科技求创新，人文重传承。”
在西方文明强大的冲击下，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我们已经与传统文化产生隔膜，文章服饰都已经不再从前，但核心的价值观不能鄙弃，因为那是人类共同的财产。
学习传统文化，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能出将入相，安邦定国，而是让我们找回自己。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种情况依然没有变化，反而愈演愈烈。当我们总是根据外物的得失来悲喜，根据别人的认同来欢愁的时候，我们可曾想过，自己在那里？
我们创造了文明，却迷失了自己。
牟宗三说：“孔子讲仁，就是要指点一个真实的道德生命。”或许这才是儒学真正的意义吧，内圣外王都只是附属品，儒家真正要做的，是还原一个真实的人生，指点迷茫的人，好好的生活。
儒学，是一门生活的学问，她告诉我们做一个怎样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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