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林语堂为何会失和
鲁迅与林语堂失和的直接导火索是“南云楼风波”。1929年8月28日，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在南云楼设晚宴，宴请鲁迅、林语堂夫妇、郁达夫夫妇、川岛等文化界名流。此前，鲁迅因版税问题与李小峰闹得很不愉快，以致对簿公堂，后经郁达夫调解，两人达成一致。因此，这顿饭带有明显的“和好”之意。
席间，有人忽然提到一个人：张友松。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也是一个青年作家。张友松自己也想办一个书店，为此他多次请鲁迅、林语堂等人吃饭，并一再表示自己要以李小峰为戒，决不拖欠作者的版税。为了拉拢鲁迅，张友松不惜暗中中伤李小峰。外界不少人认为，鲁迅与李小峰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张友松挑拨的，所以鲁迅很忌讳这件事。
当有人提起张友松的名字时，一向心直口快的林语堂也没细想前因后果，就跟着别人连连点头附和。林语堂原以为自己是在替鲁迅说话，可是鲁迅并不那样认为。鲁迅认为林语堂是在讥讽他。当场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道：“我要声明！我要声明！”显然，鲁迅这时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林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涨红脸的公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足足有两分钟。郁达夫见势不好，赶紧站出来。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夫人廖翠凤赶紧离开。
对于这场风波，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同样，林语堂也在1929年8月的一处日记中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
一句无心的话让一对朋友失和，这看似偶然。其实偶然之中也有必然。这个必然就是思想观念的分歧。1933年8月25日，鲁迅写了《“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文中直接说道，林语堂与萧伯纳的“幽默”有所不同，“林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8月27日，鲁迅又做《小品文的危机》，谓林语堂所提倡的小品文是“文学上的摆设”，“靠着低诉和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平滑”，矛头再次指向林语堂。但林语堂也有自己的思想，他主张“幽默”、“性灵”，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为了回应鲁迅，林语堂1934年1月1日写了《论幽默》一文。他说：“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好的幽默都是属于合情合理，其出人意外，在于言人所不敢言。”“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种问题外，尚有余力，从容出之，遂有幽默。”由此可见，鲁迅与林语堂失和，根源在于两人思想观念上的巨大差异，“道不同不相为谋”，“南云楼风波”只不过是个导火索而已。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逝世。四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一段情深意长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这话可视为林语堂对鲁迅的“盖棺定论”。
转自「阳江日报」
席间，有人忽然提到一个人：张友松。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也是一个青年作家。张友松自己也想办一个书店，为此他多次请鲁迅、林语堂等人吃饭，并一再表示自己要以李小峰为戒，决不拖欠作者的版税。为了拉拢鲁迅，张友松不惜暗中中伤李小峰。外界不少人认为，鲁迅与李小峰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张友松挑拨的，所以鲁迅很忌讳这件事。
当有人提起张友松的名字时，一向心直口快的林语堂也没细想前因后果，就跟着别人连连点头附和。林语堂原以为自己是在替鲁迅说话，可是鲁迅并不那样认为。鲁迅认为林语堂是在讥讽他。当场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道：“我要声明！我要声明！”显然，鲁迅这时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林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涨红脸的公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足足有两分钟。郁达夫见势不好，赶紧站出来。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夫人廖翠凤赶紧离开。
对于这场风波，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同样，林语堂也在1929年8月的一处日记中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
一句无心的话让一对朋友失和，这看似偶然。其实偶然之中也有必然。这个必然就是思想观念的分歧。1933年8月25日，鲁迅写了《“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文中直接说道，林语堂与萧伯纳的“幽默”有所不同，“林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8月27日，鲁迅又做《小品文的危机》，谓林语堂所提倡的小品文是“文学上的摆设”，“靠着低诉和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平滑”，矛头再次指向林语堂。但林语堂也有自己的思想，他主张“幽默”、“性灵”，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为了回应鲁迅，林语堂1934年1月1日写了《论幽默》一文。他说：“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好的幽默都是属于合情合理，其出人意外，在于言人所不敢言。”“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种问题外，尚有余力，从容出之，遂有幽默。”由此可见，鲁迅与林语堂失和，根源在于两人思想观念上的巨大差异，“道不同不相为谋”，“南云楼风波”只不过是个导火索而已。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逝世。四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一段情深意长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这话可视为林语堂对鲁迅的“盖棺定论”。
转自「阳江日报」
