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之帝国南方官员与朝廷的背道而驰
1900年中华帝国的大混乱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造反"都发 源于南方，最近的一次便是发源于广西蔓延至长江下游广大地区的太平天国运动。而190 0年的农民"造反"却发源于帝国的北方，蔓延的走向也是一直向北。当帝国的整个北方都 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另外一番宁静的和平的景象，仿佛中华 帝国此时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 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当帝国政府要求南方各省加入"灭洋"行动的时候，帝国南方各省 的封疆大臣联合做出一个决定：抗旨。 在大清帝国历史上，一半的朝廷命官居然公开指责朝廷的圣旨是错误的，并且明确表示坚决 不予执行，这是帝国历史上无前例的一次大意外。 这个意外至少可以说明：在洋人们以军舰大炮开路，同时裹挟着工业制品、科技成果、贸易 观念以及社会文明等等附属物强行进入中华帝国的同时，也为这个古老的帝国带来了近代欧 洲的政治风格。这种风格随着商品贸易和经济生活的日益活跃而悄悄地改变着帝国某些官员 的思维方式，从而风蚀岩石般缓慢但却是无法逆转地影响了这个帝国的政治格局和统治模式 。于是，在帝国北方农民们"造反"的同时，帝国南方的官员们也同时在另外一个意义上" 造了反"。此时的大清帝国风雨飘摇，南北的"造反"形势各具奇趣。 现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是产生一切社会现象的基础。这是一个令自称有数千年文化积淀的中 国人越来越感到尴尬、困惑和无奈的规律。中国是一个自古以来就以"伦理道德"为"立国 之本"的国家。中国历代帝王所推崇的儒家学说的所有经典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把商品交 换、商品贸易和从事商品流通的人看做是威胁国家安危和道德安全的头号敌人，其主要原因 是儒家学说从一开始就把"利"与"义"严重对立起来，使"无商不奸"的观念在中国百姓 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于是，追求经济利益的"奸"，从道德意义上讲，等同于政治意义上的 不可靠。因为如果一旦"利"足够的大，"奸"商们就可能连国家都敢当做"商品"拿去交 易。数千年来，这个东方帝国的国家政治一直建立在"君子取义，小人趋利"这种严谨而浪 漫的道德说教的基础之上，无论是帝国的平民还是帝国的官员，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严密的 政治统治中的一个道德符号，死去的圣人和活着的皇帝的界限模糊地合二为一，成为这个帝 国最高道德标准的象征。但是，持有这种观念的民族终于在20世纪初遇到难以自圆其说的 境况：除了中国的古典哲学之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文学说，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 甚至美学无一不是从分析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商品经济规模和贸易往来样式而 发端的，离开了商品经济的一系列参数任何学说都无法科学地确立。因此，当世界已经进入 了现代商品社会之后，外部势力不惜使用炮舰强迫封闭已久的中华帝国"做生意"，帝国的 社会动荡由此开始前所未有地频繁了起来。中国人发现自己一直引以自豪的"稳固与大一统 "的政治格局时常显现出一种分崩离析的迹象，于是关于"道德危机"的呼吁始终贯穿在帝 国晚期的历史中。帝国呼吁的核心是：外敌可御，国贼难防。
6月21日，令南方官员和洋人们都感到惊慌的消息传来：帝国政府宣布自即日起与各国正 式进入战争状态。帝国的南方官员立即用电报紧急磋商，最后达成这样的看法：朝廷的决定 是在"暴民胁迫了政府"和"朝廷里出了拳党"的情况下做出的，《宣战诏书》的颁布"绝 不是皇上的本意"。张之洞立即给朝廷打电报，要求朝廷"命令董福祥军不得乱动"，"严 密保护使馆和使馆人员以及外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张之洞提醒朝廷，在此千钧一发之际， "只有保住使馆才有挽回局势的可能"。然而，就在帝国南方的大员们猜测朝廷的《宣战诏 书》是否有效和自己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的时候，朝廷要求各省立即派遣兵力"北上勤王" 的圣旨到了。面对上面盖有皇帝玉玺的圣旨，官员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对《宣战诏书 》的表态只是态度，现在朝廷要让他们行动了。帝国官场的常识是，官员可以贪污、受贿、 腐化、堕落，甚至可以消极怠工，可以以私误国，帝国的官场从没把这些这些"小节"放进 官场道德的范畴中去；但是，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决不允许抗旨--"旨"这个汉字在 中国有一种威严的氛围，它的含义已经超出了"皇家文书"的字面解释，而成为"不得更改 "的代名词。在帝国，是否"遵旨"是衡量一个官员是否"道德圆满"的最基本的也是惟一 的标准。一个帝国的官员如果公开宣布他要"抗旨"，不要说他的脑袋用不了多久就要搬家 ，就是周围的人以及身后的历史对他吐出的谴责的唾沫也会把他淹死。帝国南方的官员们正 为难的时候，李鸿章独自一人给朝廷发去了一封电报--帝国两广总督李鸿章对朝廷要求各 省派遣兵力"北上勤王"的圣旨态度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这也许是上个世纪之交中华帝国政坛上最著名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历史意义不仅是有效防止 了这个帝国内部动乱的蔓延和对外矛盾的升级；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帝国具有近代政治意 识的新型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 "乱命"一词是李鸿章精心选择的政治术语，意思是所抗之"旨"是一个不真实的"伪诏" ，因此不存在对帝国政府的反叛意图--帝国南方的官员还没有大胆到可以不加掩饰地与朝 廷分庭抗礼的地步。尽管如此，这个表态已经是开天辟地了。帝国南方的官员们获悉李鸿章 的电文后信心大增，决心将帝国南方各省联合在一起，抗旨到底。 至少在一百年前，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上，一个有趣的格局形成了，那就是：北官南商。
（张之洞）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县人。因为他曾经官至大学士，相当于帝国的宰相，而 将宰相的籍贯纳入宰相之名的传统自明代开始盛行，因此各史中有称"张南皮"者就是此人 。张之洞的父亲曾经在贵州当过知府，道光十七年他便出生在知府的衙门里。他的老家南皮 县是个怪异的地方，虽为穷乡僻壤但是专门出帝国的宰相。他的堂兄张之万就于光绪十年官 至相位。张之洞不是"神童"，但16岁便中举人，这归于他读书的刻苦。道光二年，26 岁的他在北京会试中摘取第一甲第三名探花。先在翰林院供职，由编修升侍讲学士，又升内 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然后授山西巡抚，开始了封疆大臣的官宦生涯。中法战争期间，他调任 两广总督，在任六年后，调湖广总督，自此一直坐镇武汉，直到光绪三十二年。计算一下张 之洞的经历，翰林18年，巡抚3年，总督长达23年。宣统年间他又做了大学士、军机大 臣，共3年。仅凭资历，张之洞也是历经道光、光绪和宣统的"三朝元老"，历史怎可轻视 。 任翰林期间，年轻气盛的张之洞是当时著名的"清流党"人物。《清史稿》本传： 往者，词臣率雍养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时宝廷、陈宝琛、张佩纶辈蜂起，纠弹时政，号为 清流。《清史稿》之《张之洞本传》。 "喜言事"并且"蜂起"，可见直言不讳，指点江山，青年意气跃然纸上。 至少在那时候，张之洞还不是个官场滑头。 何为"清流党"？光绪初年帝国政府机构里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激进派青年组成的政治小 集团。这些满腹经纶的学者，帝国年轻的官吏，个个都是潇洒人物。比如那个宝廷就以"不 爱官位爱美人"的声明且携妓办公而风流一时。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对内评点 时弊，动不动就"弹劾权要"，不管多显赫的人物，只要让他们抓到把柄就攻击不止，穷追 猛打。对外则狂热主战，他们把帝国的自傲推到了极致，视一切外国势力均为粪土，要将其 从这个世界上统统清除出去。所谓"主战"，指的是中法之战。他们在外交和军事上还没有 任何政治经验，凭的仅仅是倒背如流的中国经典和黄色种族优秀分子的一腔热血，他们认为 自古以来战争的胜败取决于人的道德完美而不是武器装备如何。结果，法国海军将领孤拔率 领的舰队袭击了福州，一个小时之内11艘中国战舰全部被击毁，连马尾港的船坞上都飘扬 起法国国旗了。在前线指挥战斗的"清流党"代表人物张佩纶率先逃得无影无踪。 "清流党"人物后来几乎都没有好结果。宝廷终于因为和妓女的关系问题被免官，陈宝琛请 假为父亲办理丧事后再也没被启用，而张佩纶因为在前线临战脱逃而被革职，从此在帝国的 官场上销声匿迹。只有张之洞是个"清流党"的异类，他不但没有遭到不幸，反而连续升迁 ，由巡抚至总督，官场十分得意，这就是有人说他"巧宦热衷"的来由。其实，张之洞的幸 运来自于慈禧对他的特别恩宠。当年，他在参加朝廷殿试的时候，由于他的文章慈禧特别喜 欢，于是做主把他从原定的"三甲"一下子提升到"一甲三名"。为此张之洞对慈禧感恩不 尽。即使他在"清流党"中活跃的时候，也始终不忘一条原则：慈禧不喜欢的事情，坚决不 做。"清流党"最得罪人的事情是攻击朝廷大员，而在这群青年激进派官吏中，只有张之洞 深刻理解和坚决落实了中国"为政不得罪巨室"这句官场格言。后来有人查阅考证当时的档 案，发现张之洞当时所上奏的39件针砭时弊的奏折中，没有一件涉及攻击某一个人的， 尤其是慈禧所依靠的人物他更是坚决回避，奏折中全部都是洋溢着青春热情的内政外交上的 建议，这是他成为"清流党"中一个"异类"的最重要的原因。 最能够说明张之洞为官为人风格的，就算是他所写的流传后世的《劝学篇》了。这部在"戊 戌变法"进行到最紧要的关头出笼的作品，其中心主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著 名的、具有创见性的见解曾经轰动一时，它似乎是为处在国门到底是关上还是打开的尴尬时 刻的帝国寻找的一剂救世良方。张之洞不是一个保守人物，他是最早支持康有为变法的官员 之一。当时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的他不但有和康有为坐在一起"谈学说禅"的经历，而且还 是康有为的"强学会"最积极的赞助人，"强学会"的1500两银子的"开办费"就是张 之洞慷慨解囊给予的。但是，张之洞与康有为在政治上采取的是一种"不结盟"的政策，个 人关系上也永远采取着不即不离的态度--适当的距离就是安全的距离。当康有为等人邀请 他加入"强学会"的时候，这个赞助人却回电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 。"他不会让自己的名字白纸黑字地出现在有政治企图的组织名单上。为了给世人留下他对 变法所持态度的见证，他"白纸黑字"地精心撰写了《劝学篇》。这是一篇最典型的不偏不 倚、立场中立的政治声明，其妙处在于：一方面主张变法革新，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 "以强我中华国力"；而另一方面，呼吁大力弘扬帝国的传统民族文化，主张全民以伦理道 德之准则坚守思想的防线，特别鲜明地反对西方的"民权"思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 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一句话，既要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是为"用"； 又要坚决维护千百年来的帝制古训，是为"体"--张之洞之说滴水不漏。无论是光绪皇帝 和康有为，还是慈禧太后和她的"后党"们，谁能说出此说有一点政治问题？
滑头绝顶的张之洞之所以在1900年成为帝国南方官员中主张"剿灭拳匪"的大员之一， 原因很简单：他不希望帝国动乱。至少他不希望他管辖的地方发生动乱。他和帝国其他的南 方大员一样，正在兴办企业发展经济的兴头上。他是积极推行洋务的著名官员之一，他对拓 展企业的兴趣甚至在任何官员之上，武汉著名的汉阳铁厂就是他的杰作。在开办炼铁厂的 时 候，他以一个实业家的"身份"替帝国朝廷算了一笔经济账，强调了铁在国防民生中的重要 作用，列举国家每年出口"土铁"和进口"洋铁"的比例关系，指出了"洋铁"的进口和国 内"土铁"滞销的原因，口气简直是个冶金工程师和市场调查专家： 查洋铁畅销之故，以其向用机器，锻炼精良，工省价廉。察华民习用之物，按其长短大小厚 薄，预制各种料件，如铁板、铁条、铁片、铁针之类，凡有所需，各适其用。若土铁则工本 既重，熔铸欠精。生铁价值虽轻，一经炼为熟铁，反形昂贵。是以民间竞用洋铁，而土铁遂 至滞销。《张之洞奏议》卷二十七，光绪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所上奏折《筹设炼铁 厂折》。 很难想像这是一百年前中华帝国的一位高级文官写给帝国朝廷的一份奏折。庞大的帝国在 它即将走向崩溃的时候，其国土南方的官员却具有了可以使一个国家富强的市场经济的思维 方式，这也许是大清帝国的不幸，但却是自那以后整个中华民族的幸事。虽然张之洞花了巨 大的精力和银子把汉阳铁厂建起来了，但从一开始就赔了个一塌糊涂，原因是管理落后，产 品成本太高，引进的外国冶炼设备不适应中国的矿石品种。但在贫穷落后的中国究竟是有人 在试图使国家强盛了。张之洞开办的工商企业很多，包括铁路、军工、纺织、铸造、皮革、 制药、印刷等等，他自称为"经营八表"，说在他地盘上的各种工商设施无人可比。史书都 说张之洞有"好大喜功"之嫌，但这个批评所指不是他的官场钻营而是经济"建设"，那么 对于一百年前的中国和中国人来讲这无异于历史性的颂扬。 张之洞不仅反对义和团灭洋，还反对其他一切破坏经济发展的社会动荡。这使得他对发生在 他的地盘上的由孙中山策划的暴动毫不留情。那次暴动的主角是一个叫做唐才常的人。唐才 常，湖南人，"戊戌变法"中的骨干分子，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成为"兴中会"成员。当 义和团在北方兴起并且酿成大乱，接着各国联军借机侵入北京，帝国政府开始逃亡之际，秘 密回国的唐才常在海外孙中山、康有为等人的策划下，率领"五路自卫军""同时起事"。 这是一次纲领混乱的暴动，唐才常既喊"不承认满清对中国的统治"，又喊"支持光绪皇帝 复辟"--显然前者是孙中山的主张，后者是康有为的感情，两者互相矛盾地被合二为一了 。暴动指挥部设在汉口，汉口就在张之洞的眼皮底下，这是张之洞绝对不能容忍的。结果" 起事的同志们"在等待"海外军饷"到达好购买军械的时候，张之洞不动声色地派人包围了 这些"暴徒"，包括唐才常在内的二十多名暴动领导人被捕，当晚全部被杀。 虽然也是要变革国家，但只要选择的方式是造反--没有任何权力的人只能先造权力的反- -不要说审问，同样在变革帝国的张之洞都没让他们活到天亮。
6月21日，令南方官员和洋人们都感到惊慌的消息传来：帝国政府宣布自即日起与各国正 式进入战争状态。帝国的南方官员立即用电报紧急磋商，最后达成这样的看法：朝廷的决定 是在"暴民胁迫了政府"和"朝廷里出了拳党"的情况下做出的，《宣战诏书》的颁布"绝 不是皇上的本意"。张之洞立即给朝廷打电报，要求朝廷"命令董福祥军不得乱动"，"严 密保护使馆和使馆人员以及外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张之洞提醒朝廷，在此千钧一发之际， "只有保住使馆才有挽回局势的可能"。然而，就在帝国南方的大员们猜测朝廷的《宣战诏 书》是否有效和自己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的时候，朝廷要求各省立即派遣兵力"北上勤王" 的圣旨到了。面对上面盖有皇帝玉玺的圣旨，官员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对《宣战诏书 》的表态只是态度，现在朝廷要让他们行动了。帝国官场的常识是，官员可以贪污、受贿、 腐化、堕落，甚至可以消极怠工，可以以私误国，帝国的官场从没把这些这些"小节"放进 官场道德的范畴中去；但是，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决不允许抗旨--"旨"这个汉字在 中国有一种威严的氛围，它的含义已经超出了"皇家文书"的字面解释，而成为"不得更改 "的代名词。在帝国，是否"遵旨"是衡量一个官员是否"道德圆满"的最基本的也是惟一 的标准。一个帝国的官员如果公开宣布他要"抗旨"，不要说他的脑袋用不了多久就要搬家 ，就是周围的人以及身后的历史对他吐出的谴责的唾沫也会把他淹死。帝国南方的官员们正 为难的时候，李鸿章独自一人给朝廷发去了一封电报--帝国两广总督李鸿章对朝廷要求各 省派遣兵力"北上勤王"的圣旨态度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这也许是上个世纪之交中华帝国政坛上最著名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历史意义不仅是有效防止 了这个帝国内部动乱的蔓延和对外矛盾的升级；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帝国具有近代政治意 识的新型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 "乱命"一词是李鸿章精心选择的政治术语，意思是所抗之"旨"是一个不真实的"伪诏" ，因此不存在对帝国政府的反叛意图--帝国南方的官员还没有大胆到可以不加掩饰地与朝 廷分庭抗礼的地步。尽管如此，这个表态已经是开天辟地了。帝国南方的官员们获悉李鸿章 的电文后信心大增，决心将帝国南方各省联合在一起，抗旨到底。 至少在一百年前，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上，一个有趣的格局形成了，那就是：北官南商。
（张之洞）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县人。因为他曾经官至大学士，相当于帝国的宰相，而 将宰相的籍贯纳入宰相之名的传统自明代开始盛行，因此各史中有称"张南皮"者就是此人 。张之洞的父亲曾经在贵州当过知府，道光十七年他便出生在知府的衙门里。他的老家南皮 县是个怪异的地方，虽为穷乡僻壤但是专门出帝国的宰相。他的堂兄张之万就于光绪十年官 至相位。张之洞不是"神童"，但16岁便中举人，这归于他读书的刻苦。道光二年，26 岁的他在北京会试中摘取第一甲第三名探花。先在翰林院供职，由编修升侍讲学士，又升内 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然后授山西巡抚，开始了封疆大臣的官宦生涯。中法战争期间，他调任 两广总督，在任六年后，调湖广总督，自此一直坐镇武汉，直到光绪三十二年。计算一下张 之洞的经历，翰林18年，巡抚3年，总督长达23年。宣统年间他又做了大学士、军机大 臣，共3年。仅凭资历，张之洞也是历经道光、光绪和宣统的"三朝元老"，历史怎可轻视 。 任翰林期间，年轻气盛的张之洞是当时著名的"清流党"人物。《清史稿》本传： 往者，词臣率雍养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时宝廷、陈宝琛、张佩纶辈蜂起，纠弹时政，号为 清流。《清史稿》之《张之洞本传》。 "喜言事"并且"蜂起"，可见直言不讳，指点江山，青年意气跃然纸上。 至少在那时候，张之洞还不是个官场滑头。 何为"清流党"？光绪初年帝国政府机构里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激进派青年组成的政治小 集团。这些满腹经纶的学者，帝国年轻的官吏，个个都是潇洒人物。比如那个宝廷就以"不 爱官位爱美人"的声明且携妓办公而风流一时。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对内评点 时弊，动不动就"弹劾权要"，不管多显赫的人物，只要让他们抓到把柄就攻击不止，穷追 猛打。对外则狂热主战，他们把帝国的自傲推到了极致，视一切外国势力均为粪土，要将其 从这个世界上统统清除出去。所谓"主战"，指的是中法之战。他们在外交和军事上还没有 任何政治经验，凭的仅仅是倒背如流的中国经典和黄色种族优秀分子的一腔热血，他们认为 自古以来战争的胜败取决于人的道德完美而不是武器装备如何。结果，法国海军将领孤拔率 领的舰队袭击了福州，一个小时之内11艘中国战舰全部被击毁，连马尾港的船坞上都飘扬 起法国国旗了。在前线指挥战斗的"清流党"代表人物张佩纶率先逃得无影无踪。 "清流党"人物后来几乎都没有好结果。宝廷终于因为和妓女的关系问题被免官，陈宝琛请 假为父亲办理丧事后再也没被启用，而张佩纶因为在前线临战脱逃而被革职，从此在帝国的 官场上销声匿迹。只有张之洞是个"清流党"的异类，他不但没有遭到不幸，反而连续升迁 ，由巡抚至总督，官场十分得意，这就是有人说他"巧宦热衷"的来由。其实，张之洞的幸 运来自于慈禧对他的特别恩宠。当年，他在参加朝廷殿试的时候，由于他的文章慈禧特别喜 欢，于是做主把他从原定的"三甲"一下子提升到"一甲三名"。为此张之洞对慈禧感恩不 尽。即使他在"清流党"中活跃的时候，也始终不忘一条原则：慈禧不喜欢的事情，坚决不 做。"清流党"最得罪人的事情是攻击朝廷大员，而在这群青年激进派官吏中，只有张之洞 深刻理解和坚决落实了中国"为政不得罪巨室"这句官场格言。后来有人查阅考证当时的档 案，发现张之洞当时所上奏的39件针砭时弊的奏折中，没有一件涉及攻击某一个人的， 尤其是慈禧所依靠的人物他更是坚决回避，奏折中全部都是洋溢着青春热情的内政外交上的 建议，这是他成为"清流党"中一个"异类"的最重要的原因。 最能够说明张之洞为官为人风格的，就算是他所写的流传后世的《劝学篇》了。这部在"戊 戌变法"进行到最紧要的关头出笼的作品，其中心主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著 名的、具有创见性的见解曾经轰动一时，它似乎是为处在国门到底是关上还是打开的尴尬时 刻的帝国寻找的一剂救世良方。张之洞不是一个保守人物，他是最早支持康有为变法的官员 之一。当时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的他不但有和康有为坐在一起"谈学说禅"的经历，而且还 是康有为的"强学会"最积极的赞助人，"强学会"的1500两银子的"开办费"就是张 之洞慷慨解囊给予的。但是，张之洞与康有为在政治上采取的是一种"不结盟"的政策，个 人关系上也永远采取着不即不离的态度--适当的距离就是安全的距离。当康有为等人邀请 他加入"强学会"的时候，这个赞助人却回电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 。"他不会让自己的名字白纸黑字地出现在有政治企图的组织名单上。为了给世人留下他对 变法所持态度的见证，他"白纸黑字"地精心撰写了《劝学篇》。这是一篇最典型的不偏不 倚、立场中立的政治声明，其妙处在于：一方面主张变法革新，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 "以强我中华国力"；而另一方面，呼吁大力弘扬帝国的传统民族文化，主张全民以伦理道 德之准则坚守思想的防线，特别鲜明地反对西方的"民权"思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 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一句话，既要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是为"用"； 又要坚决维护千百年来的帝制古训，是为"体"--张之洞之说滴水不漏。无论是光绪皇帝 和康有为，还是慈禧太后和她的"后党"们，谁能说出此说有一点政治问题？
滑头绝顶的张之洞之所以在1900年成为帝国南方官员中主张"剿灭拳匪"的大员之一， 原因很简单：他不希望帝国动乱。至少他不希望他管辖的地方发生动乱。他和帝国其他的南 方大员一样，正在兴办企业发展经济的兴头上。他是积极推行洋务的著名官员之一，他对拓 展企业的兴趣甚至在任何官员之上，武汉著名的汉阳铁厂就是他的杰作。在开办炼铁厂的 时 候，他以一个实业家的"身份"替帝国朝廷算了一笔经济账，强调了铁在国防民生中的重要 作用，列举国家每年出口"土铁"和进口"洋铁"的比例关系，指出了"洋铁"的进口和国 内"土铁"滞销的原因，口气简直是个冶金工程师和市场调查专家： 查洋铁畅销之故，以其向用机器，锻炼精良，工省价廉。察华民习用之物，按其长短大小厚 薄，预制各种料件，如铁板、铁条、铁片、铁针之类，凡有所需，各适其用。若土铁则工本 既重，熔铸欠精。生铁价值虽轻，一经炼为熟铁，反形昂贵。是以民间竞用洋铁，而土铁遂 至滞销。《张之洞奏议》卷二十七，光绪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所上奏折《筹设炼铁 厂折》。 很难想像这是一百年前中华帝国的一位高级文官写给帝国朝廷的一份奏折。庞大的帝国在 它即将走向崩溃的时候，其国土南方的官员却具有了可以使一个国家富强的市场经济的思维 方式，这也许是大清帝国的不幸，但却是自那以后整个中华民族的幸事。虽然张之洞花了巨 大的精力和银子把汉阳铁厂建起来了，但从一开始就赔了个一塌糊涂，原因是管理落后，产 品成本太高，引进的外国冶炼设备不适应中国的矿石品种。但在贫穷落后的中国究竟是有人 在试图使国家强盛了。张之洞开办的工商企业很多，包括铁路、军工、纺织、铸造、皮革、 制药、印刷等等，他自称为"经营八表"，说在他地盘上的各种工商设施无人可比。史书都 说张之洞有"好大喜功"之嫌，但这个批评所指不是他的官场钻营而是经济"建设"，那么 对于一百年前的中国和中国人来讲这无异于历史性的颂扬。 张之洞不仅反对义和团灭洋，还反对其他一切破坏经济发展的社会动荡。这使得他对发生在 他的地盘上的由孙中山策划的暴动毫不留情。那次暴动的主角是一个叫做唐才常的人。唐才 常，湖南人，"戊戌变法"中的骨干分子，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成为"兴中会"成员。当 义和团在北方兴起并且酿成大乱，接着各国联军借机侵入北京，帝国政府开始逃亡之际，秘 密回国的唐才常在海外孙中山、康有为等人的策划下，率领"五路自卫军""同时起事"。 这是一次纲领混乱的暴动，唐才常既喊"不承认满清对中国的统治"，又喊"支持光绪皇帝 复辟"--显然前者是孙中山的主张，后者是康有为的感情，两者互相矛盾地被合二为一了 。暴动指挥部设在汉口，汉口就在张之洞的眼皮底下，这是张之洞绝对不能容忍的。结果" 起事的同志们"在等待"海外军饷"到达好购买军械的时候，张之洞不动声色地派人包围了 这些"暴徒"，包括唐才常在内的二十多名暴动领导人被捕，当晚全部被杀。 虽然也是要变革国家，但只要选择的方式是造反--没有任何权力的人只能先造权力的反- -不要说审问，同样在变革帝国的张之洞都没让他们活到天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