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轻薄进士”
曾经发下宏愿，每天都要写几百字的东西，以重振自己早已萎靡成一团枯叶的写作欲望和能力。但宏愿发下的第二天就没完成任务。今天健身完事，坐在电脑前正准备收拾东西闪人，突然想起来还有这么回事，于是返身坐下，把燧人氏大脑的一点火花引燃，敲出一串不是东西的东西。
还是从钱穆的《国史新论》说起。说唐代科举制度成熟，有进士、明经二途。明经是死记硬背的玩意，说白了就是默写，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不吃不喝照死了背都能考上，被淘汰的都是懒蛋，待遇也差点，所以“三十老明经”；进士考的是诗词歌赋，照钱氏理论，这玩意不仅考文章功底，也能考出人的心胸气度和情怀——此话不假，“空中撒盐差可拟”和“未若柳絮因风起”境界究竟是不同的——于是就很有难度，能看出真才实学，故有“五十少进士”之说，考上的人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初唐盛唐，通过此种考试的人以门第子弟为主，因为门第士族还承着五代时候的遗风，势力煊赫，门第子弟衣食无忧，从小就懂礼乐射御书数，对在朝为臣的父辈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耳濡目染之下，自然在文学上更胜一筹，而搞政治更是家学渊源，在起跑线上就灭了平民子弟。所以唐太宗在看着新科进士鱼贯入宫时踌躇满志地扔出一句“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此辈英雄中间，屌丝是很少的。中唐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书的传播越来越广，门第对知识的垄断被打破，贫寒子弟读书的成本也很低了，而且经过安史之乱一折腾，社会利益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重组，很多门第败落了，大家一看出身卑下的武将也能干大事，门第也就不那么神圣了，等级优势尽失，这时平民子弟通过科考登第的人数就逐步增加，乃至超越门第子弟成为进士的主要组成部分。这班人，就是钱氏所说的“轻薄进士”。
所谓“轻薄”者，大概是言及这些人的品行。他们多数出身贫寒，十年寒窗，吃的苦常人难以想象，到长安赶考时还要奔走于高门大邸之间，到当朝权臣门下投书（称为“行卷”），推荐自己，求得这些权贵的赏识，以便中式，所以朱庆馀才在考前给张籍写“妆罢低眉问夫婿，画意深浅入时无。”——顺便说一句，唐代的科举试卷一般是不糊名的，考官可以看到考生的名字，甚至有的考官觉得考生才高八斗，会问考生何人宜点状元，这恰恰是对人才的欣赏和不拘一格的拔擢——让他们忍受这种对身体和尊严的双重折磨的唯一动力，就是对金榜题名以及以后飞黄腾达的渴望。所以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之前的两句是“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钱氏称其“轻薄”，盖因他认为此类人多贫苦出身，当官只是为了功名利禄，才苦学无涯参加科考，一旦踏入仕途，就会把权力看成变现的工具，而非国家的名器；在行事上也会小家子气，而不像门第子弟那样敢于担当、游刃有余。
钱氏的观点，有以偏概全之嫌。不是所有平民子弟出身的进士和官员都是贪得无厌，也不是所有门第出身的进士和官员都堪当大任。他们在很多时候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而这种不同，也确乎源于他们的出身不同。晚唐的“牛李党争”就是典型的这两派之间的斗争。“轻薄进士”出身的牛僧孺和门第出身的李德裕从科考时就开始结怨，一直到这俩人都死了，斗了小三十年，一党在朝就疯狂打击排挤另一党的人，恨不得全都发到海南去（事实上李德裕确实死在海南）。牛党固然依附宦官，结成朋党，但是作为钱氏应当认可的门第出身的李党，貌似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也一样是巴结宦官求得入朝，没看出什么士族门阀的贵族气质和优越感来。
即便考中进士，也不见得就结束了“龌龊”的历史。晚唐放榜时刻正值文武官员上朝，秘书监薛逢晚年本来就混得不怎么样，一次晃晃悠悠骑着一匹瘦马上朝去，路遇看榜归来的新科进士，鸣锣开道的进士团看见他模样寒酸，呵斥：“回避新郎君！”老头听了微微一笑，派仆从传话说：“报道莫贫相，阿婆三五少年时，也会东涂西抹来。”薛逢是会昌元年（841）年的探花。
还是从钱穆的《国史新论》说起。说唐代科举制度成熟，有进士、明经二途。明经是死记硬背的玩意，说白了就是默写，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不吃不喝照死了背都能考上，被淘汰的都是懒蛋，待遇也差点，所以“三十老明经”；进士考的是诗词歌赋，照钱氏理论，这玩意不仅考文章功底，也能考出人的心胸气度和情怀——此话不假，“空中撒盐差可拟”和“未若柳絮因风起”境界究竟是不同的——于是就很有难度，能看出真才实学，故有“五十少进士”之说，考上的人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初唐盛唐，通过此种考试的人以门第子弟为主，因为门第士族还承着五代时候的遗风，势力煊赫，门第子弟衣食无忧，从小就懂礼乐射御书数，对在朝为臣的父辈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耳濡目染之下，自然在文学上更胜一筹，而搞政治更是家学渊源，在起跑线上就灭了平民子弟。所以唐太宗在看着新科进士鱼贯入宫时踌躇满志地扔出一句“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此辈英雄中间，屌丝是很少的。中唐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书的传播越来越广，门第对知识的垄断被打破，贫寒子弟读书的成本也很低了，而且经过安史之乱一折腾，社会利益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重组，很多门第败落了，大家一看出身卑下的武将也能干大事，门第也就不那么神圣了，等级优势尽失，这时平民子弟通过科考登第的人数就逐步增加，乃至超越门第子弟成为进士的主要组成部分。这班人，就是钱氏所说的“轻薄进士”。
所谓“轻薄”者，大概是言及这些人的品行。他们多数出身贫寒，十年寒窗，吃的苦常人难以想象，到长安赶考时还要奔走于高门大邸之间，到当朝权臣门下投书（称为“行卷”），推荐自己，求得这些权贵的赏识，以便中式，所以朱庆馀才在考前给张籍写“妆罢低眉问夫婿，画意深浅入时无。”——顺便说一句，唐代的科举试卷一般是不糊名的，考官可以看到考生的名字，甚至有的考官觉得考生才高八斗，会问考生何人宜点状元，这恰恰是对人才的欣赏和不拘一格的拔擢——让他们忍受这种对身体和尊严的双重折磨的唯一动力，就是对金榜题名以及以后飞黄腾达的渴望。所以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之前的两句是“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钱氏称其“轻薄”，盖因他认为此类人多贫苦出身，当官只是为了功名利禄，才苦学无涯参加科考，一旦踏入仕途，就会把权力看成变现的工具，而非国家的名器；在行事上也会小家子气，而不像门第子弟那样敢于担当、游刃有余。
钱氏的观点，有以偏概全之嫌。不是所有平民子弟出身的进士和官员都是贪得无厌，也不是所有门第出身的进士和官员都堪当大任。他们在很多时候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而这种不同，也确乎源于他们的出身不同。晚唐的“牛李党争”就是典型的这两派之间的斗争。“轻薄进士”出身的牛僧孺和门第出身的李德裕从科考时就开始结怨，一直到这俩人都死了，斗了小三十年，一党在朝就疯狂打击排挤另一党的人，恨不得全都发到海南去（事实上李德裕确实死在海南）。牛党固然依附宦官，结成朋党，但是作为钱氏应当认可的门第出身的李党，貌似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也一样是巴结宦官求得入朝，没看出什么士族门阀的贵族气质和优越感来。
即便考中进士，也不见得就结束了“龌龊”的历史。晚唐放榜时刻正值文武官员上朝，秘书监薛逢晚年本来就混得不怎么样，一次晃晃悠悠骑着一匹瘦马上朝去，路遇看榜归来的新科进士，鸣锣开道的进士团看见他模样寒酸，呵斥：“回避新郎君！”老头听了微微一笑，派仆从传话说：“报道莫贫相，阿婆三五少年时，也会东涂西抹来。”薛逢是会昌元年（841）年的探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