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人失去联系——《打工女孩》
张彤禾和东莞打工女孩,这两个关键词加在一起,就有足够的亮点了。张彤禾的名字可能并没有太多人熟悉,但提起她丈夫何伟,写中国三部曲的那个何伟,估计大多数读者都会和我一样,先入为主地对这本书充满了期待。
尽管不想马上下论调,但这本《打工女孩》,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看,实在有些名不副实。张彤禾是华裔,出生在美国接受的西方教育,毕业于哈佛大学,曾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货真价实的香蕉人。她懂中文,但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比何伟多占什么优势,最多只是她的黄皮肤不容易第一时间引起太多的关注,有助于她得到观察对象的信任。从书里的感觉来看,这背景,反倒是让她的身份界定显得更摇摆不定、暧昧不清。
作者是女性,于是很自然地把东莞的打工女孩作为观察和书写对象,也因此轻易地将自己和女孩同样的女性身份混为一体了。在开头张彤禾就这么写道:一旦对抗,所有的一切立刻变成蛮力的较量,而女人总是会输。我有钱,有了钱我能买到舒适和安全。她们没有。她的意图很清楚,实地找出几个有代表性的样本,观察,写作,跟新闻报道一样的目的明确。
《打工女孩》的整体构成似曾相识,是何伟也惯用的两条平行线索的写作法,就像《甲骨文》和《寻路中国》那样。这种方式没有什么不好,差别在于观看。《甲骨文》里说到,如果一个人相信他站在中心,那扩散在他眼中是必然的;但如果从一个外面一步步走进去,一个文化看起来将是截然不同的。何伟是地道的美国人,虽然在中国呆了那么多年,也混成中国通了,但他知道应该把自己摆在局外人的立场,明确这一点在非虚构的写作中很重要。张彤禾的华裔身份,让她自然而然地将自己放在所观察社会的边缘,半只脚迈进去,半个身子却在外边,这刻意拉近的距离和刻意的隔膜,常常显得混乱。
她写交友俱乐部的相亲照片,“女人穿蕾丝裙和高跟鞋,在公园里摆姿势,或者身处人工湖中央的石块上,仿佛等待救援的少女;男人则身穿西服站在山坡上,无论男女都会站在豪华小区前面照相,可他们根本不可能住在这种小区。”她写在敏家乡遇到的前男友胡涛,“穿灰色斜纹外套,黑色尖头鞋,神情紧张,看起来像是黑帮的试用成员。”嘲讽是轻而易举的,像是看一场不合时宜的可笑戏剧,作者可以用假装幽默的笔法来描述这些情景,就好像比尔•布莱森写欧洲游记时极尽所能的吐槽。再看这一段,“完美分享会的销售人员演讲,远胜他们国家的最高领袖,在每年一度现场直播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们看起来就像蜡像,从博物馆里用滚车轮推着进场。”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个相当有想象力的比喻,读到这里我脑海里立刻出现了许多蜡像的具体脸孔,可是在一部纪实作品中,多次出现这样与主题不相关的嘲讽,总让人觉得逻辑不是那么的对头。
假如张彤禾只打算写一本中国见闻,那这本书不失为有趣的观察性游记,尽管里面一直在重复一些武断的论调,如“农村的生活方式就是什么都不会扔掉。”“这就是东莞的短线心态:为了省几分钱,不惜和一些人永远失去联系。” “这世界上没人能比中国的旅客更快地生产垃圾。”她花了好几年时间去了解这些女孩的故事,但最后她所能肯定的唯一一点,就是在一开始就提出的,“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人失去联系。”
在读《打工女孩》的过程中,我忍不住去回想何伟的中国三部曲,尤其是有着相似工厂情节的《寻路中国》。我在想,这之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何伟笔下的幽默更接近天真,他是用细腻的批判性眼光在说话,为的是提出更深层的问题;张彤禾的幽默近似于嘲笑,包括许多与主题不太相关的内容,带着优越心态的,尤其是对人物的穿着打扮赋予过多的解读。里面还有一些故作聪明的推断,比如“这是春运列车总是如此拥挤的另一个原因:没有农民工不带礼物回家的。”这好比是我们跑到印度去旅行,回来写了一篇文章吐槽印度的奇葩,挂火车、随地上厕所、一个比一个高明的骗子,但始终只是描述了所有的现象,而丝毫没碰触到问题的根本。看完整本书,最让我觉得作者说得恰到好处的话却是这一句:没有介绍,没有寒暄,只是一支烟——这就是中国男性世界里通用的名片和货币。
一个在海外生长的华裔总是会有些不同寻常的家族故事,张彤禾也一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可能造成她对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总是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在后序里,作者坦承,主人公之一春明的故事,是朝着和自己预想不同的方向发展的。本来她以为,春明的故事会停留在卖掉工厂,追求自己的梦想去专心学英文上面。这是在精明无情的社会里,一个坚持寻找浪漫的打工女孩的最好结局。可是事与愿违,春明回到了起点,转了一圈。而对纪实作者来说,你无法像小说一样去篡改情节,你必须诚实地记述,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残酷现实的一种。
《打工女孩》虽然有种种问题,但仍不失为了解东莞打工女孩的一个很好的文本。比起报道中的群像化,敏和春明这两个典型,至少传达了她们对个体和自由的意念、她们的爱与恨。也许下一本书里,张彤禾会用更让人深思也读起来更舒服的笔调写下中国乡村与城市的故事,就像她对丈夫何伟说的,“谢谢你指给我生活和写作的可能。每个作家都该有个像你这样的读者。”
尽管不想马上下论调,但这本《打工女孩》,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看,实在有些名不副实。张彤禾是华裔,出生在美国接受的西方教育,毕业于哈佛大学,曾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货真价实的香蕉人。她懂中文,但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比何伟多占什么优势,最多只是她的黄皮肤不容易第一时间引起太多的关注,有助于她得到观察对象的信任。从书里的感觉来看,这背景,反倒是让她的身份界定显得更摇摆不定、暧昧不清。
作者是女性,于是很自然地把东莞的打工女孩作为观察和书写对象,也因此轻易地将自己和女孩同样的女性身份混为一体了。在开头张彤禾就这么写道:一旦对抗,所有的一切立刻变成蛮力的较量,而女人总是会输。我有钱,有了钱我能买到舒适和安全。她们没有。她的意图很清楚,实地找出几个有代表性的样本,观察,写作,跟新闻报道一样的目的明确。
《打工女孩》的整体构成似曾相识,是何伟也惯用的两条平行线索的写作法,就像《甲骨文》和《寻路中国》那样。这种方式没有什么不好,差别在于观看。《甲骨文》里说到,如果一个人相信他站在中心,那扩散在他眼中是必然的;但如果从一个外面一步步走进去,一个文化看起来将是截然不同的。何伟是地道的美国人,虽然在中国呆了那么多年,也混成中国通了,但他知道应该把自己摆在局外人的立场,明确这一点在非虚构的写作中很重要。张彤禾的华裔身份,让她自然而然地将自己放在所观察社会的边缘,半只脚迈进去,半个身子却在外边,这刻意拉近的距离和刻意的隔膜,常常显得混乱。
她写交友俱乐部的相亲照片,“女人穿蕾丝裙和高跟鞋,在公园里摆姿势,或者身处人工湖中央的石块上,仿佛等待救援的少女;男人则身穿西服站在山坡上,无论男女都会站在豪华小区前面照相,可他们根本不可能住在这种小区。”她写在敏家乡遇到的前男友胡涛,“穿灰色斜纹外套,黑色尖头鞋,神情紧张,看起来像是黑帮的试用成员。”嘲讽是轻而易举的,像是看一场不合时宜的可笑戏剧,作者可以用假装幽默的笔法来描述这些情景,就好像比尔•布莱森写欧洲游记时极尽所能的吐槽。再看这一段,“完美分享会的销售人员演讲,远胜他们国家的最高领袖,在每年一度现场直播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们看起来就像蜡像,从博物馆里用滚车轮推着进场。”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个相当有想象力的比喻,读到这里我脑海里立刻出现了许多蜡像的具体脸孔,可是在一部纪实作品中,多次出现这样与主题不相关的嘲讽,总让人觉得逻辑不是那么的对头。
假如张彤禾只打算写一本中国见闻,那这本书不失为有趣的观察性游记,尽管里面一直在重复一些武断的论调,如“农村的生活方式就是什么都不会扔掉。”“这就是东莞的短线心态:为了省几分钱,不惜和一些人永远失去联系。” “这世界上没人能比中国的旅客更快地生产垃圾。”她花了好几年时间去了解这些女孩的故事,但最后她所能肯定的唯一一点,就是在一开始就提出的,“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人失去联系。”
在读《打工女孩》的过程中,我忍不住去回想何伟的中国三部曲,尤其是有着相似工厂情节的《寻路中国》。我在想,这之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何伟笔下的幽默更接近天真,他是用细腻的批判性眼光在说话,为的是提出更深层的问题;张彤禾的幽默近似于嘲笑,包括许多与主题不太相关的内容,带着优越心态的,尤其是对人物的穿着打扮赋予过多的解读。里面还有一些故作聪明的推断,比如“这是春运列车总是如此拥挤的另一个原因:没有农民工不带礼物回家的。”这好比是我们跑到印度去旅行,回来写了一篇文章吐槽印度的奇葩,挂火车、随地上厕所、一个比一个高明的骗子,但始终只是描述了所有的现象,而丝毫没碰触到问题的根本。看完整本书,最让我觉得作者说得恰到好处的话却是这一句:没有介绍,没有寒暄,只是一支烟——这就是中国男性世界里通用的名片和货币。
一个在海外生长的华裔总是会有些不同寻常的家族故事,张彤禾也一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可能造成她对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总是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在后序里,作者坦承,主人公之一春明的故事,是朝着和自己预想不同的方向发展的。本来她以为,春明的故事会停留在卖掉工厂,追求自己的梦想去专心学英文上面。这是在精明无情的社会里,一个坚持寻找浪漫的打工女孩的最好结局。可是事与愿违,春明回到了起点,转了一圈。而对纪实作者来说,你无法像小说一样去篡改情节,你必须诚实地记述,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残酷现实的一种。
《打工女孩》虽然有种种问题,但仍不失为了解东莞打工女孩的一个很好的文本。比起报道中的群像化,敏和春明这两个典型,至少传达了她们对个体和自由的意念、她们的爱与恨。也许下一本书里,张彤禾会用更让人深思也读起来更舒服的笔调写下中国乡村与城市的故事,就像她对丈夫何伟说的,“谢谢你指给我生活和写作的可能。每个作家都该有个像你这样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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