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的贪欲恰如毒瘾
山姆·波尔克(Sam Polk)是前对冲基金交易员，也是非营利组织Groceryships的创始人。
在华尔街的最后一年，我的奖金是360万美元（约合2100万元人民币）——我相当气愤，因为这实在不够多。我30岁，没有孩子要抚养，没有债要还，没想过做慈善。我想要更多的钱，这就和一个酒鬼还想再来一杯的理由如出一辙，那就是我上瘾了。
早在八年前，我就步入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简称CSFB），开始了我的暑期实习生涯。我知道自己想要变得富有，然而，当我开始为此努力时，我对财富的意义有了不一样的理解。我是在读了《说谎者的扑克牌》(Liar’s Poker)这本书后来到华尔街的，书中描述了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是如何仅仅凭借交易大厅里的两年打拼，就挣得了22.5万美元的奖金。这看起来是一大笔钱。每年的1月和2月，我都会想起那段日子，因为这是决定和分发奖金的日子，是挣大钱的日子。
我从父亲那里了解到了成为富人的重要性。他是当代的威利·罗曼(Willy Loman)，是一名有着远大梦想却似乎从未将其变为现实的销售员。他说，“想想当我赚到100万美元时，生活会是什么样儿。”他梦想着能卖电影剧本，可是现实里，他在卖橱柜。而且生意不怎么样。我们不时要靠母亲做执业护理师的收入勉强度日。
父亲相信，钱能解决他所有的问题。22岁时，我也这么认为了。当我第一次走进交易大厅，看着闪闪发亮的平板电视、高科技的电脑显示器和布满拨号键和各式按钮、看上去就像战斗机驾驶舱的那种电话时，我就知道，我这辈子究竟想要做什么了。那场景就好像交易员正在太空船里玩电子游戏；如果你能赢得这场游戏，你就会变成我最渴望变成的人——富人。
我能进入华尔街完全就是个奇迹。当我还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摔跤运动员时，就争强好胜、野心勃勃，我每天都喝酒、吸大麻，还定期吸食可卡因、利他林和摇头丸。我有自毁倾向，这导致了我因为盗窃被哥伦比亚大学暂停了学业，我还因为和人打架被捕过两次，因为同样理由被一家互联网公司给开除过。我从父亲那里了解了愤怒。我依然能回想起他冲向我时，那张通红、扭曲的脸。我在简历里抹去了自己的过失，靠谎言获得了CSFB的实习职位，我下定决心，不能错失这个似乎是我最后一次机会的机会。唯一一件和实习职位同等重要的大事是我的女友，她是哥伦比亚大学排球队的新人。不过，即使在和她恋爱时，假如喝醉了，有时我也会和别的女人搞在一起。
我实习开始三周后，她明智地甩了我。她说，我不喜欢你变成这个样子。我无法埋怨她，可是我悲痛欲绝，都没法起床了。在绝望之中，我给一位之前曾不情愿地见过数面的辅导员打了电话，向她求助。
她使我明白了，我在利用酒精和毒品来削弱我孩提时的无力感，她建议我放弃这些东西。我由此开始了一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日子。由于生活里没了酒精和毒品，我感觉就像自己的胸膛被剖开了，心都被暴露在外。辅导员说，我滥用毒品和酒精，这只是一个深层问题的表象——她说这是一种“精神痼疾”。CSFB没给我提供全职工作，我心烦意乱地回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最后一年的学业。
毕业后，我给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一名执行董事连续不断地连打了三周的电话，蒙他开恩，给了我这个毛头小子一个机会，我在那里谋得了一份工作。经过一年的冷静沉淀，我变得头脑清晰、目光敏锐、工作卖力。第一年工作结束时，我激动地收到了4万美元的奖金。生平第一次，我不需要在取钱之前查自己的余额。不过一周后，一名只比我入行早四年的交易员被CSFB挖走时，拿到了90万美元。这笔钱相当于我奖金的22倍，一开始，我是既妒忌又惊讶，然而一想到这个行业能挣这么多的钱，我就变得兴奋不已。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像疯子一样地工作，开始在华尔街的梯队里青云直上。我成了一名债券和信用违约掉期交易员，这是业内最挣钱的职位之一。我在美国银行工作了仅仅四年后，花旗银行(Citibank)给我提供了“1.75X2”的职位，意思是我将在两年里获得每年175万美元的酬劳，我靠着这个升了职。我开始和一名美丽的金发美女约会，在邦德街租了一间带阁楼的公寓，月租金为6000美元。
我感觉自己太了不起了。在25岁的年纪，我只要抓起电话，跟我的经纪人之一打个招呼，就可以去曼哈顿的任何一家餐厅——比如Per Se和Le Bernardin——就餐，这些经纪人用不封顶的娱乐款项来讨好交易员。我只需向经纪人暗示一下，自己或许对尼克斯队(Knicks)对湖人队(Lakers)的比赛感兴趣，就能坐在现场的第二排。其中的满足感不仅和钱有关，还和权力有关。因为我如此聪明、如此成功，所以，理应由别人来讨我开心。
然而，我依然受到妒忌的困扰。在交易台前，从实习生到执行董事的所有人都坐在一起。当你旁边的人挣了1000万美元，100万或者200万美元看起来就不那么诱人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对自己的进步感到兴奋。
我的辅导员没有分享我的喜悦。她说，我也许在用金钱使自己感到强大，就像我用毒品和酒精这么做一样，还说也许精力集中在医治我的内伤，而不是积攒更多的钱上，也许会对我有益。“内伤”？我想这个说法也许有点扯远了，于是我到一家对冲基金公司上班去了。
现在，我和亿万富翁一起并肩共事，我成了一个精力充沛、贪婪无比的家伙。我会琢磨，假使我的同事愿意的话，他们会如何买下密克罗尼西亚，或者成为纽约市的市长。他们不仅是有钱而已；他们还有权——那是超出在Le Bernardin订到一张桌子的权力。参议员们会到这些富翁的办公室去。他们是皇族。
我想挣到10亿美元。仅仅过了五年我就会这么想，这是让人惊讶的。从拿到第一笔4万美元奖金时的兴奋，已经到了我在对冲基金工作第二年时“仅仅”拿到150万美元时的失望了。
不过最终，其实是我那些富得离谱的老板们，帮我看到了无尽财富的局限。我当时正在和他们中的一人及其他几名交易员开会，他们在谈论新的对冲基金规定。几乎华尔街的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主意。我问道，“可是总的来说，它对这个系统更有好处，不是吗？”整个房间都安静下来，我的老板严厉地白了我一眼。我记得他说，“我的脑力不足以让我从整体层面思考这个系统。我关心的只是，新规则会怎样影响我们的公司。”
我的感觉就像是肚子上挨了一拳。他已经那么有钱，还在担心自己损失钱财。
从那一刻起，我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华尔街。我注意到了金融危机之后，交易员因为政府限制奖金发放，对政府进行了尖酸的批评。每当提到加税，我能从他们的语调里听出愤懑之情。这些交易员对威胁他们奖金的任何事或任何人都不假辞色。你有没有见过吸毒者毒品用尽时的样子？他会用尽一切手段——比如冒雪走上20英里，抢老奶奶的钱——就为了能来上一针。华尔街就和吸毒者的情况一样。在发放奖金前的几个月里，交易大厅开始让人感觉就像《火线》(The Wire)里没有了海洛因的街区一样。
我总是满怀妒忌地看着那些比我赚得多的人；现在，我第一次为他们、为我自己感到羞愧。我一年挣的钱比我母亲一辈子挣的钱还多。我知道这不公平；这不对。是的，我思维敏捷、长于计算。我有市场欢迎的那种才华。然而，到了最后，我并未真正地干过任何事。我是一名衍生产品交易员，对我来说，如果信用衍生品不复存在，这个世界几乎不会有任何变化。跟执业护理师差远了。以前觉得很平常的事情，现在看来是极为扭曲的。
我最近拜读了泰勒·布兰奇(Taylor Branch)写牧师小马丁·路德·金博士(Rev.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和民权运动的三卷本著作，“自由乘车者”(Freedom Riders)从大巴上下来，走进愤怒的暴民中的场景，深深地印入了我了脑海。我对自己说，如果我活在上世纪60年代，我也会在那辆车上。
但我其实是在骗自己。世上的不平事有的是——极端贫困、监狱人口膨胀、性侵事件泛滥、肥胖危机。我不仅没在帮助解决这其中的任何问题，而且还在从中牟利。2008年市场崩盘时，通过卖空高风险公司的衍生品，我赚了一大笔钱。全世界都在破产，我却在赚钱。我眼看着危机一步步逼近，却没有帮助可能受到最大打击的人们——那些银行账户里没有100万美元的人——我还利用危机赚钱。我女朋友几年前对我说，我不喜欢现在的你。她说对了，她一直都是对的。只不过现在，我也不喜欢那时的我了。
已故的社会学家、剧作家菲利普·斯莱特(Philip Slater)在1980年的一本书中描述了对财富上瘾的症状，但是上瘾的研究者们很少关注这个概念。就像醉酒驾车的嗜酒者一样，财瘾患者对所有人都是一种危害。与其他人相比，财瘾患者尤其应该为目前出现的裂痕负责。这种裂痕正不断扩大，让我们曾经伟大的国家陷入分裂。对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巨大而有害的鸿沟，以及中产阶级的毁灭，财瘾者也应该负责。只有对财富上瘾的人才会觉得1400万美元的工资合情合理——包括850万美元的奖金——这是麦当劳的首席执行官唐·汤普森(Don Thompson)在2012年拿到的数目，当时他的公司为员工印制了一本手册，告诉他们如何靠低工资生存下去。只有对财富上瘾的对冲基金经理才会怀揣数亿美元的收入，然后为了让一个税法漏洞继续存在而到处游说，因为这个漏洞让他需要缴纳的税率低于他的秘书。
尽管经历了彻悟，但离开这一切仍非易事。一想到钱越花越少，还有要放弃未来的奖金，我就感到害怕。我最害怕的是，五到10年之后，我会因为放弃了一个成为真正的重要人物的机会而懊悔不已。人们都觉得离开的想法是发疯，这愈发让我难以下定决心。2010年，我已经逐渐减轻的财瘾最后发作了一次，我要求获得800万美元的奖金，而不是360万美元。我的老板说，如果我再留下来工作几年，他们会提高我的奖金。但我还是离开了。
第一年真的很难。我只能用“戒断反应”来形容我的经历——我会半夜惊醒，对缺钱感到恐慌；为了看看哪个前同事升职了，我到处搜索新闻。但慢慢地，情况开始好转——我开始意识到，我的钱已经够用了，如果我需要赚更多钱，我也有这个能力。但是我的财瘾并没有完全消失。有时我还是会买彩票。
在我辞职后的三年里，我结了婚，在监狱和青少年拘留中心进行过戒酒戒毒的演讲，给领养系统里的女孩子们开设了写作课，启动了一个叫做Groceryships的非营利项目，帮助为肥胖症和贪食症所折磨的穷人家庭。我比以前快乐多了。我感到自己好像真正做出了贡献。随着时间的流逝，扭曲感减轻了。我看到了华尔街念的那本经——我们比其他人聪明、勤奋，所以这些钱是我们应得的——背后的真相：对上瘾者的合理化。距离让我明白了我当时体会不到的东西——华尔街是一种有毒的文化，助长了那些不顾一切地想要感到强大的人的自大感。
我是幸运的。吸毒和酗酒的经验让我意识到，自己对财富的追求是一种上瘾。我和咨询师几年来的共同努力，帮助治愈了总是感到受伤和力不从心的那部分自我，所以才有了辞职所需的足够的核心自我意识。
有几十种不同类型的12步互助小组——包括匿名戒除杂乱协会(Clutterers Anonymous)和匿名戒除网瘾协会(On-Line Gamers Anonymous)——正在帮助各种类型的成瘾者，然而目前仍然没有匿名财富成瘾者协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文化鼓励、甚至是赞赏这种瘾。看看任何一个报摊上的杂志封面吧，都是名人和CEO们的醒目头像，超级富豪在我们的文化中是神一般的存在。我希望，我们都能正视这个事实：财瘾之所以能对我们国家产生如此大影响，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总的来说，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很富有，而且认为自己拥有的钱已经“足够了”，此人就不是财瘾患者。在华尔街，根据我的经验，这种“够了”的感觉很少见。一个人整天抱怨自己的工作，但是为了给2000万美元的银行账户中再添200万，他又工作了一年，这就叫上瘾。
我最近收到了一名对冲基金交易员的邮件。他说，尽管每年赚几百万美元，他还是感到压抑和空虚，但却无法鼓足勇气离职。我相信，还有许多这样的人。也许我们可以组成一个团体，共同面对我们的瘾。如果你认同我的文章，但又不愿辞职，那么，至少往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一小步吧。让我们建立一家基金，人人都把年终奖的25%之类的放进去，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笔钱，帮助一些真正需要我们狂热追逐的这些钱的人们。团结起来，我们说不定可以为世界做点真正的贡献。
在华尔街的最后一年，我的奖金是360万美元（约合2100万元人民币）——我相当气愤，因为这实在不够多。我30岁，没有孩子要抚养，没有债要还，没想过做慈善。我想要更多的钱，这就和一个酒鬼还想再来一杯的理由如出一辙，那就是我上瘾了。
早在八年前，我就步入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简称CSFB），开始了我的暑期实习生涯。我知道自己想要变得富有，然而，当我开始为此努力时，我对财富的意义有了不一样的理解。我是在读了《说谎者的扑克牌》(Liar’s Poker)这本书后来到华尔街的，书中描述了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是如何仅仅凭借交易大厅里的两年打拼，就挣得了22.5万美元的奖金。这看起来是一大笔钱。每年的1月和2月，我都会想起那段日子，因为这是决定和分发奖金的日子，是挣大钱的日子。
我从父亲那里了解到了成为富人的重要性。他是当代的威利·罗曼(Willy Loman)，是一名有着远大梦想却似乎从未将其变为现实的销售员。他说，“想想当我赚到100万美元时，生活会是什么样儿。”他梦想着能卖电影剧本，可是现实里，他在卖橱柜。而且生意不怎么样。我们不时要靠母亲做执业护理师的收入勉强度日。
父亲相信，钱能解决他所有的问题。22岁时，我也这么认为了。当我第一次走进交易大厅，看着闪闪发亮的平板电视、高科技的电脑显示器和布满拨号键和各式按钮、看上去就像战斗机驾驶舱的那种电话时，我就知道，我这辈子究竟想要做什么了。那场景就好像交易员正在太空船里玩电子游戏；如果你能赢得这场游戏，你就会变成我最渴望变成的人——富人。
我能进入华尔街完全就是个奇迹。当我还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摔跤运动员时，就争强好胜、野心勃勃，我每天都喝酒、吸大麻，还定期吸食可卡因、利他林和摇头丸。我有自毁倾向，这导致了我因为盗窃被哥伦比亚大学暂停了学业，我还因为和人打架被捕过两次，因为同样理由被一家互联网公司给开除过。我从父亲那里了解了愤怒。我依然能回想起他冲向我时，那张通红、扭曲的脸。我在简历里抹去了自己的过失，靠谎言获得了CSFB的实习职位，我下定决心，不能错失这个似乎是我最后一次机会的机会。唯一一件和实习职位同等重要的大事是我的女友，她是哥伦比亚大学排球队的新人。不过，即使在和她恋爱时，假如喝醉了，有时我也会和别的女人搞在一起。
我实习开始三周后，她明智地甩了我。她说，我不喜欢你变成这个样子。我无法埋怨她，可是我悲痛欲绝，都没法起床了。在绝望之中，我给一位之前曾不情愿地见过数面的辅导员打了电话，向她求助。
她使我明白了，我在利用酒精和毒品来削弱我孩提时的无力感，她建议我放弃这些东西。我由此开始了一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日子。由于生活里没了酒精和毒品，我感觉就像自己的胸膛被剖开了，心都被暴露在外。辅导员说，我滥用毒品和酒精，这只是一个深层问题的表象——她说这是一种“精神痼疾”。CSFB没给我提供全职工作，我心烦意乱地回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最后一年的学业。
毕业后，我给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一名执行董事连续不断地连打了三周的电话，蒙他开恩，给了我这个毛头小子一个机会，我在那里谋得了一份工作。经过一年的冷静沉淀，我变得头脑清晰、目光敏锐、工作卖力。第一年工作结束时，我激动地收到了4万美元的奖金。生平第一次，我不需要在取钱之前查自己的余额。不过一周后，一名只比我入行早四年的交易员被CSFB挖走时，拿到了90万美元。这笔钱相当于我奖金的22倍，一开始，我是既妒忌又惊讶，然而一想到这个行业能挣这么多的钱，我就变得兴奋不已。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像疯子一样地工作，开始在华尔街的梯队里青云直上。我成了一名债券和信用违约掉期交易员，这是业内最挣钱的职位之一。我在美国银行工作了仅仅四年后，花旗银行(Citibank)给我提供了“1.75X2”的职位，意思是我将在两年里获得每年175万美元的酬劳，我靠着这个升了职。我开始和一名美丽的金发美女约会，在邦德街租了一间带阁楼的公寓，月租金为6000美元。
我感觉自己太了不起了。在25岁的年纪，我只要抓起电话，跟我的经纪人之一打个招呼，就可以去曼哈顿的任何一家餐厅——比如Per Se和Le Bernardin——就餐，这些经纪人用不封顶的娱乐款项来讨好交易员。我只需向经纪人暗示一下，自己或许对尼克斯队(Knicks)对湖人队(Lakers)的比赛感兴趣，就能坐在现场的第二排。其中的满足感不仅和钱有关，还和权力有关。因为我如此聪明、如此成功，所以，理应由别人来讨我开心。
然而，我依然受到妒忌的困扰。在交易台前，从实习生到执行董事的所有人都坐在一起。当你旁边的人挣了1000万美元，100万或者200万美元看起来就不那么诱人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对自己的进步感到兴奋。
我的辅导员没有分享我的喜悦。她说，我也许在用金钱使自己感到强大，就像我用毒品和酒精这么做一样，还说也许精力集中在医治我的内伤，而不是积攒更多的钱上，也许会对我有益。“内伤”？我想这个说法也许有点扯远了，于是我到一家对冲基金公司上班去了。
现在，我和亿万富翁一起并肩共事，我成了一个精力充沛、贪婪无比的家伙。我会琢磨，假使我的同事愿意的话，他们会如何买下密克罗尼西亚，或者成为纽约市的市长。他们不仅是有钱而已；他们还有权——那是超出在Le Bernardin订到一张桌子的权力。参议员们会到这些富翁的办公室去。他们是皇族。
我想挣到10亿美元。仅仅过了五年我就会这么想，这是让人惊讶的。从拿到第一笔4万美元奖金时的兴奋，已经到了我在对冲基金工作第二年时“仅仅”拿到150万美元时的失望了。
不过最终，其实是我那些富得离谱的老板们，帮我看到了无尽财富的局限。我当时正在和他们中的一人及其他几名交易员开会，他们在谈论新的对冲基金规定。几乎华尔街的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主意。我问道，“可是总的来说，它对这个系统更有好处，不是吗？”整个房间都安静下来，我的老板严厉地白了我一眼。我记得他说，“我的脑力不足以让我从整体层面思考这个系统。我关心的只是，新规则会怎样影响我们的公司。”
我的感觉就像是肚子上挨了一拳。他已经那么有钱，还在担心自己损失钱财。
从那一刻起，我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华尔街。我注意到了金融危机之后，交易员因为政府限制奖金发放，对政府进行了尖酸的批评。每当提到加税，我能从他们的语调里听出愤懑之情。这些交易员对威胁他们奖金的任何事或任何人都不假辞色。你有没有见过吸毒者毒品用尽时的样子？他会用尽一切手段——比如冒雪走上20英里，抢老奶奶的钱——就为了能来上一针。华尔街就和吸毒者的情况一样。在发放奖金前的几个月里，交易大厅开始让人感觉就像《火线》(The Wire)里没有了海洛因的街区一样。
我总是满怀妒忌地看着那些比我赚得多的人；现在，我第一次为他们、为我自己感到羞愧。我一年挣的钱比我母亲一辈子挣的钱还多。我知道这不公平；这不对。是的，我思维敏捷、长于计算。我有市场欢迎的那种才华。然而，到了最后，我并未真正地干过任何事。我是一名衍生产品交易员，对我来说，如果信用衍生品不复存在，这个世界几乎不会有任何变化。跟执业护理师差远了。以前觉得很平常的事情，现在看来是极为扭曲的。
我最近拜读了泰勒·布兰奇(Taylor Branch)写牧师小马丁·路德·金博士(Rev.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和民权运动的三卷本著作，“自由乘车者”(Freedom Riders)从大巴上下来，走进愤怒的暴民中的场景，深深地印入了我了脑海。我对自己说，如果我活在上世纪60年代，我也会在那辆车上。
但我其实是在骗自己。世上的不平事有的是——极端贫困、监狱人口膨胀、性侵事件泛滥、肥胖危机。我不仅没在帮助解决这其中的任何问题，而且还在从中牟利。2008年市场崩盘时，通过卖空高风险公司的衍生品，我赚了一大笔钱。全世界都在破产，我却在赚钱。我眼看着危机一步步逼近，却没有帮助可能受到最大打击的人们——那些银行账户里没有100万美元的人——我还利用危机赚钱。我女朋友几年前对我说，我不喜欢现在的你。她说对了，她一直都是对的。只不过现在，我也不喜欢那时的我了。
已故的社会学家、剧作家菲利普·斯莱特(Philip Slater)在1980年的一本书中描述了对财富上瘾的症状，但是上瘾的研究者们很少关注这个概念。就像醉酒驾车的嗜酒者一样，财瘾患者对所有人都是一种危害。与其他人相比，财瘾患者尤其应该为目前出现的裂痕负责。这种裂痕正不断扩大，让我们曾经伟大的国家陷入分裂。对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巨大而有害的鸿沟，以及中产阶级的毁灭，财瘾者也应该负责。只有对财富上瘾的人才会觉得1400万美元的工资合情合理——包括850万美元的奖金——这是麦当劳的首席执行官唐·汤普森(Don Thompson)在2012年拿到的数目，当时他的公司为员工印制了一本手册，告诉他们如何靠低工资生存下去。只有对财富上瘾的对冲基金经理才会怀揣数亿美元的收入，然后为了让一个税法漏洞继续存在而到处游说，因为这个漏洞让他需要缴纳的税率低于他的秘书。
尽管经历了彻悟，但离开这一切仍非易事。一想到钱越花越少，还有要放弃未来的奖金，我就感到害怕。我最害怕的是，五到10年之后，我会因为放弃了一个成为真正的重要人物的机会而懊悔不已。人们都觉得离开的想法是发疯，这愈发让我难以下定决心。2010年，我已经逐渐减轻的财瘾最后发作了一次，我要求获得800万美元的奖金，而不是360万美元。我的老板说，如果我再留下来工作几年，他们会提高我的奖金。但我还是离开了。
第一年真的很难。我只能用“戒断反应”来形容我的经历——我会半夜惊醒，对缺钱感到恐慌；为了看看哪个前同事升职了，我到处搜索新闻。但慢慢地，情况开始好转——我开始意识到，我的钱已经够用了，如果我需要赚更多钱，我也有这个能力。但是我的财瘾并没有完全消失。有时我还是会买彩票。
在我辞职后的三年里，我结了婚，在监狱和青少年拘留中心进行过戒酒戒毒的演讲，给领养系统里的女孩子们开设了写作课，启动了一个叫做Groceryships的非营利项目，帮助为肥胖症和贪食症所折磨的穷人家庭。我比以前快乐多了。我感到自己好像真正做出了贡献。随着时间的流逝，扭曲感减轻了。我看到了华尔街念的那本经——我们比其他人聪明、勤奋，所以这些钱是我们应得的——背后的真相：对上瘾者的合理化。距离让我明白了我当时体会不到的东西——华尔街是一种有毒的文化，助长了那些不顾一切地想要感到强大的人的自大感。
我是幸运的。吸毒和酗酒的经验让我意识到，自己对财富的追求是一种上瘾。我和咨询师几年来的共同努力，帮助治愈了总是感到受伤和力不从心的那部分自我，所以才有了辞职所需的足够的核心自我意识。
有几十种不同类型的12步互助小组——包括匿名戒除杂乱协会(Clutterers Anonymous)和匿名戒除网瘾协会(On-Line Gamers Anonymous)——正在帮助各种类型的成瘾者，然而目前仍然没有匿名财富成瘾者协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文化鼓励、甚至是赞赏这种瘾。看看任何一个报摊上的杂志封面吧，都是名人和CEO们的醒目头像，超级富豪在我们的文化中是神一般的存在。我希望，我们都能正视这个事实：财瘾之所以能对我们国家产生如此大影响，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总的来说，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很富有，而且认为自己拥有的钱已经“足够了”，此人就不是财瘾患者。在华尔街，根据我的经验，这种“够了”的感觉很少见。一个人整天抱怨自己的工作，但是为了给2000万美元的银行账户中再添200万，他又工作了一年，这就叫上瘾。
我最近收到了一名对冲基金交易员的邮件。他说，尽管每年赚几百万美元，他还是感到压抑和空虚，但却无法鼓足勇气离职。我相信，还有许多这样的人。也许我们可以组成一个团体，共同面对我们的瘾。如果你认同我的文章，但又不愿辞职，那么，至少往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一小步吧。让我们建立一家基金，人人都把年终奖的25%之类的放进去，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笔钱，帮助一些真正需要我们狂热追逐的这些钱的人们。团结起来，我们说不定可以为世界做点真正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