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一块大洋能买什么？
民国人见过的钱，可比咱们现代人见过的钱多得多。
说民国人见的钱多，不是指他们富有，而是指他们见过的钱的种类非常多。
身为现代人，除了人民币，还能见到美元、英镑、欧元、港币、马克、卢布、新台币、越南盾……但是再见多识广的现代人，充其量只能见到十几种或者几十种钱。而在民国，根本不用出国，就能见到上百种钱。
以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人为例，他们能见到印着袁世凯头像的银元“袁大头”，能见到印着孙中山头像的银元“孙大头’，能见到印着老鹰和蛇的墨西哥银元“鹰洋”、印着不列颠女神的英国银元“站洋”，以及写着“光绪元宝”字样的清末银元“龙洋”，甚至还能见到两广地区铸造的面值为两角或者一角的银元“毫洋”，还有四川军政府铸造的面值为一元的银元“厂洋”。除了这些白里透亮叮当作响的银元，在大宗交易如房地产买卖中还能见到五十两一锭或者十两一锭的元宝，在日用品买卖等小额交易中又能见到大量的铜钱。铜钱又分很多种，有康熙通宝和乾隆通宝，有嘉庆通宝和同治通宝，有面值一文的制钱，也有面值十文和五十文的“大子儿”。银元、元宝和铜钱都是金属货币，除了这些金属货币，还能见到纸质货币，例如各大钱庄发行的钱票、各大银号发行的银票、南方国民政府发行的“毫洋劵”、北方北洋政府发行的“大洋劵”、交通银行发行的“中交票”、农民银行发行的“新钞劵”、日本正金银行发行的“正金票”、香港汇丰银行发行的“汇丰票”……再加上当时军阀割据、诸侯林立，几乎每个省都有自己发行的一套货币，从全国各地流入北京的纸币就有几十种！
由此可见，民国时代的货币体系实在太混乱了，那时候的货币种类实在是太繁杂了。但不管多么混乱和繁杂，像“袁大头”、“孙大头”、“龙洋”和“鹰洋”这四种银元，还是可以在种种货币中脱颖而出，可以被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居民所认可，而且不管后来纸币发行量有多大，它们的购买力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动，至始至终都是很“值钱”的货币，至始至终都被买家和卖家所欢迎。
在民国，这四种银元被亲切地称作“大洋”。大洋的种类有别，造型各异，但是重量都在0.72两(晚清的两，每两37克)左右，含银量都在0.65两左右，所以购买力也大体一致，在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地方，拿一枚“袁大头”去买东西，跟用一枚“龙洋”或者一枚“鹰洋”所能买到的东西并没有区别。
那么好，一块大洋在民国时期都能买到哪些东西呢?
1912年的北京，一块大洋能买60斤普通大米(孟天培、甘博《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北京大学出版部1926年版)，也可以供6个人去东来顺吃一顿羊肉火锅(据《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914年的上海，一块大洋能买44斤大米，也可以供5个人去中档的西餐厅吃一顿西餐(据香港名医陈存仁回忆录《银元时代生活史》)。
1931年春天的广州近郊，一块大洋能买25斤大米或者20斤豆角(玉昆《广州近郊的生活》，收录于《农村生活丛谈》，申报馆1937年版)。1937年夏天的成都市区，一块大洋能买16斤大米，或者17斤面粉，或者5斤大肉，或者40个鸡蛋，或者45斤大葱，或者47斤包菜，或者5斤白糖(魏树东《成都地价与房租之研究》下编表)(《成都市二十七年六月及七月出售物价表》，收录于《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77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77年影印版)。
从地域上看，上海、广州等城市的粮价较高，大洋的购买力相对低一些，比如说鲁迅在北京定居时，一块大洋能买五六十斤大米，后来去了上海，一块大洋只能买20斤大米(据鲁迅日记)。
从时间上看，粮食价格越到后来越贵，大洋的购买力也就跟着越来越低。例如同样在北京，1915年一块大洋能买20斤面粉，到了1925年，就只能买12斤面粉了(据孟天培、甘博的调查报告《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
虽然大洋的购买力随着地域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终归属于“值钱”的硬通货，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地点，不管是谁，只要几十块大洋花出去，一定能买到一大堆好东西。以五四时期曾经跟鲁迅齐名的反礼教斗士吴虞为例，他有妻有妾，有几个女儿，有四个仆人和一个老妈子，一家十几口人，在成都市区过小康生活，一个月下来全家买肉买菜只花22块大洋就够了(据吴虞1914年6月20号日记)。后来他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做教授，请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钱稻孙等同事吃饭，在王府井大街东华饭店大摆宴席，鱼翅、鲍鱼等名贵菜品应有尽有，一顿饭也只花了25块大洋(据吴虞1922年2月26号日记)。再后来吴虞去上海旅游，晚上入住英租界最豪华的酒店“远东饭店”，要了一所高档套房，每天房费才5块大洋(据吴虞1924年6月24号日记)。
民国前期，北大的教授生活优裕，家家都雇听差、雇保姆，甚至还雇厨子、雇车夫，全部算下来，一个月无非只要花上30块大洋的工钱(仍据吴虞日记)。鲁迅在北京阜成门西三条胡同买下第二所四合院以后，把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都接过去住，并雇了三个老妈子侍候她们，每个老妈子除管吃管住以外，每个月的工钱只花两块大洋(详见拙著《民国房地产战争》第三章，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这说明大洋的购买力确实很强，也说明那时候老妈子的收入确实很低。
说民国人见的钱多，不是指他们富有，而是指他们见过的钱的种类非常多。
身为现代人，除了人民币，还能见到美元、英镑、欧元、港币、马克、卢布、新台币、越南盾……但是再见多识广的现代人，充其量只能见到十几种或者几十种钱。而在民国，根本不用出国，就能见到上百种钱。
以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人为例，他们能见到印着袁世凯头像的银元“袁大头”，能见到印着孙中山头像的银元“孙大头’，能见到印着老鹰和蛇的墨西哥银元“鹰洋”、印着不列颠女神的英国银元“站洋”，以及写着“光绪元宝”字样的清末银元“龙洋”，甚至还能见到两广地区铸造的面值为两角或者一角的银元“毫洋”，还有四川军政府铸造的面值为一元的银元“厂洋”。除了这些白里透亮叮当作响的银元，在大宗交易如房地产买卖中还能见到五十两一锭或者十两一锭的元宝，在日用品买卖等小额交易中又能见到大量的铜钱。铜钱又分很多种，有康熙通宝和乾隆通宝，有嘉庆通宝和同治通宝，有面值一文的制钱，也有面值十文和五十文的“大子儿”。银元、元宝和铜钱都是金属货币，除了这些金属货币，还能见到纸质货币，例如各大钱庄发行的钱票、各大银号发行的银票、南方国民政府发行的“毫洋劵”、北方北洋政府发行的“大洋劵”、交通银行发行的“中交票”、农民银行发行的“新钞劵”、日本正金银行发行的“正金票”、香港汇丰银行发行的“汇丰票”……再加上当时军阀割据、诸侯林立，几乎每个省都有自己发行的一套货币，从全国各地流入北京的纸币就有几十种！
由此可见，民国时代的货币体系实在太混乱了，那时候的货币种类实在是太繁杂了。但不管多么混乱和繁杂，像“袁大头”、“孙大头”、“龙洋”和“鹰洋”这四种银元，还是可以在种种货币中脱颖而出，可以被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居民所认可，而且不管后来纸币发行量有多大，它们的购买力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动，至始至终都是很“值钱”的货币，至始至终都被买家和卖家所欢迎。
在民国，这四种银元被亲切地称作“大洋”。大洋的种类有别，造型各异，但是重量都在0.72两(晚清的两，每两37克)左右，含银量都在0.65两左右，所以购买力也大体一致，在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地方，拿一枚“袁大头”去买东西，跟用一枚“龙洋”或者一枚“鹰洋”所能买到的东西并没有区别。
那么好，一块大洋在民国时期都能买到哪些东西呢?
1912年的北京，一块大洋能买60斤普通大米(孟天培、甘博《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北京大学出版部1926年版)，也可以供6个人去东来顺吃一顿羊肉火锅(据《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914年的上海，一块大洋能买44斤大米，也可以供5个人去中档的西餐厅吃一顿西餐(据香港名医陈存仁回忆录《银元时代生活史》)。
1931年春天的广州近郊，一块大洋能买25斤大米或者20斤豆角(玉昆《广州近郊的生活》，收录于《农村生活丛谈》，申报馆1937年版)。1937年夏天的成都市区，一块大洋能买16斤大米，或者17斤面粉，或者5斤大肉，或者40个鸡蛋，或者45斤大葱，或者47斤包菜，或者5斤白糖(魏树东《成都地价与房租之研究》下编表)(《成都市二十七年六月及七月出售物价表》，收录于《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77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77年影印版)。
从地域上看，上海、广州等城市的粮价较高，大洋的购买力相对低一些，比如说鲁迅在北京定居时，一块大洋能买五六十斤大米，后来去了上海，一块大洋只能买20斤大米(据鲁迅日记)。
从时间上看，粮食价格越到后来越贵，大洋的购买力也就跟着越来越低。例如同样在北京，1915年一块大洋能买20斤面粉，到了1925年，就只能买12斤面粉了(据孟天培、甘博的调查报告《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
虽然大洋的购买力随着地域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终归属于“值钱”的硬通货，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地点，不管是谁，只要几十块大洋花出去，一定能买到一大堆好东西。以五四时期曾经跟鲁迅齐名的反礼教斗士吴虞为例，他有妻有妾，有几个女儿，有四个仆人和一个老妈子，一家十几口人，在成都市区过小康生活，一个月下来全家买肉买菜只花22块大洋就够了(据吴虞1914年6月20号日记)。后来他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做教授，请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钱稻孙等同事吃饭，在王府井大街东华饭店大摆宴席，鱼翅、鲍鱼等名贵菜品应有尽有，一顿饭也只花了25块大洋(据吴虞1922年2月26号日记)。再后来吴虞去上海旅游，晚上入住英租界最豪华的酒店“远东饭店”，要了一所高档套房，每天房费才5块大洋(据吴虞1924年6月24号日记)。
民国前期，北大的教授生活优裕，家家都雇听差、雇保姆，甚至还雇厨子、雇车夫，全部算下来，一个月无非只要花上30块大洋的工钱(仍据吴虞日记)。鲁迅在北京阜成门西三条胡同买下第二所四合院以后，把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都接过去住，并雇了三个老妈子侍候她们，每个老妈子除管吃管住以外，每个月的工钱只花两块大洋(详见拙著《民国房地产战争》第三章，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这说明大洋的购买力确实很强，也说明那时候老妈子的收入确实很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